第三节 家庭内部视角的反思功能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叙事”和“视角”都可作广义的理解。视角的功能在于可以展开一种独特的视境，展示新的人生层面，产生哲理性的功能，进行比较深刻的社会人生反省^[12]。对于独特的视野和“风景”这个问题，福柯认为决定主体所看到的内容的，正是主体的位置。可以将“位置”与“视角”结合起来理解。主体获得了位置即获得了视角，主体占有了一席之地即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论述了“视角”与“思想”的关系：“‘视角’在这种意义上表示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怎样在思想中建构这种东西，所以，视角不仅仅是思想的外形的决定，它也指思想结构中质的成分，而纯粹的形式逻辑必须忽略这些成分。”^[13]“位置”与“视角”决定了观察的方式和观察到的“风景”、思想的内容和结构以及叙事的形式。

“位置”与“视角”的概念为考察1979年以来的“伤痕”“反思”小说的家庭叙事提供了适合的角度。正是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血缘伦理和家庭的私人空间，使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了反思历史的一种亲人位置和家庭内部视角，看到了“阶级论”者看不到的家庭“风景”。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值得分析之处，就在于亲人位置、家庭内部视角的反思功能。文本通过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的女青年白慧的亲人位置与家庭内部视角，形成了家庭“风景”与阶级“风景”的强烈对比，家庭使阶级极权理性造成的笼罩性的整一性社会思想出现了裂隙与松动，单向度的白慧在家庭与阶级“风景”的冲击下，产生了回归常识和理性的疑问，继而进入“谁有罪”和“赎罪”层面的对历史的理性反思。白慧在学校里革人家的命，父亲在厂里被人家革命，父女回家后相对而坐，陷入“反右”狂热的女儿蓦然惊醒，爸爸在厂里会不会被批斗呢？妈妈去世后，爸爸一个人把她养大，还教育她要记得妈妈；爸爸是老革命，现在厂里做厂长，把一生都献给革命和工厂了。爸爸在家是个好爸爸，在厂里是个好厂长。女儿的身份以及家庭空间带来的亲人与亲人之间的了解使她信任爸爸，从而对她自己在学校的行为产生了怀疑，由狂热地参与、无条件地相信历史暴力到怀疑这种理论和行为。女儿的身份、源自亲人境遇的感同身受使革命小将白慧在如何对待革命对象这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上犹豫起来。她与常鸣相爱后，恋人之间的信任使她借常鸣的眼睛获得了重新认识他的妈妈的家庭内部视角。下面是白慧和常鸣在常鸣家中的一段对话：

“她一定有罪！”

陷入痛苦中的常鸣完全没有去注意白慧和她的话。常鸣扬起满是泪水的脸，哀号着：“她哪里有罪？她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热爱生活、青年一代和她自己的事业……她哪里做过半点危害人民的事？”^[14]

站在儿子的角度，才能知道妈妈是个多么优秀多么受人尊敬的老师，才能了解和相信妈妈年轻时是个对党心怀感激的穷学生，后来成长为愿意为党为祖国奉献一生的人民教师这段历史。作为儿子的常鸣看到的“好妈妈”“好老师”与作为女儿的白慧看到的“好爸爸”“好厂长”的形象是一致的。问题在于这种来自血缘伦理的家庭内部视角与来自阶级伦理的外部视角在矛盾的。因为白慧和常鸣的恋爱，白慧得以通过常鸣的家庭内部视角重新认识常鸣的妈妈。她原来的错误信仰立时崩塌了，她整个人也崩溃了。她原以为在惩罚有罪的人，结果她自己犯了罪。家庭内部视角使白慧重新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信任以及常识、真实这些被遮蔽的“风景”，使她获得理性，猛然觉醒，得以反思历史。正是通过家庭内部视角看到的家庭“风景”，引导白慧重拾理性，爱情也最终拯救了试图以自杀赎罪的白慧。恋人常鸣对白慧的爱情，更重要的是恋人位置和视角所建立的对白慧人格品行的了解和信任，使常鸣相信白慧并非有意为之。

《铺花的歧路》在两个层面上重建了家庭叙事，一是以血缘伦理和家庭“风景”的被遮蔽揭示历史的荒谬之处，二是以爱情实现人性的救赎。这得益于亲人位置与家庭内部视角的运用。在80年代小说“回家”的话语序列中，《铺花的歧路》的意义并不亚于《伤痕》。如果说《伤痕》是一部“离家—回家”小说，那么《铺花的歧路》是一部打开家庭“风景”，引发历史反思的小说。

在8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史重要阶段，民族国家话语对家庭呈现出了“改造—借用”和“规范—借用”双向建构的特征。这是由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特点决定的。国家是建立在共同情感和想象基础上的现代政治组织，家庭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组织。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中，为了建立现代的国家共同体的意识、情感和想象，对传统的社会组织——家庭一方面采用了“改造”与“规范”的话语建构方式，促使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打破家庭的血缘束缚，使之成为向民族国家开放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以“借用”的方式实现家庭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向民间社会的渗透。血缘是“借用”得以实现的伦理基础，家庭在国家与个体成员间担当的传达与过渡的组织性角色^[15]，是“借用”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借用”体现出家庭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6]的运作方式，用非暴力的方式使个人具备国家意识，以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改造—借用”和“规范—借用”双向建构的结果，突出了家庭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介性。家庭既是国家培养公民的场所，又是个人逃避历史暴力的避风港。社会主义改造使家庭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场所。70—80年代之交，家庭表象作为“人性”话语的载体承担起重新建立国家认同的社会组织功能，拯救了灾难后的祖国和满是伤痕的个人。短暂的家庭团聚之后，整个80年代的家庭图景就是以子辈、女性为代表的个人从重建之后的家庭再次突围，去追求个性、独立、自由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个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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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泽厚：《夜读偶录》，《瞭望》1984年第11期。

[2] 朱光潜：《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3] 1957年批判了“人性”论，此后人性、人道主义成为作家不敢轻易涉足的禁区。而在此之前，1950年，朱光潜先生就因为坚持“普遍性”的美学和美感而遭到否定和批判。1978年，时隔20多年，朱光潜再提“人性”“人道主义”就有了身份关注、语境变迁、价值迁移、重新评价的多重意味。

[4] 朱光潜：《关于人生、人道主义、人情美和共同美的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5]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5期。

[6] 乔以纲：《新时期女性文学与现代国家意识》，《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7] 俞建章：《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学创作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8]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6页。

[9] 荒煤：《〈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文汇报》1978年9月19日第4版。

[10] 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11]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1页。

[12] 杨义：《小说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197页。

[13]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7页。

[14] 冯骥才：《铺花的歧路》，《收获》1980年第2期。

[15] 沈江平：《日常生活向度的家庭意识形态考量》，《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

[16]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