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莉女士的学术著作即将出版，嘱我作序，这部著作是在她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对此，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此，欣然接受，并向她表示祝贺！

岁月如梭，转眼王莉博士毕业已五年了。回想她跟我读博的四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往事也历历在目。在我的博士生中，她是最优秀者之一，四年苦读，科研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8篇，主持中央高校自主科研基金项目2项。同时，又能很好地兼顾工作，读博的第一年，就晋升了副研究员。学位论文的撰写也非常出色，首先是善于独立思考，善于进行自我选题。其次是文学理论基础较好，这可能源于她硕士期间的文艺学背景。再次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受到答辩委员会专家的好评，并被评为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回到本书上来。本书是研究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的家庭叙事。正如王莉在“绪论”中所说，家庭是文学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何以如此？因为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基本社会单位，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也是人们最重要、最基本的栖息场所和精神家园。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浓重的家庭观念，家庭成为社会的最基本的组织结构形式，从大家族到小家庭。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家族书写和家庭叙事文学的繁荣和发展，《金瓶梅》《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家族小说的源头和辉煌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家庭书写更是一个贯穿性的叙事对象。五四新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家庭叙事开始的，“家”是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代名词，是青年人争取独立、民主，以及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禁锢者”，是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场所。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幸福的家庭》《伤逝》《弟兄》等作品更体现了鲁迅对家庭、爱情、婚姻、事业、兄弟、伦理等问题的深度思考，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家族描写、家庭叙事的先河。叶绍钧、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五四”作家也都展开了对家庭的各自书写，揭示出家庭桎酷、父子冲突等普遍性的问题。到了三四十年代，家族书写、家庭叙事的长篇小说迎来了辉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都是鸿篇巨制和经典之作，展现了鲜活生动的家国春秋。50—70年代，在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和文学格局中，家庭叙事多以潜文本的形式存在于革命历史小说之中，阶级感情、家族矛盾互为表里，家族叙事和革命叙事双重变奏。《红旗谱》《三家巷》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成就、特色和局限。新时期以后的80年代，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科学、教育、文学、艺术都迎来了崭新的春天。小说中的家庭书写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

本书正是选取了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尤其是70—80年代之交和80年代前期小说的代表性文本，详尽探讨了80年代小说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和个人话语的双重规范下建构家庭，对家庭采用了何种叙事策略？小说中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图景？家庭表象有何特点？存在哪些叙事模式？对这些问题，作者都给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详细解答。读完该书，感到作者以恰当的理论，翔实的作品引证和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出色地完成了对这一个个问题的阐释，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

在作者来看，20世家中国文学存在着一个“离家—回家”的叙事模式，50—70年代，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对家庭采用了“改造—借用”的双向建构，而80年代，再度启用血缘家庭表象，将“人性”复归表述为“回家”。到了80年代小说中的家庭叙事，演变成了三种叙事模式：除了“离家—回家”模式以外，又有“寻梦—梦醒”模式和“彷徨—选择”模式。“离家—回家”模式讲述了主人公离家革命、追求理想到回归家庭的故事，标志着民族国家话语对家庭伦理和情感价值的认可。主人公对理想话语的追求表述为“寻梦”，承载着民族国家富强的理想和个人解放的启蒙主义理想，“梦醒”后所显示出来的是日常生活价值的上升和建构理想家庭的新梦想。“彷徨—选择”模式包括婚恋选择和时代选择两个主要内容。可见，80年代小说的家庭书写远较此前的丰富复杂，也更值得深入探讨。

作者力图将本书所着重研究的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的家庭叙事与50—70年代勾连起来，这在第一章中明显看出，这一章展现了50—70年代和80年代小说的家庭叙事的全貌，从而探寻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在这两个文学史阶段对家庭的不同建构方式，揭示家庭由被改造、被压抑到被赋予拯救力量的变迁。家庭叙事的小说，离不开爱情、婚姻、性别、父子等内容，对此，本书都作了详尽的阐述。比如，爱情、婚姻，从彼岸爱情到此岸婚姻，以及它们和革命、理想、人性、政治、现实、日常的深刻关联，构成了本书的精彩章节。此外，作者对民族国家主体和个人主体所建构的性别话语在家庭、民族、个人三个层面的分析；对作为“社会的血缘性纵贯轴”的父子秩序及其符号象征意义，以及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变革而引发的父子两代人之间伦理、道德、文化的冲突和发展趋势等也都作了精到的分析。最后，作者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的家庭叙事，存在着一个“回家”的方向和情结。80年代前期小说延续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家庭叙事的被动状态，民族国家话语对家庭采用了规范—借用并举的叙事策略，家庭表象维持着家国一致的整体性，80年代中后期，民族国家话语的撤退和消费主义的扩张促成了个人话语与家庭再度联合。家庭表象具有中介性、历史化的特征。

可以说，本书是对程光炜、李扬等提出的“重返80年代”的一次积极的回应和具体实践。为什么要“重返80年代”？理由很多，首先在于80年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段，是创作和批评良性互动的“蜜月”时期，是文学艺术的春天，盛满生机和希望，值得“重返”和深入研究。其次，以往对80年代文学的研究，由于时间还没有拉开较长的距离，使得以前解读的成果多是批评、评论而非研究，学理性、历史化、经典的建构等远没有完成。如今，已经过三十余载的历史沉淀，对其的深度研究自然提到日程。“重返80年代”不仅是文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也是思想文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一些学者重新审视、清理80年代的文化现象、文学问题，重读文本，重叙、重释历史，以获得新知，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来路，寻找90年代以后乃至新世纪文学的立足点，探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理化、学术化进程，进而深化对整个当代文学的研究。

当然，王莉的这本书还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的家庭叙事进行的初步研究，虽然，它以爱情、婚姻、父子、性别、叙事模式等为关键词，展开论述，也注重两个年代家庭叙事的比照。但一个时代文学的家庭叙事是非常丰富、复杂的，远没有穷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还可有若干角度和论述空间，包括对家庭叙事作品成败、得失的揭示和价值判断等都有待深入研究。同时，这一课题也是开放的，既可以向上追溯，探讨20世纪50—70年代小说中的家庭书写和家庭叙事，乃至中国现代和中国古代、近代小说中的家庭书写和家庭叙事。还可以向下延伸，研究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家庭书写和家庭叙事，乃至新世纪以后中国小说中的家庭叙事。这样上溯下联，将会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多项参照系，从而描绘出中国文学从家族叙事到家庭书写的发展轨迹、历史变迁以及基本规律，同时，也自然对包括80年代在内的每个时段的文学的家庭叙事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局部毕竟是整体中的局部，是整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对整体的认识，也是对局部的认识，对整体研究的突破，必然带来对局部认识的深化。王莉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者，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她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会有更新、更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王卫平

2018年7月10日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