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智库的“一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直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智库、媒体以及民间的广泛关注，美国也不例外。虽然不是“一带一路”的合作国，也没有签署相关的战略协议，但却一直密切关注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和走向。从奥巴马向特朗普政府的过渡进程中，不同阶段也或多或少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基本经历了从观察、观望到研究、应对的方向转变^[66]，态度则是经历了从漠不关心，到产生兴趣，到负面敌对的演变过程。

（一）美国智库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分阶段辨析

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消极抵抗、漠不关心或者委婉拒绝的态度，扮演着一种观察者、观望者的角色，但却以敌视和抗拒的立场为主。2017年特朗普政府接任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项目的初见成效，美国政府开始释放积极信号，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了积极认同的态度。2017年6月，卡托研究所的一份题为“‘一带一路’：为什么特朗普应该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计划”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应当分享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可以通过开放资本市场，放宽进口壁垒，让更多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和经商，同时应当解决美国的担忧，更加强调‘一带一路’的经济目的，而不是其他，更加注重私人投资和参与，而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67]。同年10月，卡托研究所的另一份研究报告“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为什么美国应该欢迎中国的经济领导”中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指出“中国政府可以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和支持区域经济伙伴关系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对此，美国自身的资源和声望并没有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可以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成为促进日益重要的亚太地区贸易和繁荣的成功伙伴”^[68]。这些都体现出当时的美国愿意尝试通过“一带一路”寻找经济上的合作和发展机会。

但随着特朗普执政的逐步深入，其自身的商人特质和其所坚持的“美国优先”路线突显，着重提升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竞争力，并同时降低其承担国际领导责任的成本^[69]，这一态势的转折点出现在2017年12月，特朗普发布的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第一次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措辞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争夺全球领导力的雄心，即中国正在寻求“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并且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之一，报告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正在准备与美国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竞争，争夺领导者地位^[70]。自此以来，美国国内智库和学界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和政策争论显著升温，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寻找应对措施。

2017年12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亚太地区安全展望》（CSCAP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18）中的一部分以“‘一带一路’去向何方”为题，明确判断“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和军事强国”，同时这份报告指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三方面缺陷：缺乏明确目标，没有任何绩效标准，以及没有一个时间表^[71]。2018年1月25日，全美亚洲研究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BR）的罗兰德（Nadège Rolland）^[72]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题面向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进行发言，他指出：“一带一路”的无形表现，与实实在在的物质进步同等重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不仅加强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的形象，还与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建立了多层次的政治、经济、教育、工业和安全网络，播下了在未来重塑欧亚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种子。毕竟，“一带一路”的成功主要在于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及其在世界关键地区可能占据的主导地位。面对此，罗兰德给出的建议是：美国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与中国进行接触或合作，或将能说服中国精英改变其为中国设定的道路方向；同时应更系统地指出“一带一路”存在的问题，更明确地指出中国试图剥夺“开放、全球化”等概念的本来内涵和意义；此外美国还可以制定替代方案，并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进行协调以实现这些方案^[73]。传统基金会的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在其文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意义和国际反对”中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重塑沿线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近来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不断增强。美国是几个表达重大关切的国家之一；美国需明确“一带一路”建设为其带来的新挑战和风险，并就如何应对达成共识；他认为美国不能直接与“一带一路”竞争，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而是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推动更透明的地区互联互通新愿景的实现，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11条政策建议，以缓解“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74]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丹尼尔·克里曼（Daniel Kliman）与拉什·多西（Rush Doshi）等人合写的评估报告“为‘一带一路’打分”中，提出了一份评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检查清单，包括“主权维护、透明度、经济可持续性、当地的适应性、地缘政治方面的谨慎度、环境发展可持续性和腐败的预防性”七个条目^[75]。

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出现，美国智库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愈加尖锐，基本呈现出一边倒的负面和攻击态势。2018年底，外交政策研究所斯科特·摩尔（Scott Moore）在“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偏离轨道的”一文中列举了“一带一路”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风险。他指出，项目中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国国有银行，这些银行坐拥巨额外汇储备，并受益于消费者的高储蓄率。但由于贸易战的爆发，这些机构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政治不稳定的威胁在马来西亚，甚至巴基斯坦等邻近国家也日趋严重。而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的最高成本可能将由地球承担，项目正在加剧原本便已稀缺的所在地的资源压力^[76]。

除了这些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观点陈述性研究报告之外，美国智库还有一类具有突出特点的研究成果便是具有技术性和量化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美国进步中心推出的“‘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报告便是一份内容详实的投资指南，内附动态的互动地图详细展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投资地点、类型和规模，并基于这些数据总结出了投资项目的四方面特点：一是它们为中国创造了另一种贸易路线，以实现经济渠道的多元化；二是它们增强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中国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活力；三是它们在地理上集中在已经与中国建立积极双边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清楚地表达了它们的基础设施需求；四是它们得到中国企业和政府的支持，为实现“一带一路”的总体目标而共同努力^[77]。东西方研究所专门设立了“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主题网页^[78]，于2018年6月正式上线，汇集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综合数据库，重点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条件和物流。该数据库还附有时间轴和一系列文章，利用这些数据分析“一带一路”如何改变亚太地区和世界。这一实证分析框架旨在为这些项目提供透明度，为投资者和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的前景和陷阱打下基础。全美亚洲研究所则是推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简明指南，图文并茂地系统介绍了“一带一路”的背景、缘起和相关基本内容。兰德公司的一系列相关报告则是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科学分析方法，从交通方式、生物多样性、多边贸易等具体角度切入，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富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79]。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后，2019年6月，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发布了题为“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航”的研究报告，从美国智库的视角为“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提出了12点具体可行的建议，并就每点建议分别从“如何实施，有何影响和参考案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报告的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翻译并在国内发布。^[80]

（二）对美国智库相关研究成果的反思^[81]

总结而言，美国智库在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成果中除部分经济合作领域和相关的技术性分析之外，基本是以负面言论为主，而其表现出的敌对负面情绪基本集中在其认为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产生直接威胁的方面，具体涉及对中国军事力量壮大的关注，对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使命的关注，对中国表达的将成为世界强国和大国自信的关注等。这些领域的实际举措和相关表述在美国看来都是中国意图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争夺“领袖”、“霸主”等地位。美国智库在涉及这些领域的一些明显带有敌视或挑衅态度的负面评论一方面是源于对中国的了解不全面、不深入，以二手资料和媒体等发布的片段性的或加工后的消息为文本依托而产生了误读、误判；另一方面是为了提振美国的民族自信，寻找情绪的发泄渠道和矛盾的转移对象，有意而为之，进而期望能够帮助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社会不满情绪充斥的困境。无论其目的如何，目前美国的态度都已经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新型外交关系的构建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结合对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本报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国内首先应当对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内容和基本表述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深入的认识，做好内宣和外宣工作。这种认识不能是模棱两可的，更不能是随意解读的。中国向来坚持开放的、合作的、共赢的发展，致力于推动建设互相尊重、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些不应该只是官方的口号，而应当成为被全国各族人民充分理解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各级党政部门的工作者，高校、媒体和各类智库中从事文化、教育、宣传等相关工作的从业者更应当形成统一认识，把握解读的分寸和原则，不过度渲染，也不偷工减料。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和表述传播中国智慧；对内做好宣传教育，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解读国家政策。

第二，充分了解他国心态，不过分争强，也不过分示弱。从美国智库的研究和论述中，不满情绪的产生不乏是基于中国官方文件中英文翻译的不恰当或不准确导致的，或者是由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造成的；但美国确实对一些类似于“领导者”“强国”“大国”等字眼非常敏感，也对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存有较大危机感。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反应。而同样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西方社会，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在直接受益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对的声音。众所周知，美国向来坚持“实用主义”哲学，因此只有当他国政策威胁到其切身利益时，才会真正抵制。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意图是希望打开互利共赢的世界新格局，并非损害他国利益。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向来主张“不卑不亢”，在国际交往中也应当善用这样的艺术。

第三，面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挑衅，无须畏惧，坚持自身的科学主张，积极应对。中国步入新时代后积极进取的新格局和国际战略的新目标都是在正确把握了新的历史方位、认清了世界新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抉择。中国日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是大势所趋，也体现出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担当意识。这样的发展和变化势必会给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带来危机感和紧张感。我们不应因其表达的不满甚至挑衅而退缩或动摇，对于已经选择的科学道路要勇于坚持，面对西方世界的敌视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体现大国风范，通过实际行动让世界理解中国，接纳中国新时代的选择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