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布衣诗人的涌现与清代文化政策

清代统治者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文化政策，造成社会风气的空前压抑，使布衣诗人大量涌现，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

一 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教化

清朝与元朝一样，都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但是，同为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修养却截然不同，汉化程度也判然有别。蒙古贵族集团文化水平极其低下，而清代统治者却汉化程度很高，其深厚的修养来自良好的教育。有清一代，统治者极其重视教育，康熙的雄才伟略即得益于其扎实的学问修养，他自己学养深厚，对其儿子也严格要求，太子是康熙钦定的接班人，更是耳提面命，时刻不曾放松。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巡视京畿，皇太子随侍身边，寸步不离，“帝乘辇，皇太子在侧。帝沿途观书，每至齐家治国、裨益身心之处，及经史诸子中疑难者，必将意义本末善为诱掖，旁引曲喻，一一启发，教之通晓。皇太子心领神会，从容奏对。言词温雅清朗，即侍从近臣不谙文义者，经天语研究讨论明晰，亦皆忻然，不知其手舞足蹈也。在行宫御前，几案周环，皆列图书，帝或翻阅书史，或书大小字，或著文及作诗赋，常至夜分，为时甚久。皇太子在傍读书，未尝先寝”[96]。在康熙的严格督促下，“皇太子从来惟知读书，嬉戏之事一切不晓。即朕于众子，当其稚幼时，亦必究心文学，严厉礼节者，盖欲其明晓道义，谦以持身，期无陨越尔”[97]。其他皇子的学习也绝不放松，“且天潢衍庆，圣子众多，帝以成就德器，皆在自幼预教，四五岁即令读书，教以彝常。是以诸皇子自五六岁，动止进退应对，皆合法度，俨若成人”[98]。同样，乾隆在御制诗中，回忆自己当年读书情景时，十分感慨地说：“余幼时日所授书，每易成诵，课常早毕。先生即谓余曰：‘今日之课虽毕，曷不兼治明日之课？’比及明日复然。吾弟和亲王（弘昼）资性稍钝，日课恒落后。先生则曰：‘弟在书斋，兄岂可不留以待之？’复令余加课，俟其课毕同散。彼时孩气，尝不以为然，今思之则实有益于己。故余所读之书倍多，实善诱之力也。”[99]历史学家、诗人赵翼通过自己的观察，对皇室的教育之严格也钦佩无比：“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内府苏喇数人，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伇者往来。黑暗中残睡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唯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因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解于胸中。以此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廷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宫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一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100]上述记载言论，无不彰显了清代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持之以恒。在这样的教育下，清王朝统治者之高度汉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清王朝统治者毕竟是游牧民族出身，在高度汉化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提防自身原有的文化被汉文化所消融。康熙二十六年（1687）有段话讲得非常清楚：“朕谨识祖宗家训，文武要务并行，讲肆骑射不敢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既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即如八旗以次行猎，诚恐满洲武备渐驰，为国家善后之策。朕若谓一人行乐，何不躬率遄往？近见众人及诸王以下其心皆不愿行猎，朕未尝不闻。但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惟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且内廷亦有汉官供奉，朕曾入于汉习否？或有侥幸辅导东宫以为荣名，营求嘱托者，欲令皇太子一依汉人习尚，全不以立国大体为念，是直易视皇太子矣！皇太子其可易视耶？其果自愿效力，何不请效于朕前耶？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至于见侍诸子内，或有一人日后入于汉习，朕定不宽宥！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时成法具在，自难稍为姑息也。”[101]康熙非常严厉地对其子孙进行警诫。

“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可见，早在皇太极、多尔衮、顺治时期他们就已有警惕，坚决反对子孙后代被汉文化同化。这也是清王朝统治者的特殊心态，面对先进文化的自卑心理，他们一方面醉心于汉文化的精致与魅力，另一方面又要警惕自己原有的文化不被汉文化所同化。这种心态，在鄙视汉文化、完全将其拒之门外的元朝统治者那里是不会有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走进去过，无法探知这座宫殿神秘的内部，而清统治者走进去了，并且熟谙她的一草一木，一门一柱，当他们发现，在这里的富丽堂皇是他们过去从来就没有的，对比这里的金碧辉煌，他们的过去实在是简陋得无法形容时，很自然地产生了自卑心理，他们既爱这样的温文尔雅，同时又不能忘记自己过去的金戈铁马，显示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是熟谙汉文化的清统治者的特殊心态。

二 恩威并施：清代文化政策的主导倾向

清代的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他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心态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政策的采纳：“说到底，它乃是汉人素持的 ‘夷夏之防’观念从负面投向新朝集权统治者心理上的阴影，推促他们急遽的糅合有自信又自怯、自大又自卑的心态律变。要稳固入主中原后的政权，必须在以 ‘武功’起家平天下的同时，迅速辅以 ‘文治’，来收拾民心，箝制民心。”[102]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清朝的不同阶段，统治者采取了大致相似的文化政策：恩威并施，笼络与高压并行。虽然在不同时期，笼络或高压的比重有所不同，但两者却是一以贯之的。清初，汉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采取了高压兼笼络的政策，以高压来威逼震慑，以笼络来网罗人才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以期尽快收服人心巩固政权，是高压在前，笼络在后；当天下安定，统治稳固之后，就成了笼络在前，高压在后，将知识分子肆意玩弄于股掌之上了。

（一）笼络手段

众所皆知，清王朝入主中原，难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彪悍强壮的游牧民族在武力上是强大的，温文尔雅的农耕民族并不占据军事上的优势，但是，“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103]。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汉族文人严守“夷夏之大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入侵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就连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反抗的队伍当中，顾炎武、王夫之、归庄、傅山、屈大均、魏耕等诗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使清统治者意识到，仅凭借武力是难以使天下臣服的。谙悉中华传统文化的清朝统治者深知，要收服民心，首先要收服知识分子的心。如何收买人心？清初统治者采取的关键措施有三点。

1.恢复科举考试

恢复科举考试是清统治者所采取的至关重要的一个举措。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浙江总督张存仁疏称，“近有借口剃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行蠲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104]。张存仁深谙读书人心理，为统治者开出了一剂良药，顺治采纳了建议，命南方归顺各省开科取士，迅速举办科举考试，我们从顺治初期三次殿试制策的命题可以一窥统治者的内心世界。

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制策曰：“今欲早成混一，衽席生民，巩固鸿图，克垂永久，以亿万年敬天之休，遵何道而可欤？内外臣工，朕所与所共理天下者也。朕居深宫之中，邪正真伪，不能悉辨，是非功罪，不能尽明，全屏章奏以为进退赏罚。每闻前代朝臣，分门别户，植党营私，蒙蔽把持，招权纳贿。今恐在朝各官，固仍敝习，不能力改前非，所关治乱甚非细故，必如何而后可尽革其弊，俾朕得日闻正言、行正事，以综核名实，修明法纪欤？在外各官贪酷不公者甚众，临民听讼，惟贿是图，善恶不分，曲直颠倒，吏治既坏，民心日离，奸狡计行，善良被陷，斯亦向来有司之痼疾也。必如何而后能使官方清肃，风俗还淳，以致太平欤？欲定天下之大业，必一天下之人心，吏谨而民朴，满洲之治也。今如何为政，而后能使满汉官民同心合志欤？……帝王劳于求贤，而逸于得人。夫以四海之广，人民之众，应有奇伟非常、才全德备之大贤，能佐朕平治天下，以延运祚于无疆者，必如何而后可致之欤？”[105]

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制策曰：“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得人为急务，朕深维真才希觏，知人实难。如以言貌取人，虑有内外不符，妍媸互异者；如以荐举进用，虑有朋党援引，真赝混淆者；如以博学能文而遽信其存心行事，又每有下笔千言，侈谈尧舜而中藏奸佞、莅官污秽者。必如何而后真才可得欤？近闻现任官员，伯叔昆弟族人等，以及废绅劣矜，大为民害，往往压夺田宅，估攫货财，凌暴良善，抗逋国课，有司畏惧而不问，小民饮恨而代偿。以致贵者日富，贫者日苦。明季弊习迄今犹存，必如何而后可痛革欤？当今混一之初，尚在用兵之际，兵必需饷，饷出于民。将欲减赋以惠民，又虑军兴莫继，将欲取盈以足饷，又恐民困难苏。必如何而后能两善欤？”[106]

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制策曰：“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朕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或为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自兵兴以来，地荒民逃，赋税不充，今欲休养生息，使之复业力农，民足国裕，何道而可？尔来顽民梗化，不轨时逞，若徒加以兵，恐波累无辜，大伤好生之意，若不加以兵，则荼毒良民，孰是底定之期？今欲使之革新向化，盗息安民，一定永定，何道而可？”[107]

三次殿试制策题目，分别与网罗人才、清除弊端、满汉同心及休养生息有关，其求贤之心不可谓不迫切。随后，朝廷又多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对那些拒绝参加考试、隐居山林、声誉隆望的知识分子加以网罗，授予爵禄。康熙朝也是如此。康熙十七年（1678），大举征召博学鸿词，“方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卑官，亦许荐呈。于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108]。尤可注意的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下，朝中大臣与各地官员遵旨举荐士人，诸多明朝遗民被列其中。“凡必取之人，概曲加通融。毛奇龄乃名士，卷中有 ‘天倾如此，岂炼石之可补’语，故意语出讽刺，康熙视之不理，仅问 ‘娲皇补天事信乎？’冯溥答曰：‘赋主铺张古籍，宜可用。’遂取中。严绳孙故意仅赋一诗，未完卷而出。康熙帝素知其人，特谕阁臣：‘史局不可无此人。’遂取为二等。”[109]康熙的宽容优待，自然是为了收服文人之心，为此，他对于文人的故意冒犯之举若无其事，其行为的实质正如孟森的分析：“于三藩未平，大势已不虑蔓延而日就收束，即急急以制科震动一世，巽词优礼以求之，就范者固已不少。即一二倔强彻底之流，纵不俯受衔勒，其心固不以夷虏绝之矣。时天下名士推亭林、黎洲。黎洲虽不赴，犹遣子代应史馆之聘。洁身事外者独有亭林，要其著书立说，守先待后，亦无复仇视新朝之见矣”[110]。虽然依然有文人坚守民族气节，拒不出山，可是，“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领，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悔惭周粟，此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蕨薇已精光”[111]。知识分子立刻起了分化，效果非常显著。此后，雍乾王朝也多次开设博学鸿词科，但用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秀的成分更多一些。陆以湉对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两次博学鸿词科试进行了比较：“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次博学鸿词，其制微有不同。己未三月，试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丙辰九月，试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一等五人，二等十人；丁巳七月补试二十六人，取四人：一等一人，二等三人。己未试一场，赋一、诗一。丙辰试二场，第一场赋、诗、论各一，第二场经、史、论各一；己未取者，进士授编修，余皆授检讨，其已官卿贰、部曹、参政、参议者，皆授侍讲；丙辰取者，一等授编修，二等进士、举人授检讨，余授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己未，自大学士以下，至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兵马指挥、督捕理事等官，皆得荐举；丙辰，三品以下官荐举者，部驳不准与试。己未，凡缘事革职之官，皆得与试；丙辰，部驳不准与试。”[112]这样一对比，乾隆元年取士政策的狭隘性就很明显了，即孟森先生在《己未词科录外录》一文中所揭示的：“己未惟恐不得人，丙辰唯恐不限制。己未来者多欲辞不得，丙辰皆渴望科名之人。己未为上之所求，丙辰为下之所急。己未有随意敷衍，冀避指摘，以不入彀为幸，而偏不使脱羁者，丙辰皆工为颂祷，鼓吹承平而已。盖一为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装点门面，乃士有冀幸于国家，不可以同年语也。”[113]清代的文化政策，经历了求贤若渴到野有遗贤的大转变，当国家已经安定，人才就沦为点缀太平的装饰物了。

2.编撰各类书籍

（1）设馆修《明史》

顺治二年（1645），朝廷即下令开设明史馆，任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为纂修《明史》总裁官。[114]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对修《明史》有一番宏论：“《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巨，条目甚繁，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览，即敢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归罪于朕躬。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115]虽然史馆的运作有时中断，但是，对知识分子的触动是巨大的。我国向来有着悠久的修史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能够参与修史为荣，《明史》馆的开设，对于笼络知识分子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可以说，清廷此种行为的首要目的，即“以国史大业牢笼遗民志士，可谓苦心”[116]。一语中的。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黄宗羲。他自己拒绝出山，得知大学士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时，黄宗羲认为这是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于是动员学生万斯同赴京入馆，“三叠湖头入帝畿，十年乌背日光飞。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良夜剧谈红烛跋，名园晓色牡丹旂。不知后会期何日，老泪纵横未肯稀”（《送万季野北上》）。万斯同以布衣身份修撰《明史》，坚持不署衔，不领俸禄，最终保证了《明史》的修撰质量，被认为是继前四史之后质量最高的一部史书。

（2）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

清代类书数量，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著录，共计146部、13847卷，其中由官方主持的大型类书有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张玉书等编《佩文韵府》、张廷玉等编《子史精华》、陈元龙编《格致镜原》等。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开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两朝28年，采集广博，内容丰富，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为5020册，520函，42万余筒子页，1.6亿字，内容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是现存类书中卷数最多、体例最完善的一部。《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2797种丛书中，清代丛书占绝大多数，著名者如曹溶《学海类编》、徐乾学《通志堂经解》、阮元《皇清经解》、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伍崇曜《粤雅堂丛书》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乾隆在整个编撰过程中不断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对图书编撰的细节作出具体的部署。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书：“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117]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又降下圣旨：“《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钞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较之《崇文总目》，搜罗既广，体例加详，自应如此办理。”[118]“著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搜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其官版刊刻及各处陈设库贮者，俱载内府所藏；使眉目分明，更为详细。至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来钞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另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119]……乾隆要求各地官员在采录书籍时，要标明作者、朝代，并写出内容简介，要求官员们撰写《提要》《简明书目》，最后形成了四库全书的基本体例，可以说，《四库全书》的编撰完全贯彻了乾隆的个人意图。“四库”开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五十二年（1787）全帙初就，又经过6年时间校核、审订、增补，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全工程结束，前后耗费20年时间。编撰《四库全书》实际上有一种导向作用，那就是引导文人皓首穷经，埋头于考据之中。

3.政策引导：推崇文教，右文之治

创业需武，守成需文。清统治者努力酝酿、形成尊儒崇教的社会风气。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下诏说：“诏兴文教崇经术。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然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六经诸史，有关于道德经济者，务必研求通贯，明达体用。处则为真儒，出则为循吏。果有此等实学，朕当不次简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贤之训，仕优则学，乃传谕内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须留心学问，俾德业日修，识见益广，佐朕右文之治。”[120]

顺治的旨意传达出一个尊儒崇教的信号。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初七，清朝廷举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经筵盛典。下月，又以初开日讲祭告孔子于弘德殿。不过，由于顺治时期的社会并不安定，顺治的“右文”并没有得到彻底落实。康熙继位后，康熙六年（1667），内弘文院熊赐履遵旨奏言弊政，其中之一就是“学校废除而文教日衰”。“今者痒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以为科名之具，绝不知读书讲学，以求圣贤理道之归。其高明者，又或泛滥百家，沉沦二氏，惑世诬民，莫斯为甚。伏乞皇上隆重师儒，兴起学校，畿辅则责成学院，各省则责成学道，使之统率士子，讲明正学，非六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敦崇实学，扶持正教。”[121]熊赐履此言，深得康熙之心。康熙八年（1669），康熙亲临太学释奠孔子。康熙九年（1670），康熙下诏说：“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凌成习，攒越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恶棍诈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时闻，仇忿之杀伤叠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宥之则宪典难宽。”康熙把这种情形的出现归结于“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122]。康熙九年（1670）十一月初三，定经筳、日讲日期，提出了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123]，形成制度，希望从上化下，以帝王之尊对经典的推崇来引导社会风气。乾隆更是倡导风雅，与诸多臣子的唱酬往来不绝，对某些文人大加扶植，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与袁枚的性灵说，都得到乾隆或公开或隐秘的支持。如沈德潜就受到过乾隆的特别赏识与栽培，乾隆曾言：“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124]他为沈德潜的《归愚诗集》作序云：“德潜老矣，怜其晚达而受知者唯是诗”,“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遇，德潜受非常之知，而其诗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125]。在沈德潜里居的20余年，君臣之间的诗歌酬唱更是绵绵不绝。

这些手段颇具成效。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论清代文学之风气云：“满洲入关，假托文学，藉收人心，以固皇位：纂六经，兼收诸儒之说；开四库，网罗历代之书。又复设乡会之科，创鸿辞之举。辇毂之下，烟霏雾集，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句而膺台鼎。于是有无文学之士，靡然向风。”[126]清廷的笼络手段，可谓立竿见影。

（二）高压手段

与清统治者对文人的笼络相一致，清统治者的高压手段同样是不余遗力的，两者互为表里。这种高压，是伴随笼络同时进行的，“于死者以忠烈褒之，生者则以礼遇笼络之。右文稽古歆动于其前，八旗兵力收拾于其后”[127]。清初著名的三大案件，奏销案、通海案、科场案都是对江南文人横加迫害的案件，矛头对准江南文人，震慑的却是普天之下的知识分子。顺治十四年（1657）南闱科场案发，处理的结果是“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七名同考官俱著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之同考官卢铸鼎妻子家产亦籍没入官。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齐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威，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另在逃之程度渊，令速行严缉获解”[128]。清顺治十八年（1661），被判定“通海”的文人有冯征元、王明试、李铭常等65人，与吴县“哭庙案”，大乘、园果“诸教案”等囚犯121人，在江宁执行死刑，“金坛因海寇一案，迷入雾网，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129]。顺治十八年（1661）江南奏销案起，“四府一县二千一百七十一名乡绅，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生员悉列于降革中。韩菼、徐元文、吴伟业等江南有名望者皆入罚单”[130]。以致人人以有家产为累，“富人往往以田为累，委田契于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属尔。'”[131]田产成了烫手山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总之，三大案件的先后出现，一时朝野震动，人人为之色变。

但这还不是高压的全部。清朝最为后人诟病的弊政之一，便是文字狱。陈广逊“非关笔砚生涯拙，总为文章厄运多”[132]道出了文人的不幸，潘柽章、吴炎无辜卷入《明史》案，就是一个例子。

潘柽章，“乙酉后隐居韭溪。肆力于学，综贯百家，天文地理，皇极太乙之书，无不通晓。欲仿司马迁书，作《明史记》。友人吴炎所见略同，遂与共事。柽章分撰本纪及诸志，炎分撰世家列传。柽章长于考核，炎长于叙事。互相讨论，撰述数年，书成十之六七。会南浔庄氏史狱起，参阅有柽章及炎名，俱及于难。然庄氏书，二人未尝寓目，徒以名重，为所摭引。既罹惨祸，其书亦不传”[133]。吴炎，“乙酉后，弃诸生，隐居教授，以诗文自豪。所擬古赋，及今乐府，皆传诵于时。既与潘柽章共撰明史，炎天才矫拔，所撰世家列传，甚有体裁，美恶不掩，有古良史风。书未及成，史案株连，及于难”[134]。潘柽章、吴炎两人仅仅因为庄廷龙在出版《明史》时，仰慕二人的声望，署上他们的名字以自重，竟使二人遭受无妄之灾。这些重大案件出现的结果，是一些宵小之人以诬告为升官发财之道，“近见奸民捏成莫大之词，逞其诈害之术。在南方者不曰 ‘通海’，则曰 ‘逆书’；在北方者，不曰 ‘于七贼党’则曰 ‘逃人’，谓非此则不足以上耸天听，下怖小民”[135]，形成了恐怖的社会氛围。

清朝统治者的高压使得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生存处境显得尤为艰难。就以官场为例，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下诏，“严惩督捕右侍郎魏琯，以其上奏请宽逃禁故也”[136]。之所以严惩，被认为“偏私市恩，殊为可恨！”[137]开始是降三级调用，很快因为吕熿窝逃案发而被革职，流徙盛京。顺治十二年（1655），兵科右给事中李姻上奏痛陈逃人法之弊害，被杖责四十，流徙宁古塔。这样严厉的处置与统治者对汉人为官的偏见是分不开的，顺治一语道破乾坤：“本朝之兴，岂曾谋之尔汉官辈乎？”[138]康熙也说：“从来遇贼迎降，即此等空言作文之辈。流贼李自成进京之际，明文臣迎降，称颂李自成。奏表云，迈汤武而惭文德，比尧舜而多武功。本朝兵至，复降本朝。逆贼吴三桂叛时，贵州巡抚曹申吉降，而提督李本深亦降。王师至，箪食壶浆迎之。贼兵至，亦箪食壶浆迎之，真不可信也。”[139]骨子里对汉官充满蔑视。因此，顺治虽一再强调满汉一体，但实际上严格区分满汉之畛域，他多次训斥汉官不能与满官同心，“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140]。他谴责汉官无报国之心，“今观汉官之图报主恩者，何竟无一人耶？”[141]“与其才高而不思报国，不如才庸而思报国之为愈也。倘明知而不思报效，擅敢乱行，事发绝不轻贷。彼时毋得怨朕，自贻伊戚耳。”[142]顺治训斥汉官：“是朕以一体相视，而尔等蓄有二心。朕以故旧相遇，而尔等猜如新识。朕以同德相期，而尔等多怀异念矣。”[143]顺治即责怪汉官不出力，清世祖顺治十年癸巳（1653）罢大学士陈之遴，是怀疑他对清廷有二心，因为陈之遴奉旨审理李应试案时默无一言[144]。顺治这样，康熙也是如此，对汉族官员大加训斥：“唯唯诺诺，临大事竟归无用。生人杀人，乃朕之权，彼焉得操之，此后尔等皆当省改，凡人既读书知义理，即当以其所学见之于事，非仅作文已也。”[145]

可见，汉人在清廷为官的处境何其尴尬。“世路方险喷，小官亦不易”[146]、“逢人恶说风波险，曾向蛟龙窟里来”[147]的休惕感慨绝非夸张之言。宦海凶险，无处不在。文人动辄得咎，造成社会氛围的空前肃杀，康熙时期熊赐履奏称的社会弊端之一是“士气日靡。近见各衙门大小臣工，大率缄默依阿，绝少实心任事之人，甚至讬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树议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情，端方者笑为迂腐。间有修身体道、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而非笑之，百计诋排，必禁锢其终身而后已”[148]。康熙朝如此，清中晚期更是变本加厉，士风受到极大的摧残，社会氛围空前肃杀，诗人唯唯诺诺，老气横秋，士风萎靡不振。“诗能兴狱”成为大家的共识。为了保全自身，大家不得不谨小慎微，“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遗后患”[149]。陈祖范说：“非止口嗌哇，惟恐风波生。”（《桐城方贞观寄诗稿书赠》）使得大家人人自危，成了惊弓之鸟，“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150]，或“遇事辄持两端，甚或幸人之急而排挤之，讪笑之，以自明涉世之工，否则自诩为深识远见，以为固早虑其有此”[151]，或“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152]，因为“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153],“昔人辨听反为累，吁嗟从来口舌真祸梯”[154]。这就是清王朝诗人的普遍心态。

因此，诗人感慨道：“冠盖多风波，相将返故林。”[155]官场不易，如履薄冰的休惕感慨不绝于耳。但凡有个性的文人，不欲仰人鼻息，备受拘束，远离仕途还可换来平安度日，何乐而不为？凌时遇，“真性未漓，初不知世有机械变诈事，既壮后，所如辄阻，气因不平”[156]。金农，“清江三月好风多，自唱年年铜斗歌。莫哂求官我无分，金襕不换一渔蓑。”[157]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自我保全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