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移民潮推动下的接纳与认同

如果说美国建国初期只是把黑人奴隶看作共和国和公民社会的异类，到19世纪末，已经有更多的“异类”加入进来，也对美国的社会公平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随着美国版图的扩展和人口的增多，社会成分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经历两次工业革命和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在19世纪后期得到了充分暴露。社会公正度正是在这些新因素的冲击下，在各种矛盾、冲突和抗争中逐步向前推进。

除了黑人奴隶制带来的固有的种族问题，19世纪初期以来一拨接一拨的新移民的到来也打破了美国社会原有的平衡，造成新的不公平。直到19世纪40年代，涌进城市的居民大多来自美国农村。从40年代以后，欧洲移民开始大批抵达东海岸的港口城市，在美国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内战前后到来的北欧和西欧移民中，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他们大多选择离开拥挤的港口城市深入内地创业，而很多被饥荒打击得一文不名的爱尔兰裔移民则只能选择蜗居在大城市里。1821—1850年有400多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其中1/3的爱尔兰移民生活在当时的15个较大的城市中，包括13.4万人生活在纽约，7.2万人在费城，3.5万人在波士顿。[18]

新移民的到来加剧了19世纪上半叶已经逐步显现的贫富分化，财富越来越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这种状况在城市中更为明显。有钱人在致富热潮中占尽优势，而工人则步步失利。商人、经纪人、律师、银行家、制造商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财富，他们离开原来的街道，搬进坐落于富人区的宽敞住宅，而穷人则不得不租赁价格便宜的简陋住房，并且因为要经常搬迁，互相之间也缺乏照应，在城市中的生活就更加艰难。[19]当然，导致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加剧的不仅仅是新移民问题，更突出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新的不平等。争取社会公正的努力既包括农民的抗议和平民党运动的兴起，也包括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19世纪最后30年是美国劳工运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形成劳工骑士团、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产联”）等劳工组织，罢工频繁，劳资冲突连绵不断。

总的来看，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经历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社会转型，国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发生了无数社会动荡，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知识分子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黑幕、抨击腐败，各级政府顺势而为，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所有这一切都回应着一个主旋律，那就是追求公平正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就是一场以美国主流社会为核心，由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参与的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美国人原有的社会公正观获得了一次巨大调整，以适应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现实，其中包括对资本主义初期自由放任信条的重新界定，对劳资关系的重新审视，对政府干预的重新认知，以及对工业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自然环境问题的重新估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主流社会群体的社会公正诉求。进步主义运动包含了从国家到社会的不同层面的社会改革诉求，“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满和恐慌”，激发了各阶层民众“对集体行动和公共利益的强调”，从而证明“公民能够通过政治的和道德的积极干预来改善社会环境”[20]。

美国的社会公正观念在主流社会内部的自我更新可以通过妇女选举权运动等女权主义运动获得诠释。众所周知，美国妇女在独立时期就对美国的革命事业贡献卓著，但对独立革命的参与同时也提醒了广大妇女，她们不仅在英王那里受到奴役，在她们的夫君那里也同样没有得到善待。艾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早在1776年3月就提醒她的丈夫约翰·亚当斯说，独立后应该有新的立法，男性立法者们应该考虑到妇女的权利以及她们遭受的来自男性的奴役。[21]然而，革命成功后，革命妇女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政治回报，她们长期没能享有公民权利。从建国初期到美国内战，美国长期被笼罩在男权统治的氛围之下：男人就应该去占领公共领域，在日益壮大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中大显身手；而对女性来说，她们的合适空间是私人领域，她们合适的工作是在家庭经济领域，包括抚养子女、道德教化和基本的保健护理等。她们有限的社会活动一般与慈善事业和教会活动这些体现传统道德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往往也只有白人中上层妇女才有资格参与。[22]

推动妇女走出家门的常常是大规模的战争或者社会运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内战前后迎来了女权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涌现出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这样较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在战后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持之不懈地推动妇女选举权运动，长期致力于各阶层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23]让妇女选举权问题真正进入全体美国人视线的是1868年通过的作为国会重建方案中最为激进的改革措施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这项旨在“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国家保障”的修正案，[24]却首先激怒了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因为它承诺的“普遍”选举权仍然只是针对男性，黑人妇女被排斥在外了。斯坦顿和安东尼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对“男性”的强调中看到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新的障碍。[25]有史学家注意到，带有性别歧视倾向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让男人和妇女都亲身感受到侮辱：作为受过教育、土生土长的白人，他们认为自己比那些前黑人男性奴隶更有资格享有投票权。然而当妇女们号召不仅要给黑人投票权也要给妇女投票权时，白人男人们更倾向于将二者都拒绝”[26]。当女权主义者们的政治诉求遇到种族问题，他们的公正观就打了折扣。先前的联盟开始动摇，斯坦顿的声音越来越接近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观点，就是在有财产、有文化的妇女被排斥在外的时候也不要给黑人男性以选举权。为狭隘的种族情结所困扰，原来致力于黑人和妇女选举权的平等权利联盟的1869年年会在相互怨恨中黯然解散。[27]

当全国性妇女选举权运动因为种族分歧而进退维谷时，区域性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却进展迅速。在新教与天主教分野不明显的西部各州，各种形式的妇女选举权以法律形式建立起来，其中包括怀俄明州（1869）、犹他州（1870）、科罗拉多州（1893）、爱达荷州（1896）、华盛顿州（1910）、加利福尼亚州（1911）、亚利桑那和俄勒冈州（1912）以及蒙大拿州和内华达州（1914）。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妇女选举权运动带来新的契机，全国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在凯丽·查普曼·凯特（Carrie Chapman Catt）的领导下，由早期的反战到1917年以后转而支持美国参战，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给全国妇女以选举权。而另一支更具战斗精神的女权主义团体——全国妇女党（NWP）在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的领导下通过激进的抗议方式打动了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最终，在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以妇女选举权立法为核心的“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被当作一项战争措施而获得国会和各州议会的先后批准，在1920年8月成为美国宪法的组成部分，标志着美国人民在通往社会公正的道路上又迈出一大步。[28]

同世界很多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美国的民主化在以种族、文化和移民先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各群体之间并不是同步的；不仅如此，在一些群体为自身权益的改善而欢呼雀跃之时，很可能是其他族群遭受歧视最严重、处境最悲惨的时候。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的排华法案和部分社区对华人的迫害就是在进步运动的凯歌声中越演越烈的。有着相似经历的是美国南方的广大黑人群体，同样是在进步时代，“南部实施了大规模的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运动（这个过程从1890年自密西西比州开始，到1908年至佐治亚州结束），与此同时，一条宪法修正案又将选举权授予妇女——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主扩展”[29]。这些经常被归于美国例外论的案例正是美国历史的吊诡之处。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让很多以阶级矛盾存在的社会不公难以沿着纯粹的阶级路线获得解决；而种族、文化、性别乃至新老移民之间的明显差异经常成为社会公正适用范围的断裂带。也就是说至少在历史上，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利并不总是沿着阶级界限由上而下分配的，在很多时候是沿着种族、文化和性别等自然界限，依据获得实质性公民权利的早晚而横向分配的。这样的历史事实决定了美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从社会公正观念的角度看，不同时期居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美国人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存在程度不等的差异，美国的社会进步有赖于这种非理性差异的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