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历史的优化发展：走向人类学时代

一 人类历史从“人类世”向人类学时代发展

地质史上最短的“全新世”的一万多年是人类从动物史转向人类史即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的关键时期。这种人类史的生成发展表明地球由动物时代进入了“人类时代”。而自工业革命开始的“人类世”，则是人类由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转而主宰地球生态系统的开始。人类时代应当从人类的产生即精细地制造工具时算起，因为精细人造工具的出现，如细石器、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的经验、智慧与自然物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球史上明显的新事物，它开辟了一种不同于生物进化的新的发展方式，即人类世界由于智慧的参与而出现的优化发展方式。进化是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它是单纯的自然过程，并且主要通过基因突变在代际之间体现出来。而优化则是人在生存实践中以主观智慧与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可以出现在当下的工具改进和现实活动中。它使人能够超越纯物质的慢节奏的自然进化过程，而跨入由人的智慧推动和控制的优化发展方式的时代。优化是心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宇宙中的最高级、最快捷的发展方式，其速度以智慧本身的发展为转移。人类本身的现代发展或许不能说没有进化的踪影，但主要是优化这种心—物协同发展方式的产物。可以说，支配无机自然界即宇宙世界的发展方式是演化，其支配力量是引力与斥力，其实体是原子，其时间尺度是亿年；支配有机自然界即生物世界的发展方式是进化，其支配力量是生物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基因变革，其实体是细胞，时间尺度是万年；支配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式则是优化，其支配力量是工具与智力，其实体是大脑，时间尺度是年。[1] 地球的人类时代就是人类开辟这种优化发展方式的时代，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只是它的铺垫。优化以自然为基础，以工具为前提，却以人的需要和智慧这种心力为动力，而以工具、技巧和文化的形式体现出来，形成为人的社会进步。

理解人类的这种优化发展方式，对理解人类学时代的来临非常重要。优化发展方式的内在驱动力迫使人类时代不断进步。人类时代在脱离开原始群之后，首先是氏族和部落时代的形成，即最初的原始文明。紧接着是这种原始文明与地域的结合，即国家产生的时代，它像明珠那样在中世纪点缀在世界各地。其相互联系也只是局部的，个别的。只有到了以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时代，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商品大炮在世界各地鸣锣开道，全世界才开始联系起来，地方历史的汇聚成就了世界历史即“人类世”的出现。

“世界历史”与编年性、史实性的世界史不同，它是由黑格尔在前人（维科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哲学概念，实际指的是人在历史中的世界性发展和人的自由的实现。它的现实世界的起点，应当从蒸汽机这种超自然动力的发明算起。依据马克思的改造，它一是指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商品交往，它突破了国家之间的孤立的存在，开始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二是与这种普遍交往相联系的人的关系和能力的发展，人的社会特性的发展，这就是人们的类群关系由“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方向发展[2]，这也就是人的自由的不断实现。三是与此相联系的人的伦理精神的发展。在氏族部落时代，最高伦理精神是部落生存精神，个人可以为了部落或氏族的繁衍生息而把自己的身体以牺牲品的形式贡献给神。在封建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的时代，国家主义是最高的价值精神。而随着世界历史性的交往，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精神也开始升起。这种人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地质史在今天称之为“人类世”的开始。马克思则一直以世界历史称谓之。根据马克思，这是人们摆脱种种民族的地域的狭隘眼界，而日渐为世界历史的眼光所代替的时代，因而也是人在伦理精神上日渐为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所代替的时代，即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但这在目前还只是少数人达到的境界，就人类的大多数来说还不可能达到这一高度。因而，我们认为，仅仅依赖世界性的经济交往而实现的世界历史发展，就其主流而言，当前还不能突破国家的大限。因为这种世界历史是建立在物质交往即物质利益的基础上的，而国家则是一定共同体的最高物质利益的保障。因而，一般人还不能突破国家主义的局限而上升到世界主义的高度上来。其突出表现是：当今的跨国公司，依然不能不以它的母国为根基，它的利益都流向母国。这些表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还是有局限的，或者至少在现代来说它还是有局限的。并且，这种建立在物质交往之上的世界历史，无论怎样发展也不能超越人们的物欲、权欲、制胜欲、统治欲的局限。所以，它不仅随着财富的增长把世界变成了空前的两极分化的“动物世界”，而且在它发展的顶点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原子武器的统治，以及今天的人类世界依然存在着紧张的动物般的对立。因而，所谓由世界历史的发展通向自由，指望它实现人的全面的人类学关系，看来还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它不仅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而且任其发展还有可能走到反面，导致人类在全新世、人类世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终结。因而，它还有待于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转变。我们认为，当代的时代精神，就是由世界历史的人类世向人类学时代发展转变因而人类学精神日渐发扬的时代。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由“物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开始。只有向人类学时代迈进，才能进一步让地球的“人类时代”延续下去，才能改善人类世。这一转变是有希望的，因为人不仅仅只是控制外物的欲望的存在物，他还是知道“控制自己的控制”和欲望的理性的存在物，这种理性只有当传统的非理性的发展方式让人们陷入生存危机的时候，才会升腾起来，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主流。一旦历史达到了这种自觉理性的地步，人类学时代就会到来。在目前的人类世时代，还只是少数人才能达到这种人类学的伦理精神境界，在进入人类学时代后，就会成为人类大多数的思想境界。

二 人类学时代的曙光正在到来

那么，何为人类学时代？提出人类学时代有什么根据？这里所谓人类学或人类学时代既是历史发展范畴，也是哲学价值范畴，它指的是人类力争按其良好本性的相互促进和自我实现的人类学发展过程。其实，人类学时代早就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中，东方自古幻想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3]，西方对自由王国的千年梦想以及乌托邦，马克思的人类学共产主义，今天人们提出的共生主义、世界主义等，就是它的梦想体现。人类学时代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基本生存关系，由盲目的必然性的统治转化为由人类理性的自觉而合理的调控，从而为人类的合理生存奠定基础的时代。这一问题我们后面再讨论。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类学时代的优化发展特征已若隐若现地浮现在今天的历史中。

第一，人类进入以互联网和机器人为代表的依赖智能技术和智力圈而生存于自然界的智能生存时代。如果说，地质学家认为工业技术是“人类世”的开始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互联网技术则是人类学时代的开始。人类在今天除了深海和太空还有待深入开发之外，智力性的技术技能已经深入各个方面，以至于可以说，人类是作为一种智能技术体生存于自然界，而互联网则是智能技术通行世界的精神基地，它代表了这个智能时代。不仅如此，人类技术已经进入对自身智力的调控时代，并创造出了一个调控它自身的环绕地球的信息圈、智力圈，使本来存在于人类头脑中的智力，借重于互联网技术而成为客观化（电脑）、系统化（网络）和世界化（形成地球的智力圈）的新的地球存在，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物。正是这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智力圈层，使人类的知识技术进入了人类学时代，因为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智力对行为的调控。互联网代表了人类智力在整体上对人类行为的调控能力。同时，人类的智力技术也深深改变了人本身的处境，任何一个偏僻地方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和全世界联系起来，与他们的情感和要求、痛苦和希望，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坚持等，在精神上联系起来，世界同时变成了精神存在体。所谓“地球村”，同时是一个在互联网覆盖之下的精神联系村。而精神固然有欲望，但它也更有理性，在今天已上升成为人类学理性，一种权衡人类关系的轻重安危和生存可能性的理性在不断成长。而进步就发生在人类学理性对于个体欲望和野心的调节和改变之中。这也就是说，正是这种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理性可以通过技术而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局限，以及通过人类学的精神文化和思想追求而联结为休戚与共的整体，这就是一种“人类学理性”，从而使人类可以作为一个智力共同体、生存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进入人类学时代。

第二，知识经济、创新经济、信息经济使人类进入依赖信息、知识和创新而生存发展的人类学时代。人类今天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经济活动，都成了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活动，无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第四产业，以及第五产业，都以知识和创新而不是以资本或政治为前提（它们已降为物质调控和管理方式）。而任何真正的知识都像技术那样是人类性的，以知识为本、创新为本的经济不能不使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存方式进入人类学时代。

第三，全球化运动是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实际运动。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日益在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手段、思想文化规范等进入全人类一体化的方向，由此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思维、全球一体化、全球治理、全球政治、全球政府或由爱因斯坦提出和追求而当前又热起来的“世界政府”，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世界公民等，都迫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升到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即全人类一体主义上来，因而它实际上是全人类进入人类学时代的历史运动的体现。

第四，生态危机促进了人的生态觉醒，生态觉醒又促进了人的人类学精神的觉醒。全人类在生态问题上的共同感受和共同要求，促进了人与自然界作为同一个生态整体的人类学时代的提前到来，其最高觉悟就是习近平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提出。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成了突破民族伦理、国家伦理、主义伦理、宗教伦理而走向人类伦理、世界伦理的脚步，有力地开辟着人类学时代。

第五，各种实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人类学精神的张扬。在马克思时代，实证的人类学刚刚出现。20世纪初，人类学也主要是传统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而世纪之交和21世纪以来，由于广泛的直面人类问题的需要，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深入发展，也有一些传统上与人类学无关的学问，也上升到人类学高度看问题。如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社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体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美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都表明了人们在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向人类学方向的深入，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当代思想史的人类学转向问题，即以人类学反思当代文明的发展问题。人类学成了推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实践学科。从实践上看，以促进自然与人类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协调为目标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09年7月在昆明召开），到会有4000多位代表，足见人类学问题研究之盛。对人类世界的一切进行人类学研究，是人类学时代的特征。

第六，哲学早就开始了向广义的人类学方向的开拓。从哲学上来看，人类学思想产生得更早。且不说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已经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方向，即就有联系的发展言，叔本华就已开始了哲学的人类学转向，即根据人的形象（人的意志与表象）来解释世界。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重要成员，也在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研究基础上，向人类学方向发展，出现了像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一批研究人类学问题的有人类学价值倾向的哲学家。这种对人的研究和对哲学的人类学方向的深入开拓，在马克思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本书所要研究的）。其他一些哲学家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可以说，现代哲学出现了一种奔向人类学的主流。海德格尔就曾经指出，现代哲学“变成了人类学”。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其所探索的问题也属于人类学哲学的范畴。正如最近的“第十九次世界哲学代表大会所表明的，研究人的兴趣的增长、各种哲学人类学流派的发展，已成为20世纪末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哲学思想”[4]。总之，哲学早就开始了向广义的人类学方向的开拓，世界哲学、人类哲学、共存哲学（共在论）、共生哲学以及日渐高涨的人类共存理性精神，即人的人类学理性，从精神深处推动人类学时代的到来。

第七，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及其人类学价值的解决方式促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人类正在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生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并向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一系列研究全人类问题的科学、思想、伦理、文化、哲学的学术思想的出现，人类学价值、人类学理性以及人类共存理性精神的张扬，全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的关切和公共精神、协商精神、共赢精神和共存理性的出现，表明全人类作为一个精神整体、作为命运共同体走向了人类学时代。

第八，政治上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推动政治走向人类学时代。人们公认，当代世界在利益的对立、竞争、冲突之中出现了和平、发展、环境、合作的世界性呼声和行动，而任何世界性的和平、发展、环境、合作都是人类学问题。各国需要团结起来解决气候变暖而防止地球生态崩溃，防止核灾难、“核冬天”的共同要求，人类共同的和平生存、健康发展的要求，不能不促使人类学精神的张扬。在这种世界趋势的背后，不能不是人类学价值精神的支撑和进一步的发扬。联会国是这一精神和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呼声日渐高涨的联合国世界政府，如果能够成立，将有可能从制度上推进这一方向。这些无不表明了人类学精神的增长，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思想日渐兴盛，等等。

第九，全人类正在由战争走向和平、由对立分裂走向统一、由对抗生存走向和平共存的人类学时代。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由分离对立走向统一、由小的统一走向大的统一的历史。这不仅体现在全人类正在走向联合，如非洲联盟、欧洲联盟，而且全人类194个国家共同组成了一个联合国，并且自爱因斯坦以来就在孕育成立世界政府、人类政府。如果说爱因斯坦提出成立世界政府主要是为防止人类自相毁灭的核战而实现世界和平的话，那么，在今天，一方面是由于全人类的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精神世界日渐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全世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另一方面进一步出现了全球生态问题、全球资源问题、全球人口问题、人类共同的外空间问题以及科技发展对人类的潜在危害问题，特别是极少数种族主义者企图利用高科技绝杀其他种族的问题等，这就需要全人类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使全球价值、全球治理、全人类和平生存、共同发展这些人类学价值精神成为人类的基本的人类学理性，才能解决共同生存与健康发展问题。历史已经需要一个能够统驭全人类的世界联合政府的出现，而其精神前提，就是人类学时代和人类学价值精神的张扬以及人类学哲学的出场。

第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任务的提出，不仅表明了人类学时代的来临，更是对人类学时代的有力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在各种场合向世界多次（有统计说60 多次）提出、特别是在联合国成立70 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各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问题，这是当代世界的人类学理性在东方中华和合文明背景中的突出体现，它必将进一步促进人类学时代的到来。它的提出是人类走出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学时代而向人类学时代迈进的标志，是人类本于生态理性、生存理性、共存理性而向人类学理性迈进的标志。这一迈进不仅仅是政治伦理学的、生态人类学的、生存人类学的大问题，更是人类学哲学的大问题，它需要由哲学统领的人类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人类思想的时代转换，而这种能够引导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非马克思超越他的时代而开拓的人类学哲学莫属。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当代世界的历史发展，促使人类开始进入人类学时代。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人们生存方式的世界化发展，迫使人类已从民族集体生存、国家对抗生存发展到人类和平一体生存、世界协同生存、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的人类学时代。当代世界科技的发展，已把人们从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升华成了人类共同体、世界共同体；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出现的问题和任务，已从民族的问题和任务、国家的问题和任务上升成为人类的问题和任务；人的发展也从民族公民、国家公民的职责发展到世界公民、人类公民的职责。与此相联系，人的伦理观念也从古代的家族伦理、氏族部落伦理，近代的民族伦理、国家伦理，向未来的世界伦理、人类伦理、生态伦理、自然伦理方向发展，从而让20世纪还当红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成为明日黄花，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自然主义有可能成为时代旗帜，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更加伟大的人格理性的提升和世界历史性进步。总之，是人的人类学理论在世界上出现。一切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都抱着一种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理想。中国古代的道家、儒家、墨家这些早期思想家不说，仅就西方近代以来的歌德、康德、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雅斯贝尔斯、爱因斯坦、罗素等都是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哲学家思想家，他们都希望人类走出狭隘观念的局限，让国家成为相对的存在（马克思甚至强调“国家的消亡”），从而为全世界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解放而奋斗。他们都是人类世界的人类学理性的培育者。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的再次提出[5]，表明了这一方向的发展势不可当。总之，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以人类学理性支配世界的人类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