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内研究现状

（一）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

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很多学者认为，虽然这段时间我国的区域差异有一定的缩小，但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改革开放以后，区域发展理念、战略和政策发生了很大改变。实施了促进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宏观区域战略，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也导致东、中、西地带的区域差异相比改革开放以前急剧扩大。城乡差距、区域差异和社会阶层差异逐渐扩大，这些现象受到专业人士的重视，因此开始了大量针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学术研究，全面分析了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演变形势、原因和相应的解决措施。国内学者主要有杨开忠、林毅夫、魏后凯、陈利、王少剑、覃成林、贾秀丽等。

概括起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当务之急是要明确地域单元的划分范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时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差异，我国的区域划分也有过多次变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时，基本都采纳下列几类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划分方式：①二分法，分为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②三大地带划分法，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③六分法，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地区；④省行政单元划分法，分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⑤采用地市级行政单元作为基本区域划分单位；⑥采用县级单位为基本区域划分单位，含有县、县级市、县级区和县级镇；⑦按发展程度划分，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基本区域划分单位。

从当前考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文献资料来看，上述各种层次和级别的地域单元的划分都涉及了，较为普遍接受的是依据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来划分。地域单元的划分方式直接作用于最终计算分析的结论。显而易见，地域单元划分的详细程度与分析结果的精确度成正比。在以省级地域单元为研究目标方面，陈利和朱喜刚（2014）、王少剑（2014）、曹芳东（2011）等曾以市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研究单元分别研究云南省、广东省、江苏省区域差异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于区域经济差异做了许多研究，现就指标的选取、时点的选择、差异测算的方法以及结论进行总结。杨开忠（1994）以全国各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增速为依据，采用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的方法对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差异进行了研究计算，分析发现各省份经济差异出现的拐点均出现在1978年，并且呈现出“U”形趋势，1978年以前经济发展差异较小，而1978—1990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1997年，魏后凯利用地区经济增长的β收敛系数法，对1952—1995年的省际经济增长差异开展了分析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952—1965年地域差异曾呈现缩小趋势，但在1965—1978年地域经济差异逐渐扩大，而在1978年之后地域经济差异不断变小。覃成林在2002年利用加权系数法对1978—2000年的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计算预测，分析结果显示，1978—2000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差距大体上呈现缩小趋势，但是，1993—1995年出现差异变大的波动情形。2003年，林毅夫结合全国31个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分析了1978—1999年的各项数据，分析发现1990年后各地区经济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任建军、阳国梁在2010年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为分析数据，探究了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状况，并指出，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正在不断加大。万道侠和杨冬梅（2014）选取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运用极差率、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经济区位熵等方法，对我国1978—2012年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及其变动特征进行分析，发现1978—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在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2006—2012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区际差异存在下降的趋势，中西部差异明显缩小。陈利、朱喜刚在2014年以统计局1985—2012年云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为依据，利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和基尼系数的统计研究方式，定量分析了云南在近三十年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并运用锡尔系数的分解，探讨了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地域构成。发现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呈现倒“U”形特征，区域经济差异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区域之间发展差异波动较大；一阶段锡尔系数分解显示，滇中地区锡尔系数远远大于其他地区，滇中内部之间经济发展二元结构突出，是全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二阶段锡尔系数分解表明，不同尺度地域单元下，经济发展呈现出地（市）内差异大于地（市）间差异、地（市）间差异大于地带间差异规律，地（市）内和地（市）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呈现波浪式变化，波动较地带间大，地（市）内的差异主导着全省区域经济差异走向。

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要素。2006年，管卫华、林振山、顾朝林利用经验模态方式分析研究了1953—2002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研究结果指出，要素投入的差异导致区域发展的差异，区域发展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要素投入环境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要素投入的差异，因此，区域决策的出台必须兼顾差距变动的长期性和短期性。2009年，刘清春、王铮采用建模方式，从全国和三大经济发展地带的角度上详细解释了经济差异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将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因素、交通和区位因素、人力资源和科研因素定义为影响经济差异的三大地理要素。同年，陈修颖通过研究证明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实际具有多样性，历史积淀、CBD的规模、自然环境与资源、市场的发展阶段、全球化程度、交通条件和区域发展规划战略等均对浙江沿海区域经济差异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发现历史基础、市场发育程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实际利用外资是浙江沿海经济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李成悦、王腾和周勇（2014）以县域为单位，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标准，研究了2000—2011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时空格局差异。利用空间、时间的自相关性和地理探测器的方式，对影响湖北区域差异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县域相互位置关系和经济结构因素是区域经济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地形、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等自然社会因素也对其变化有一定影响。

（二）气候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最容易受气候因素变化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谢立勇，2009）。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生产的主要战略性任务之一（潘根兴，2011）。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是气温升高、降水量时空分布差异和强度增大，致使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及危害程度相应地增加和提升，各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平稳气候状态也将被打破。国内学者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可以分成理论综述和现状综述两个方向。

1.理论综述

国内学者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对策，其核心是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基础上被动、消极地应对。为保持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平稳态势，要充分利用气候变化产生的有利条件，减少或避免其不利因素的影响。2005年，林而达首先提出了气候危险水平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措施以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杨笛等（2016）通过预测模型分析气候变化对非洲持续农业有不利影响，集中表现在干旱加剧和粮食减产，并提出了适应措施。马吉宏等（2015）讨论了气候变化对摩洛哥农业可持续的影响，提出光伏发电等适应性措施；这都为国内有相似地理环境的地区提供了借鉴。赵行姝等（2006）剖析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联系，主张气候变化的实质是发展的问题，只有将气候变化纳入可持续发展框架，才能获得“双赢”结果。

钱凤魁（2014）在分析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生产影响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性建议。张新民（2011）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指出农业不合理活动大量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剧了全球变暖的速度。陈兆波和董文（2013）通过对气候变化在中国农业影响事实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中国开发和推广的预防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技术发挥巨大作用。金颖、韩正茂等（2014）梳理了国内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研究的脉络，提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同时还提出气候变化引起的水循环变化会导致水资源在时空的分布和总量发生变化，进而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张卫健（2014）通过整理和分析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认为气候智慧型农业将成为农业发展的新方向。农业为应对气候变暖而持续发展要选择走都市农业的弹性发展之路（肖璇，2014）。宋建新（2016）针对治理气候变化下农业脆弱性的问题，认为调动农户和社区组织的模式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许朗和刘金金（2013）从气候变化后农业气象的改变入手，分析气象因素改变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措施。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部分学者也在探索小区域内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且已初显成效。早期有一部分学者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秦皇岛市、聊城市、上海市等的气候变化做过研究。蒋兆恒和陶国芳（2013）从吉林省通化市的农业自然条件、农业生产以及农业产业化现状入手，剖析气候变化对当地农业发展的影响，并为当地农业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强连红和贾东奇（2014）对1960—2009年50年间黑河市的气温、降水、自然灾害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总结出气候变化对当地农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李楠（2014）利用SPSS软件对太原市气温、降水和日照进行分析，研究气候变化对太原产生的影响，提出应对策略，为适应和降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何艳（2014）以宜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宜城市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路径。张虹冕和赵今明（2015）分析安徽省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提出安徽省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构建了安徽省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技术框架。

2.现状综述

气温变暖是气候变化的主要特点，在气候变暖的趋势下，我国近50年年平均气温上升约1.1℃，增温趋势一直持续。农作物需要合适的温度才能健康生长，且对温度的要求很高。农作物因气温升高，生育期缩短，干物质累积减少，籽粒质量下降，造成10%—12%的减产（肖风劲等，2006）。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种植制度有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水稻种植区域可以扩展到北面的伊春、嘉荫等原水稻禁区（矫江等，2008）；西北地区小麦等喜温作物种植范围增大，作物种植区界线向高纬度方向扩展；宝鸡市农业界线温度区间扩大，日照时数和积温增加，种植区界线北移，但春秋降水量减少趋势明显使干旱加剧，提高当地农业发展不稳定性（张向荣等，2016）。气候变暖通过帮助害虫越冬和繁殖而对作物生长造成危害。因为寒冬可以冻死害虫，降低其成活率，而暖冬恰恰相反。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病虫害造成粮食减产幅度占同期粮食生产的9%。未来气候变化将加重农业病虫害危害趋势（周曙东等，2010）。小麦蚜虫会因为气候趋暖而提前发生，虫害时间延长，危害加重。受气温升高影响华北地区蚜虫害严重（李超等，2016）。

尽管气候变化引起了热量空间格局的变化，可加以利用向北扩大种植界线和提高复种指数，但是，缺乏科学论证的引种已经给中国的粮食生产带来严重的危害。例如，发生在东北地区的水玉米事件就是由于种植玉米品种的生育期超过当地的无霜期所致。气候趋暖使全国降水量的空间分布更加不均，中国东北东部、华北中南部的黄淮平原和山东半岛、四川盆地以及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呈下降趋势，其中山东半岛最为明显。同时，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循环系统的影响与日俱增，我国六大江河的实测径流量呈下降趋势，北旱、南涝等极端水文事件频繁发生。张强、韩兰英等（2015）利用1961年以来中国农业干旱灾害的灾情资料和常规气象资料，系统地进行分析，发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农业旱灾综合损失逐年增加，风险大大提升。郑盛华等（2015）利用松嫩平原53年历史气象数据，分析了干旱与气候因素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干旱逐年加重，且加重的速度秋季大于春季。孔庆彪（2013）对近年来黑龙江省嫩江县的降水情况进行了研究，由于气候的影响嫩江县的降水分配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2012年降水量为531.5毫米，比常年多49.1毫米，比2013年多200.6毫米。同时，降水量也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对当地的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我国1/3的耕地有水土流失的危险，每年约有数百万公顷的耕地受灾。北方农业生产主要受水供应不足影响粮食减产幅度很大（王丹，2009）。张玉娜和徐长春等（2014）分析了开都流域1960—2010年的气温、降水及流量指标。结果表明：该流域近50年的气温、降水、径流量分别增长率为0.27℃/年、0.863毫米/年和0.625立方米/年。这对该流域的农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赵慧和潘志华等（2015）分析气候变化对武川县主要作物生产水足迹的影响，表明气候变化对小麦、马铃薯等作物生产水足迹影响显著。气候变化通过改变土壤条件而影响农田生态系统。另外，大风冰雹、低温冷害也威胁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每年发生风暴多时可达2000多次；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宁夏夏季时常出现冰雹、低温冻害等气象灾害（刘星等，2015）。因极端天气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且无规律可循，一旦发生会给农业发展生产带来巨大危害。总的来说，气候趋暖加大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危及粮食安全，直接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周广胜，2015）。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已经对气候变化及农业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然而，对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带的贵州高原山区来说，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该如何应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鲜见文献研究。

（三）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我国学者在产业融合领域的研究略晚于西方国家，但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其研究已广泛运用于计算机、旅游、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且取得较大进展和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包括产业融合的内涵、动因、发展模式等方面。

1997年，我国学者于刃刚指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出现融合现象，并针对融合现象的表现及实质进行研究；厉无畏（2002）提出，产业融合是在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的不同行业，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马健（2002）提出了一个更丰富的产业融合概念，他认为，产业融合是源于科技的发展与管理制度的放松，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技术通过在产业边界处的渗透与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的特征，导致产业之间各企业的竞合关系发生改变，最终导致产业边界模糊；张慈等学者（2009）指出，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经济现象。

国内学者对产业融合的研究还集中在融合的动因、发展模式等方面。周振华（2003）在《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一书中以信息化为背景，阐述了产业融合的动因、过程及发展类型等，他认为，产业融合的内在推动力是信息技术扩散；于刃刚（2006）在《产业融合论》中总结了产业融合的动因，主要有技术革新、政府对经济管制放宽、企业并购、战略联盟等；马健（2006）分析了产业融合的动因、效应、融合度的测量方式，他认为，产业融合不仅能够改变产业的市场结构，还能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同时提高经济效益；胡永佳（2008）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产业融合后的影响，如提高资产利用率、节约成本、产生竞争合作关系等；程志宏和马健（2009）提出了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互补型、替代型及从互补转变为替代型。

国内学者也逐渐从文化、运动、旅游等多领域视角对产业融合进行研究。江贤卿（2008）介绍了旅游业与房地产业相互融合发展后旅游房地产的典型模式。梁强（2010）基于产业融合背景下，探究我国电子游戏与竞技运动融合发展的动因、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陈卓（2014）通过建立VAR模型，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叶宋忠（2017）通过对养老产业与体育产业的互动机制与融合过程的理论分析，认为两者仍处于融合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深入挖掘产业优势资源进行整合与创新，以期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唐慧（2017）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新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阐述不同模式下的融合条件、发展动因以及取得的成果。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全面普及，产业融合化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共同趋势，而农业在市场现实需求与国家政策扶持等背景下，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是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因此，农业产业融合问题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

关于“农业产业融合”的概念，比较典型的有两个观点。一是突出融合的目的。何立胜（2005）提出，农业产业融合就是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融合，主要是在技术、产品、服务、市场等方面进行融合，目的是创造一种新的价值产业链。二是强调融合范围。王昕坤（2007）认为，农业产业融合是同一农业内部的不同行业间的融合，或是指农业与其紧密相关产业的融合，是原本独立的产品或服务通过相同的技术及标准进行统一整合的过程。两种界定均值得参考。笔者认为，农业产业融合是以农业资源为基础，农村居民应是融合过程中的参与者及获益者，农业产业融合应包含农业自身不同行业的融合，也应包含农业与其他关联产业的融合。

一些学者从融合效应、融合度、融合路径等多个角度分析我国农业产业融合问题。席晓丽（2008）分析现代科技与农业融合程度，提出通过对农业产业链外延式及内涵式的优化，可以使农业产出前后的价值发展空间不断延伸。崔振东（2010）通过归纳总结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化的特点、模式、途径，建议我国应选择以向外发展为开端，逐步转向为内外混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梁伟军（2010）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对农业与相关产业的技术、产品、业务和市场的融合度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趋势最为明显的是生物技术产业。田晓霞、刘俊梅、闫敏（2013）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的种群间作用关系模型（L—V），对新疆2006—2011年农业与旅游业融合进行了轨迹模拟，得出其融合趋势逐年递增。段海波（2014）从经济学分析入手，探讨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及农业内部各产业之间的产业融合过程与发展模式。姜长云（2015）将农产品加工业、物流业、农业观光旅游业等产业进行融合，提高产业链价值，推进农业产业融合，为农村争取更多的经济效应及就业机会。孙光彩和田东林（2016）、王慧（2016）、陈俊红（2016）等国内学者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所研究区域的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关联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孟露露（2017）认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突破了传统农业发展方式，要求现代农业具备产业融合性质，通过借鉴学习国外现代农业在产业融合背景下的发展经验，为我国的“接二连三”提供指导意见。谭明交（2016）以交易成本降低、提高经济效益为基本切入点，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上是对典型模式内涵、机制、质量等方面进行归纳，实践上则建立评价体系对产业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以期推动我国农业改革发展，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

我国农业与旅游业最初的融合形式是“农家乐”，是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旅游方式，后来发展为农业观光游、乡村体验游等多种旅游方式。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

关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内涵与效应。农业旅游是以农业或农村资源为基础或载体，广义上可指乡村旅游、观光旅游等模式，是一种新兴旅游业（祁黄雄，1998；张永贵，1998）；农业旅游是农业与旅游业相互融合后与现代服务业结合的产物（张文建等，2009）；农旅融合的实质是城市与农村两者的互动及产业之间的互动融合（张文建，2011）；农业旅游有助于培养农户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意识（吴冬霞，2007；赵承华，2007）；发展农业旅游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李涛等，2015）；农业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与建设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李细归等，2014）；现代农业与旅游业之间的融合可以实现“1+1＞2”的效果，不仅扩展两者产业的发展空间，也能加强产业功能的革新与发展（赖欢，2016）。

关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模式和融合度等方面研究。王世峰（2013）提出，生态旅游和农业生产融合发展模式，分析其意义，并进一步提出培养农业生态旅游消费观念、提炼文化及生态特质、提升旅游参与度及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基地等相应的对策措施。童潼轩（2014）针对贵州铜仁市打造的现代高效农业园区，提出了“农旅融合、创新驱动”的战略。陈洁（2014）基于产业融合理论和共生理论，构建熵权层次分析评价体系，通过对实证对象验证分析发现，农旅融合度评价值与实际水平相符合。林茜（2015）基于产业融合的背景，从旅游资源、城乡统筹、市场需求等五个方面阐述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的机制问题。李蕾等（2015）认为，在休闲观光农业园区的规划布局时，应考虑将农业展示、休闲观光、生态旅游等集于一体。杨曦（2017）利用2007年四川省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归类，通过对四川旅游业、农业的关联度计算，发现农业对旅游业的拉动作用大于支撑作用。林海丽等（2017）选取英国1990—2015年的农业与旅游业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英国农业与旅游业的关联性及互动关系。

（四）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建设

1.城市生态建设的概念

王如松（2001）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对城市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能源过度消耗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生态建设的目标以及生态城市转型的方法。王祥荣（2004）在分析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时，提出城市未来的发展要重视生态建设。认为生态建设要以城市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生态学的理论，采用一系列科学的、全面的、系统性的措施，建立包含城市生态建设的合理的城市结构，以此来提高城市生态水平。人类生活、生产结构方式要与生态建设的过程相适应。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绿色、高效、和谐的生态城市。邹骥和杨宝路（2007）重新定义了生态城市。认为生态城市应该包含资源效率、循环生产以及低碳经济几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丰富了生态城市的概念。通过对生态城市形成框架的研究，提出能源的过度浪费、环境的污染等应该是生态建设重点解决的问题。杨莉等（2007）通过对国内外城市生态建设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以及分析，总结出我国现阶段许多城市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司马宁和吴亚伟（2009）认为，城市生态建设水平的提高是实现生态城市的关键。认为在城市生态建设中历史文物的保护非常重要，文物记载着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应该遵循和发扬优良的历史传统，生态建设也可以此作为参考。并且探讨了如何建设生态城市以及生态城市该如何发展。

2.城市生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马世骏（1983）认为，生态系统不是一个独立分割的部分，由多个与之相关的系统综合作用而成。各个系统的功能、构造以及作用都不同，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王宏哲（2003）认为，城市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成经济生态评价体系、社会生态评价体系以及自然生态评价体系三个部分。城市生态评价体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对各项评价指标的完善。常克艺（2003）等把生态型城市指标分成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活力、恢复力和组织力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把上述三个一级指标各自分成经济、社会和自然三个二级指标。这样的设计可以比较全面地评价生态型城市。通过对浦东新区以及佛山市区两个生态城市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浦东新区要想提高城市生态能力，必须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并且完善经济结构；而佛山市区的生态型城市建设只针对部分领域，太片面，下一步生态型城市的建设要综合考虑各个领域。唐晓慧（2004）运用AHP方法，建立了拥有32个评价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包含三个方面，分别是生态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通过收集、整理吉林省生态建设相关数据对吉林省白山、四平、长春、通化、辽源、吉林、松原、延吉和白城9个主要城市的生态建设进行综合评价，最后提出未来吉林省生态建设的重点。蓝庆新和彭一然（2012）运用AHP原理，构建了包含30项指标的城市生态建设评价体系。张伟和张宏业（2014）认为，原有的生态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没有考虑到地域之间的差异和生态城市建设的特点。因此，在考虑生态城市地域特点之后，以生态城市地域划分为依据，提出了一种叫组合式动态评价法的新的生态建设评价方法，并且以包头、苏州、宜宾等城市为例。通过分析这三个城市的生态建设情况来说明这种方法与常规的评价方法相比具有更多的优势。这种方法从三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个体的差异出发，结合城市自身实际情况，评价三个城市的生态建设水平。这种方法对数据有较高的要求，数据获取难、精度要求高都是它的不足。随着国家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这种方法可以为我国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张伟，2014）。张欢和成金华（2015）针对特大型城市的特点，建立了拥有20个指标的城市生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生态环境满意度、市民宜居度以及资源环境消耗速度等。他们运用该指标体系对一些特大型城市的能源使用以及环境污染进行了分析研究。

3.城市竞争力

王爱君（2004）首先论述了一些城市竞争力的理论，然后对波特和倪鹏飞关于城市竞争力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分解。最后探讨了目前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发现目前国际上对城市竞争力的评价还没有一个统一成熟的指标体系。并且对我国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提出了一些建议。

4.城市竞争力范围

倪鹏飞（2003）认为，城市竞争力包含诸多要素，这些要素处在不同的维度与层次上。通过复杂的方式构成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包括软力和硬力两个部分。于涛方和顾朝林（2004）认为，城市竞争力由三个因素决定，分别是资源、外部环境以及内部能力。这三个因素作用各不相同：资源影响城市活性，外部环境推动或滞缓城市发展，内部能力对城市发展起成长性激励作用。

5.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宁越敏和唐礼智（2001）认为，城市竞争力包含产业竞争力、国民素质、科技能力、金融环境、企业竞争力、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以及环境质量这些因素。李娜和于涛方（2003）认为，城市竞争力受到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影响，反过来，城市又通过竞争影响它们的形成过程。城市间的竞争可以影响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城市集聚和产业集聚。与传统城市间的竞争不同，现在的城市竞争是在信息化、全球化基础上的合作与竞争。周德群、樊群、钟卫东（2005）根据淮海经济区的特点，建立了城市资源吸引力、城市处理和转换效率以及产品和服务输出能力三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最后作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淮海经济区中的徐州、枣庄、商丘、周口、淮北等20个地区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和排序。翟冬平（2011）认为，城市竞争力包含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水平、对内对外开放程度、生态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五个方面。作者选取了这五个方面的31项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常州、无锡和苏州三个地方的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和分析，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和建议。张超和李丁等（2015）在分析西北地区城市竞争力时，从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适合西北地区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这个模型包含经济、社会、生态和科学教育四个方面。作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西北地区20多个地级市的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

6.城市生态建设与城市竞争力关系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以国际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结合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可利用的资源与能源越来越少，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态建设不再是独立的一部分，而是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把生态建设放在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的重要位置。从动力、潜力、控制力的形成过程来描述城市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倪鹏飞（2005）把生态建设竞争力纳入城市竞争力中，并对其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生态建设不只是对传统自然资源的改善，还包括一系列人工环境的建设。生态建设从两个方面影响城市竞争力。一个是直接影响，另一个是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包括对企业生产成本、企业发展和企业原材料的影响。这些影响会改变城市价值体系。间接影响是通过生态环境来影响科技力、资本力、制度、集聚程度以及开放水平进而改变城市价值体系。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过度浪费以及环境质量差等都会影响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造成企业直接价值的流失，使城市竞争力中的产品竞争力下降。

喻金田和赵军等（2011）根据中部城市的现实情况，设计了符合这些地区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四个一级指标，分别是经济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社会发展竞争力以及对外开放竞争力。二级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科教投入、公交车辆、人均用电量以及进出口额等。根据这个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中部地区包含郑州、长沙、合肥、武汉以及南昌在内的46个城市的竞争力得分。最后进行排序和聚类分析。韩学键和元野等（2013）在研究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时，结合资源型城市特点，建立了资源型城市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根据资源依赖性的特征构建。作者在该指标体系基础上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东北三省9个资源型城市进行评价。田美玲和方世明（2016）以汉江流域为背景区域，通过建立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9个城市进行城市竞争力评价和排序。

综上所述，贵州城市尤其是遵义市城市生态建设及城市竞争力方面的研究成果鲜见报道。

（五）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我国众多学者通过对各个地区发展的特殊性进行研究，收集不同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横向分析，试图找出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原因。韩其恒（2011）运用世代交叠模型分析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环境下，城乡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不能得到解决，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加以调控，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改变目前的状况是比较困难的。陈斌开（2013）通过对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城市大多是资本密集型的部门，这些部门都会得到相应的政策倾斜。由于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使政府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必然会首先考虑到工业的发展，政策上就自然会向城镇的经济发展上倾斜。不合理的政策偏向，导致了政府的经费大多用于城市，不合理的税费制定和城乡居民间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差距，都使城乡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不合理的政策将城乡两个部门割裂开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李伶俐（2013）的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大多是在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导向下发展的，在最初的发展进程中，财政偏向造成的正向效应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这种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一旦达到一个不合理的程度，城乡不均衡的发展就越为显著，差距也必将被随之拉大。胡宝娣（2011）选取城镇的国有企业职工为研究对象，利用协整估计的方法判断在1978年后的30年间，城乡经济之间由于政策水平不同，城乡对于同样政策吸收程度不同，社会保障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表明，城镇居民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在生活上的支出，城镇居民所获得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保障，虽然没有直接体现在收入中，但对城镇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应该计入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考虑，这些社会保障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未能拥有，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杨德才（2012）认为，城乡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两者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所带来的收益上。他分别从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和投资效率两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单方面增加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入会有效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但同样的投入在城镇和农村的效率却相去甚远，由于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同样的投入在农村产生的效果与城市有巨大差异，虽然采用公平的城乡人力资本投入，但还是会产生城乡不能统一协调发展的现象。龙翠红（2012）研究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的关系。由于农村地区人多地少，导致了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受到城市生活和就业机会的吸引会向城市进行转移，城市在补充劳动力的过程中也会增加城市企业的原有产值，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城市经济发展，而农村由于丧失了一部分的劳动力，在原有的基础上也不能使农村经济有所增长，农村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变，仅依靠此方法并不对政策和制度来进行推动，并不能在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马绰欣（2017）的研究表明，城乡在金融发展方面的不均衡会使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加重，但此时若其他因素使农村经济可以快速发展，经济增长使城乡经济差异得到缓解，金融产业会在农村得到发展的机会，此时金融产业对城乡收入水平造成的影响会相对减少。王丽娟（2015）认为，贵州的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和社会人文发展因素相互影响，且相互都构成了贵州省长期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我国众多学者经过多年探究认为，我国经济不平衡的二元化经济现象严重，政府为促进部分人民和经济首先发展起来的目标而制定的偏向城市重点优先发展城市的政策造成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城市居民往往享受更加全面的基础设施保障，城市逐渐发展起来的经济金融行业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2.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欧阳金琼（2014）通过对城乡发展进行的研究表明，我国不同时期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在不同的阶段存在不同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城镇化发展初期比较明显，而后会有一定缓解，差距逐渐缩小，而当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推进，城镇与农村发展的差距将逐渐被拉大，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相当明显，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会日益突出，城市经济增速将远远将农村置于身后，且差距不断拉大。随后在城镇化的方式和理念发生变化后会促使政府对农村地区资源投入加大，这一时期，农村由于政策补助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将会提高。在地区差异上，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较高的水平，该地区的经济也必定较为发达，这时农村居民将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农村居民可以从更多的方面获得收入，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追赶。城镇化率不高的地区，情况则相反，城镇化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吕炜（2013）运用2001—2011年各省份的数据在系统广义矩阵中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城镇化中，城镇化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表明城镇带动周边的农村得到了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也会因此得到提高。吴晓忠（2014）收集了我国各省份的数据综合研究发现，城镇化处在不同临界值所造成的影响有所不同，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超过53.49%，城镇化的发展不能继续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促进作用。梁文凤（2013）利用改革开放后的数据在VAR模型中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处于发展的初期，在这一阶段，城镇化会带动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城镇经济的发展会使周边地区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由于城市的带动周边农民经济收入会得到明显的提高，此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明显。从长期来看，城镇化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城市的经济增速不断加大，远远超过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快速增长，这就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葛雷（2015）认为，为了使城镇化率提高，城市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政府必然采取偏向城市发展的财政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成果以及由于城镇化而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将首先造福城镇居民，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必然放在城市，城市的资源投入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农村更有效率，长此以往，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矛盾将日益尖锐，收入差距也将不断拉大。

3.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

通过量化研究经济发展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可以从数据的变化局势上清晰地反映出不同阶段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同时也是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最直接的方法即城乡收入比。姚耀军（2005）认为，基尼系数使用收入分配曲线所构成的面积之比计算城乡收入比更能有效地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认为，基尼系数没有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差异，因而其衡量的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准确。泰尔指数利用城乡收入和总收入的比值和城乡人口和总人口的比值综合计算，作为标准更加合理。

4.新型城镇化研究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初步构想后，我国学者对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王发曾（2010）表示，新型城镇化应依靠“四化”协调发展为动力、发展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和传统城镇化的发展方式有明显的区别。马永欢（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在发展方式和理念上对传统城镇化的一种改变，在方式上改变了以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为目标的模式，在农村人口转移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人的发展，以人为本。在发展的理念上更加强调城镇化质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王博宇（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转移的过程，而是一个系统发展的过程，注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应从经济发展、人口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几个方面建立综合评价体系，从而科学地反映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单卓然（2014）认为，新型城镇化应该更加注重城乡居民生活的同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的重点应该从速度转移到质量上，更加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和路径使新型城镇化的六大核心目标得以顺利地实现。阐述了区域协调统筹、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坚持生态文明、推进制度改革和创新四项重要内容并提出针对四项内容的策略。从定义、目标、内容、策略和认识误区多个方面对新型城镇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对于贵州省的新型城镇化，龙奋杰（2016）的研究表明，贵州是我国欠发达地区的代表，贵州是喀斯特地貌，全省大部分都是山地，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提出了挑战，与发达省份相比，贵州省城镇化水平明显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乡差距较大。贵州省应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根据地形地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和当地的特色农业以及矿产资源的比较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六）基于产业支撑的城乡一体化

1.国内城乡一体化建设研究

由于我国城乡差异巨大的基本国情，相对于国外研究来说，国内对城乡一体化的研究更为深入。在我国，城镇化的实质是指城乡一体化，而且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延伸，包括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意义及途径。贺建林（2009）认为，在当前的国内经济环境条件下，城乡一体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他在分析城乡一体化机制中发现，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可以扩大生产和生活需求，需求规模的扩大也在根本上促进了三次产业的发展。陆益龙（2010）指出，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进城乡一元经济结构建设。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从农村走出来，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化，增加农民收入来源，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可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干启明等（2008）指出，城乡一体化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如何又快又好地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然而，城乡一体化建设并不仅仅是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中国城市的整体发展也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因此，现阶段的城乡一体化不仅仅限于通过对弱势地区的扶持来缩小城乡差异，而是我们能在更现实的层面理顺城乡之间的关系，确切地找到农村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均衡点，以城镇主动驱动农村现代化建设。

2.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非纯工业动力论。褚素萍（2005）通过对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城乡融合所需动力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动力包括城镇经济的辐射，外在动力包括城乡基础设施和政府引导等。赵君、肖洪安等（2004）认为，城乡一体化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机制就是提高生产力。蔡建明（1997）总结了推动城乡融合中的四大基础动力，即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的结构转换、城与乡、城与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技术进步。张占仓（2014）认为，加快推进城乡体制机制一体化必须保持城乡建设规划的协调性和公平性，即建立统筹城乡建设的协调机制，保证地区产业有机、规范集聚，保证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合理、通畅，为农业发展时时保持耕地占补平衡，扩大农村投融资带动经济发展。彭明唱（2015）立足于新常态，结合我国基本国情，认为制度改革是动力源泉，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在制度层面，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以及户籍体制改革，推进产城融合，推动城乡一元结构的形成。

工业核心动力论，即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动力是工业化。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只是少数，他们认为，城乡一元结构的建设动力只有工业化，工业化是城乡逐渐实现相互融合的唯一动力来源。其中，赵煦（2008）在详细分析英国城市化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出城市化的核心动力在于其工业的发展，工业革命带来了国家整体的经济复兴，居民收入的显著提高，工业化过程就是其城市化的过程。季任均等（2004）指出，工业化进程与城乡一体化进程是统一的，两者组成要素彼此相关、互相影响，因此，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就是工业化。钟秀明（2004）和姜爱林（2003）提出，农村经济现代化动力是内生的，由农村产业向现代工业化转变自发驱动，实现农村经济赶超城市。

笔者认为，城乡一体化的驱动仅仅依靠工业发展的观点太过于片面，将驱动因素总结为内生和外生两个方面的观点具有时代局限性。比较客观的观点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其所依靠的动力是动态变化着的，观察国际和国内经验可以看出，推动城市初步形成的动力来源最初为农业的发展，农产品剩余促进了商品交换的产生，最初的商品交换集聚地就是城市的雏形。后来，工业革命带动大规模的城市化，然而，其间西方国家又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反城市化潮流”，后来服务业兴起和资源禀赋作用又推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化。贯穿城市化进程始终的还有文化影响、政府制度安排、市场机制等，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城乡资源和人口的流动更加有序、规范，提高了城市化的效率，因此，这些都是城乡一元结构动力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国外研究现状

（一）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

国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

学术界有一部分专家采用较为新颖的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策略以分析地区差异的组成部分和形成原因，从而发现造成地区差异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一是收入差别分解法，提出者是拉斯尼—费景汉等学者，这种方法依据收入来源的差异分解基尼系数；二是加权变异系数法，利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分解地域差异的行业和部门；三是泰尔指数和广义熵指数，泰尔指数具有空间上的分解性，与广义熵指数相似，它们都是研究区域差异全局变化过程、区际差异以及区域内差异和分析区际、区域内差异对区域全局差异影响的有效工具。同时，在调研的过程中了解了许多政策性信息，从而进一步解析地域差异的地理构成。Scott Rozelle（1994）曾指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省份的地区化差异在1984—1989年迅速膨胀，通过对基尼系数的分析，发现是农村快速工业化造成了这种现象的出现。1999年，Long Gen Yong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测量指标对泰尔指数分解后得出结论：中国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1978—1994年呈“U”形变化趋势，以1990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沿海与内陆差异不显著；在此之后，差异不断演变拉大。

2.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从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逊首次提出区域收入趋同的假设，到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发展成熟及衰退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化增大”的假说被小阿莫斯提出，Color（1996）直言各国的专家学者走的基本都是以区域差异为出发点来研究区域收入趋向的路线。但是，近年来，有些专家开始创新性地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分析区域收入的趋向。Chen和Fleisher（1996）采用索罗经济增长的模型研究发现：1978—1993年，中国31个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确存在条件性地趋于一致的形势，他们一直认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地域差异逐渐缩小。Tianhin Jian在1996年分析了我国1952—1993年各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态势：1952—1965年，中国各个省份的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的趋于一致或者分散的趋势；1966—1976年，各省份差异不断拉大；自1978年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各省份真实收入差距逐渐缩小；1990年起，虽然东南沿海地区仍然保持趋于一致的趋势，但是，沿海地区远超内陆地区，故而区域收入差异又呈现出分散的趋势。1992年，Barror和SalaMarin（2004）对美国各州、日本各个县和欧盟的各个国家进行了收敛研究，结果表明，调研的这些地区中收敛速度均维持在2%附近。伊斯兰（Islam）在1995年发现，趋同率上升到3.8%—9.1%，而1996年的研究，这一数据已经上升到10%。收敛性主要有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种。Tsionas（2002）认为，α收敛是区域人均收入水平指标慢慢变小的过程。β收敛是不发达区域一些经济标准慢慢地临近发达地区水平的过程。依据起初假设条件的差异，β收敛可以分为绝对的β收敛和相对的β收敛。绝对的β收敛是指在科学技术、各项制度、文化和人们的偏好等接近的区域拥有近似的经济稳定状态，起初的静态标准与其经济增速负相关；相对的β收敛是指将区域不同的各项条件纳入思考范围后，回归系数显著呈现为负数的一个过程。俱乐部收敛是原始经济发展高度相似的地区各自差异的经济体系之间，以类似的结构特征为前提趋于不断收敛的一个过程。

3.利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深入剖析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

新兴经济增长理论关注动态的分析，突出科技的发展和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力，是区域经济发展实证探索的强有力工具。1999年，朱勇指出，利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有利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势和原因的研究。新兴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经济发展的主力是集聚力和分散力。集聚力广泛地存在于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和各个国家之间。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某个区域产业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产业的集聚力和交通运输相联系使产业的分散力之间的良好平衡。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同地域人口基数、历史文化和资源的分布状况密切相关。新经济地理着重提出，长期经济发展情况与国家初期的发展和随着历史发展的演变情况依赖程度很高。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了解到：第一，国外专家学者研究区域差异的指标主要有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和广义熵指数等，从不同的出发点分别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第二，国外学者对区域经济研究重点主要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收敛的发展过程上，而研究结果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第三，不同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成因研究出发点不同，但都重视新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提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研究给贵州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研究起到很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

（二）气候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1.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负面效应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社会和科学界的共同关注。国外众多学者开始投身于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研究中，最初的研究建立在较基础、较直观的假设上，如亚当·斯密认为，农业产出需要消耗气候要素，所以，农业产出一定受气候要素变化的影响。气候要素丰富的年月，供给充足，农业丰收；气候恶劣的年月，供给量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农业歉收。发展到新古典主义时期，这一研究通过农业把触角延伸到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上，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杰文斯的“太阳黑子说”。但实践表明，“太阳黑子说”具有前瞻性、预见性和极重要的学术价值。早些时候，由于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以，主流思想是气候变化引起的都是负面效应。如现代学者塞茨（2005）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一致认为，全球变暖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是农业增长的“瓶颈”。萨拉等（2000）通过研究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土壤发现，当地气温的升高和干旱情况的恶化会加速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和矿化，而土壤养分的流失不仅会降低土壤肥力，还会限制地力的发挥。M.J.Reinsborough等（2003）认为，气候变化对农业耕作面积和农产品产量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它会加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和降低土壤养分的蓄积。J.Schmidhuber等（2007）认识到气候变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提出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仅关系到全球粮食生产，还关系到粮食安全供应。世界科学界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未来农业发展走向十分关注，特别是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粮食生产能力将如何变化。H.Cline（2007）预测中国农业产量可能会因气候变化而有小幅度的提升。大部分推动农业、林业和渔业系统生产力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每年、每月、每日分布差异所带来的影响（Mallar and C.A.Ezra,2016）。气候变化给农业部门带来的影响大多数都是负面的。例如，间歇性的干旱和洪水威胁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业（V.Anbumozhi,2011）。短暂的台风等灾害可以摧毁农民的房屋、农用设备和灌溉设施。长此以往，这种影响将会对一国的粮食安全造成威胁。在柬埔寨，台风凯萨娜摧毁了Teuk Krahom社区的作物和灌溉系统（UNDP,2010）。在印度尼西亚，由气候变暖引起的灾害，如干旱、洪水和病虫害导致农作物歉收，定居点和农场受损，使瓦乔区的农民和渔民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R.Rolos et al.,2012）。泰国的农业也遭受过干旱的破坏。2001年，泰国有51个省份受灾和170万莱（面积单位）的农田被毁；2005年，有71个省份受到影响和13.7莱的农田被毁（B.Ketsomboon and K.von der Dellen,2013）。菲律宾的农业也经历过由于气候变化而带来的损失（Mallari and C.A.Ezra,2016）。

2.气候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

随着研究的不断加深，部分学者发现，气候变化也会引起正面效应，但是，由于负面效应仍然存在，并且无法准确地测定两者的大小，导致支持气候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观点深入人心。如美国学者哈里斯和肯尼迪（1999）对近20年来美国粮食产量进行了动态分析，其中对受人热议的全球变暖因素利用数学模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全球气候变化对高纬度地区和中低纬度的农业粮食产量有不同的影响效果，高纬度地区的小麦等喜温，作物产量会增加，而中低纬度地区的粮食作物需要通过一定的科技手段，克服气候带来的一般性的不利因素来保持产量的稳定。相反，对于突发的、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的一些极端性农业气候灾害，如特大干旱、龙卷风、暴雨、冰雹等恶劣灾害，仅仅依靠科技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农业大幅减产是必然的。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将会给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仍不确定。

二氧化碳与生物基础产业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它会间接地影响植物，作为光合作用的原料也会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因此，准确地把握二氧化碳这种对农业系统的直接影响是非常重要的（M.Lieffering et al.,2016）。C.Rosenzweig和D.Hillel（1995）侧重关注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的作用，发现气温升高会使农业生产季节提前到来，延后结束，种植带边界向高纬度方向延伸，初步判定气温生长有利于增加高纬度粮食区产量，而不利于中低纬度粮食的生产。对于各自的增减幅度未做更多说明，增加了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系数。增加一定量的浓度可以同时提高光合速率和水分利用效率（L.Ringius and T.E.Downing,1996）。而浓度过高则会抑制农作物的呼吸作用，温度升高还会提高病虫害发生概率（C.Rosenzweig et al.,1995），影响作物的发育，对粮食产量带来负面影响。

目前，气候变化趋势将导致水循环系统运动更为激烈，降水总量增加的同时，其时空分布差异也会扩大，再加上人口增长与粮食需求之间、经济发展与水土资源恶化之间的矛盾，用水危机将会蔓延到全球（T.Oki等，2006）。降水量的时空分布差异的扩大，加剧个别地区旱灾频生，特别是在作物生长时期农业灌溉用水短缺会使农作物减产或绝产（J.Seghieri et al.,2009）。土壤如长时期处在缺水状态，养分减少使作物的相对产量持续下降（E.W.Harmsen et al.,2009）。罗德里克和科恩（2002）等指出，日照下降使很多湿润地区的蒸发量明显下降，进而引发渍害或减缓干旱。可以看出，光照、水分、温度的不同组合会对不同地区干湿状况的作用不同，导致旱涝灾害的程度也不同，在制订防灾减灾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当地水热资源配置状况，认识各种气象因素对当地农业灾害影响权重，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E.Georgopoulou等（2016）在研究希腊气候变化与农业适应性时提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有利还是不利，取决于当地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环境。虽然很多适应性措施可以减轻不利影响，但那必须是建立在农业费用投入的基础上。另外，伊斯特林等（W.Easterling,2005）还分别对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美国、苏联的极端气候变化进行了研究。

（三）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关于产业融合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在信息通信产业领域中开始出现产业融合现象，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关注。产业融合理论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罗森伯格（Rosenberg,1963）在对美国机械工具产业的发展历史研究中发现，有一项技术在不同产业中使用后出现了扩散现象，之后提出了技术融合的理论思想，指出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办人Nicholas Negroponte利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构建了一个关于计算机、出版印刷和广播电视三大产业的技术融合模型，认为三个圆圈的外围代表产业技术的外缘线，相交处则代表技术的碰撞点，是发展最迅速、创新最大的领域。美国学者卡纳和格林斯坦（1997）根据通信业、广播业和出版业三个产业融合的情况提出，不同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市场需求会自发地做出改变，包括产业边缘化的模糊、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等变化，将这个变化称为产业融合；1997年，欧洲委员会发表的“绿皮书”认为，产业融合不应局限于计算机、信息通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产业，将产业融合定义为“是通过产业联盟与合并、技术平台、市场三个角度进行的融合”。时间推进至21世纪，产业融合的内涵虽有所局限且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但产业融合的概念已广泛地适用于各产业领域，Martha（2001）指出，产业融合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对原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是抓住机遇必不可少的手段。关于产业融合类型，国外学者主要从市场、技术和产品三个角度进行分类。

斯蒂格利茨（2002）将产业融合分为技术融合和产品融合，其中包括技术类的替代融合与互补融合、产品类的替代融合与互补融合。从市场供需角度看，Penning和Puranam（2001）将产业融合分为供给融合和需求融合，即供给方技术融合和需求方产品融合。从技术角度看，斯蒂格利茨（2002）根据技术革命及对其产业渗透影响路径分析任务，将产业融合分为技术替代融合和技术整合融合。从产品角度看，格兰斯坦和卡纳（1997）基于产业产品之间的相互关联变化，将产业融合分为产品替换型和互补型融合。

关于产业融合动因。内在原因主要源于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产业自身发展及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关于产业融合的外在动因则主要是关于市场、技术、综合等因素的观点。Lei（2000）认为，产业融合现象的产生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是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产业的融合；2000年，澳大利亚经济共同报告提出，产业融合的根本动因在于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意愿；而植草益（2001）则认为，产业融合最主要的推动力来源于技术手段的革新进步及市场管理制度的削弱。

关于产业融合路径。Gambardella、Torrisi（2004）提出，产业融合是通过产业间的技术、产品、业务等方面的融合，最终实现互融统一的市场；哈克林（2010）明确提出，已知的、累积性发展技术的融合可带来高突破性特征的创新；日本学者植草益（2001）认为，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产业内部发展的需要，产业之间的壁垒通过技术革新与限制放宽会慢慢消失，最终达到各产业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延伸的合作竞争关系。

关于农业产业融合的研究，其典型代表观点是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1996）为了解决日本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差问题，首次提出的农业“六次产业”概念，可形象地理解为“六次产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相加=1+2+3=6”，之后他又提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相乘=1×2×3=6”，也可称为“六次产业”。其目的是鼓励农户进行多种形式的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倡导农户在从事传统种养殖的同时，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农资制造业、农产品流通业等发展，并利用农业与旅游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促进农业形成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完整链条，推进日本农业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韩国学者金泰坤和许珠宁（2011）认为，农村产业融合应包含生产制造、加工包装、服务等相关产业，要求各产业间形成有序的、相互的、全面的融合进程。

关于农业产业融合的实现机制。日本学者佐藤正之（2012）认为，通过对生产、运营、销售等板块的技术改革，可以促进产业之间的互动融合，如通过延长农业价值链，形成从生产、加工再到销售、服务的一条龙产业链，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韩国学者李炳午（2013）提出，专注于农村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同时充分挖掘利用当地各种形态的资源，将农业种植、田园风光、农副产品加工、农耕文化、农家服务等产业内容进行整合与重组，形成新的复合经营体，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及工作岗位。

农业旅游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西班牙，当地农场主将自己的农房经过装修改造后，成为可以接待来自城市的旅游观光者的家庭旅馆，进行经营获利，之后这样的旅游方式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兴起。戴维斯和吉尔伯特（1992）基于产业融合效应，指出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对英国农业产生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旅游收入的提高及农业的结构升级；Graham Busby和Samantha Rendle（2000）指出，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是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众多经营业态方式的一种。

国外关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旅游业与农业的发展，通过合理设计，能够相互促进（D.Hermans,1981）；农区旅游业的发展，行业之间存在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竞争，所以，需要实现融合发展（Hugh Latimer,1985）；农区旅游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产品生产多样化延长产业链，实现产品增值（C.Linda,M.Fox和R.L.Bowen,1995）；实现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需要寻找、消除两者融合的限制因子（Rebecca Torres,2003）；在南非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农业实现融合发展是改善食物供应链的关键（Manisha Pillay等，2013）;（希腊）山地农业旅游的发展，能够促进人民生计改善，主要是当地农民受益（Alex Koutsouris等，2014）；有机农业不使用化肥、农药及除草剂等化学品，在作物施肥、病虫害及杂草防治方面，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城市居民在节假日到农场（村）参与农事活动，一方面体验农场（村）生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忙季节农场（村）劳动力短缺矛盾，是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的一种模式（William Terry,2014）；基于农业与旅游业双重目标的土地景观培育，必须坚持“农业可持续、旅游适宜、环境美化、人民生活舒适”四位一体（Kaswanto,2015）；在农业与旅游业存在土地竞争情况下，前者往往由于效益较低让位于后者（Adrian Deville等，2016）；等等。

（四）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建设

城市竞争力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迈克尔波特（1990）价值链理论的范式提出。Paul Benneworth和Gert-Jan Hospers（2007）认为，在知识经济社会，大学如何规划对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至关重要。Tim Campbell（2009）认为，学习型城市的竞争力评价，需要两部分数据才能度量。一部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数据，这部分数据被叫作硬数据。另一部分数据来自社会网络，这部分数据被叫作软数据。软数据与硬数据结合起来才能度量学习型城市的竞争力水平。Sylvette Puissant和Claude Lacour（2011）认为，高技术工作的增长率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巴克内尔大学彼得从1980年左右开始研究城市竞争力。彼得认为，在欧洲地区，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重点关注城市竞争力，认为它可以表示一个城市的综合水平。然而，亚太地区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还有局限，主要研究如何评价城市竞争力，对城市竞争力竞争机制的研究还比较片面。

美国学者帕克（1992）从生态学以及社会学角度分析城市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认为城市生态问题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以及土地使用有关，使生态学城市化成为主流。伯里（1994）在分析城市化对城市生态建设的影响时，运用因子分析法找到了城市化中对城市生态建设影响最大的几个因子。这种方法被命名为生态因子分析法。Fitter和Jovet（1995）从生态规划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伦敦和巴黎城市化以及生态建设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来研究这两个城市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和生态建设演替关系问题。I-Kharabsheh和Deosthal（1997）等采用GIS与数值模拟方法对环境污染中的水污染问题进行长期研究。

格罗斯曼和克鲁格曼（2005）通过收集、整理42个发达国家的数据，运用定量分析法，分析城市经济水平与城市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呈现倒“U”形变化规律。在人均收入水平为4000—7000美元之前，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并且增速逐渐递增。在4000—7000美元之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增速开始减慢，环境质量开始好转。

（五）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国外学者对城镇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收入分配问题

库兹涅茨（1955）提出倒“U”形曲线假说，解释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收入分配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他提出：社会、经济结构都会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收入分配。刘易斯先后收集和比较了18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从长期来看，18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在经济发展初期都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也会逐渐趋向公平。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相关数据分析，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更加明显。

2.城乡收入差距理论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采取的城市偏向政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刘易斯最先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在城镇化进程的初期，城市的集聚效应造成更多的资源向城市集聚，造成了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明显高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想打破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城市经济发展入手，城市经济的率先发展会拉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把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在工业和农业部门，使两部门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农业发展，提高农业效率，促进工业进步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1961）提出了乔根森模型，主要强调农业经济和市场体制对瓦解二元经济的作用。托达罗（1996）持有和乔根森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单纯依靠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农村就业及劳动力转移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落后的问题，单纯依靠一部分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真正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只有依靠农村自身的经济繁荣，才能够带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从而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源头上瓦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迈克尔·利普顿（1971）提出了城市偏向理论，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为完成政绩的要求和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肯定会制定城市偏向的政策，为城市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来促进城市经济率先发展，并寄希望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来拉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3.城镇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第一，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亨德森（1995）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初期，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城镇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城镇不断增长的经济与物质供给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当这一部分人经济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增加了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做出了贡献。卢卡顿（2004）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及人文的特殊情况，提出利用人力资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使城乡二元结构从土地密集型转型为人力资本密集型，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得到了实现，提供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途径，使劳动力可以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

第二，Tsui（1991）在研究中发现，城镇化过度推动城市的发展，城镇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使城镇居民收入大幅提高，而在此期间，农村的经济发展却被城镇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由于农村经济和城镇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在收入上必然也会拉开差距。他通过对中国1978—1993年的数据进行固定模式的面板抽样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沿海地区的商业规模与经济产值增速远远高于内陆地区使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阿尔布雷克特（2009）专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十分显著，其原因是城市能够得到更多的来自政策和经济等多方面的资源，并且能够快速吸收和使用这些资源，使城市的居民收入远远高于农村人口的收入。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呈现阶段性的变化。罗宾逊（1976）通过公式推导，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先升后降，城镇化率存在一个50%的临界点，城市在达到50%的城镇化率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斯蒂文·波尔赫克（2011）提出，城镇化过程可以分为两类：被迫的城镇化是由政府主导，为完成城镇化的目标来推动经济的增长，政府自然会将所有资源的分配都偏向于城市，从而造成了城市的迅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由此发生了不平衡的现象，通过被迫的城镇化无法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自然发生的城镇化才是真正符合发展需要的。自然城镇化必须要求城乡之间实现均衡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不会造成城乡收入不均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社会城镇化通过主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才能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由上可见，国外学者认为，以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和发展农村经济并行而不是单单发展城市经济才是城乡一体化实现的关键。一个地区在城镇化初期会实现城镇化带动具有偏向性的城市发展规划，在这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代价是牺牲农村发展的机会，农村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发展机会，两地的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必然将会拉大，此时新型城镇化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吸取和总结以往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弊端并进行改进，以一种新的城镇化发展理念，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六）基于产业支撑的城乡一体化

1.地域分工理论

地域分工理论指出了城乡分化的根源。梁琦、黄利春（2009）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别，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分化。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人类逐渐摆脱了地域限制，然而，由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差异，地域分工仍然存在，且有逐渐扩大之势。城乡分离就是地域分工的现实反映，城市是工业和商业等第二、第三产业集聚地，农村是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集聚地，城镇和农村是对立统一的存在，即使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分离也是永恒存在的，只是分工的具体内容会随之改变。

2.城乡一体化理论

最早提出“城乡一体化”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重重，如此环境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法分析了城乡由分离、对立到融合、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过程和必然结果。他们指出，城乡集聚要素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城乡分离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即破坏了自然平衡，因此，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城乡必定重新趋于融合。霍华德（1919）提出了一种“田园城市”的理想规划，即结合城市和乡村两者的优点，对城市总体布局和城市有机体进行合理规划，它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他的规划目标是建设一个适宜居住又适宜产业发展的“田园城市”，发展城乡融合、不分彼此的新的社会形态，逐渐消除城乡分离，在此基础上解决由于城市膨胀而出现的各类问题。总的来说，田园城市理论是一种社会改革理论，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划。

赖特（1935）提出的“广亩城”实质上是一种理想中的城乡一体化的居住区，即一种极度分散的城市，住户自然分布在城市中，每户约占一英亩土地，每户生产蔬菜粮食，供自己消费；每户之间以超级公路连接，沿着公路周围建设有加油站、公共设施。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实现的可能几乎为零，但这一设想却闪耀着“城乡融合”的火花，为后来城乡发展提供了方向。

芒福德（1961）提出“区域统一体”的设想：把城市和乡村的特征要素融合在这个区域统一体中，形成多个城市中心，使每个居民都能享受到城市的高质量生活。将这个“区域统一体”理念套用在越来越多的社区中，最终就会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

3.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动力理论

法国的佩鲁（1950）以工业发展为核心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在推动地区工业现代化和整体经济发展，可以选择区域某一空间作为增长极的，以带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增长极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则往往事与愿违，增长中心在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不仅对周围地区缺乏辐射能力，反而扩大了增长极与周围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因此，增长极理论的有效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刘易斯（施炜等译，1989）在增长极理论基础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想要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逐渐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将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

加拿大经济学家麦基（1987）提出了“Desakota”概念，即“城乡一体化区域”概念。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主要依靠工业化来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拉动内需扩大，从而形成内生动力，自上而下推动城市化。而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不其然，麦基认为，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较为明显，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借助外力推动，促进非农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在城镇集中，城市化显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征。

4.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关系

韦伯（1909）首先提出了工业集聚思想，他也被称为工业区位论的鼻祖。李刚剑等（1997）的工业集聚思想主要从产业角度来解释工业选区集中的现象，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其与城乡一体化之间的联系，但是，通过他阐述其中缘由恰恰得出企业规模效益和区位经济利益决定了农业人口和产业最终会趋于向某一点集中，即城镇化的内涵。

美国地理经济学家斯科特（1985）在韦伯的基础上，首次将工业集聚与城市化联系起来，提出工业—城市区位论。宁越敏（1995）首先从动态变化角度和企业内部角度分析产业区域集聚的特点，由于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产业发展对劳动力也存在依赖性，随着产业集聚和产业园区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也逐渐发展壮大，形成都市。但是，斯科特忽视了纵向一体化也可以形成大都市这一现实，产业集聚利益只存在于没有功能联系的企业。埃德温和布鲁斯（1994）提出了城市形成模型。高汝熹、罗明义（1998）明确指出了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工业集聚就是城市形成的主要驱动力。企业为了寻求规模效应带来的利润而选择集聚，企业中相关工作人员也会为了节省通勤成本就近而居，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过程就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因此，埃德温和布鲁斯认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规模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