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多元文化语境

费孝通曾把河湟之地称为“中原同青藏高原的流通孔道”。河湟地区是青海省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城镇分布集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河湟文化也是在这样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基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而形成的多元的区域文化。

提及河湟文化，首先要了解青海的标志性文化——昆仑文化。昆仑文化是以昆仑神话为主体的青海多元文化的统称，也是青海的标志性文化^[3]。昆仑文化象征着青海区域文化整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既包括历史文化，也包括现当代文化；既包括各类精英文化，也包括各民族民间文化^[4]。青海省在2011年11月召开的“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大会”上确立了青海“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历史性定位。

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青海境内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随后发现的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这些被称为先羌文化。秦厉公（公元前476年—公元前443年）时，羌人无弋爰剑为今甘青地区传播了先进的田间耕作、蓄养牲畜的经验，为河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后来，他的子孙遍及青、藏、陕、甘、宁、川、新等地，并世代为诸羌首领，在西部民族史上影响深远。

西汉时，赵充国先后任中郎将、车骑将军长史、后将军，征战匈奴时屡建功勋，提出“乌桓不可不备”战略设想，以“全师保胜安边策”迅速平羌。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赵充国抱病三上“屯田奏”，并在湟中开辟了“屯田”的先河。随后持续扩大屯田规模，不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还推动了汉、羌等民族间的文化互动和交流，故而称此时期为“中原文化西渐时期”。

公元4世纪初期，今辽宁、漠北的鲜卑族迁徙至黄河南，与当时的汉、羌各族杂居。其中的白部吐谷浑在今青海地区建国350余年，国力强盛时，与南北朝、中西亚等地以及欧洲地区进行了长期且频繁的商贸活动，于是，西宁道便成为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纽带。今天地处西宁虎台的南凉遗址便是鲜卑文化与河湟地区文化相交融的重要标志。到了北宋，唃厮啰举族迁徙青唐（今青海西宁市），立法建制，拥众数十万。唃厮啰政权在河湟地区形成，并与北宋、西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此后近百年间，青唐城成为甘青地区吐蕃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宗教的中心。

元明时期，河湟地区开始传播伊斯兰教，洪武年间，建成了东关清真大寺，时至今日，这座清真寺仍然是西北地区著名的四大清真寺之一。以此为标志，河湟地区多元文化中便有了伊斯兰文化的丰富内容。清初期，河湟地区与中原进行贸易往来主要通过茶马互市，一方面可以为青藏地区提供所需的中原物资，另一方面对中原急需的青藏畜产品，如良马等提供了商贸渠道。雍正年间，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重镇——丹噶尔城发挥了促进民族地区商贸往来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河湟地区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相融合的多元文化态势。

河湟地区多元文化相融合的态势一直传延下来。20世纪50年代，青海地区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垦荒运动”，都由政府倡导，赴青垦荒者随之也带来了各地方、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60年代初的“三线建设”中，一些迁入和新建的企业改变了青海地区工业的内部结构，增强了工业发展力，使得青海的工业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期间各种文化元素融入河湟地区；从70年代末开始，人口流动趋势渐长，无形中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河湟地区不仅生活着六个世居民族，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人们通过移民不断融入，河湟地区逐渐被称为“中国多元文化的走廊”。河湟地区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外来文化等各类文化不断丰富、发展、融合、互动，形成了多元文化加剧的发展态势。

河湟地区文化历史发展轨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