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的起源

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是指人类的历史，而不是自然界的历史。既然是人类的历史，那么开宗明义要说的第一件事——人类自身的起源，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时间久远，可以凭借的考古发掘资料极为珍稀，人类起源这个话题，至今依然聚讼纷纭，很多事情我们还不知道。正如西方学者常说的话：“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

1939年古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撰写的《东亚发掘的最早现代人类》指出，山顶洞人的三具头骨，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种族因素——原始的蒙古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及爱斯基摩人种。对此，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李济发问：中国本土人种的主干——智人中的蒙古人种又是从何起源的呢？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由猿到人，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过程。就中国而言，已知的直立人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等，已知的早期智人有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等，已知的晚期智人（现代人类）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等。

对于一个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有些学者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地球上的人类统统起源于非洲，中国也不例外。这样一来，我们原先知道的，又变得不知道了。

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有些人使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提出一种假设：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假设愈来愈言之凿凿：目前地球上的各个人种，都是二十万年前某一个非洲女性的后代，他们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成为现代人类的祖先。2001年，中国的分子生物学家也发表论文，宣称在东亚人身上发现了七万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并且推论：东亚人的祖先大约是在六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南亚，然后来到中国。这些学者认为，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早已灭绝，他们并非中国现代人类的祖先。

于是，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这种“单一起源论”（即非洲起源论）虽然甚嚣尘上，却遭到了“多区起源论”的质疑。“多区起源论”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多元的，地球上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中国的古人类学家指出：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出土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类）的化石表明，其间存在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并非来自非洲；与这些古人类相当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前后连续，并没有出现过由于人类灭绝而导致的文化中断，因此非洲人取代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更何况，根据化石年代测定，华南的柳江人生活在距今七万年至十三万年之间，说东亚人的祖先是在六万年前从非洲迁移而来的，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一位古人类学家说得好：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

2008年1月，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宣布，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发现古人类化石，距今八万年至十万年，考古学家已正式将其命名为“许昌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等专家认为，此次出土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层位明确可靠，处于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距今八万年至十万年。

中国古人类学家主张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主要依据是发现了二百万年前的巫山人、一百一十五万年前的蓝田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前的金牛山人、一万年至四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等，但是缺失五万年至十万年间人类化石。而这一时期正是“非洲起源论”推断非洲智人走向也界各地取代早期智人的关键阶段。“许昌人”的发现，正处在这个关键时间段，填补中国人类起源的空白环节，有望挑战“非洲起源论”。《东方早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用了一个通栏标题《“许昌人”早于山顶洞人，破“非洲起源说”》，反映了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最近，英国《自然》杂志网络版（2018年7月12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黄土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约二百一十二万年前已有古人类出现并生活在陕西蓝田一带。“非洲起源论”者认为，人类最早离开非洲的时间，大概在一百八十五万年前。而上述考古成果表明，人类在二百一十二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亚洲东部。由此，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人类的起源、迁移和扩散的经典模式。

20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的丹尼索瓦洞穴，发现了丹尼索瓦人化石。专家的研究表明，丹尼索瓦人基因组中有一部分与亚洲、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土著居民相似。丹尼索瓦人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古人类起源的认知。2019年春，中国甘肃夏河发现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专家证明属于丹尼索瓦人。2019年5月1日深夜，《自然》杂志在线刊登《出于青藏高原的晚中更新世丹尼索瓦人下颌骨》，震惊世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家地理》等都作了报道。古人类的起源本是冷门的小众学科，如此吸引新闻界关注，足见人类追问自身从哪里来，将永无止境，且魅力无穷。

目前看来，试图推翻中国人的主体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这一结论，倡言中国人起源于非洲，似乎仍嫌证据不足。

良渚　陶寺　二里头

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实证，良渚文化遗址、陶寺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最为引人注目。

良渚文化大约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考古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位于今浙江杭州，考古学家清理出来的良渚古城，是目前已知的最大最早的城址，由宫殿区、王陵区、作坊区、仓储区以及水路系统构成了早期的城市。

良渚古城的中心是4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内城和外城总面积630万平方米。古城北部、西北部，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以及天文观象设施、祭坛、墓地，如果把外围郊区包括在内，总面积可达100平方千米。考古研究表明，这时的农业已经发展到成熟的犁耕稻作农业阶段，手工业门类众多，有制作陶器、石器的手工业，也有纺织、油漆手工业，其中玉器雕琢手工业堪称一绝。考古学家指出，良渚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当时无出其右，代表着史前玉文化的高峰，由玉琮、玉璧、玉钺为代表的玉礼器，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反山14号墓棺椁内，铺满了大小260件随葬品，玉器有242件，玉琮、玉璧、玉钺制作精美，色泽柔和，令人叹为观止。反山12号墓出土的大玉琮上浮雕的良渚神徽，使人浮想联翩。

良渚博物院总策展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认为，五千年前的良渚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良渚博物院院长马东峰说，良渚文化、良渚遗址、良渚古城，证实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因而把良渚遗址叫做“圣地”。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对良渚遗址实地考察后，郑重宣称：“良渚遗址是中国大遗址保护的样板”，“良渚水坝遗址极可能是世界最早的水坝”，“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文明的起源”。

2019年7月6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高蒙河教授表示：“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始于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后的殷商时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意味着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2019年7月7日《文汇报》第一版报道此事，大标题赫然写道：“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陶寺遗址位于今山西临汾襄汾县城东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面貌日益清晰，与良渚遗址南北遥相呼应，彰显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陶寺遗址距今四千三百年至三千九百年，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大型城址，宫城城墙和城门的发现，证明了它具有完备的城郭之制，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初形态。

陶寺宫城面积13万平方米，位于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470米，南北宽270米，与大城方向基本一致，大体是宫城在里、城郭在外的“回”字形布局。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寺宫城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宫城。陶寺大城面积280万平方米，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

最令人惊艳的是观象台遗址的发现。考古学家对遗迹复原，反复模拟观测，最终发现观象台十三个柱子之间的缝隙，是先民根据阳光透过缝隙照射到圆心点来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与夏至、冬至。证实了《尚书·尧典》所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是先民们对农时节气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个观象台形成于四千多年前，比英国巨石阵观测台早了将近五百年。

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就敏锐地意识到，陶寺文化汇聚了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因素。陶寺的出土文物诸如玉琮、玉璧、玉钺、玉面兽等，均非产自本地，很可能来自良渚。至于石钺、双孔石刀，则带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因素。

规模空前的城址，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集中管理的手工业区，与国家的起源密切相关。有的学者指出，陶寺遗址与尧帝的都城存在高度联系；有的学者进而推测，陶寺可能是最早的“中国”。其实早在1991年，苏秉琦就认为，尧舜时代万邦活动的中心——晋南一带，是“最初中国”的所在。他说：“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1950年代末，徐旭生根据《左传》《国语》以及古本《竹书纪年》有关夏后氏都邑的记载，对分布在豫西、晋南的“夏墟”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开启了以田野工作为重点的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不久，徐旭生发表《1959年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确定了此后夏文化考古的方向。

夏人活动的地区，西起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向东至黄河流域，今河南的河洛流域是夏人居住的中心，夏的重要都城斟寻，就在嵩山西北的洛阳平原东部。夏人聚居的另一个地区，是今山西南部，特别是汾水以东今翼城附近，后世称为“夏墟”。

考古学家在今河南西部发现“二里头文化”，分布于豫西黄河南岸的陕县、荥阳、郑州，以及洛河流域的洛宁、宜阳、洛阳、偃师、巩义等地。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和商前期文化之间，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从分布地区和时间序列来看，同传说中的夏朝所在的中心地区大致相符。据测定，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为公元前2080年至公元前1690年，时间大体相当。有的学者认为，偃师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夏末的都邑文化。

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最辉煌，至今已发现两座宫殿遗址，可能是夏桀的都城斟寻。古本《竹书纪年》说“桀居斟寻”，学者们考证，斟寻在今偃师东北、巩义西南；或者判定二里头就是夏都斟寻。1983年，考古学家发现偃师商城，一些学者由此推测，二里头是夏都，偃师商城才是商汤灭夏之后建立的西亳。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如果没有文字本身的证据，我们便只好用时间和空间上的对证。”他断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而不是商朝早期文化。”2000年前后，“二里头夏都说”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许宏说：“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其影响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进入‘一体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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