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消亡论”与“桎梏说”

中华民族创造过包括戏曲在内的灿烂辉煌的文学艺术，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戏曲乃是世界最早的三大戏剧体系之一，没有像古希腊戏剧和古印度梵剧那样成为历史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绵延不息，至今仍在机遇和挑战中焕发生机，于革新和创造中求生存、谋发展，不是满足于“还活着”，而是活得生龙活虎、富于创新、正气浩然！

仅宣扬戏曲消亡论，无助于改变戏曲的生存现状。因为这类论调的问题，首先还不在于理论上脚跟不稳健，更重要的是违背了事实。所谓“戏曲”，既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文明，又是包括戏剧在内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戏剧”又是一个流动、变化、发展的概念，很难为自古至今世界各国的戏剧下一个科学严谨的统一定义。除去“角色表演故事”的本质属性能成为中外戏剧的共性，可以以之区别于其他姊妹文艺形态之外，很难用一个涵盖古今中外戏剧的唯一定义，来比较其早晚、优劣、兴衰。依据古希腊悲喜剧或者古印度梵剧或者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戏曲作为参照体系和标准尺度去衡量其他国家民族不同时期的戏剧形态，都难以得出科学的全面结论。笔者将中国戏曲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唐宋之前，乃是从情节简单、故事短小、场面甚少、表演单纯到逐步复杂多样过渡的初步形态时期。其时，戏曲像一个能歌善舞、天真烂漫、以歌舞或口头形式于某些场所表演短小故事的妙龄女郎，善于模仿，能以优孟讽谏，会演百戏，诸如踏谣娘、参军戏，多才多艺，日渐成熟。第二个阶段则是综合复杂多样文艺门类的成熟时期，是指在露天或室内固定舞台演出的漫长历史阶段，主要是唐宋元明清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其时，她已是驰骋南北、纵横舞台、能与诗词歌赋诸位兄弟姊妹争妍斗艳、光彩夺目的明星，会演杂剧、南戏、传奇、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昆乱不挡、文武兼工，既能在庙会集市的露天广场赢得万人喝彩，又能在达官贵戚、富商阔贾的庭院令人赏心悦目。第三个阶段，演观直接交流与虚拟交流相结合的时期，即戏曲演出在继续传统演观形态的同时，还借助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化声像传播技术来与观众交流，主要是指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今天。其时她在舞台上风姿绰约，却又被声像魔力插上了神奇的无形翅膀，通过与观众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能随时走到千家万户或者个人面前。这三个阶段难以按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戛然分开，而是有所交叉。消亡论者却是将戏曲仅仅局限于第二个阶段，立论不无偏颇。

诚然，除了某些保存或者修复的文物古迹之外，封建社会的演出场所不少已经不复存在，戏曲存在的客观环境确实有所改变。但是，戏曲仍在新的场所继续演出，仍通过电影、电视、网络继续传播。戏曲仍有其生存的广袤空间。中国目前尚有戏曲剧种约计286个，剧团2600多家，民营剧团3000多家[1]。尽管这些剧种流行的区域、这些剧团的演出次数有所不同，有的剧团也确实存在负担重、生存难、人才流失、剧种消失等严峻问题，但是，戏曲仍在演出和流传，却是不争的事实。

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戏曲曾将其根深深扎于农村。当前农村，也确有不少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成为城乡之间的一个流动群体，不少乡村已成为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的村落，作为娱乐主体和消费群体明显减弱[2]。不过，目前城市的“农民工”，在首先解决居住和子女入学等迫切问题之后，也会逐渐融入城市娱乐和文艺消费之中，也有欣赏戏曲的愿望和要求。而且，留于农村耕种者，也有一些青壮年劳力。否则，我国怎么能够连年丰收、粮食增产！而且不少地区是在战胜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丰收。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是季节性、流动性很强的。更何况如今有的“农民工”又返回农村，正在广阔的田野上奋发创业，亦工亦农亦商同时也搞精神文明建设！戏曲在农村、乡镇、城郊乃至城市，仍有一定市场。“农民工”增多，不是戏曲“消亡”的根本原因。因为她并没有消亡。

戏曲消亡论的另一个理由是说戏曲早已失去了她的说古和教化功能，仅仅尚存一部分娱乐功能而已。其实，戏曲自产生之日起，无论受“高台教化”观念制约、影响多么严重，其旨在乐人动人的意蕴谁也没法根本动摇。观众花钱看戏，首先还是“娱乐”，当然也不排除接受教育的意义，但主要不是去剧场学习历史知识。不少观众，特别是戏迷，对于不少戏曲的剧情早已了然于胸，何必还要如痴如醉地去看？主要还是看其表演，听其唱白。尽管古代戏曲的基本思想蕴涵是忠孝节义，的确存有等级观念、封建伦理、宿命迷信等等。但是，戏曲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成果之一，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记载了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不同阶层的愿望和理想诉求。其戏剧形态在演变中的长期流传，观众的喜闻乐见，就是其天然合情合理的有力证明。而且其中精华与糟粕又常常是交融、杂糅的，难以仅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截然区分。歌颂仁君贤臣在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主权独立或者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繁荣等方面的某些“文治武功”，歌颂那些体现舍己为人、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的孝子贤妇，歌颂体现爱国思想的代父从军行为，歌颂坚持民族气节、反抗黑暗统治和邪恶势力的英雄豪杰、勇武忠贞之士，确实具有弘扬祖国优秀传统、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至今未曾过时。岳母刺字的目的是鼓励儿子杀敌报国，杨家将的可贵在于保家卫国、英勇不屈，霸王别姬的教训在于失道寡助、自取灭亡，王宝钏独守寒窑体现了爱情的坚贞不移，秋胡戏妻则是对糟糠之妻的亵渎。老莱子娱亲之孝不免滑稽可笑，却正是主人公希望的效果。更不用说孝敬老人至今仍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优良传统。这些戏曲，长期不会消亡。作为某一种文体，是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但是作为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这些不会消亡。包括戏曲在内的优秀文艺作品，时间的距离不会使其认同价值消失，古人古事依然会引起今人的强烈共鸣。优秀历史戏的继续红火，对荣获“文华奖”戏曲的好评就是明证。青春版《牡丹亭》成功演出多场的轰动效应，更是可喜事实。

且不说目前若干剧团仍在工厂、农村、学校等舞台上演出戏曲，戏曲院校正在培养戏曲编、演、导、研人员，高校和研究单位正在研究戏曲，处于信息时代的观众也正在通过电影、电视和互联网，接受戏曲传播。至2015年12月，中国上网人口已有7亿之多，网站注册用户数量较之2006年的150多万大有增加。自2000年“咚咚锵”中华戏曲网站创办之后，至2006年戏曲网站已接近有500家，其中地方戏网站128个，京剧网站52个，越剧网站36个，昆曲网站14个，黄梅戏网站14个，豫剧网站9个[3]。据有的学者2008年的统计，其时全国戏曲网站已有574个[4]。最新的统计数字与此不同，但基本趋势是有增无减，特别是上网用户数量、网站注册用户数量已有大幅度增加。中国已是世界第一的网民大国。网络戏曲固然缺乏观、演直面交流的亲切之感，但其兼容性、迅捷性、广泛性，与舞台时期的戏曲传播不可同日而语。戏曲正在利用新的形式继续传播。素以典雅著称的昆曲，也在网络上以多种形式演出。

戏曲依然健在，并非戏曲消亡论的所谓“夕阳说”“博物馆说”“木乃伊说”，而是“涅槃再生”。只有改革，与时俱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表现人民，才能长青不死。戏曲正在向这方面艰难跋涉、努力拼搏。当然，消亡论者可能也是出于不满戏曲改革的现状，希望将戏曲变为生活的艺术。这需要诸多方面共同努力。因为戏曲还活着，当务之急是使其活得更为有滋有味，焕然一新。盛世之音的时代精神是积极向上，即使腐朽也未必不能化为神奇，何必徒然哀叹仍生者已经“死去”？当然，消极悲观同盲目乐观，都对戏曲发展毫无裨益。笔者实地考察过部分地区戏曲的现状之后，更不敢盲目乐观，但仍不敢苟同消亡论。照消亡论者的逻辑，既然戏曲已死，就该解散剧团，停办戏校，关闭网站。如此一来，倒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是如何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相比，中国古代戏曲之所以能如此顽强生存、绵延不息，就是因为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而这种风格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特有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性、文化传统。尤其是文化传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尽管也几经演变，代有创造，但自秦汉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儒家思想体系作为主导和核心却沿袭不断，几乎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超稳定系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文学艺术。作为文学艺术的一支，戏曲的产生和发展固然有着自身的独特道路，但是也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即结有“不解之缘”，而不是风马牛不相及。

本来，笔者奉献给读者诸君的这部《戏曲与儒学之缘》，实为“戏曲与儒学之关系研究”，为何却要从质疑“戏曲消亡说”引入？因为此说，有时会成为第二个观点亦即“桎梏论”的铺垫或者基础，亦即他们认为戏曲之所以消亡，乃是儒学桎梏或曰消极影响的结果。究竟如何评价儒学的作用和影响？儒学与戏曲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对此，论者的认识和分歧由来已久。

一是不涉及戏曲与儒学的关系。由于戏曲所谓“托体稍卑”，林传甲先生1914年版《中国文学史》以“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文学史中倘若“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则是“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疑”[5]。谭正璧先生1949年版《中国文学史大纲》，虽以戏曲为元代文学的代表，承认元代有几位理学家兼长文学，提及乾隆时期汉学战胜宋学，却不录元代理学家戏曲，不论及汉学、宋学与戏曲的关系。其后，戏曲小道末技说渐消，但不涉及戏曲与儒学关系之著述，亦非罕见。中国港澳台学者，注重戏曲本体研究，近五十年的硕博论文中，仍罕见戏曲与儒学关系的专题研究。

二是以儒学、儒家思想、儒家学派为贬义，认为儒学对戏曲仅有负面消极影响，甚至是“阻碍”“束缚”“桎梏”戏曲的生成与发展，因而予以否定、批判乃至打倒，要肃清其流毒。五四运动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声浪高涨，视儒家影响下的戏曲是“封建文学、贵族文学”，均属“打倒”“推翻”之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乃首部俗文学史，对戏曲之重视，为同时期文学史之最，但持戏曲“印度输入”说，偶或涉及“儒教”，则予以否定，较早提出儒教乃中国戏曲晚生原因之一，说“无论宫廷或民间，都秉承着儒教的传统见解，极力排斥着新奇的娱乐。略涉奇异的事物，他们便以为怪诞而敢斥之唯恐不速”[6]。“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论者视孔子为“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派”，儒学是“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哲学”，在其影响下的才子佳人戏是“美化妓女”，包公戏是“美化清官”，水浒戏是“歌颂投降派”，三国戏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唱赞歌”，编导演评者，越是名家越是“反动权威”“牛鬼蛇神”，被批判、打倒甚至迫害致死，戏曲与儒学关系研究走进了死胡同。

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不再以儒法划线，完全“否定说”仍时而可见：说孔子作为“孔孟之道”的一尊偶像，统治阶级的一位思想家，对中国历史的思想影响不好；元明清三朝时，封建社会已逐渐走向没落崩溃，孔孟的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手中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对中国戏曲形成与发展的影响，颇为消极，起了促退而不是促进的作用，其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僵死的陋习，是一种束缚人的身心的传统桎梏；理学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不幸，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几乎难以找出什么积极的方面；到刘晓波那里，则说得更为露骨：“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传统文化早就该后继无人。”[7]

三是既指出儒家思想对戏曲形成与发展的正面影响，也指出其消极的负面作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情况。儒家的礼治导致高台教化观念的浓重，也是戏曲晚生的原因之一；元代后期杂剧的衰落，与理学的倡导以致成为统治思想息息相关；明代前期戏曲的不景气是程朱理学束缚的结果，后期的兴盛繁荣则与王学左派的张扬个性紧密相关；清代朴学的兴起，使戏曲地位更加下滑。其时影响较大的多部文学史、戏曲史，大多都是一分为二地论述儒学与戏曲的关系，比较辩证。而且其间也出现了不多的戏曲文化史研究的专著，总论儒释道与戏曲的关系。余秋雨先生《中国戏剧文化史述》、郑传寅先生《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显然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特别是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否认“儒教”的观点明显有别，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实际出发，分析了儒家史官文化的“求实”精神与戏曲的历史化、儒家的伦理思想与戏曲的道德化、儒家的人生境界与戏曲程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时，张庚、郭汉城、吴新雷、叶长海、俞为民、廖奔、郭英德、刘祯等诸多先生的戏曲史论专著及有关论文，谈及儒学与戏曲之缘，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大大推进了这方面研究的纵深开掘。而否定论、消亡论、阻碍说甚至桎梏说，却仍时而可见。而且不是毫无根据的“指鹿为马”，而是不无片面的“指驴为马”。

对于戏曲消亡说，笔者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但是，对于阻碍论或曰桎梏论，却并非简单的“是”或“否”的选择题。这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深入细致地考察戏曲和儒学产生、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中，两者的正向联系与反向运动，从纵向上考察戏曲与儒学的关系。本书前四章，分别论述宋元之前、元、明、清四个阶段戏曲与儒学的关系：宋元之前，戏曲与儒学在各自成长成熟中，已结下不解之缘；元代，元杂剧与理学兴衰同步又难免悖逆，理学对宋元南戏，既有正能量，也有反作用；明代儒学与戏曲既有相克也有相生；清代儒学与戏曲则是既有相生也有相克；近代，儒学与戏曲在中西论争中各有异化。总之，儒学与戏曲的关系，很难用一个关键词加以涵盖。宏观而言，不同朝代不同时期，儒学与戏曲关系有别；而就各个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而言，儒学与戏曲关系也有错综复杂的表现。笔者力图将宏观涵盖与微观剖析相结合，具体探讨戏曲与儒学之缘；而且，戏曲与儒学的不解之缘不只是历时性的，而且彼此有多条联系的纽带或曰接榫点，因此，再从横向层面，研究儒学对戏曲编剧演员、戏曲内容、戏曲人物、戏曲结构的影响。影响是双向的，儒学对戏曲有制约、局限，也有促进、推动；戏曲对儒学有接受，也有悖逆。笔者驳斥以“桎梏说”作为戏曲与儒学的关系之偏颇，并非不承认儒学对于戏曲也有不良影响；强调儒学对戏曲的能动作用，乃是因为“桎梏论”对此有所忽视。探讨戏曲与儒学的横向之缘，即是本书后四章的基本内容，亦即儒学对戏曲究竟有哪些影响。只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其间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亦即“不解之缘”，才能对“戏曲消亡论”“儒学桎梏论”尤其是戏曲何去何从等根本问题做出明确回答。戏曲与儒学，两者之间，似乎既非相亲相爱、矢志不移的情侣，亦非水火不容、有你无我的仇敌，仅用一两个关键词诸如“桎梏”或者“促进”作为戏曲与儒学关系的概括，固然泾渭分明，却难以道其错综复杂却又难分难解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儒学”，乃是指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包括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儒学等，并非仅指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主体乃是儒家思想。本课题《戏曲与儒学之缘》，主要是研究戏曲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而立论的前提则是如何正确评价儒学、儒家思想。这个问题伴随我数个不眠之夜，冥思苦索，总觉理应将首要问题集中于此，却又不时处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把握不准之中，而终于底气倍增、豁然开朗，乃是因为看到了这两段话：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从这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8]

显系深刻阐述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蕴涵、历史意义、时代价值的高屋建瓴之论，当然也是我们究竟如何正确评价儒家思想文化贡献的理论依据和根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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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1959年《十年来戏剧事业的巨大发展》，全国共有戏曲剧种368个；据1983年《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全国共有戏曲剧种317个；据1999年《中国戏曲志》，全国戏曲剧种394个。十多年之后，戏曲剧种有所减少。2014年统计为286个。现有剧团数目难以确考。有的剧团只是象征性地演出。民营剧团的数目，有的统计大大超过了3000家。

[2] 曾凡《戏曲死了》，《学习时报》2006年6月26日。

[3] 焦福民《戏曲网站与戏曲的网络资源》，《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51页。

[4] 杨燕《中国戏曲网站的现状与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9页。

[5]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上海科学书局1914年版，第182页。

[6]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4页。

[7] 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第52页。

[8]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