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训诂的产生
训诂是汉语和传统文化的重大的语言、文化现象。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语言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约而言之，即内因和外因两项。内因指语言方面的，外因指社会和文化方面的。
一、训诂产生的内因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而表达思想，无论是叙述、议论，还是说明，都需要进行解释。这种说话间或行文中的解释，是说话人或行文者认为必要时而做出来的，其效果在于加强语言表达的明确性、形象性和逻辑性。这种现象，古往今来的著作中都大量存在。让我们由今到古举例说明：
（1）蓦然，身后传来他或高或低不太连贯的话语：“……那个人杠了孬了！……忒占孬了！……”“杠了”、“忒占”，都是我的相亲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副词，意为“太”、“极”、“非常”，诸如此类。（于冠深《黑不黑的紫檀色》2017年4月19日《齐鲁晚报》）
（2）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3）（武大郎）呜呼哀哉……那婆娘却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嚎了半夜。（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五回）
（4）（舜）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山也。五载一巡狩。（司马迁《史记·封禅书》）
（5）夏，郑人侵许。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左传·庄公二十九年》）
（6）东方曰析，风曰
；南方曰
，风曰
；西方曰
，风曰彝；北方曰夗，风曰伇。（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14294片）
上面的例子说明，古今的著作都有在正文中对某些词语进行解释的现象。例（1）“杠了”、“忒占”是方言词语，不解释，一般读者就不明白，所以作者就解释了。例（2）毛泽东科学地解释了什么是“实事求是”，用来说明共产党人对待学习的态度。例（3）作者解释为什么“那婆娘却号号地假哭”、“那妇人干嚎了半夜”。“号”，阳平，同“嚎”，意思是大声嚎哭。“干嚎”，形象地说就是“只打雷不下雨”，有声无泪。例（4）司马迁解释了“五岳”。例（5）作者解释“郑人侵许”为什么用“侵”。因为“侵”与“伐”、“袭”不同，它是不宣而战。例（6）解释了东、西、南、北四方的名称和四方的风的名称，因为这些名称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上述六例，其解释的内容主要是词义。这些解释，都增强了语言表达的效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语言表达创造了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形式，同时也创造了这种解释所使用的术语。例（1）、例（2）运用判断句的形式来解释，“某是某”或“某就是某”；例（4）也是判断句，“岱宗是泰山”或“岱宗就是泰山”。判断句的语义性质就是解释。例（3）、例（5）、例（6）通过叙述来解释，“曰”、“谓之”意思就是“称为”、“叫作”，如例（5）其意即为“凡军队进攻，公开宣战（即“有钟鼓”）叫作伐，不宣而战（即“无钟鼓”）叫作侵，轻兵疾进叫作袭”。
既已有了“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形式”，又有了“这种解释所使用的术语”，训诂产生的条件就具备了。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之时，即今人读不懂古人的著作，此方人读不懂彼方人的著作，那么，那些能够读懂古人著作和彼方人著作并具备了训诂知识和能力的人，就可以给那些著作做注解了。例如：
（1）《诗·邶风·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毛传：偕，俱也。
郑玄笺：执其手与之约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
（2）《公羊传·庄公十二年》：（宋）万怒，搏闵公，绝其脰。
何休解诂：脰，颈也，齐人语。
例（1）是《诗经》的注解。《诗经》大多是周代的民歌，当时一般人是能听得懂的，读书人也是能读得懂的。但是时间到了西汉，由于几百年来语言的变化，《诗经》就读不懂了。这时，《诗经》专家毛亨就给它做注解，书名叫作《毛诗诂训传》。诂训传，简称“传”，其意就是“注解”。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又给《诗经》做“笺”（也是注解的意思）。有了“传”，还要“笺”，这绝不是叠床架屋，而是确实有此必要。例（2）是《公羊传》的注解。《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是齐人，他用了齐地的方言，“绝其脰”就不好懂。东汉末年的何休研究《公羊传》并懂齐语，他就做注了：“脰，颈也。”“绝其脰”就是“绝其颈”，意思是折断他的脖子。
有了正文的释义，又有了古籍的注释，训诂就产生了。
二、训诂产生的外因
1.教育对训诂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教育发生很早，夏朝就有了学校。学校的名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古者八岁入小学，学制是七年，课程是六艺。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书”，就是《周礼·地官·保氏》所说的“六书”。郑玄注：“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老师教学生读书写字，用六书来分析字形，说解词义。先秦典籍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1）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2）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左传·宣公十五年》）
（3）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国语·周语上》）
汉字是表意系统的文字。它的形体可以分析。上述三例，都是通过分析字形来说解词义，并进一步来阐明一个道理的。这样的理念和方法代代相传，并且不断地完善条例，积累例证，到了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就熔铸古今，集其大成，著成了《说文解字》。《说文》收录了“武”、“乏”二字，《广韵》收录了“众”字，其分析字形、说解词义就是完全依据了《左传》和《国语》。
学童小学毕业，进入大学。大学的学制是九年。大学没有具体课程，但有总体要求。《礼记·学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向也。”大学的学生要习读各种经书。一年结束，要考查他们能否给所习经书断句，能否讲解所习经书的词语和章句。给古书断句、讲解古书词语和章句，正是训诂学的重要内容。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学活动的深入，教学中有了因形说义，有了分析句读，有了通释章句，这促进了训诂的产生，并推动了训诂向更高层级发展。
2.“百家争鸣”对训诂的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征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时，“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就代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对社会上的许多问题表明态度，提出主张，并且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个学派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争鸣的核心就是怎样治理国家，如儒家的“仁”、“礼”、“乐”，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墨家的“非攻”、“兼爱”等。争鸣，就需要阐释诸多的概念，如“仁”、“礼”、“法”、“无为”等。要揭示这些概念的内涵，就要解释表示这些概念的词。例如“仁”和“法”：
（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2）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3）宽惠行德谓之仁。（《韩非子·诡使》）
（4）法者，所以爱民也。（《商君书·更法》）
（5）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管子·禁藏》）
（6）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
先秦典籍对“仁”和“法”的解释很多。仁，各家都指出它的词义是“爱人”，是人与人之间相亲。《说文》对“仁”的解释为“亲也”。法，各家都指出它的词义是“法令”，是保护百姓的。《说文》对“法”的解释是“刑也”。《现代汉语词典》：“仁，仁爱。”“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的总称，包括法律、法令、条例、命令、决定等。”这些解释和先秦各家的释义是一致的。这说明，诸子百家在争鸣中所阐释的词义是科学的、准确的。
3.辨定名号对训诂的促进作用
我国古代是宗法社会，非常注重名号。《庄子·逍遥游》：“名者，实之宾也。”《荀子·正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由于周天子地位衰落，诸侯征战，礼崩乐坏，就出现了名实混乱的现象。诸子百家都赞成名实相副，循名责实。所以，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正名”，就要辨别名实，区分概念，诠释词义。这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称谓：“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礼记·曲礼下》）又如制度：“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礼记·王制》）又如婚姻：“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于国君，曰备酒浆；于大夫，曰备洒扫。”（《礼记·曲礼下》）即使是“死”，也有等级：“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下》）。可见“正名”的范围多么广泛，多么严格。
与名号相关的，有“谥”。谥就是古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如周幽王的“幽”、齐桓公的“桓”、宋襄公的“襄”、魏文侯的“文”等。有人研究谥，就有了《周书》里的《谥法》一篇。《谥法》的每一条，都与词义有密切关系。比如“襄”，《谥法》有多个解释：“辟地有德曰襄”、“辟土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执心克刚曰襄”、“协赞有成曰襄”、“威德服远曰襄”。依据《说文》，“襄”是古代的一种耕作方法。耕作，就有“辟地”、“辟土”的意思；耕作需要用力，就有“甲胄有劳”、“执心克刚”的意思；耕作需要协力，就有“协赞有成”的意思。
注解古书有时也要征引《谥法》。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世祖光武皇帝讳秀。”李贤注：“《谥法》：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这就是为什么刘秀被谥为“光武皇帝”。又如《光武帝纪赞》：“沉几先物，深略纬文。”李贤注：“《谥法》：经纬天地曰文。”如果是谥，固然要引《谥法》，但这里的“文”并不是谥，李贤也引《谥法》来解释，这就证明《谥法》的释义是有根据的，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
毛泽东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汉语孕育了训诂，而教育的发展、百家的争鸣、名号的辨定等又催生了训诂。这样，训诂就产生了。训诂的产生，对解读古籍、传承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促进了汉语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