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術道路

鞏本棟

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多經歷過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學階段的學習或被推遲，或曾中斷，中學畢業又上山下鄉，進入大學讀書既遲，走上工作崗位也就多已過了而立之年。日居月諸，光陰荏苒，似乎轉眼便至耳順，到了退休的年齡了。

數月前，有同學提議，待我退休時，門下弟子們組織一些慶賀活動，我没有同意。因爲自己平生不喜張揚，再説雖已近退休之年，然工作的性質和生活的慣性所使，心態好像也還没有調整過來。近來，及門諸弟子又重提此事，並表示馬上就要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其中就包括了編一部紀念論文集和要我撰一自述。這次我没再拒絶。這倒不是由於其他特别的原因，而是覺得自己在學術上雖成績微薄，然一路走來，得師長之諄諄教誨、朋友之傾力相助實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應以己之不才，而使其稍有泯滅。且在綜合大學裏，幾乎每年都要進行科研數據的統計，而教學成果的統計雖也有，却似乎没太被重視，更不會詢及指導的學生畢業後去了哪裏，他們的發展情況如何，取得了什麽成績等等。現在，值此機會，能編一本論文集，既是對自己多年教學工作的一個檢驗，又是門下諸弟子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又何樂而不爲呢？

我一九五五年出生於江蘇省豐縣的一個普通幹部家庭。父親鞏立武是豐縣總工會的主席，母親方志偉是杭州人，縣供銷社的統計師。父親出身貧苦農民，年輕時受中國共産黨的影響，走上了革命道路。外家在清朝則世代官宦，顯赫一時，祖上出過榜眼、探花，進士數人，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杭州祐聖觀巷的方家老宅仍佔了半條街，只是到了我外公時，才日漸敗落，至解放前夕，終淪落爲城市貧民。一九六五年，父母從豐縣調到睢寧縣工作。次年，我畢業於睢寧縣實驗小學，此時“文革”已開始，一切停頓。待到一九七○年我進入睢寧縣中學讀書，中間已隔了四年。

一九七四年，我與很多同齡人一樣，在“文革”中讀完了中學（兩年初中，兩年高中），然接下來的經歷却很曲折。一九七五年五月，我作爲知青下放到睢寧縣蘇塘果園場勞動，不久，又因父母工作調動，轉到豐縣順河公社插隊。一九七七年初，我被推薦到江蘇沛縣師範學校讀書，一九七九年畢業後留校工作。一九八○年初，由徐州教育學院中文系盧厚儉先生幫助聯繫，到南京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進修，導師是金啓華先生，一九八二年夏結業。一九八三年初，與王一涓結婚。我們兩家是近鄰，中學又是同班同學，還是“插友”。一九七八年初恢復高考制度後，她考入徐州師範學院（今江蘇師範大學）中文系，即所謂“七七級”；畢業後在銅山縣鄭集中學、銅山中學任教，一九九二年調入南京大學中文系工作。一九八四年，我考取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南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師從徐無聞和林昭德兩位先生，開始了三年碩士階段的學習生活，也開啓了自己古代文學研究的道路。

我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結緣，現在回想起來，也許可追溯到中學時期偶然讀到的兩首古詩。一首是鮑照的《擬行路難》：“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那時當然還不能理解鮑明遠的那種孤直憤激的情緒，但“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兩句，却能激起内心的一種奮勵有爲的志意。另一首是杜甫的《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脱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那時當然也不能理解這八位原來是並不快樂的一群人，杜甫寫此詩時的心情也並不快樂（先師程千帆先生有《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杜甫〈飲中八仙歌〉札記》論此，遂發千古之覆），直覺是這八位真是瀟灑可愛極了，讀杜甫的這首詩，真是一種美的享受。瞭解那段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那是一個無書可讀的時代，不要説《鮑參軍集》、《杜工部集》看不到，一般的古典詩歌選本也難以見到，忽然在一片荒蕪之中讀到這兩首詩，那種驚喜、奇特的感覺真是難以言狀，以至直到今天，當時捧讀此詩的情景仍恍然在目。多年之後，冥冥之中，當自己也走上古代文學研究的道路時，我不知道與此是有關係呢還是没有關係。

再就是我在沛縣師範學校讀書時，受到過兩位老師的影響。當時，教我們古代文學課的老師是高承傑先生，教中國史的老師是馬愈先生。高老師畢業於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曾長期在南京曉莊師範學校任教。他授課極爲認真，教案都寫成講稿，工筆楷書，一絲不苟，上課就是念講稿，却很受學生歡迎。馬老師上課則風趣生動，自然更容易吸引學生。我在這兩門課的學習中，常得到兩位老師的鼓勵，這無疑使我對中國古代文史的學習增加了許多興趣，後來所以走上古代文學的研究道路，也是與這兩位老師的積極影響分不開的。

在南京師範學院的學習，現在回想起來，主要是修讀一些本科的主要課程，側重中國古代文學。上課的老師中，有皇甫煃、吴錦、顧復生、鍾陵、郁賢皓和談鳳樑等先生。那時候高考制度已恢復，學校乃至整個社會的學習風氣都非常好，自己把聽課和讀書的時間也安排得很滿。除了在南師聽課，我還常到相鄰的南京大學聽課。像先師程千帆先生的“杜詩研究”課、周師勛初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鮑明煒先生的“音韻學”等，我都完整地聽過。平日讀書，有問題則去嚮金先生請教（金先生是著名的古代文學專家，早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師從胡小石先生，著有《詩經全譯》、《杜甫論叢》、《中國詞史論綱》等，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一九八一年，我隨侍金先生參加了在成都召開的首届杜甫研究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嚮金先生請教外，平日請益較多的是談鳳樑先生。談先生治小説最有成就，他講授元明清文學，幽默風趣，也最受學生歡迎。在南京師範學院的這些學習，使我大開眼界，直接影響了我後來的生活和學術道路。

徐無聞先生名永年（一九三一—一九九三），字嘉齡，三十歲後以耳疾自署無聞，四川成都人，一九五四年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徐先生畢業後分配到西南農學院工作，次年調入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直至他走完人生的旅程。徐先生是當代著名的學者和書法家。先生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傳統思想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先生天資聰穎，性情温和平淡，學問淵博，詩書畫兼擅，雖享年不永，然所涉既廣，著述亦豐。在文學研究方面，先生有《徐無聞文集》、《東坡選集》、《批注唐人萬首絶句選》；在文字學方面，先生主編有《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甲金篆隸大字典》；在書法篆刻方面，先生有《徐無聞書法集》、《徐無聞印存》、《書法教程》等等，頗爲學界和書法界所推重。陝西師範大學黄永年先生就曾稱其爲當代成就最高的兩位書法家之一（另一位是啓功先生）。

林昭德先生（一九一七—一九八八）是四川樂至人，一九五一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曾任教於重慶大學中文系，一九五六年調入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直到辭世。林先生在語言學、中國古代文學尤其是詞曲研究方面多有成就。先生的《詩詞曲詞語雜釋》，是繼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後，又一部解釋詩詞曲作品中各種術語、俗語、方言的語言學著作。先生對川劇深有研究，曾搜集、整理過很多川劇劇本和研究資料，與李明璋合撰的川劇《夏完淳》，一經上演，即受到廣泛的好評。

徐先生和林先生一九八四年是首次招收研究生，共録取了五位同學（另外四位同學是陶新民、張瑞君、陳忻和韓雲波）。系裏爲我們製定了詳細的培養計劃，由徐先生、林先生總其責，並請系内外的多位老師給我們開設課程。徐先生講授“唐宋文學要籍解題”，内容涵括總集和别集，從編選宗旨、主要内容和特色，到版本源流、研究現狀等，無不涉及，實際是從基本的集部文獻出發，勾勒出一部唐宋文學發展的歷史。林先生則爲我們開設了“《論語》、《孟子》導讀”，通過對儒家經典的細讀，不但爲我們學習中國古代文學打下基礎，而且也使我們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得到加深。其他老師如譚優學先生，爲我們開了“《左傳》導讀”課，曹慕樊先生開“目録學專題研究”，李景白先生開設“孟浩然研究”，荀運昌先生開了“唐宋詩選讀”課等。此外，徐先生還聘請歷史系的老師爲我們開了“宋史研究專題”，請成都大學白敦仁先生開設了“宋詩研究專題”課等。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徐先生第一次爲我們上課時，未曾開講，却先轉身在黑板上寫下了顔之推的兩句話：“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先生的用意很明白。“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適莽蒼者三飱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他是希望我們能潛心讀書，多作積纍，杜絶浮躁，將來才可能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在學術的遼闊天空中飛得更高。從徐先生的話中，也可見出蜀中老輩學者的治學風格，那就是讀書甚多，却不輕易著述。有一次與先生閑聊，問及先生退休後的打算，先生淡淡地答道：“還家貧不死，讀盡舊藏書。”（此陸放翁《日用》詩句）在先生的影響下，三年的碩士階段的學習，大家自由地讀書，且都很勤奮。這爲後來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碩士畢業前夕，我報考了南京大學中文系程千帆先生、周勛初先生招收的博士生，並幸運地被録取（另兩位同學陶新民、張瑞君同時考取了河北大學詹鍈先生的博士生，韓雲波留校工作，陳忻到重慶師院任教，他們兩位後來也都在職取得了博士學位）。從長江頭走向長江尾，經白帝，過三峽，順流而下，江水浩浩，楚天無際，新的學習生活開始了。

程先生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是莫礪鋒，第二届是曹虹、張宏生和蔣寅，第三届是張伯偉和程章燦（從這一届起，與周勛初先生合招），我是第四届（後來兩位先生還聯名招收過一届學生，他們是陳書録、曾廣開和姚繼舜）。入校後，兩位先生在與我第一次見面時，便佈置了專業課和三年學習的任務。讀五種書：《楚辭》、《莊子》、《文選》、《文心雕龍》和《南史》（其中《楚辭》、《南史》的研讀，分别由副導師郭維森先生和卞孝萱先生負責指導）。另外，修一門周先生爲碩士生開設的課程“當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每門課都要完成一篇論文，而且既强調對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性和作家心靈的理解和感知，又要求儘量運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去完成這些作業，要求達到在省級以上刊物上發表的水平。程先生後來曾説道：“做學問，一定要把基礎打牢一些，打寬一些，不然像有的先生那樣，一生治一本書，所指導的研究生也像他的老師一樣，畢業以後，分配都不好辦。有的學者看似著述很多，但其治學方法單一，路子就是一個。”（《桑榆憶往》，第一六一頁）這些指導，與我碩士生階段的學習顯然不同，它更爲具體，更重視理論和方法。

程先生的治學方法，晚年歸結到一點，就是追求文藝學與文獻學的完美結合。他説：“拿搞文學的人來説，我們最注重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材料，稱作文獻學；另一個是對作品本身的思考，叫作文藝學。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將文獻學與文藝學兩方面相互結合、滲透、協調在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證清楚，儘量使它没有問題，靠得住；在藝術分析上，要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將它發掘出來，成爲一般讀者可以感覺到的東西。這二者完美地結合起來，當然很困難，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但一定要考慮到這些方面。”（《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第一三二頁）“文藝學在理論上解決問題，文獻學在史料上、背景上解決問題，我所追求的，是文藝學與文獻學的高度結合。”（《桑榆憶往》，第五四頁）程先生的思想方法已得到許多師友（如周師勛初、莫礪鋒、蔣寅、張伯偉諸兄）很好的闡發，我也曾作過一些揣摩。我覺得，文藝學與文獻學的結合，首先意味著應當把版本校勘、文字訓詁以及名物考訂等一般屬於考據學方法的研究，與批評即與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對文學家心靈的感知有機地結合起來。文學“研究的終極目的，是要使詩人通過特定藝術手段所展示的他的心靈重現在大家面前；而考證則是排除在這再現過程中，在語言上、前景上等等的障礙，總之是爲了掃除外在的隔膜，以便呈露内在的實質”（《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第五六頁）。考據是批評的基礎和前提，同時又要爲批評服務，不脱離批評，二者密切結合，從而使研究所得的結論堅實可靠（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純粹的考據就不重要）。其次，把文藝學與文獻學結合起來的另一層含義，又意味著應當把對作者生平與思想的探索，對作品寫作時間、地點，作者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等史實和材料的考辨，與文學的批評結合起來。文學批評的結論，應當來自通過史學實證所得到的材料之中，而不是純主觀的判斷或從理論到理論的推導。除此之外，文藝學與文獻學的結合，還包含著把其他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儘可能地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的意思，只要這種知識和方法有助於説明和解決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總之，所謂“文藝學方法”，乃是以文學作品爲中心，通過深入研讀、感知、理解作品（其中已注入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内涵），不斷走近古人的内心世界、貼近古人心靈的方法；所謂“文獻學方法”，則是一種包括傳統考據學等多種方法（也包括自然科學方法）在内的綜合研究方法。二者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程先生把它稱作“文藝學與文獻學的完美結合”。

周先生的治學方法是綜合研究，這亦有夫子自道。先生説：“我主張綜合研究，爲此我曾一再申述。《文史探微》的後記中説，我在學習文學作品時，往往連類而及，也相應地讀一些史書或哲學著作，這樣做是希望對古代學術能有更完整的認識。因爲在歷史上，無論是一種風尚、一個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發展和變化，都是紛糅交錯地呈現出來的，後人當然可以分别從文、史、哲等不同角度進行探討，但若能作綜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這裏我還可以補充一點，就是擴大知識面後，在探討問題時往往可以取得觸類旁通的良好效應。”（《周勛初文集》第七卷，第三七二頁）在具體的表達形式上，先生也主張多樣和綜合。他説：“我在古典文學的各門行當中都做過些嘗試，這樣做，對於提高自己綜合運用各種研究手段的能力很有好處。讀書偶有所得，就會想到利用哪一種方式表達最爲合適。”（同上，第三五一頁）“我所追求的，是辭章、考據、義理的結合，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同上，第三六三頁）程先生和周先生研治中國古代文學，在方法上實際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主張綜合研究，然相比較而言，程先生常不離文學的本位，周先生則多著眼思想文化，將文學置於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程先生特重視對文學作品本身的體悟，周先生更側重於思想文化層面的綜合分析和探究；程先生研究多用演繹之法，周先生則“著重歸納與類推”（同上，第三六三頁），但也並非不用演繹；程先生的研究雖因遭遇坎坷、中斷多年，然主體意識突出，始終貫穿著一條文學史研究的紅綫，周先生則在客觀上“情況特殊，任務多變”的情況下，“幹什麽，學什麽”，“結合工作進行研究，順其自然地進行攀登”（同上，三五一頁），最終取得多方面的成就。

我自一九八七年以來跟隨兩位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又一直在先生們身邊工作，耳濡目染，對兩位先生的治學特點逐漸有所認識和體悟，自己的學習和研究也就自然地受到他們的影響，那就是既重視文學文本，又注重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來討論文學，注重文學與思想文化的關係。

我讀博士期間的第一篇論文，是讀《楚辭》的一些心得。在反復閲讀《楚辭》的同時，我也結合作品創作的特定思想文化背景進行思考。

研讀《離騷》，我注意到其思想藝術上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即詩的前半眷念追悔，悲憤怨嗟，縈回複沓，勢不能隱，流露出對國家社稷的前途與命運的深廣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而後半部分則結想宏富，情境闊大，意象瑰麗，奇特絢爛，反映出詩人高遠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造成這種變化的關鍵和勾連前後的鎖鑰，則在於詩人的“退將復修吾初服”和“就重華而陳詞”。正是通過“退修初服”和“陳詞重華”兩條途徑，詩人才擺脱了心理上的困境，並由此給全詩的抒情和結構帶來了重要變化。由此可見，屈原之所以偉大，《楚辭》之所以不朽，不僅在於詩人抒寫了自己雖“獨窮困乎此時”，却仍然“忍而不能捨”的偉大的愛國情懷；而且還在於詩中具體生動地展現了詩人憂怨徘徊的心理困境，及其怎樣試圖從這種困境中擺脱出來、繼續上下求索的全部過程。而屈原所以會選擇“退修初服”和“陳詞重華”的背景和原因，原有其思想根源。注重修身和推尊先王，實際上在先秦諸子中也普遍存在著。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影響了屈原的創作心態，也給其詩歌創作帶來了變化。

後來我寫《九歌新論》，提出《九歌》是屈原觀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而作，它與《天問》分别寫“天地山川神靈”和“古賢聖怪物行事”，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古史和諸神的體系，並成爲早期中國南北文化交融的一個範例。這也是將文學置於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所得。讀博期間所寫的其他文章，如討論《文心雕龍·程器》，注意到此文並非一篇單純的作家道德品行論，而是要於文外補修行立功，同樣是把文學與文化聯繫起來思考的結果。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北宋黨争與文學》，是程先生幫我選定的。這篇論文的主旨，是想解決北宋新舊黨争究竟怎樣影響了文學的發展等問題。這顯然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學研究的題目，它涉及北宋的新舊兩黨之間的政治鬥争和北宋的思想學術，這與我此前的學習興趣是相近的。不過，雖然在讀碩士期間就修過宋史研究專題的課程，但當時要對北宋黨争有一個完整的把握，並深入探討其對文學的影響，要補的東西仍是很多的。在兩位先生的指導下，我從《續資治通鑑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宋史》、《宋史紀事本末》、北宋人的筆記等最基本的史料讀起，同時，也開始比較系統地閲讀北宋慶曆、熙、豐、元祐等歷史時期一些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的著作等。遇到問題或有些什麽新的想法，便隨時去先生家請教。這樣，逐漸地理出一些頭緒來。

北宋黨争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其性質是不同的。比如，慶曆黨争，主要是革弊圖新和因循守舊兩種不同的政風、士風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熙、豐時期的黨争，主要是圍繞宋神宗和王安石變法展開的政治鬥争；元祐年間的黨争則除了政争之外，又增加了思想學術之争；至於紹聖以後，黨争的性質實已蜕變，個中不僅有意氣之争，更有政治傾軋等多種因素（參見博士學位論文的有關章節：《北宋黨争的背景與原因》、《北宋黨争之批判》等）。

基於上述對北宋黨争的階段和性質的認識，在討論慶曆黨争與文學的關係時，我比較關注政風、士風對文學的影響，而討論熙、豐、元祐黨争與文學的關係，則多注意政治鬥争、思想學術之争對文學的影響（參見《北宋黨争與文學》[博士學位論文摘要]、《北宋黨争與文論三派的分化》、《北宋黨争與士人心態》等章節，以及《北宋黨争與梅堯臣的詩歌創作》、《詩窮而後工的歷史考察》、《北宋進士科舉改革與文學》、《環繞“蘇門”起始興盛的諸問題》、《“烏臺詩案”新論》、《“借君無弦琴，寓我非指彈”：東坡和陶詩新論》、《北宋黨争與清真詞的創作》等文章）。

博士階段的學習和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與寫作，拓寬了自己的研究視野，尤其是在學術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上，逐漸有了一些自覺。博士畢業後，在兩位先生的大力推薦下，我進入了由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先生創建的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近水樓臺，一方面使我可以仍像讀書期間那樣，隨時向兩位先生請教，深入體會先生的治學思想和路數；另一方面，在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工作也使得我的研究領域有了新的擴展。

大約從一九九五年起，程先生開始時常讓我整理與撰寫一些先生回顧、總結、論述和闡發其學術歷程、經驗、思想與方法的文章。在先生的指導下，像《我與黄季剛先生》、《敬業、樂群、勤奮、謙虚：關於博士研究生培養的談話》、《關於學術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其他》、《貴在創新：關於學術論文寫作的問答》等文章，都是那時整理或寫成的。一九九六年，先生又囑我編纂《程千帆沈祖棻學記》（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次年，又編成了意在反映先生研究中“華彩樂段”的《儉腹抄》（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先生的用意，我理解既是想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思想和方法進行總結，也是因爲我入學後，先生年事已高，没有給我直接授過課，故希望我能通過這些文章的撰寫和《學記》的編纂，對其學術思想方法有進一步的瞭解（我在《千帆先生與我的師生之緣》一文中曾談到這一點，可以參考。文載《古典文學知識》二○一三年第五期）。在先生身後，我還曾編成《千帆詩學》（江蘇文藝出版社，二○○九年），編撰了《中國現代學術演進》（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年）、《微睇室説詞講評》（鳳凰出版社，二○一二年）等，對近現代以來的東南學術、也對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學術統緒，作些初步的梳理。此外，我還曾與程先生合作撰寫過一篇討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文章（《“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也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出版》，《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九七年第五期）。

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始建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由匡老親自擔任中心的名譽主任，並實際領導著中心的研究工作，這就是研究和組織策劃、編纂出版一套大型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研究叢書：《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源遠流長，内涵豐富，面對這一時間上長達數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自然科學等多個領域的傳統思想文化，應如何進行研究、去粗取精、繼往開來呢？匡老認爲：“最好是在時間上從孔子開始，到孫中山爲止，方法上采取《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形式作爲實現這一任務的開端。這就是從這段歷史的各個時期、各個領域和各個學科（包括文、史、哲、經、教、農、工、醫、政治等等）有傑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選二百餘人作爲傳主（一般爲一人一傳，少數爲二人或二人以上合傳），通過對每個傳主的評述，從各個側面展現那些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業績，從而以微見著、由具體到一般地勾勒出這段歷史中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總體面貌，揭示其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於開門見山、引人入勝地批判繼承、古爲今用，也爲進一步全面系統地總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打下基礎。”（《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序》）這也就意味著《叢書》研究的性質，實爲一種以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爲研究對象，而又主要著眼於思與行或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即側重“從思想的角度去評述歷史人物”、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思想史研究。

我前後在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長達十年，所擔任的主要角色是參與“中心”爲推進《叢書》編纂出版而開展的一系列工作、審讀部分書稿、撰寫《辛棄疾評傳》。承蒙匡老信任，還擔任了《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副主編。其中很多工作似乎已離開了原來所學習的古代文學專業，有點跨界。然而在思想史方面的廣泛閲讀和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却也提高了自己的理論思考能力，進一步拓寬了研究的視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程先生在與我的一次談話中説道：“治學應有自己的領域和特點。我的學生留在南大的有六位，如伯偉治詩學理論、詩學與佛學的關係，宏生從宋代文學延至清代。你可以博士論文爲基點，再發展擴大。注意從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從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上來研究文學，逐漸形成自己的特點。”（《桑榆憶往》，第一六九頁）先生的話和自己的工作學習經歷，促使我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研究方嚮，那就是儘可能地把文學研究放在一個較爲寬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加以審視，從文學到文化，再由文化回到文學，希望能有些新的創獲。

我這一時期撰寫的《辛棄疾評傳》，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上述研究的傾向。比如，我在書中對宋室南渡後，宋、金長期對峙局面的形成和原因，作了較多的分析，認爲由於金國内部政局的變化和宋高宗患得患失的特殊心態，以及稟承其祖宗家法、收回中興諸將的兵權等自毁長城的做法，加之自北宋末以來士風的委靡頽敗，遂使宋、金兩國之間形成一種長期對峙的局面。身處這一悲劇的時代，任何人致力恢復的任何努力，都不能不歸於失敗。辛棄疾的一生也只能是悲劇的一生。又比如，書中對辛棄疾南歸後的心態，也作了較多的分析。辛棄疾由位處下僚、縈心恢復，到憂讒畏譏、隱忍怨艾，再到閑適曠放與憂生憂世雜糅，最後是陷入憂幽憤懣、進亦憂退亦憂、無時而樂的悲憤、複雜的心態，經歷了四個階段的變化。辛詞的創作也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同樣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深重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在不同時期仍各有不同。辛棄疾在思想上兼受儒家和兵家思想的影響，論事論文皆重氣，然又主張氣要貴平。他以文爲詞而又能兼用比興，雅俗並取，似無法而有法，其詞作形成一種既雄奇剛健又深婉雅麗的獨特風格，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時，我還接受了選注、釋譯《廣弘明集》的工作。《廣弘明集》是唐釋道宣編纂的一部闡明佛教經義、弘揚佛法、排斥儒道的佛教思想史料集。它承南朝梁僧祐《弘明集》而撰，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此前，學界没有人對《廣弘明集》做過整理。我對此書的版本系統作了梳理，選擇《磧砂藏》本爲底本，參之《大正藏》等不同版本和《藏》外相關文獻，從中選出四十餘篇文章，校勘注釋，譯成白話，並爲全書作了題解、源流爬梳和解説。通過對此書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對佛教史上若干較重要的問題，逐漸有了一些膚淺的認識。兩年前，中華書局朱立峰先生約我對全書進行整理、校注，我也想借此機會對自己昔日的工作作一回顧、修訂、完善，也就答應了，但因手裏積壓的事情太多，分身乏術，於是邀門下敖雪崗博士與我一起來做這項工作。全書三十卷，現已完成超過三分之二，希望能早日完成。

二○○○年六月三日，程先生辭世。那一段時間，我常常在想，自己今後的學術道路應該怎樣走？跟隨先生讀書問學多年，又怎樣才能將先生所開創的事業和先生的學術思想、方法與精神，尤其是先生晚年明確提出的把文藝學和文獻學完美地結合起來的思想方法，不斷發揚光大，以不辜負先生的培養和期許呢？反復考慮，我覺得還是應該回到古代文學研究的本位上來。加之，那時《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撰著出版已完成大半，客觀上匡老籌劃的以評傳的形式對二千年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進行總結的願望即將實現。我向周先生報告了自己的想法，也與礪鋒兄和伯偉兄商量，得到了先生和師兄的理解和支持（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師門是一個團結的學術群體，大家關係融洽。我畢業後留校工作，不但多承兩位先生指教，而且也時時得到莫礪鋒、張伯偉、曹虹、張宏生、程章燦和徐興無諸兄的關心和幫助。對此，我是十分感念的）。次年，我離開了曾工作十年的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調回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成爲古代文學學科中的一員。

回到系裏後，除了正常的古代文學教學之外，我研究的重點也集中到古代文學尤其是宋代文學方面。我先後承擔了“宋代文學史料學研究”、“中國文獻文化史（宋代卷）”兩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我所做的工作，大致可分宋代文獻、文學和文化三個層面。我所追求的，是一種以文獻爲基礎，以文學爲本位，而以思想文化爲視野的研究。

我對宋代文學史料學的研究，緣起於傅璇琮先生的邀約和周先生與礪鋒兄的推薦。傅先生生前曾策劃了一套《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在《叢書總序》中，他提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從整體上説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工程，這裏面就有一個對工程整體結構進行瞭解、分析和設計的問題。”傅先生將這一結構分爲“基礎實施和上層結構”兩個方面，前者包括古典文學作品總集、别集的校點、箋注、輯佚、新編，作家傳記、作品繫年與本事的考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等，後者包括作家作品的專題研究和文學史著作的撰寫、文學作品的鑒賞、古典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以及方法論、學科史的研究等。而“古典文學史料學的研究，主要涉及收集、審查、瞭解、運用史料問題，因此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上述的基礎實施，但應當説它是涵蓋以上兩方面的内容的。它的觸及面可能還要廣，舉凡與作家作品有關的史書（如正史、别史、雜史等）、地理、各種體裁的筆記、社會民情的記載等，都應有所述及。而且它還與其他一些學科有所交叉，特别是與目録學、版本學、校勘學、史料檢索學等，關係更爲密切。古人説，六經皆史，可以毫不誇大地説，古代包括經史子集中的典籍，都與文學史料有關。而且文學史料還應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學術進展綫索”。可見文學史料研究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或者可以這樣説：文學和一切可用來説明文學現象的材料都是文學史料。

我的研究是從宋人别集和總集的編纂、刊刻與流傳開始的。宋人保存文獻的意識雖已很强，然宋集得以保存至今，却頗賴明清人的保存文獻之功。前人每有明人刻書而書亡的議論。誠然，明人在校刊前人著述時存在一些問題，但不應以偏概全。承前啓後，明人在保存宋集上的功勞遠大於過失。至於清人，對宋集的整理更是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如果没有明清人的工作，我們今天的研究會困難得多。宋人編選的斷代或通代的文學總集數量很多，這些文學總集的編纂，多有明確的編選傾嚮和獨特的文學眼光，在作品的傳播、經典化等方面，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宋集流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數量也很多，其中不乏賴此以傳者（如《王荆文公詩》李壁注完本、一些僧人詩集），有些重要作家的别集，雖中土亦存，然版本却以朝鮮本或和刻本爲優（如《山谷詩注》、《後山詩注》、《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等），而許多由域外文士所編纂的文學選本及其他文學批評文獻，亦足資參考。以上這些方面的研究，後結集爲《宋集傳播考論》（中華書局，二○○八年）。

宋代經學昌盛，經學文獻豐富，不僅爲我們研究宋代的文學思想提示了其産生的學術思想資源，而且其本身也有多方面的文學研究價值。宋代又是史學發展的高峰，宋代史學著述中的傳記資料、地志等文獻皆爲重要的文學史料。宋人史學意識普遍很强，受此影響，宋集的編年注釋、傳記體的創作和叙事手法的運用等，都較前代更爲廣泛。宋代雕板印刷技術發達，官私刻書興盛，各種圖書大量刊行，知識得到極大的普及，佛、道“二藏”和各種彙編之書、綜合或專門的類書層出不窮，其中也雜有許多文學史料。

《宋代文學史料學》一書，將完成交中華書局出版。此書撰寫的計劃和部分章節，曾經傅璇琮先生審閲（就中《論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學史料》一文，得傅先生大力推薦，還曾榮獲首届“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一等獎）。只是此書傅先生已不及見了，痛哉！

宋代士人多爲複合型人才，在經學、史學、金石學、文學、藝術等方面往往多有成就。所以，研究宋代文獻既要將之置於一個較爲寬廣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時也應儘可能地進行綜合研究，揭示其内在的文化意義。

比如，宋朝立國，崇儒右文，太宗朝大規模編纂各種圖書，就中《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真宗朝編纂的《册府元龜》，史稱“四部大書”，傳播久遠，影響甚大。今日重新考察其書，實具有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意義。《太平御覽》原爲太宗讀書撰文需要而編，同時也是自宋太祖以來崇儒重文政策的組成部分。《文苑英華》的編纂略同於《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的編纂，則是在皇權授受之際，爲宋太宗的皇權承繼服務的，藴含著其穩固政權的用意和苦心；從文獻上看，也是對《太平御覽》一書的補充。《册府元龜》的編纂不同於前三書，它是受田錫的啓發，上承唐《群書治要》等，以揚善懲惡、“用存典刑”爲宗旨，具有糾正太宗朝圖書編纂失於博雜的意味。同樣，姚鉉《唐文粹》的編選也有不滿《文苑英華》的因素。二者都反映了真宗朝思想文化的轉嚮。

再如，北宋王安石利用宋敏求家藏的唐詩文獻，編成《唐百家詩選》。在這些文獻中，既有唐人行卷、唐詩總集，也包括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從宋氏的藏書看《唐百家詩選》的編纂，可以消除許多誤解。對於《唐百家詩選》的編選宗旨，理應從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去探求。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即使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怡情逸志之作，亦著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唐百家詩選》又與王安石嘉祐四年上仁宗皇帝萬言書而不報的特定心態有關，表現在詩選中，便是多選抒發歲月蹉跎、仕途失意和有志難騁的幽怨的作品，許多詩尤其是贈行之作，常籠罩在一種“歸去來”的浩嘆中。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政治功能，又表現爲强調文要得體，選詩亦如此。作爲文學家，王安石還特别青睞能曲盡人情物態的詩作，反映出其獨特的文學觀念和審美情趣。《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争議不斷，然而也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還比如，南宋孝宗朝，吕祖謙編選《宋文鑒》，“大抵欲約一代治體，歸之於道，而不以區區虚文爲主”，既體現了吕祖謙以理學爲主而又兼綜文史、經世致用的思想傾嚮，又寄託了他期望以此來承繼和重新建構自北宋以來所形成和確立的以文爲治、寬大仁厚的政治與思想文化傳統的良苦用心，是一次文化“紹興”的實踐。

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上，一種文本文獻在形成之後，其主要内容一般不會發生變化，但也有些文獻在刊刻和流傳的過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内容甚至編纂方式，都會被增删、改動，發生變異和衍化。南宋的很多選本也是如此。像《古文真寶》，就是這樣一部很特别的書。也許因爲它是一部蒙學讀物，所以其最初的編者是誰、産生的具體年代如何等等，都衆説紛紜，迄無定論。在流傳的過程中，又有士人不斷地對其進行修訂、注釋，名稱也不斷變化，至明代而帝王亦參與整理工作，並爲其撰寫序跋，情形十分複雜。它曾在元、明兩代廣泛流傳，並遠播東亞，至今盛傳不衰。揚之者稱其爲“詞林之弘璧，藝苑之玄珠”（明神宗《重刻古文真寶序》），抑之者則貶其出於村夫子之手，淺陋低俗，不可據信。其實，此書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上頗具代表性，它在中國本土和東亞流傳、演變和接受的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説，恰是南宋以後理學思想和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不斷下滲並逐漸成爲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而從後者的角度來考察《古文真寶》一書，也許能更準確地認識和評價其在文學和文獻文化史上的價值與意義。

以上這些研究，已結成《宋代的文獻編纂與宋代文化》一書，將列入程章燦教授主持研究和撰寫的多卷本《中國文獻文化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文獻研究也好，文化研究也好，都不應離開文學研究這一中心。從文學出發，還應回到文學。理想的狀態就是希望能將文藝學與文獻學完美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

我的碩士學位論文是《試論唱和與唐宋唱和詩詞》。選擇這一課題的緣起，我在後來的《唱和詩詞研究——以唐宋爲中心》一書的後記中有所交待（中華書局，二○一三年）。我最初注意到詩詞唱和現象，是因爲讀到高適的《燕歌行》等作品，發現它們都是唱和詩，然一些詩話和文學史著作談到唱和，多持否定態度，心中遂啓疑竇，然並不知道應怎樣才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後來在旁聽程先生的“杜詩研究”課時受到啓發，逐漸醖釀。讀碩士時，與徐先生、林先生討論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我提出做唱和詩詞的研究，得到徐先生的首肯。先生説：“這個題目有點意思。”此後涉獵有關文獻，進行初步思考。思考的重點側重於唱和與唐宋唱和詩詞的起源、發展和特點，及其取得的成就和評價、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問題。在兩位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論文，並獲得學位。博士階段，學位論文是《北宋黨争與文學》。博士畢業後，因研究方嚮轉移，自己對唱和詩詞的探討雖不得不長期擱置，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却並未完全停下來。思考的重點，則多集中在唱和與中國文學史發展進程中的一些較爲重要問題的關係上，研究角度和方法多著眼文化和綜合。比如韓、孟聯句與韓詩風格的關係，元、白唱和及其詩風的演進，東坡和陶的文學和文化意義，蘇門的形成與文學交往的聯繫，方千里、楊澤民和陳允平三家《和清真詞》與南宋文化的重構等這樣一些專題，都在自己的思考中。如此日就月將，竟也續有所獲。這就有了《唱和詩詞研究》這本書。

我報考程先生和周先生的博士生時，兩位先生擬定的研究方嚮是“魏晉南北朝唐宋文學”，我後來招收博士生，也以此爲方嚮。回到中文系以後，我曾長期給本科生講授中國文學史，給碩士生講授中國文學史專題，給博士生開設中國文學史背景研究，也給本科生開過選修課蘇軾研究、辛棄疾研究和中國古典文學的文化闡釋等課程，給碩士生上過中國詩歌理論與批評、中國小説史等（以教師爲職業，回想起來，似乎也有些機緣。我讀中學時，恰值“文革”，學校要搞教學改革。學工、學農自然是不可少的，此外，課堂教學也會有些改革。比如讓學生走上講臺試講，由老師評議。我那時也有幸得到老師的青睞，先後在語文老師馮進學先生、物理老師朱燦新先生、化學老師周國梁先生的課上做過試講和試驗）。這些課程雖不同，然主要内容多屬中國文學史的範疇。教學相長，自己平日所思考的，也多是一些文學史上較重要的問題。例如以下的一些問題。

漢賦起源問題。關於漢大賦的起源，歷來衆説紛紜，我對此也做過思考，自覺尚能自圓其説。我以爲，漢賦直接源於戰國縱横家的游説進諫之辭。那種以《詩》爲賦之源的説法（即“賦者，古詩之流也”），不過是漢人以經學眼光看待賦的結果而已，實則不是《詩》影響了賦，而是賦《詩》的風氣促成了漢賦的産生。《楚辭》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詩，漢以後擬作甚多，加之受漢賦影響，遂有所謂騷體賦的出現。但在以屈原的作品爲主要代表的楚辭與漢大賦之間，却並無必然聯繫。至於漢賦多源之説，實未道出漢賦産生的源頭究在何處，也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文心雕龍》“風骨”論的内涵。漢魏以降，人們越來越注意從性格、氣質和才情等層面考察和評價人物，並將這種理論和思維方式移用到其他許多方面。劉勰《文心雕龍》之論爲文用心，也不能例外。其風骨論，就是在王充《論衡》、曹丕《典論·論文》和劉劭《人物志》等諸多理論著述的直接影響下，從作家的先天稟賦、性格和氣質的角度展開論述的，其内涵即謂文章寫作應以準確暢達、簡約雅正的語言，鮮明生動地表達出作家的才情和個性。

盛唐詩歌發展繁榮的社會原因。我曾經對殷璠所編選的《河岳英靈集》作過一番分析，發現在盛唐詩人的筆下，固然時時流露出一種自信明朗、高昂向上的精神，但同時却也在在抒發著“明時”不遇的憂愁憤懣，慷慨激昂，沉鬱頓挫。從這個角度看，不管是從軍邊塞還是隱遁山林，實在都是不得已的所爲。然而，正是由於詩人的這種遭遇及其創作，將盛唐詩歌的發展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殷璠的《河岳英靈集》，用風骨、聲律兼重的標準衡詩，聲律又兼括古、近二體，較之陳子昂，不但在理論上更周全，而且也更符合盛唐詩歌發展繁榮的實際。

唐五代詩格中“勢”論的相關問題。我以爲，作爲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重要範疇之一，唐五代詩格中的“勢”論，有其特定的理論淵源。“勢”的含義的發展有一個過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爲兵法概念，即兵“形勢”和兵“技巧”以後，遂而影響到東漢以後的書論，意謂字體的形狀和結體的態勢；影響到文論，即指文章的風格。至唐王昌齡撰爲《詩格》，提出“十七勢”等詩學概念，則謂詩歌創作中的運思和意脉的流轉變化。至於皎然《詩式》、齊己《風騷旨格》、僧神彧《詩格》等，雖借用禪宗話頭，巧立名目，然其所謂“勢”論，也大抵與王昌齡相近，而與禪學中的“勢”並無深層關係。

歐陽脩的思想學術與文學的關係。歐陽脩在經學、史學、金石學、文學等方面皆有成就，研究他的文學不能離開其思想學術，尤其是其經學。歐陽脩於六經最深於《易》、《詩》和《春秋》，其解經的方法是本之人情常理。所以如此，則與其家世不顯，貧寒無所師，有著密切的關係。少無所師，故能學出己見，無所約束，大膽懷疑。這影響到其文學，無論是讀書重其意，主張事信言文，還是對言簡意深和簡而有法的强調，以及其創作風格的紆徐婉轉、平易暢達，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關於蘇軾的思想學術。一般都認爲蘇軾的思想是雜糅儒釋道三教，而以儒家思想爲主，這在學術界幾乎没有什麽異議。然仔細考察現存蘇軾的全部著述，我們却會發現，其思想雖雜糅儒釋道三家，但主要思想傾嚮和特徵實是援道入儒，儒道兼融，即秦觀所謂：“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這種思想學術影響到其文學思想和創作，是主張自然爲文。這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主張文學創作應順應作家情感抒發的自然，一是主張文學創作應順應客觀外界事物的自然。影響到其創作，東坡所追求的，便是“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題吴道子畫後》）。

這些研究已結成一集，取名《思想與文學：中國文學史及其周邊》，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先師程千帆先生一生坎坷，自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爲右派分子後，參加過各種繁重的勞動，承受著難堪的侮辱，被剥奪教師資格長達十八年。一九七八年，程先生受聘於南京大學，重新回到自己的母校工作時，已六十五歲。然而先生却暗下決心，努力工作，要奪回失去的時間。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年退休，十二年間，先生不但帶出了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而且撰寫、編纂、整理了近二十部著作，爲當代學術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我輩年輕時雖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文革”的影響，耽誤了許多美好時光，然比起先生所遭受的種種曲折，實在微不足道。作爲程門弟子中的一員，有先生的榜樣在前，尤應恒自誡惕，奮發有爲，以退休爲新的學術起點，努力前行，做出成績！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於金陵有容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