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述：用科研的方式参政议政

一、怎样成为无党派人士

我从小又红又专，很多人以为我肯定是中共党员。

我初中在湖北省黄陂县第一中学读书时，担任班长兼学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加入共青团的；高中在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学习时，一直担任班长和学校学生会学习部长。1985年5月，我提前从高中毕业，免试特招进入西北工业大学首届本硕连读教改试点班学习，并用五年半时间，同时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担任班团支部书记兼学校学生会副主席。1991年3月，我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信号处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科学院保铮院士，其间担任全校博士班的学习委员，毕业时还被授予电子工业部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1994年5月，我到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宇航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师从中国工程院马远良院士，其间担任校博士后联谊会副主席。1996年初到美国Virginia Tech大学和Florida大学做博士后三年。

我于1999年初回国，来到中国民航大学发展至今。从读初中到博士的各个阶段，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除了小学升初中参加过考试，一直是免试就读。从上面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我是班上最早入团的，且在各个阶段都担任班干部兼任校学生会干部，入党的机会比一般人多。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自己未入党的原因，可能与我的求学经历（尤其是本科阶段）的特殊性有关系。在西北工业大学教改试点班本科阶段学习比较紧张，三年要学完四年的课程，且内容比普通本科生的难，比如老师用英语讲授高等数学，每学期都要淘汰学生，大家学习压力大，都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学习上，较少考虑入党问题。大一时我们所有教改试点班的学员全在一起学习，不分专业。大二时分成机械和电子两大类专业，重新分班。大三时我们分别插到各个专业班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大学期间每年的班组织都不一样。硕士、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班组织虽然稳定，但一般来说本科阶段入党的积极性会更高一些，读研究生之后自己还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习之中。

1999年回国后，2000年，我就被天津市委统战部作为统战对象开始系统培养。2002年，我第一次被推荐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无党派人士培训班，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角，让我对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性和我国政党政治的优越性有了更加直观和清醒的认识。2002年至今，我先后参加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七次专题培训班的学习，以及天津市各级组织、统战部门举办的系列培训班和研讨班，对无党派人士如何发挥作用、党外领导干部如何处理与同级党委的关系，以及本职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更加清楚。2015年，天津市委统战部把我作为天津市人才工作案例，发表了文章——《尊重规律扬长补短用当其时——记吴仁彪同志由一名专业技术人才到复合型人才的转变》，系统介绍了中央和天津市各级组织、统战部门把我从一名党外知识分子培养成为一名无党派人士的过程。

中央和天津市委组织与统战部门系统性的培养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让我明白了，党外领导干部如何处理与同级党委的关系。我的职务从副院长、院长再到学校副校长，很多行政管理经验都来自这些培训班。我在担任中国民航大学空中交通管理学院院长和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的10年期间，先后与三个书记搭过班子。我们成为全校二级学院中党政合作的典范，几乎每年单位年终考核都被学校评为优秀，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优秀第一名。

二、参政议政的经历

1999年初，我自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博士后工作期满回国，那一年我33岁。学成归国的我踌躇满志，渴望施展一身抱负，应邀到中国民航学院（现中国民航大学）任教后，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同年，在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的情况下，我所带领的“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得到了天津市重点学科评审组八位院士评委的一致认可，被列为天津市第二批十个重点建设学科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0月份，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两个月后任空中交通管理学院副院长。2000年，我成为天津市首批三位特聘教授之一；2002年初，升任院长；2000年、2002年连续争取到“通信与信息系统”和“信号与信息处理”两个硕士点；2003年、2004年分别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海外杰出青年合作研究基金项目。那几年是我事业的起步阶段和关键时期，我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上，在行政管理方面比较粗线条，对社会活动也不太感兴趣，参政议政的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比较淡薄。

现在回想起来，有两段插曲仍让我感到颇为尴尬。2003年1月15日，天津市第十一届政协一次会议召开。我对市政协委员没有什么概念，认为只是虚职，所以那天穿得比较随意。开会当天，我突然接到通知，通知我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要上主席台。于是我胡子拉碴，穿着一件羽绒服就上了主席台，很尴尬。主席台上温度较高，穿着羽绒服很热，但不穿外套在主席台上又不合适，结果我大汗淋漓。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被推荐担任天津市最年轻的政协常委，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意外，因为自己年轻，又没有当过委员。

另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我应邀以国家首批高级研究学者的身份到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工作半年，虽向单位请了假，但没有向天津市政协办公厅请假。后来天津市政协工作人员打电话到英国，我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赶紧在英国补办请假手续。后来经过中央统战部和天津市委统战部的培养和教育，我对政协的作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在担任天津市政协常委的五年期间，我对天津市发展提出的多条建议均被采纳。在2003年两会期间，提出了采取省市间交叉评审科技项目的建议，这使得天津市科研项目的评审更加公平公正。2005年两会期间，提出了在南开区阳光100国际新城门口到对面华苑新城之间架设一条人行天桥的提案，有效减少了该路段的交通事故。2006年两会期间，领衔30个政协委员提出了为在天津机场新开辟航线的公司给予补贴的提案，该政策的实施使天津机场新开辟航线大幅增加，2007年运输量就增长了40%以上。2007年两会期间，提出了“对于交通违规，及时通知驾驶员本人”的建议，通过手机短信和书面两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及时了解自己的交通违规情况，有效减少了违规次数。

2008年我被推荐担任青联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又被推荐担任无党派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并被全国政协聘为信息特邀委员，应邀列席全国政协常委会。2018年第三次连任无党派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在担任天津市政协常委期间，我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天津市。全国政协是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主要关注国家大事，可以现场聆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也可以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还可以通过交流学习其他地方的经验。由于青联界别和无党派界别都是由各方面的代表人士组成的，有“小政协”之称，过去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十几年期间，我与同界别的委员跨界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而言，每年的全国两会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由于信息量很大，开会从来不会感到累。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十几年期间，我独立提交了22份提案，2份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材料。我以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信息特邀委员的身份，提交了10个意见和建议，通过《政协专报》《零讯》和《人民日报》内参的直通车方式上报中央领导。此外，我还以中国民航报两会专访的形式，对民航科技教育人才等工作提出了10多条建议。以上提案和建议很多得到采纳，其中多条得到中央分管领导的批示或批转有关部门研究处理。《改进高校学科评估工作》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分管领导的高度肯定，并荣获全国政协办公厅表彰的“2014—2015年度优秀社情民意奖”，这是全国政协两年内表彰的30个优秀信息之一，也是以个人名义获奖的6条信息之一。

除此之外，我还多次应邀参加共青团中央主持的两会代表与共青团面对面活动，即使自己已经不再担任全国青联委员。我担任无党派界别委员期间，每年至少参加一次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状态的活动，有些建议写进了上报中央领导的考察报告中。2010年，我带头撰写了一部以航班延误原因为主题的民航知识科普图书——《民航与旅客面对面》，送给所有全国两会代表。后来，该书又改成面向广大乘客的活页版，目前已经发行50多万册。

三、参政议政的体会

作为一个双肩挑的干部，我的本职工作包括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我一直秉持这样的行政管理理念：在其位，谋其政，无功便是过。行政管理会牺牲我搞业务的时间，搞业务只能通过休息时间来补偿。参政议政属于社会工作，是履行我作为无党派代表人士的社会责任。如果搞不好本职工作，我们就没有了影响力和代表性。如何处理好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和参政议政的关系，对于我来讲一直是个比较大的挑战。

我的体会是，用科研的方式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功夫在平时。科研的方式是指，我们写提案和建议，如同写一篇学术论文，一定先要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这个过程相当于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再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发表学术论文一定要有创新，创新包括新问题新方法、新问题老方法和老问题新方法，就是不能老问题老方法。科技创新的本质是求异思维。

比如，《搭建大数据平台、助推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建设的提案》就是希望能够查询所有委员过去的提案和相关部门答复情况，可以防止重复提案和重复答复。此外，多个委员通过跟帖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完善提案内容，实现真正的联署提案和自动并案。这和我们写科研论文是一样的，动笔之前一定要做文献检索，看以前是否有类似提案，相关部门是如何答复的，如果没有新意或者目前还不具备解决问题的条件，就可以不提，以免浪费时间。以上建议在2014年俞正声主席出席无党派界别、致公党和侨联界政协委员联组会议时，得到了他的肯定。2018年10月出台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提高提案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逐步建立提案的网上运行系统，并且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开通了委员移动履职平台。改变两会简报工作的建议完全来源于科研求异思维。现在的小组讨论发言往往由小组秘书做简报，每个人200字。由于小组讨论时每位发言者的时间都比较长，讲话的内容又很专业，200字的简报经常难以精准表达每位发言者的观点。但不同界别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主要看简报。由于每个界别都建有微信群，如果自己写200字的简报并上报，就很方便，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交流效果，也可以减少很大的工作量和工作人员。我的以上建议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得到采纳。

《关于有关部委协商制定高校纵向科研经费使用办法的提案》催生了国家科研助理制度的诞生。《从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看“以人为本”创新观》和《从里约奥运会想到的：“双一流”建设和高校学科评估要突出特色》，都是在看完两个奥运会开幕式后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平时不断思考后被灵感激发出来的。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很多意见和建议都来自自己工作的亲身经历。有了平时的观察和思考，建言献策既有水平，又不会花太多额外时间去参政议政。

我除了提专业性很强的提案之外，也经常提一些与老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小提案”。在天津市提出用书面或短信方式及时告知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员，就可以有效减少违规次数。2016年，我提出了京津冀地区取消进京证和外地车限行的提案，建议从京津两地试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目的是提高三地之间交通运输的效率，办进京证的过程却把路途节省的时间全给抵消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后，产业、教育、医疗等资源的转移将导致三地之间人流加快，这就形成很难辨识一个人的身份的格局。可能是拥有北京户口的人，到天津或河北办企业，经常往来两地，他们的车子甚至可能是外地牌号，但人为限行外地车将妨碍这种流动。现在，进京证可以在网上办理。最近天津市单方面取消了北京车在天津市的限行措施。

让驾驶证与国际接轨来源于自己的一次特殊经历。有一次，我开车到很近的一个地方去办事，忘了带驾驶证，结果被交警拦住了。后来我突然想到，为何自己在国外开车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国外驾驶证如同身份证一样轻薄便携，而国内驾驶证是一个小本本。于是我提出了使用轻薄便携式驾驶证的提案。

微调高考时间的建议来自我陪儿子参加高考的亲身体会。现在高考时间固定在每年6月7日和8日，如果这两天不是周末，家长需要请假陪孩子，城市要实行交通管制影响大家上班，考点所在学校的全部学生要放假。如果把高考时间微调到离7—8日最近的周末，以上问题都迎刃而解。升学考试安排在周末的建议，既适合高考，也适合于小升初和中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