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自人类诞生以来，耕地资源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在人类文明进入农耕文明后，耕地资源成了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营养需求。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科技进步仍难以保证人类离开耕地产品独立存在，因而，耕地保护仍是当代经济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有了迅速提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存在“路径依赖”的惯性，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不平衡发展方式演变为掠夺土地的高地耗的城镇化方式，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低以及社会总体环境保护意识的薄弱，导致了我国耕地数量不断减少和质量不断下降，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成为制约我国“新五化”同步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耕地保护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党的十九大更是进一步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96.78亿亩（1亩≈666.67平方米）农业用地中耕地仅有20.24亿亩，且耕地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优质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7.3%。这表明对我国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刻不容缓。因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还有助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时代立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耕地质量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吃饱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如何吃好，即吃到绿色无污染的农产品，这必然要求我国进一步提升耕地的质量，为健康农产品提供必要的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农业、农民发展还相对不充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发展还不充分，更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不同程度的不充分等诸多方面。其中，具体到耕地问题上也存在耕地数量保护和耕地质量保护的不平衡、中高质量的耕地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治理不充分及其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发展的不匹配。进而言之，从经济增长和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面来了，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必然要进行改变。农业要想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耕地，这要求提升耕地质量。此外，我国的劳动和生产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也要求耕地与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进行匹配，进一步实现均衡。

本书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适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探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快速增长、耕地保护倡导的不断加强与耕地质量的愈益下降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低效运行的成因，对我国未来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本书共分为8章，其中第2～5章为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1章为绪论。本章主要说明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明确本书的核心概念，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并进行简要评述，确定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书创新与不足。

第2章为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第一节梳理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基础理论，并介绍理论与本书研究主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节构建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即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存在—意识—行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维逻辑和研究框架，基于“环境（环境分析）—行为（行为选择）—方式（实现方式）”的理论逻辑链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的第3～5章即为此理论分析框架的延展分析与具体应用。

第3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在实践中，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需要不同的内外部环境来为其创造条件，这亦是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的现实动因。本章从自然与技术环境（生产力维度）、制度与经济社会环境（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维度）两个层面进行展开。其中，自然环境主要是指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变化；技术环境主要是指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和耕地质量相关的技术水平；经济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现实需要；制度环境涵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关的我国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耕地征收补偿制度等正式制度和政府发展理念深化、社会生态环境需求的日益高涨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及其内在不同的组成部分会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这也决定了第4章中不同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

第4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第一，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本章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识别，认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涉及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和社会第三方主体等多类型主体。第二，本章分别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和行为选择入手，阐明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并厘清了地方政府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过程中的双重行为。第三，耕地质量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空心化”，主要是因为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控制力进一步被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共容机制缺失，难以组织集体行动。第四，农业经营与生产行为主体具有有限理性，以收入增加为目标，以成本收入分析为决策逻辑，从根本上缺少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内在动力。第五，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日益觉醒，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高涨。虽然其不一定和耕地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往往与食品安全问题、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密切联系起来。鉴于此，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状况、水平乃至程度无不受到上述多类型主体共容利益的影响，它们各自利益的实现无不和共容利益间的拟合程度相关。为此，基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时调整、改革，以制度体制安排、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经济社会环境，借力于多种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过制度保障引导、促成各利益主体共容利益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在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时，应以共容利益为基础，分层次、多角度挖掘各利益主体的私利与共容利益的集合，重建社会共容利益体。

第5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分析，即各种行为主体分别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具体来看：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化地方政府以绿色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构建完善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法律法规体系；重新梳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市场机制的作用与政府规制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探索市场经济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实现形式、或财政支农资金转化为农村集体资产等方式形成和壮大农村集体资产，以此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而更好地发挥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中坚作用。第三，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从农业内部来看，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协同发展；从农业外部来看，农业的比较收益较低，需要政府加强相关的补贴力度。此外，针对可能的耕地破坏行为实施必要的约束。第四，进一步强化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尤其是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第五，基于上述分析，本书试图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中心的协同治理。其中，政府维度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市场维度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维度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和社会公众等。

第6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本章从历史发展视角研究1949年以来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发展过程。总体来看，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历了“爱护与改善—维持与利用—弃损与恶化—遏制与维护—保护与提升”的不完整的倒“S”形动态调整过程，之所以不完整是因为上升阶段尚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其中，1949—1952年为耕地质量的恢复和爱护期，一方面，修复长期战争和地主雇佣生产方式带来的耕地破坏，另一方面，广大贫苦群众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耕地，并在生产中更加注重耕地质量；1953—1978年为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的改善期，人民公社的建立逐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做的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第二阶段为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遭到破坏，但是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得到了提升，总体来看，耕地质量处于一个维持与利用阶段。第三阶段为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属性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恶化。第四阶段为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2006年农业税被取消，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弱化，加剧了耕地质量公共物品属性的破坏程度，但是耕地的价值日益显现，农民更重视拥有“准所有权”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第五阶段为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这一时期多方主体开始合力来促使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随后，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截面数据，笔者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进行必要的绩效评价。

第7章为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本章分别选取大农业的代表——美国、小农业的代表——日本、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方面极具特色的代表——以色列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主要举措，并提炼了各国的主要特点，希冀给我国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提供启示。

第8章为结论与展望，这部分主要总结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并对本书可行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书有以下3点创新之处：

（1）本书对耕地质量的属性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界定。耕地质量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私人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需要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保持和维护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力质量维度和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私人物品维度；而公共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相关因素，难以单靠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来保证，主要包括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公共物品维度、工程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根据这一定义，本书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的发展历程、保护方式等进行了新的思考与阐述。进而发现，可持续发展使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是敬畏和尊崇自然规律基础上有效利用自然环境的循环力量使自然生态系统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张力，更是基于“人口—资源—环境”链条作为整体价值的认知，更多地联系重视构建人类的世代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关系的价值与意义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多层次价值的全面认识，从而在理论上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人口、资源和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中为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全面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之中提供政策依据。

（2）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环境—行为—方式”的分析范式，从方法论角度论证了选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原因；并构建了一个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现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社会科学视角围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进行详细而系统的研究；从环境分析、行为分析和方式分析三个有机构成的研究系统出发，研究了一般性实现机理和具体实现过程，理论和现实紧密结合，阐证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演变与实现。

（3）本书为弥补现有耕地保护质量维度相关政策绩效评价的阙如，借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政策绩效进行了系统评价与研究，由此分析了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绩效的历史演变、区域差异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改良和优化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撑。

关键词：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环境—行为—方式”理论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