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士兵穿什么

汉代甲胄最明显的两个特征是材料金属化和甲片小型化，这种变革除了冶铁技术发展等客观原因外，也与汉代一直注重武备的政策息息相关。西汉景帝时期的名臣晁错就在《言兵事疏》中明确说道：“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对甲胄提出了两个硬性要求，一是要坚硬，能够有效防刺穿；二是编缀时甲片一定要密，既能减轻受力，又可增加灵活度。而甲片形式也呈现多样化，有方形、菱形、鱼鳞形、精细鱼鳞等，这些甲片也是后世中国甲胄甲片的基本形式。

必须强调的是，目前汉墓中出土的汉代甲胄都是高级将领穿的，代表着当时甲胄的顶尖水平。至汉武帝时代，朝廷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武官制度，因此士兵与军官之间的服饰有着明显的区别。那么，汉代普通士卒身上的甲是否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呢？

先看甲胄。1972—1974年新发现的居延汉简中，有枚简记载道：“革甲六百五十，铁铠二千七百一十三。”居延旧简中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内容涉及面很广。这枚关于甲胄的汉简中，铁甲数量竟是皮甲的4倍多。结合其他史料中“铁铠”出现频率远高于“革甲”，基本可以确定，自汉武帝时代后，军中主要有皮甲和铁甲两类甲胄，但铁甲逐渐占据主流，皮甲则退居辅助地位。

汉军的披甲率究竟能达到多少至今仍争议不断，但断无可能为百分之百。通过出土的汉代军士俑，我们可以发现，汉军与秦军一样，存在大量身无片甲、只穿戎服的士兵。东汉初年的史籍《汉官解诂》记载道：“旧时以八月，都试讲习其射力，以备不虞。皆绛衣戎服，示扬武威。”其中提到了西汉时候的戎服颜色主要为红色。此外，汉代常提及的禁军“缇骑”中的缇也是指服饰颜色，“缇，大赤也，今俗称谓大红也；缇，丹黄色也”（许慎《说文解字》）。

另一方面，由于旧时战车被淘汰，骑兵开始登场，甲胄内的军戎服饰也逐渐轻便化。汉初时，男子服饰主要为深衣。所谓的深衣，是古代上衣下裳改良后的一种新形制。大致从春秋后期开始，深衣开始在贵族阶层中流行。儒家五经之一的《礼记》中专门有一篇《深衣》。到唐代，孔夫子的后代孔颖达这样解释深衣：“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也就是说，深衣一改此前的衣制，将从前独立的上衣和下裳合二为一，但在剪裁上仍保留着一分为二的界限，穿着时将全身深深包裹。《礼记》对深衣的长短也有要求，短不能露出肌肤，长不能拖地吃灰。不过，实际情况不可能如记载中那般规矩。先秦时的战争流行战车，军士往往直接在深衣外披上战甲，登上战车作战。

到了西汉，男子的深衣主要有曲裾袍和直裾袍两种，曲裾袍是春秋战国时期沿革下来的老款式，穿着时像螺丝钉一样将身体绕起来，行动时多有不便。随着骑兵的作用越来越大，曲裾袍很快便被淘汰。另一种直裾袍穿起来相对方便，但军戎服饰体系中的直裾袍下摆往往会比平常的直裾袍下摆短。在杨家湾等处出土的汉俑大多穿有两层深衣。另外，根据学者刘永华推测，汉代武士俑身上穿的深衣可能与秦俑一样，是絮衣。这种衣服见载于《汉书·晁错传》:“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絮衣”和“坚甲”并列，可知絮衣很可能也是甲的一种。

此外，汉代官兵的军服开始出现徽识。这种制度并非汉代首创，先秦时就已有，但在汉代发展得较为成熟。根据出土的汉俑和雕刻，汉代军队的徽识主要分章、幡、负羽三种。其中，章最为普遍，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军士俑背后有一长方形物为汉军的章。

关于这种章的作用，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以《中国古代军戎服饰》的作者刘永华为代表。结合史料记载，这种观点认为，章是普通士兵乃至参战平民都佩戴的姓名牌，上面注明了佩戴者的身份、姓名和所属部队，类似于二战时期美军的“狗牌”，在佩戴者牺牲后，便于识别其身份和收殓。另一种观点以《画说中国历代甲胄》的作者陈大威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并非每个士兵都佩戴识别身份的章，如果章是身份牌，没有必要背在背后，还做得这么大。陈大威认为：“这种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战地军官所佩戴的钢盔的识别作用可能一样，是为了小队其他人员能够紧紧跟随指挥官，避免跟错队伍而使用的，所以这种章很可能只是汉军基层军官佩戴的。”

至于幡的作用，也存在有分歧，主流观点认为幡的用处类似于日本战国时期足轻背后的“指物旗”，有识别部队作用；但也有观点推测是信使、传令官或特殊职位特有的识别装饰。

至于负羽，因为没有实物和具体形象，究竟是什么人使用也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不会是基层军官的标识，因为负羽目标太大，很容易吸引敌军火力。还有人认为“负羽出征”的负羽，其实是汉代军队背后背负的弓箭、弩箭，汉代陶勇身上确实有装羽箭的方形盒子。日本战国时期的日军中也有类似负羽的士兵，但多为传令兵，他们因来往于战场和大本营之间，危险性远低于在前线直接作战的官兵，因此，负羽作为传令兵饰品的可能性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