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札甲

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推翻商王帝辛（纣）的统治，建立周朝。进入西周后，中原地区皮甲的形制和制作工艺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周朝的甲胄变革最主要表现是札甲出世。殷商时期的身甲为整片式，进入周朝后，逐渐出现了小块的皮革甲片，这些甲片根据身体不同部位而剪裁，在甲片上穿孔，再以绳子穿引，构成便于活动的身甲，该类甲片构成的甲统称为“札甲”。在中国甲胄史上，札甲的出现是标志性变革，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可知这种形制的甲出现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进入巅峰，此后历代无论甲片材质、形制如何变化，这种以甲片编织的形式一直延续至明末清初。可以说，札甲是华夏甲胄的主流形制。周朝的另一个进步则是出现了“合甲”，即将两层或多层的皮革合在一起，涂上漆，既加强了甲的牢固性，也使甲胄更加美观。

进入东周后，王室衰微，列国争霸风起云涌，随着战争越来越频繁，用甲量与日俱增，对甲胄的数量、制式及工艺有了更高的要求。从儒家经典《周礼》中的《考工记》部分能够看到，东周对甲胄的生产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不仅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还记载了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这部齐国的官书对函人（专门制造甲胄的工匠）制甲进行了规范：“凡为甲，必先为容，然后制革。权其上旅与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长为之围。凡甲，锻不挚则不坚，已敝则桡。”

也就是说，函人必须按照这个规定来制甲才算合格。唐代儒学家贾公彦为《考工记》疏证时进一步解释：“上旅七节六节，节数已定，更观人之形容，长大则札长广，短小则札短狭，故云裁制札之广袤。广即据横而言，袤即据上下而说也。”不过，要用抽象的文字确定其形制并不容易，还得结合考古发现的实体文物来印证。河南安阳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皮甲，全甲有甲片66片，其中胸甲和背甲各3片、肋甲8片、裙甲52片。裙甲由4排甲片组成，每排13片，甲片均上窄下宽，微外弧。裙甲编织方法也颇有代表性，先横编成排，后纵向相连，上下两排通过甲片中部穿孔进行活动编缀，下排压上排以便灵活向上推叠。而湖北江陵出土的一副楚国木胎皮甲，则出现了木块与皮甲结合编缀的情况，甲块正好为5列，与《考工记》中“合用，五属”的结构相印证。

先秦时代的战争中，函人制甲“必择犀、兕之皮而为之”。春秋到战国，是规模有限的争霸战过渡到残酷惨烈的兼并战的过程，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列国用甲量剧增，从而导致大量犀牛被捕杀。根据商代卜辞的记载，商王捕猎犀牛，战果丰盛时竟然多达71头，不难想象，当时的中国也曾遍地犀牛，但战争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犀牛带来了灭顶之灾。当然，动物也不傻，并不会一直坐以待毙，当危险来临时，往往会发生迁徙。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原本分布在中原一带的犀牛大约以每年半公里的速度向西南移动，主要原因就是列国为了制甲迎战而大规模捕杀犀牛。在战国时期，犀牛资源日渐匮乏，诸侯国则退而求其次，开始将牛皮作为制甲材料。吴越争霸战争中，夫差的军队号称“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这里的“水犀之甲”指的便是牛皮，而“亿有三千”显然是夸张之辞，通常作“带甲十万”，当时用甲之广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