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东藏书理论产生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文化渊源

山东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然资源丰富，古老的文化在这里孕育与发展，山东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齐鲁之邦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较早地开展了读书治学的文化活动，而且氛围日益浓厚，文化教育得到了越来越高地重视，出现了著名的孔子杏坛私学、盛极一时的稷下学宫、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此时受教育的人群和渴望受教育的人群，都热衷于书籍的搜集与阅读，以提高自己的学识。这一切促进了山东的藏书数量不断增长。

一、优越的自然条件

根据《山东千年古县志》记载：“山东，在金代以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泛指崤山、华山或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1168年，即金代大定八年，开始设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山东才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划。”至明代，山东布政司已经管辖6府、104县，此时今天山东省行政区域的大致范围确定。清代山东的版图与明代基本相同，开始称山东省。山东之所以简称“鲁”，是因西周在今山东境内分封的诸侯国之一的鲁国，国君是很有影响力的周公旦。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产生后，一般都会选择适宜的地理环境繁衍、聚居。远古时期山东的地域境内，气候温和、河流交错密布、土地肥沃、山林茂密、平原广阔，有多种多样的物种，可食用的果实等野味丰美，海洋资源丰厚，正是古人类居住生存最适合的栖息地之一。

山东的地形条件。山东境内地形中部突起，位于鲁中南，周边多山地丘陵，范围主要在沂河、沭河大断裂带以西，黄河、小清河以南，京杭大运河以东，地势高，面积广，泰山、蒙山等高峰皆处其中，还有颇有特色的七十二崮。西部、北部是黄河冲积而成的鲁西北平原区，也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东部半岛大部分是起伏和缓、谷宽坡缓的波状丘陵，土壤肥沃，三面环海，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发展农林渔牧业。

山东的水资源条件。历史上的山东水资源非常丰富，河流众多，其中黄河最为著名，其他比较重要的长度在50公里以上的就有1000多条。如徒骇河、马颊河、小清河、沂河、沭河、潍河、大汶河、泗河、大沽河等。这些河流途经黄河、淮河、海河或自成流域流入大海。此外还有开建于春秋时期的人工河道——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将黄河、海河、淮河三大水系相连。境内湖泊主要点缀布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和鲁西南平原交界处，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分布，以中间济宁为中心，以北称为北五湖，包括马场湖、蜀山湖、南旺湖、马踏湖和东平湖，目前仅剩东平湖，其他已基本干涸。以南称为南四湖，包括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南四湖面积较大，汇入水流较多，至今湖面碧波荡漾、风景优美。山东有狭长的海岸线，还有很多天然港湾分布海岸线各处，靠近大陆的岛屿众多，其中最大的岛屿群为庙岛群岛。沿海滩涂、近海水域都非常有利于渔业的开展。水资源的丰富，对山东各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山东的气候条件。山东省气候属暖温带季风型，一年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两季时间较短，雨水少，夏季、冬季时间较长。东部气候受海洋的影响较大，夏季较凉爽、冬季较温暖，比内陆相对舒适。虽然一年四季甚至每年各地的降水量分布不均，但是适宜的光照条件、四季分明的季节变换，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根据山东地区的考古与文献资料可知，山东古代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秦汉时期，气候都较现在更加温暖湿润。如在《左传》鲁文公十八年、《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山东的临淄、河南省的淇县、关中地区都有大片的竹林；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曾经发现炭化了的竹材等；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至少有20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并与鱼、龟、蚌等水生动物残骸共存，还有相当数量的象牙制品。根据山东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与文献资料证明，山东在古代有数量极多的鹿类动物。这些证据表明山东的古今气候有异，古代的气候条件更适合热带动植物的生长，也非常适合人类的生存居住。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自然条件的优越，为山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司马迁在其《史记·齐太公世家》中都赞叹古代的山东“膏壤二千里”。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劳动工具更加先进，使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山东境内的诸侯国特别是鲁国、齐国等大国采取了诸多治国理政的举措，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尊贤尚功”等，更加刺激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切，促进了齐鲁之地的经济快速增长。

根据历史记载，古代的山东地区素以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著称于世。至秦汉时期，长期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百姓农田耕作和作物栽培技术在不断提高，使得粮食生产大幅增长。根据西汉氾胜（山东曹县人）撰写的农业科学著作《氾胜之书》中记载，当时的百姓已经掌握了耕田法、溲种法、穗选法、区田法以及冬麦、春麦、大豆、桑等13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丰富的余粮，主要是粟米，源源不断地通过黄河船载运往西部的关中地区，支援其他粮食不足的地方。经济条件的提高，促使山东地区人口不断增长，至西汉时期，人口密度一度居全国第一。一直到唐代后期，山东的农业生产仍然保持发展的态势。但是宋金元时期，山东地区遭受各种破坏严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乃至衰退。明代开始，朝廷奖励垦荒，扶持农业生产，经济才重新逐渐恢复。清代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中期，农作物开始区域化种植，如棉花、花生、烟草等，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更加明显。

发达的手工业。蚕桑业是中国古代独有的行业，农村家庭盛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齐鲁地区夏商时期情况不详，从周代起，却后来居上。春秋时期鲁国率先于各国实行“税亩”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且“颇有桑麻之业”,制作的精美的丝织品“鲁缟”闻名遐迩。战国时期，齐国即号称“冠带衣履天下”。齐国都城临淄成为当时的纺织业中心，并带动了齐国其他地区及周边各国的纺织业发展。《禹贡》中提到古代的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说明古兖州丝织品产量较多，以此作为贡品向国君交纳，同时还提到古青州、莱州一带也盛产丝织品，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山东纺织业已有相当的基础。至汉代，临淄、定陶、亢父（今山东济宁）成为纺织业的三大中心，所产纺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运往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其次是矿冶业。山东地区矿藏种类较多，其中古代常用的铜矿、铁矿、金矿，蕴藏特别丰富。因而山东的冶铁业起源很早，冶铁业的兴盛为农业手工业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春秋初年，齐国已使用铁器，渐至相当普遍。《管子·海王》中有描述：“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若其事立。行服连 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两汉时期，山东的冶铁业不仅产量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冶铁技术也很先进。这一时期，山东冶铁业普遍使用了先进的鼓风机，滕州市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发现的冶铁图证明，有的就用皮囊鼓风提高冶炼效果。此外，防止铁器生锈的冶铁烤蓝技术和淬火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水准也很高。山东的其他矿产如登州、莱州的黄金，峄县、博山、泰安、滕州等地的煤炭，济南、青州、莱州三府的铅矿等，都为山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明清时期，山东的手工业发展迅速，表现在多种行业，如纺织业、烟草业、矿冶业、酿酒业、造纸业、制盐业等。在这些行业的生产领域，还出现了雇主出资、雇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开始出现。

山东畜牧业在史前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北辛文化遗址、特别是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大量随葬品如猪、犬以及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马、牛、羊、犬、豕等随葬物品，表明这一时期家畜饲养业的兴旺发达，这与山东古代有利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鲁国主要是以家禽饲养为主，而齐国北部临淄的沿海盐碱地带非常适合牧草的生长，对牛、马、羊等动物的放养非常有利。史前时期，齐鲁之地基本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综合经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畜牧业在山东的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弱化，逐渐并入农业大类当中。

山东河流纵横，海岸线漫长，胶东丘陵地带又有众多辐射状入海的长短河流，输送大量有机物，有利于鱼类的生长与繁殖。因此，渔业特别突出，自古有名。史前的渔猎，作为原始农业经济的补充，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商周时期依然存在。山东西部的湖洼地带，联系着黄淮两个水系，在淡水鱼的种类方面兼有南北，产量丰富。尤其今微山湖西畔，这一带鱼类数量丰富，形体巨大，可以用弓箭射取，历史上还较少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山东内陆渔业的发展。山东沿海多浅滩，齐国很早便兴起了煮盐业，并进行商业贸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盐官约有27处，山东沿海千乘、北海、东莱、琅琊四郡中，就有8处盐官，分别为千乘、都昌、东牟、昌阳、当阳、海曲、计斤、长广，这些地方均属齐国的疆域范围。由此可见，山东是当时重要的产盐区。

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的交换。自商朝开始，山东地域内出现了商业经济繁荣的景象。许多商贾乘船或牵着牛车从事长途贩运，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春秋时，齐都临淄，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大都会。“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这一时期，齐鲁之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在吴越、楚、巴蜀等区域之上。汉朝时，山东地区还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之一，商业经济非常发达。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可以想象出当时的临淄人口的众多与商业的繁荣。到清朝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运河沿线的临清、济宁、聊城、张秋、德州，东部沿海的胶州、莱阳、掖县、黄县，内陆地区的周村、博山、益都、潍县、泰安等”, 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城镇。

三、齐鲁文化的兴起与发展

（一）齐鲁文明的前奏——东夷文化

“东夷文化”又称“海岱文化”，即齐、鲁立国之前山东及其邻境地区（狭义上的区域范围）的文化。在时限上，包括夏、商两代及史前时期的文化。因古代文献将史前齐鲁居民称为“夷”或“东夷”而得名。东夷文化所处的时间段大约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之际。从目前考古学的成果看，沂源猿人文化是东夷文化最早的起源。其后经历了漫长的北辛文化、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阶段，这些文化前后相继，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由此可知，在远古时期山东地区的发展在全国就已经处于前列。

沂源猿人文化：1981年9月，在今沂源县鲁山脚下土门镇九会村骑子鞍山的下崖洞左侧，文物考察人员发现了猿人头盖骨化石1块，后经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东大学、山东省博物馆、沂源县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组成发掘队对该遗址进行挖掘，又获得了较多的化石，包括猿人头骨1块，眉骨两块，牙齿6颗，肱骨、肋骨各1段。根据这些化石的特点推测，沂源猿人的特征与北京猿人相似，生活的年代也与北京猿人相近。与沂源猿人化石同时出土的还有肿鹿骨、野猪、犀牛、马、熊、鬣狗、虎、河狸等10多种更新世中期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沂源猿人的发现地点位于鲁山之阳，靠近沂河源头。这里群山环绕，地势较高，有天然溶洞，气候凉热分明，雨量适中，生态繁荣，可为沂源人提供栖身之所。沿河而下，是一片狭长的河谷平原。漫山遍野，草木茂盛，野兽出没其间。沂源猿人使用简单的打制石器和粗加工的木棒，以原始群居的方式，于山林中采摘果实、捕捉野兽充饥，经常食不果腹，生活比较艰苦。正如《礼记·礼运》所描述“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作为旧石器时代迄今已知山东最早的沂源猿人，开始过着游动性质的原始群居生活，距离人类的共同祖先类人猿和文化的“零点”已相隔遥远，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开启了史前文化的先端。“沂源猿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使齐鲁人成为祖国大家庭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此外，同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海岱文化遗存，还有沂水县南洼洞发现的猿人生活痕迹。

后李文化：是东夷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代表，位于章丘市胶济铁路以北的西河、绿竹园、摩天岭、小荆山、小坡、章丘东邻邹平县城南的孙家，往东淄博市临淄东北的后李官庄，潍坊市寒亭区前埠下等地，因后李官庄遗址发掘最早，所以统称为“后李文化”。根据已发现的后李文化遗址，推定其距今8500—7500年。遗址内发现有多处规模可观的聚落，聚落内有居住区和墓葬群，房屋较多，房址大部分为浅地穴圆角方形或长、宽相近的圆角长方形。房址保存极好的能看出房内遗物井然有序，根据灶台设计可以看出这些大家庭为母系组成。这里出土的石器大部分还是打制，少部分经过琢制和磨制。器形可分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两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锤、铲、刮削器、尖状器等，原料多采用花岗岩、页岩。生活用具有磨盘、磨棒、灶支石及他之用的石支脚。磨盘、磨棒为粮食加工用具，用砂岩制成。同时，一些骨器、角器、蚌器也有出土。后李文化居民已普遍使用陶器，但是陶器的制作比较简单，原始。从遗址出土文物可知，后李文化居民的生产活动和经济生活比较简单、质朴，生活设施较为粗陋。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原始农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后李文化居民早已进入了稳定的定居生活阶段，开始了向文明进化的最初历程。

北辛文化：北辛文化主要集中于鲁中南、鲁北、胶东、苏北四个地区，因遗址在滕县北辛和兖州西桑园出土最丰富，具有独特、典型的文化面貌，考古工作者于是将此区域统一命名为北辛文化。该遗址出土各类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文物两千余件。北辛文化的年代范围，大都推定在公元前7300—前6300年间，是后李文化的延伸，也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北辛文化遗址中，居民房屋多为半地穴圆形或椭圆形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10平方米，这点与后李文化的情况不同。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打制和磨制并存，后期磨制的比例更高。出土的石器中，打制石器居多，主要有斧、砍砸器、盘状器、铲和刀。磨制石器数量略少，主要有铲、刀、镰、磨盘、磨棒及斧、锛、凿等。他们生产的陶器，从造型、烧制技术、装饰艺术上看，已经比原始阶段进步了很多，但是还不够成熟。主要有鼎、罐、釜、盆、钵、碗、盘、勺、壶等。遗址出土的大量的石铲表明这时农业已经进入锄耕阶段。还有很多家畜如猪、牛、狗、鸡、羊等，说明饲养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不可胜数的哺乳动物和水生动物的出土，如鹿、獐、龟、鳄鱼等，反映了当时狩猎和采集的能力比以前更高，同时也说明了这一区域在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水草丰茂的自然环境。根据出土墓葬的随葬品和房屋内部设计分析，北辛文化的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基本的所有制形态是氏族公有制。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沿河流或湖泊开始经营定居生活。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氏族为单位，居住在地穴式的草顶房屋中，用磨制光滑精致的石器进行原始的农业耕作和渔猎活动。

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范围内最受瞩目的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它的发现，使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文化建立了完整的谱系，是原始社会后期山东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光辉阶段。遗址位于泰安市大汶河南北两岸的大片区域，南片在宁阳县堡头村西，北片在泰安市卫驾庄东，总面积82万多平方米。1959年夏，在宁阳县堡头村西首次发掘，即发现了文化内涵丰富的墓葬内容，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根据遗址发掘的大量物品，考古学者界定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6100—4600年，并将其分为早、中、晚三大阶段。晚期最盛阶段的分布范围，北至今黄河以北，南抵淮河两岸，西至豫东淮阳一带，东至黄海、渤海沿岸及其附近岛屿，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下游流域和淮河中下游以北流域及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1．社会经济状况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畜牧，同时辅之以采集、狩猎和捕鱼。农业以种植耐旱的粟和黍类为主，南部还出现了水稻。在大汶口文化遗址持续的岁月中，农业生产产量不断提高，粮食有了节余，家畜饲养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胶州三里河遗址发现的一座平面椭圆形房址，西北角一处深1.4米的大窖穴中，藏有已经炭化和灰化的粟有1.2立方米之多，说明黄河流域的农作物种植自古就以粟为主，同时也说明当时的粮食生产已有剩余。当时饲养的牲畜有猪、狗、牛、羊、鸡等，以猪的数量居多。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在133座墓葬中，有43座使用猪头随葬，甚至一座墓葬就挖掘出14件猪头骨骸。饲养家畜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肉食的主要来源，家畜的种类和饲养技术都有了较高的水平。遗址中也发现了很多渔猎工具和植物种子以及大量野生、水生动物遗骸，如在胶东半岛地区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鱼类、蚌和贝类遗存。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渔猎和采集不可或缺的一种经济，但是大汶口文化农业经济占主导外的补充性经济，因为这类经济活动自北辛文化以来变化基本不大，对于整个经济格局不具有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

2．村落形成。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遗址，反映出这时东夷先民早已过着相当稳定的定居生活，文化的创造也由此而趋盛。遗址的位置分散在靠近河岸的台地、平原地带的高地等处，总的趋势是由山地、浅山河谷平地与山间盆地向远山平原扩张。房屋多属地面建筑，少数半地穴式房屋。诸城呈子遗址的底层发掘出一座近方形的房屋，房基东西长4.65米，南北宽4.65米，房门朝南，面积约20平方米。筑法是先在地坪上挖0.5米的基槽，槽内填土夯实。墙基内有密集的柱洞，室内也有四个柱洞。中间偏向左右两边的两个较为粗大，表明这是一座木骨泥墙四角攒尖顶的地面房屋，已具备后世普通房屋的基本样式。

3．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刀、匕首、矛等，还有一些带柄石铲和石锛；骨器有镰、鱼镖、镞、匕首和矛；角器有锄、鱼镖、镞、匕首。蚌器有镰和镞；另有少量的陶网坠和陶纺轮。石器、骨器和角器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磨制石器更加精良和精细。

4．手工业技术与工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表现在制陶业的高水平发展上，大汶口文化历经两千多年，陶器制作由开始的造型、色彩简单，发展到成品精致、色彩丰富，工艺水平不断提高。早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灰陶和黑陶的数量较少，以手制为主，轮修技术已普遍使用。器形以鼎和觚形杯最多，另有小口双耳罐、盆、钵、鬶、壶、罐、豆、高柄杯及器座、器盖等。陶器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锥刺纹、划纹、压印纹和乳丁等。彩陶数量增多，且花纹繁缛，纹样母题有圆点、弧线以及勾叶纹等。中期的陶器和早期的区别是泥质红陶数量的减少和泥质黑陶、泥质灰陶数量的增多。中期还出现了一些火候较高锦儿质地较为细密的灰白陶。陶器的制作手法主要以手制为主，轮修比较普遍，一些小型的器物已经开始轮制。陶器以素面为主，部分器形表面磨光。发现有繁缛的编织纹图案。有少量的彩陶。晚期的制陶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轮制技术已用来生产大件陶器。烧窖技术有了改进，烧制出额薄胎磨光黑陶，胎厚仅1~2毫米。通过提高窖温，烧出薄胎、质硬、色泽美的白陶、黄陶和粉色陶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以灰陶最多，次为黑陶和白陶。出现了大宽肩壶、瓶等新型器形。中期已经出现的仿兽型陶器，在晚期又有了创新。彩陶到晚期减少、但仍有纹样复杂的多色陶器。

另一方面表现在硬度很高的玉石器物和精雕细镂的骨、角、牙质器物的制作上。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早期种类相当少，只有钺、刀、圜形器、镯、心形佩、坠饰等，颜色为青、绿，制作水平较低；中期种类、颜色、器形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工艺出现了管穿和镶嵌技术；晚期种类增加不多，颜色增加多种，器形更加美观。工艺出现了对器物的抛光处理技术，管穿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制玉业已开始从传统石器加工中分离出来，逐步成为独立的为新生特权阶层服务的工艺行业。这一时期出土的骨、角、牙质雕刻工艺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湛，造型优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欣赏价值。如象牙筒、象牙梳、象牙琮，雕制或刻花的骨筒、骨梳、骨匕等。此外，大汶口文化在酿酒、纺织与服饰等手工生产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

5．符号与信仰。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器，发现了陶器符号，带有很强的图画性质，但又与单纯刻画记事的符号不同，应该与文字的产生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东夷居民还出现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如崇拜太阳、图腾等。

6．社会形态。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根据兖州王因墓葬分析，墓葬多埋集中墓地，随葬品很少，而且只是一些日常用品。除大量单人墓葬外，还有多人同穴合葬、二次葬及迁出葬，这几种葬俗正是母系氏族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北辛文化晚期就已出现并非常流行。根据葬品可以确定此时的生产关系是氏族公有制关系。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规模在不断扩大，墓室容积也明显增加。对比出土大墓与小墓可以看出，大墓埋葬的是地位较高、身份显赫的富有者，不仅墓室巨大，棺椁皆备，而且随葬品非常丰富，且都是当时的贵重物品，表明私有制产生，贫富分化明显，反映了家庭独立特征及不同经济状况。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少量的夫妻合葬的墓室，随葬品多放置于男性一侧，被认为是一夫一妻式家庭出现的标志。用于农耕的生产工具多在男性墓室中所见，女性多是纺织用具，说明社会分工中，男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女性的生产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断，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根据墓葬看，大汶口文化各个区域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因此，各部落的社会形态状况也不尽同，母系、母系向父系转化、父系三种社会形态俱存。晚期社会制度开始出现家庭私有制。

大汶口文化承继于北辛文化，延续为龙山文化，以翔实的资料揭示了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产生的全过程，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由考古发现的一系列城址组成，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流域，1930年最早发现的城子崖遗址位于山东历城龙山镇，考古学界将发现的这一区域的遗址统称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因分布区域较广，主要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被区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城的兴起，以及由此而逐步形成的原始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向被视为文明社会产生的重大标志之一。

山东龙山文化城址，距今4600—40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制作的黑陶而著名，所以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其主要特征：

1．生产工具和制陶、制玉技术都有了较大提高。主要表现在这个时期生产工具的数量、种类和制作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生产工具的材料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和竹木器等。陶制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纺轮、陶拍等。石器还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在许多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钵、石凿、石镰、石矛、石镞等。此外，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已发现多处含有铜器或铜炼渣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如胶州三里河、栖霞杨家圈、临沂大范庄、日照尧王城、诸城呈子、长岛店子等地，发现了铜锥、残铜片和一些炼铜渣。说明这一时期，东夷人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2．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产品除了原有的粟、黍外，还发现了水稻，在栖霞杨家圈、枣庄二疏城、日照尧王城和滕州庄里西遗址中都发现了稻谷的痕迹。说明这一时期东夷人种植水稻较为普遍，山东成为水稻重要的产区之一。同时还发现了比较规整的贮藏物品的窖穴。仅胶州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层就发现了37个窖穴，出土的翁、缸、罍等大型的带盖陶制容器，据推测是贮藏粮食的器物。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有了大幅度增长。

3．制陶业极为发达。尤以精美的“蛋壳陶”闻名于世。“蛋壳陶”漆黑乌亮，薄如蛋壳，陶质极纯，具有特定的器形，陶胎之薄，无与伦比。制作工艺极为讲究，胎骨紧密，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富于韵律和美感。由这一时期制陶技术的高度发展可以推知，此时制陶业已经逐渐突破家庭小生产的状态而采用作坊式的专业化生产，形成一些区域性的制陶中心，从而使制陶业发展到了商品生产的阶段。

4．玉器的制作更加进步。主要表现在大型的玉器增多，器形更加规整，花样更多，钻孔技术更加熟练，添加了阴刻、浮雕、镂空等技巧。这时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管钻法，玉器的打磨非常仔细，器表光滑，个别还有抛光处理。镶嵌仍然盛行，选料考究。根据出土的玉器作品推知，当时的玉器制作已逐步走向专业化生产，并已经出现很多具有专门技艺的玉工。

5．出现了刻字陶片。1992年1月，山东大学历史考古专业在邹平县丁公龙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了一枚被认为是龙山文化遗物的刻字陶片。刻字陶片为磨光灰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平面略成梯形，刻文竖画较细，横画较宽，多为连笔，形似后代的行草。丁公陶文的发现，对其是否是早期文字，目前争议颇多。

6．大量城址出现。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目前山东省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主要有寿光市边线王城址、淄博市临淄区田旺城址、邹平县丁公城址、阳谷县景阳冈城址、五莲县丹土城址、章丘市城子崖城址等，统称为“东夷龙山城”。这几座龙山城，从章丘城子崖到寿光边线王，自西向东，略呈弧形一线排开，实地距离不过120公里。城址的面积大小不等，这是战争掠夺的结果。这一时期，房屋建筑的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建造的房屋主要有半地穴式房屋、地面式房屋、台基式房屋等，石灰作为建筑材料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水井也非常普遍，且在井内出土了各种汲水器和其他陶器。水井的发明和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重要标志，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从城址建造、城内设施、出土的物品等分析，说明各城址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城的内部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昭示着东夷人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7．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城乡差异。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工具的改进，铜石并用时代的到来，农产品数量的提高，薄胎黑陶及快轮制陶技术的广泛应用，刻字陶片的出现，城邦的普遍兴起，都说明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高度发展。这一时期，山东地区城市林立，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城乡差异成为普遍现象，社会分工复杂化，私有财产已经出现，由此导致了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现象的产生。社会集体之间出现利益冲突，防御、侵犯、战争不断，城乡差别的存在和发展开始引起城乡矛盾和对立，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及至推动了国家的诞生。

东夷文化不仅作为齐鲁文化酝酿、萌芽、发生、发展的基础与前奏，使其与齐鲁两国文化难以截然割裂与分开，而且东夷文化以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成为齐鲁文化重要的历史渊源。

（二）齐鲁文化的孕育、形成与发展

夏、商、周三个朝代，自公元前2070年夏朝立国到公元前256年秦灭周，历时近2000年。这三个朝代是三个奴隶制国家，代表了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过程。夏、商、周时期，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缓慢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力、经济、文化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夏朝的农业文明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考古工作者在夏代遗址中，发现有谷、稻、麦、葱、瓜等多种农产品。夏实行“五十而贡”的税收制度，各部落都要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央政府纳税。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创造了新的历法——夏历，这是我国最早最成熟的历法。此外，畜牧业、制陶业在夏代也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商朝仍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已经掌握了大量养猪和人工养淡水鱼的技术。商朝手工业比前代有了更高的发展，制作工艺更加精细、美观，最具代表性的是它的青铜铸造技术。其次是瓷器制造技术，这是商朝人发明的。纺织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当时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农业、手工业和市场交换比较完备。商朝的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科学技术也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表现在天文、历法、数学、光学、文字等方面。此时的夏、商文化进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

随着夏商文化的发展，山东地区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古老东夷文化已经处于衰退阶段，而内涵更加丰富、规模更加宏大的崭新地域文化——齐文化、鲁文化开启了孕育阶段。至周朝，进入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时期。西周立国之初，周王朝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开国功臣吕尚（即姜太公）为齐侯，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封周公旦为鲁侯，今山东西部和南部，后建都曲阜，因周公旦留京辅政，便派其长子伯禽代其管理属国，分别建立齐国、鲁国。鲁国的疆域北及泰山，东过蒙山山脉，南达今邹县的峄山一带，其声威远抵“海邦”，很早就是上古帝王活动的中心。当时的鲁国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并因保存了完备的周礼而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重镇，《国语·鲁语上》有“鲁之班长”的记载，意为鲁国为诸侯国之首之意。西周时期，从农业资源环境看，鲁国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适合农业、畜牧业、桑蚕业的发展。齐国的先天条件虽然不及鲁国，但后来在齐桓公、管仲主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鱼盐业、纺织手工业、商业等快速发展，“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最终成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首，后又成为“战国七雄”之魁。春秋时期，齐鲁之地已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由于两国建国方略的差异和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两个既有共同点而又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齐文化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表现出强烈的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鲁文化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战国时期，齐文化和鲁文化更加繁荣，其主要标志，一是儒墨“显学”并出于鲁，二是诸子盛于稷下，三是兵学发达。秦汉时期，两种文化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被吸收兼容，最终融入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转为主流文化。

在齐文化、鲁文化发展交融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接触，不仅有冲突、碰撞，也有相互影响、甚至融合的一面。特别是齐国的稷下学宫，既是百家争鸣又是百家融合的中心，成就了一大批贤哲圣人，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曾子、墨子、管仲等。在当时的背景下，出于寻求富国强民、治国安邦之路的目的，这些思想家从思想理论上各抒己见，并自成学派和理论体系，争辩之中又注重吸收合理之处，使之不断扩展，构成了齐鲁文化的主体内容和鲜明特色。齐鲁文化的繁荣，促进了人们读书治学风气的兴盛，扩大了书籍的搜集、利用与收藏范围，新书的编纂也不断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