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类文明的轴心主体：民族

以人类社会性的发展逻辑，此后的发展是第二阶段的三个节点：氏族、部族或部族群、民族或民族群。这三个节点，一个比一个重要，一个比一个深刻。重要，是从历史作用的意义上评判的；深刻，是从人类社会性的发展深度评判的。

从历史实践的脚步看，人类社会天然涌现的第一个大型化有序群体，是以家族为基础单元的氏族。从具体内涵看，氏族是以血缘家族之间互相通婚结亲的延展为纽带，天然自发地联结在一起的血缘性有序群体。惟其具有血缘根基，惟其具有天然的自发性，氏族是人类生存竞争与生俱来的原发性结构形式。历史地看，血缘氏族与血缘家族，很可能是同一时期出现的——一边是家族群的发展，一边是氏族的形成与蔓延。虽然，从根本上说，血缘家族与血缘氏族的生存方式，有与大型动物种群近似的一面。但是，人类的血缘家族与血缘氏族，显然更具有自觉进行生存活动的特质，而不是动物种群天然共生的血缘群的自发生存。

因此，氏族是人类组织社会化的第一块成型基石。迄今为止，以氏族为独立单元的生存群体，在人类世界依然存在，并没有绝迹。这些当代世界的神秘氏族，是远古人类社会性的活化石。

在第一创造时期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氏族群体这样相对稳定的大型社会单元，人类的生存竞争必然就要加快脚步，扩大规模。渐渐地，氏族单元的力量在对自然资源的争夺或频繁无序的战争活动中，很快就显得太弱小。于是，在某些地域相对广阔、人口相对较多的生存空间，就出现了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诸多氏族联合起来的群体——部族，或称部落。甚或，在某些大河流域的大平原地域，出现了诸多部族（部落）的联合体，协力与外部竞争，并保护己方的既得利益。从历史实践看，部族是包含若干氏族的规模相当大的竞争群体，部族群则是规模更大的地域性人口群体。当这样的社会单元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性已经开始了大规模、深刻化的发展，距离爆发质变的历史节点已经不远了。

部族与部族群出现之后，历史逻辑强大的延展性已经无可阻挡。

历史逻辑的强大延展，其表现便是民族与民族群的出现。

民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节点，是文明结构的枢纽性主体。

从人类社会性之内涵说，民族是既超越了血缘氏族的社会封闭性，又超越了部族小型利益圈的封闭性，在特定的较大或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自觉联结诸多氏族部族，共同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大型化群体性社会主体。随着生存实践的发展，这种大型化的自觉性群体，在形成过程中都磨合出了几个基本方面的共同性——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习俗，共同的长期生存空间，共同的神灵信仰，共同的价值理念，等等。

就其实质而言，这些基本方面的共同性，就是以共同文明为根基的大型化有序群体，是人类在生存发展中形成的新的联结轴心。⁽²⁾在国家文明出现之前，民族是最大规模的社会主体。在以后的历史中，我们将看到，民族这一社会结构群，将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为坚实的结构性基石。

民族群，是民族发展的延展形态，与民族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

从历史实践看，民族群的一般形态是：以某个大民族为轴心，以同一地域的若干小民族为利益共同体，所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连接，并具有相对秩序结构的自觉性联盟体。从起源意义上说，民族群的形成，最初产生于无序争夺的早期部族战争或民族战争。而后，某些优秀的民族首领阶层，逐渐感知到无休止的无序争夺只能使人类群体毁灭于同归于尽；要避免这种结局，只有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内实现诸多利益群体的联盟，从而将族群竞争限定在一定的秩序框架内。由此，人类在早期历史的各个地域，都曾经为建立有序竞争环境而发生过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连绵战争。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以战胜民族为轴心，以若干个较弱小民族或部族为利益相关方，在较为广阔的地域形成了人口众多的有序联盟体。这个有序联盟体，就是民族群的生存形态。

历史实践表明，这样的联盟体结构群，一般具有五个基本方面的共同性。其一，广阔的共同生存空间，众多的人口数量；其二，趋于共同性的利益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同认可的一系列生存竞争规则；其三，产生了国家出现之前相对成熟的权力体系，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具有相对强制性的社会秩序；其四，精神领域有趋于共同化、具有同质性而形式又各不相同的神灵信仰；其五，有大体趋于共同性的价值理念与文化认同，也就是共同的文明认知。

相较于单一民族，联盟形式的民族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多元构成的历史特质。在民族群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其所创造的具有共同体性质的联盟权力结构，是人类文明在历史实践中创造的新的联结轴心。没有这样的权力结构轴心，人类文明不可能在之后获得向国家时代的发展与跨越。

中国民族群的历史实践，最典型地表现了上述历史进程。

我们这个民族群，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古老的民族群。我们的历史拥有扎实的记载。从6000多年前的神农氏时期开始，到5000多年前的以黄帝、炎帝为开端的“五帝”时期，我们的祖先群就在克服无序争夺的早期战争中，渐次形成了由诸多氏族、诸多部族、诸多民族聚结成的大型联盟体性质的民族群。到大禹治水的时期，这一联盟体民族群，已经有了100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生存竞争的实践经验。惟其如此，早期中国民族群才可能在尧、舜、禹三个时期的100余年中连续发动对“浩浩怀山襄陵”（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旷古洪水的大规模治理，直至走出洪荒劫难，进入国家时代。在当时的地球上，这一联盟体民族群的生存空间最为广阔，大体横跨了今日黄河、辽河、淮河、长江、珠江五大流域，拥有最多的人口，并且形成了初具体系且相对成熟的联盟权力结构。毫无疑义，这是人类早期时代出现的唯一拥有辽阔生存空间的最庞大民族群。关于华夏民族群进入国家时代的历史脚步，我们在后面还将展开呈现。

上述三个极重要节点的发展，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呈现是不平衡的。

总体上看，民族与民族群的形成过程，大约经历了上万年甚或更长时期。依据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前国家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人类在长期无序争夺的巨大社会灾难中，渐次酝酿，久经磨合，最终生发出了基本的理性秩序精神，涌现出了轴心主体——民族，摆脱了人类有可能因为无序争夺而同归于尽的生存大危机，为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历史基础。从实际意义上说，民族与民族群联盟体的出现，是国家出现的两大历史预兆。

由此，人类文明最为重大的历史节点，终于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