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存空间竞争加剧，战争普遍多发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个基本现象，是战争的普遍与强化。

在前两个历史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国家数量与人口数量都相对稀少，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性非常之大；以战争形式进行的生存空间争夺，主要发生在不到20个国家（第一历史时期16个国家，第二历史时期15个国家）之间。处于前国家状态的众多部族之间，虽然也有小规模的争夺，但是它们还没有相对坚实的社会组织条件，无法与那些已经发展到国家文明形态的族群，进行战争方式的直接争夺。因此，总体上说来，虽然前一历史时期的战争规模与战争文明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古典国家时代——冷兵器时代——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东方中国的战国时代，还是西方世界的罗马帝国时代，都是这样，但是那时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国家之间的正式战争。因此，从战争数量与频繁程度看，前两个历史时期还是要比第三历史时期弱了许多。

进入第三历史时期，促使战争加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古典国家文明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创造高潮期，进入了保守思潮风行的追求稳定时期。在这种表现为形式稳定的文明萧条时期，国家保持内在活力与实力（财富量和人口量）的丰厚性大为减弱，诸多国家的拓展目光几乎本能地投向外部争夺。因而，相邻国家之间的战争空前加剧，由某些国家发动的远距离征战也大大增多。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诸多崇尚武力征服的帝国，由它们发动的相互征伐，以及西方国家群发动的对西亚国家的多次大规模征战等，都是基于国家的非理性扩张而产生的。

其二，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国家，国家总数量达到了60个以上。在此条件下，国家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较前大为加剧，由此产生的战争也空前增多。尤其是欧洲国家群之间的战争，以及欧洲国家群体对西亚地区的掠夺性战争，都在这一时期空前爆发，其主要原因就是众多新生国家在这一时期对生存资源的争夺。

其三，这一时期的世界国家群，普遍出现了精神领域的特定团体——各种宗教力量已经趋于成熟，特大或较大宗教与特定国家的世俗政权深度结合的新型政治文明结构开始出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成为国教，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国教，拜火教成为新波斯帝国的国教，等等。由此，基于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引起的宗教歧视现象开始流行于世界，这就是不同宗教与不同教派之间互相视为“异教徒”的精神对立现象。这种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对立，渐渐滋生发展为不同宗教国家之间的战争，且呈现日益增多的一种战争形式。从本质上说，这是文明冲突导致的一种战争。在后来的国家文明第四历史时期——欧洲中世纪时期，这种因宗教差异而引发的战争，成为一个历史时段内最主要的战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将具体呈现。

其四，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力量集群——由诸多游牧部族合成而产生的处于准国家形态或不发达国家形态的联盟政权。这些游牧族群的政权，无论其辖下人口是单一民族，还是诸多氏族部族的联盟，都是基于争夺新的生存空间或强力维护既定生存空间而自觉产生的军事组织。这些政权体，几乎与生俱来地具有战争功能。几乎所有的游牧部族政权辖制的人口，都具有全民皆兵的军事社会特征，都具有浓烈的战争化生活方式——鲜明的流动性、迁徙性以及高度机动性，都具有强烈的主动发起战争的内在需求。

在当时的世界，以庞大的匈奴部族为轴心的游牧族群，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口群。艰苦频繁的流动迁徙，锤炼出他们雄强的体魄；长期的放牧实践，滋养出他们与战马之间异常敏锐的一体化感觉；粗犷简朴的生活磨炼，使他们能够仅仅携带少量食品（干肉和马奶子）而能长时间行军作战；族群内部极其粗简的原始伦理传统，使他们能够对大量的战争伤亡保持一种相对的淡漠；松散原始的婚姻习俗，使他们能够维持相对快速的人口增长；军事生活的生存方式，使所有的人口都经常性地处于军事训练之中，使他们的兵源范围大大增加，能够在人口总规模并不特别庞大的条件下建立规模较大的军队……凡此种种历史特质，在整个冷兵器时代都是强大作战能力的天然基础。他们对常态性战争生活的承受能力，远远超出了当时世界任何一个拥有稳定国家的民族。因此，当他们聚结起来而形成有组织的战争力量的时候，一般是很难被战胜的。

这些游牧部族群，对所有的周边国家几乎都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势。小至经常性侵袭掠夺各个邻国的边境，大至发动大规模的远距离突袭战争。它们以高度的机动性为基础，所频繁发动的突袭战争方式，大大增加了当时世界战争的突发性、混乱性与频繁度及危机性。因此，它们对当时世界国家群的生存，形成了严重而普遍的直接威胁。这种灾难，在这一历史时期与之后的第四历史时期，非但历经长期而无法消除，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总体上说，在国家时代第三、第四两个历史时期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游牧部族群不时发动的大规模奔袭战争，一直是世界国家文明的巨大灾难。

具体地看，直到第三历史时期中期——中国的三国时期，受游牧部族战争威胁最大的，是东方中国。这一时期，中国北部与西部周边的“诸胡”族群融入匈奴，形成以匈奴部族为轴心的大匈奴势力。历史实践的结果是，到第三时期的中期——三国时期，中国民族成功抵御了当时主要集中在世界东方的众多游牧族群的长期连续的进攻战争，不断进行大反击，不断融合分化匈奴部族群，迫使匈奴游牧部族群实力大为衰减，大举向西迁徙，逃离中国周边地区。

于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后期时段，以匈奴游牧族群为轴心的战争力量在欧洲东部建立了新的游牧区域，开始对欧洲发动暴风式劫掠战争。从此开始，在数百年的时期内，匈奴部族群的战争洪水猛烈席卷西方国家群。期间，两个时段的战争对西方国家群冲击最大。

第一时段，是第三历史时期后期开端的5世纪中叶，史称“匈奴王”的阿提拉即位为匈奴族群联盟首领，对欧洲展开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屡战屡胜，称霸整个欧洲，压迫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同时向匈奴政权纳贡，被当时的欧洲惊惧地呼为“上帝之鞭”。

第二时段，是第三历史时期末端与第四历史时期开端期——10—11世纪。其时，亚洲蒙古族群崛起，一方面在亚洲东部横冲直撞，对当时的中国宋王朝与其余中小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蒙古族群大规模长驱西征，再次以战争风暴征服欧洲，其在最后阶段仍然统治俄罗斯百余年。蒙古的另一支力量（忽必烈）南下进攻，吞灭南宋政权，建立以中国文明为根基的元政权达90余年。也就是说，从第四历史时期开始，诸多游牧族群的流动奔袭战争，开始弥散世界，同时对东西方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战争灾难与文明冲击。

世界范围内战争的普遍多发，给世界所有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特定时期的国家群，在如何对待关乎国家兴灭生亡的压力方面，既会受到该历史时期国家文明水准的制约，更会受到本国文明水准的制约。在前两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处于文明创造高潮期的轴心时代，东方中国面对战争兴亡的压力，所表现的普遍态势是强势生存——以文明大国的尚武精神与强大实力直面，坚决反击。但是，同一历史时期的罗马帝国却表现出另一种状态——不堪承受长期频繁的战争压力，最终崩溃灭亡。惟其如此，东方的统一中国与西方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进入第三历史时期，世界国家群面对普遍战争所表现出的普遍态势，大体接近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曾经的历史道路——以增强独裁与专制为手段，巩固权力体系的稳定性，从而实现举国号令一致，增强对战争的抵抗力。这是第三历史时期国家政治文明衰落的一个外部因素——普遍多发的战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