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明冲突趋于强化，融合交流空前深入
这一历史时期，呈现出了两种矛盾而并存的历史现象。
1．文明冲突强化
从文明冲突的意义上看，第三历史时期只是开始期。历史地看，这一时期文明冲突的烈度，远远不如后来的第四历史时期；但是，却远远超过了前两个历史时期。就其本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文明冲突，是世界各民族以国家文明形态的冲突为历史表现形式所产生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冲突。这是人类世界第一次突破生存空间争夺的最基本冲突，而基于维护国家信念与民族精神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所生发的具有新的历史内涵的重大冲突形式。随着这一新的价值观冲突在历史发展中的普遍化，文明冲突与生存空间冲突，共同成为人类文明在国家时代最为基本的两种冲突方式。
在前两个历史时期，国家之间基于精神信念与核心价值观体系而产生的文明冲突，不能说没有，但很少发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基本方面：一则，国家数量很少，各个生存空间的距离较大，国家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往往大多局限在本地区或近邻国家之间；各个国家文明差异程度的相互比较，既不直接，也不强烈，很难形成对异质文明的抵触或认同，也很难形成族群信念与国家意识意义上的对异质文明的自觉对立。二则，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文明，正处于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定型的时期，对异质文明与本体文明之间的差异及其所可能导致的摩擦，尚普遍不具有清晰的感知；即或有一些警觉性意识，也不可能形成国家行动的认知基础，基本上也就不可能发生国家文明之间的实际冲突。
因此，前两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冲突，都是基于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的。
进入第三历史时期之后，国家数量大大增多，各个生存空间的实际距离也因交通的相对发展而缩小，国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交流也相对紧密了，各国之间的民间往来也开始普遍化了。如此条件之下，相互之间在实际接触中的利益需求差异、神祇认知差异、价值取向差异、性格行为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在长期积累中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明晰的认知与评判。
从国家意义上说，在异质文明与自身文明的诸多差异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敏感的是两种差异——价值取向差异和神祇认知差异（也可看作宗教信仰差异）。这两种差异，一是最实际的利益需求的差别性，一是最直接的精神需求的差别性。价值取向之差异，既决定了国家与民族最基本利益需求的不同，也决定了国家为实现利益需求所可能采取的行动方式的不同。神祇认知之差异，既决定了族群教义崇拜的不同指向，也决定了隐藏在特定神灵信仰之后的世俗追求的不同价值走向。
一个崇拜太阳神的族群，与一个崇拜月亮神的族群，或者，一个信奉单一天神的族群，与一个信奉诸多天神甚或“人神共体”而在浅层形式上似乎没有固定神灵崇拜的族群；它们在生存方式、行动方式、价值判断、国家意识等方面，都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表面上看，神祇认知的不同，似乎只是神灵崇拜的形式差异而已；但实际上背后却往往隐藏着族群价值认知的不同，隐藏着国家决策意识的不同。表现于反复出现的历史实践，就是这样一个具体过程：两个具有不同神灵崇拜的国家，对于发生在双方交往中的某一个并不重大的摩擦事件，其所产生的价值评判与处置方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完全不同”甚或“完全相反”日益积累，便很可能基于国家认知而形成国家冲突。
这种历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基于因果关系反复出现而生发的认知，达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一种直接而简单的国家认知，形成一种族群意识的逻辑判断——异质文明体的存在，对本国、本民族文明是一种威胁。这一基于生存经验而产生的潜在逻辑，导致了人类文明冲突悲剧的开始。这种国家冲突，因为在本质上不是基于生存空间争夺而发生——尽管其最终结局往往与生存空间的争夺具有一定的重叠性——遂被当代理论称为“文明冲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拜占庭帝国与新波斯帝国的文明冲突。
这一时期的新波斯帝国，是第二历史时期老波斯帝国灭亡后，于226年由古波斯民族再度聚结、取代帕提亚王朝建立的一个国家。这时的波斯人，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古典中国称之为“拜火教”。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与东罗马帝国宗教重叠，依据其本原传统，信奉早期的西方基督教。请注意，此时的基督教体系，尚未分裂为东西两大教派势力，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立尚未出现。因此，新波斯帝国的“神祇认知”与拜占庭帝国的“神祇认知”的不同，实际上便是与以拜占庭帝国为表层形式的整个西方世界的“神祇信仰”认知体系的不同。虽然两种信仰的差别不是冲突的全部原因，但无疑是两方发生长期战争的始发原因与基本原因。
拜占庭帝国建立初期，面临西亚地区最主要的两个强大民族群——波斯民族群与阿拉伯民族群，深感其威胁之大；对其所信奉的不同宗教，也越来越抱有敌意。初期君主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自觉地开始了针对波斯民族的两手政策：一则，对内实行迫害“异端”（异教徒）政策，禁止异端分子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二则，以战争方式征服西亚地区以波斯人为轴心的异端国家。这两则基本政策，从此成为拜占庭帝国长期坚持的内外国策。查士丁尼之后，拜占庭帝国对波斯帝国的战争一直延续不断。
显然，这是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发的长期对抗。
从603年开始，新波斯帝国针锋相对，开始发动对拜占庭帝国的大规模进攻，从此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连续战争。波斯人在初期多次获胜，一度声势很大。直到622年，波斯人的战争力量仍然保持着相对优势，且一度攻占了埃及，并占领了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迦太基地区。拜占庭帝国在一时劣势之下，开始求助于覆盖西方精神世界的基督教势力。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牧首”（早期基督教大主教名号），非常仇恨波斯人的异教势力，动员东罗马帝国基督教势力与欧洲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势力，全力支持拜占庭对波斯人的战争。在宗教势力援助下，拜占庭帝国组建了一支名为“拜占庭十字军”的基督教信众大军——以讨伐“异教势力”为战争目标，开始了专门针对波斯人的战争。
此后，拜占庭十字军屡战屡胜。直到627年，这支“十字军”攻克了新波斯帝国都城泰西丰，弃军而逃的波斯王为部下所杀，新波斯帝国宣告灭亡。历史地看，这支拜占庭十字军，无疑开启了后来西方国家群发动针对东方“异教国家”的“十字军东征”的先河。这是第三历史时期国家文明冲突最极端的例证——以宗教征服为战争目标的文明冲突。
这一时期的文明冲突，使世界国家群的实力竞争关系，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人类进入国家时代后第一次迎来了以征服“异教”为追求目标的剧烈战争冲突。冲突的实质，是人类精神价值取向的差异，是整个国家文明体系中最具灵魂性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差异。在此后的第四历史时期，这种文明冲突愈演愈烈，其余波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国家与当代社会。
第二个变化，是人类进入国家时代后，第一次形成了以精神价值取向为基础的国家联合体，也就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共同性而产生的国家联合体。具体来说，就是由秉持同一宗教信仰的诸多国家结成联盟体，对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异教国家或异教国家群发动征服战争。这一新的文明冲突形式，在此后的历史上日益趋向深刻化，一直发展到当代世界曾经的极端形式——几乎囊括了世界全部主要国家的“意识形态阵营”的出现与对立。
2．融合交流深入
与此相矛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之间的接触往来空前增大，各国之间的民间融通与交流更是逐渐普遍化。
就东方中国而言，从西汉中期开始的“丝绸之路”，拉开了中国主动与当时西亚国家通商交流的历史序幕。此后，这种以国家使节为先导的交流方式，越来越深化，带动了民间力量走出国土、走向世界的大潮。从中国东汉到隋唐，这种与世界国家群的陆海通商潮、文化交流潮、族群融合潮，在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尤其是中国的唐王朝时期，其对外开放的广泛程度、深刻程度，已经完全达到了“古典国际化”的历史最高峰。这一时期，基于强盛国力所实现的国门开放与全面交流，不仅带动了整个亚洲国家群之间的交流融合，也使中国与遥远的欧洲国家——罗马帝国开始了国家之间的交流。
据《后汉书》记载，166年，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派遣使团来到东汉都城洛阳，这一事件开启了西方世界最主要大国与东方中国交流的历史。当时的罗马帝国，在中国被称为“大秦”(3)；这位罗马帝国皇帝，被译为“安敦”。据史学界考证，“安敦”就是罗马帝国皇帝安敦尼努斯，亦译为“马可·奥勒留”。
这一时期世界其余地区的交流融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板块。一个板块是欧洲国家群，另一个版块是西亚国家群，再一个版块是欧洲国家—西亚国家—北非国家之间的较大板块。当时的欧洲，已经有了20多个国家，由于空间距离贴近，国家交流与民间交流都很普遍。当时的西亚地区，更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国家集中区域。在国家文明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当时的北非国家纳入西亚国家文明圈去看待。波斯民族群、阿拉伯民族群、拜占庭与东罗马民族群，是西亚国家群走向世界的三个主流群体。它们东联中国，西联欧洲，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东西方文明联结纽带的巨大作用。同时，西亚国家群也是这一历史时期与其后历史时期，长期抵御西方文明冲击战争的一道屏障。从这一意义上说，西亚国家群在国家时代的文明发展史上，曾经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有着特殊的文明贡献与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交流融合的历史趋势，与文明冲突的历史趋势，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逻辑上，我们能够区分并描述它们；但是，在历史实践中，它们却是同时发生而又互为因果，且又混为一体的一种宏阔的历史现象，我们很难清晰地将它们作为两个问题去对待。
交流的广泛化，是各方清楚认识相互差异的基础。一旦自觉感知到了双方或多方之间差异的存在，除了引发冲突，更会产生相互之间新的互补需求。新的互补需求，则必然导致交流的不断深化。不断深化的交流之中，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价值取向认同所导致的融合，或价值取向差异所导致的实际冲突。认同的积累会或快或慢地演变为国家意义上的深入融合；分歧的积累则会产生文明冲突，甚或战争。冲突与战争之后，无论其结局如何，各个国家与各个族群之间，仍然需要相互通商与相互交流……从根本上说，交流融合与文明冲突的交互发生，交互作用，交互深化，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动态过程，永远不会完结。直到当代社会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在持续着这种周而复始的历史过程。
(1) 如不作详细区分，一般可将“东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通用。
(2) “修正”是中国古典词汇，最早出自《荀子·修身》：“谄谀者亲，谏诤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
(3) 对于中国东汉时代为何将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史学界一直没有相对合理的解释与考证。从音译的角度看，是难以解释的。合理推断，一种可能，应该是一种联想性或比喻性的称谓；也就是说，东汉政权很可能将遥远的罗马帝国看作与秦始皇时代的统一中国相同的大邦，所以称作“大秦”。另一种可能，就是罗马帝国的特使在介绍自己的国家时，将罗马帝国比喻为中国的秦帝国——大秦，东汉政权只是照搬使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