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文明的历史困境
一
举凡关注中国现实状况的人，都明白无误地知道一个事实：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正在面临空前复杂而严峻的历史挑战。我们这个时代，不但要承担历史上曾经的国家文明战略选择的失误所带来的累积后果，还要承担近代以来发生在我们历史视野之内的选择失误所沉积的历史后果，更要有效抵御异质文明的强大侵蚀，以及力图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种种政治力量的全面渗透。
我们头上顶着绚烂的经济花冠，脚下却是纷繁交错的文明泥沼。
悠久与古老，既是一种深远强大的根基，更是一种举步维艰的重负。
2000多年前，西汉王朝中期的汉武帝时期，抛弃了中国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600年左右奠定的强大的社会意识多元化传统，遏制诸子百家，选择了一家“独尊”的道路。从那时起，统一强势的中国文明的蓬勃洪流，由思想专制而导致的创造力衰减趋势开始出现，进入了一代一代全面衰减的历史过程。这种持续衰减的中国文明，到宋代已经僵化，到明清两代则已经腐朽。
这是遥远的中国古典社会，在曾经的大转折时期做出的错误选择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决定的。但是，它终究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文明构建失误。沉重的历史后果，必然由中华民族的后裔来承担。这是民族历史责任的无代次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因为，我们是中国民族群的子孙，是中华文明的现在进行式。民族的历史光荣，属于我们；民族的历史责任，自然也属于我们。
如果说，这还是一种遥远而间接的历史责任，那么，近代史以来的历史失误，则是比较直接的历史责任了。
15世纪以来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由文艺复兴而启蒙运动，并迈向新的工业社会。这时，中国文明已经被持续衰减的历史，浸渍成一坛肥美的古老肉(1)了。当1840年西方列强鼓起的战争风暴来临时，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文明已经丧失了对新世界的理解力，更丧失了对强大的外敌入侵的国家抵抗力，已经变得只能以割地求和为生存手段了。剧烈的灾难，国家的衰朽，激发了人民自救的社会大潮。将近200年中，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连绵卷来的各种历史大漩涡中挣扎。我们力图摆脱2000余年以来累积的沉重历史包袱，我们力图轻装上阵，我们力图重新开始，我们力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普遍的社会精神，激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救亡图存与共和革命两大历史洪流。
中国民族群(2)终究没有彻底倒下，历经磨难，我们还是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但是，血战突围，毕竟难以冷静审视一切。救亡图存的历史风暴，首先需要民族群的激情与意志，而从容舒缓的理性精神必然退居第二位。惟其如此，在社会精神领域，这两大历史洪流以很难避免的简单化与政治化的方式，掀起了大规模的思想运动，硬生生地将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需求与中国文明历史的传承切割开来。我们对中国5000年历史所锤炼出的文明根基，曾经在理论上全盘否定，一概地作为“封建残余”，一概地作为“孔家店”，一概地作为“四旧”，一概地作为“封资修”，彻底打倒了，彻底抛弃了。这就是说，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曾经与自己的历史根基隔绝。像一柄大斧，砍断了缠住我们双手双脚的枯藤，我们终于可以相对轻松地奋斗了。
那时，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地宣布：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3)。
但是，历史实践却并不那么令人愉快。这张“白纸”的大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40余年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下，种种历史污渍很快浮出水面，渗透在社会各个层面，迅速地演变为光怪陆离、危机四伏的中国文明沼泽地。历史地看问题，我们无由谴责曾经的血战突围，无由谴责曾经的大潮发生的悲剧性失误。但是，我们可以认真接受历史教训，承担先辈的历史失误带来的消极的、恶性的历史后果，并努力寻求真正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国家与民族整体发展的历史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责任。
对于民族与国家的文明发展而言，没有将国家决策层与人民大众区别开来的可能，也没有因为代次久远而产生责任豁免的可能。任何时代的国家抉择，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产物；在本质上，都是我们民族群扎根的社会土壤在当时的历史抉择。作为人民的一员，作为这个民族的后裔，我们既有权利获得这种历史抉择有可能带来的巨大发展利益；我们也有义务去承担这种抉择有可能带来的深重历史灾难。
我们不能走向自外于民族文明的道路。
我们必须克服个体的骄狂自大与盲目的西方崇拜情结。
我们必须遏制虚无主义的浅薄与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