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年间，法国《巴黎杂志》上连载的一部小说轰动了文坛，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怒不可遏的司法当局对作者提起公诉，指控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并将作者传唤到法庭受审。这位作者就是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位杰出代表居斯塔夫·福楼拜，这部小说就是他的现实主义杰作《包法利夫人》。审判的闹剧最后以“宣判无罪”告结束，而隐居乡野、寂寂无名的作者却从此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声誉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父亲是法国鲁昂地区远近闻名的外科专家，鲁昂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居斯塔夫的哥哥阿希尔继承父业，后来也成为一代名医。与兄长相比，福楼拜和父亲的期望相去甚远。他幼时发育迟缓，好不容易才学会阅读，九岁入学时不过刚刚认识字母。但奇怪的是，这个在家人眼中智力如此低下的居斯塔夫，却很早就显露了文学天赋。他还没有学会阅读便在头脑里构思故事，还没有学会写作就开始自编自演戏剧，他十三岁时编了一份手抄的小报，十四五岁已醉心于创作，可是直到三十六岁才开始发表作品。
福楼拜的生活经历非常简单：一八四〇年从中学毕业后，他按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入学，但他对法律无比憎厌，所以大部分时间仍住在鲁昂，很少去上课；一八四三年他在法科考试中失败，次年又突发神经官能症（类似癫痫），从此中断学业，常年住在父母的克鲁瓦塞庄园。除外出旅行和偶尔去巴黎小住，福楼拜的有生之年全部是在家乡度过的。一八四六年父亲去世后，他一直与母亲相伴，终身未娶，读书和写作是他的全部生活内容，也几乎是他全部感情之所系。
福楼拜的少年时期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中的偶像。天生细腻、善感的气质，使他极易与浪漫主义相通。然而后来在勒普瓦特万[1]的影响下，他开始醉心于斯宾诺莎的唯理性主义及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来自父亲的科学家思维方式，也使他习惯于对事物作缜密的观察和科学的考证。福楼拜曾说：“在我身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酷爱大叫大嚷，酷爱激情，酷爱鹰的展翅翱翔，句子的铿锵和臻于巅峰的思想；另一个竭尽全力挖掘搜寻真实，既喜爱揭示细微的事实，也喜爱揭示重大事件……”[2]
从一八四三年起，福楼拜开始尝试长篇小说。他以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为素材，描写两个年轻人的学习生活和感情经历。一八四五年，小说完成初稿，即《情感教育》最初的蓝本。他试图在这部小说中把激情和写实融合在一起，没能获得成功。接着在弗朗德勒画家布吕盖尔的一幅名画的启发下，他以基督教隐修士的传说为题材，着手写作充满浪漫色彩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一八四九年，《圣安东尼的诱惑》第一稿完成，他将好友路易·布耶及迪康[3]召来听他朗读，整整读了四天，最后的结论是“写得很糟”：虽说文字讲究，字字珠玑，但却支离破碎，缺少一根线把珍珠穿起来。这时福楼拜在创作上尚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思想体系。就在这一年，他和迪康结伴，动身游历北非、近东诸国，历时将近两年，为日后东方题材小说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一八五一年返回家乡后，他接受路易·布耶的建议，决定以德拉马尔的故事[4]为素材，创作一部刻画当代外省生活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十分重视这“第三次尝试”，前两次尝试（《情感教育》和《圣安东尼的诱惑》）失败了，这一次，“要么成功，要么从窗口跳下去”[5]。他全力以赴，为这部小说付出了五年艰辛的劳动，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正是在这过程中，他决心和浪漫主义分道扬镳，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从作品中彻底排除了主观抒情成分，形成一种独创的客观主义风格。尽管这部小说连累他卷入一桩可笑的诉讼，平添了不少烦恼，但他兴奋地意识到，多年来的摸索有了成果，他的创作个性成熟了。紧接着，他开始构思《迦太基》（后改名《萨朗波》），并于一八五八年专程去北非的迦太基遗址实地考察。他为这部小说整整工作了四年，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于一八六二年才付梓印刷。一八六三年，福楼拜重新拟定了《情感教育》的提纲，大量阅读资料，全部改写，这项工作直到一八六九年才完成。嗣后，他又着手改写《圣安东尼的诱惑》，于一八七四年正式推出。一八七五至一八七七年，他创作了《淳朴的心》《圣朱利安传奇》《希罗迪娅》等短篇小说，于一八七七年结集出版，题名《三故事》。他晚年以全部精力投入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的创作，直到一八八〇年去世，未完成的遗稿于一八八一年在《新杂志》上发表。除小说以外，福楼拜对戏剧也很感兴趣，他曾于一八七二年改编路易·布耶的一个剧本《女性》，一八七三年又创作了一部戏剧《候选人》，可惜首演一败涂地，他终于没能成为一位剧作家。
二
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在许多方面显然和巴尔扎克一脉相承。和巴尔扎克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 将真实性作为衡量艺术的主要准绳：“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6]福楼拜所理解的真实性，和巴尔扎克一样指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现象，因此他同样强调对生活素材的加工提炼及典型化的手段：“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7]他明白“鲜明生动来自深刻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8]，艺术家应当像水泵的吸管一样“深入事物的核心，深入到它的最深层”[9]。他和巴尔扎克一样重视选择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而且善于通过逼真的细节刻画来增强其虚构世界的可信性，甚至他作品中的某些情景、细节，写出以后才发现和巴尔扎克在《路易·朗贝尔》及《乡村医生》中写过的几乎雷同。基于这些因素，人们不无理由地将他视为巴尔扎克的后继者。
然而福楼拜并未完全步他人的后尘，他的镜子自有其映照现实的独特方式。法兰西是个崇尚独创性的民族，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如果不能在某个方面超越前人或在艺术上另辟蹊径，就不会被承认是一位大作家或大艺术家。福楼拜之所以赢得盛誉，首先应归功于他的创新精神。他的最大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客观性艺术。
巴尔扎克是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艺术却保留了相当多的浪漫色彩。这位伟大的梦幻追求者，总在不懈地进行着“绝对”之探求。他试图“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时刻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所以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永远看得见作者的巨大身影。他激情满怀，与他虚构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们的心理，评判他们的言行，甚至以作者身份在一旁击节叹息。和巴尔扎克不同，福楼拜主张从作品中排除自我，不流露感情，不插入议论，不让一字一句留下作者的观点或意图的痕迹。福楼拜把小说称作“生活的科学形式”[10]，要求作家约束自己的感情，像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事物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11]。他认为优秀的作家应该凭理性——而不是凭激情——来从事写作：“激情成不了诗，……你对某一事物感受越少，你越有能力把它照原样表现出来。”[12]“激情地位愈小，作品艺术性愈高”。实际上，福楼拜并非真的没有激情，只是他殚精竭虑，严防它们在作品中泄露。莫泊桑说他“深深地藏匿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13]。历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确是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一种突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所以他的《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圣伯夫从中看出了“一种新文学的标志”[14]，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15]。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尝试的成功。福楼拜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事件的组合，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普列汉诺夫曾经点评道：“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中最有力的一面。” 这种把作者和作品拉开一定距离的写作方法，以其客观、冷漠的风格，后来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福楼拜在二十世纪声名大振，被奉为现代派艺术的先驱。
与福楼拜的“客观性”艺术相伴的，是作品主题的淡化。
淡化主题是福楼拜创作思想的另一重要特色，他曾表示，他所愿意写的，“是一本不谈任何问题的书，一本无任何外在束缚的书，……这本书几乎没有主题，或者说，如果可能，至少它的主题几乎看不出来”。[16]在福楼拜心目中，文学和音乐、绘画一样，首要任务是给人以美的享受，不一定要说明什么问题。福楼拜是纯艺术的推崇者，艺术是他唯一的信仰，是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上帝，除了对美的追求，他不允许艺术有其他的目的。在他看来，艺术创作若有功利性的考虑，便玷污了艺术的纯洁性。他认为“艺术不应该被任何学说用来作讲坛，否则便会衰退！人们想把现实引到某个结论时总是歪曲现实。……想作结论的狂热是人类最致命、最无结果的怪僻之一。……最卓越的天才和最伟大的作品都从不作结论，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所有上帝的长子都（如米什莱所说）提防自己做再现以外的事情”[17]。福楼拜强调“再现自然”是艺术的基本属性，批评、指责和教训都不属于文学范畴，作家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观察生活，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忠实地描绘它”[18]。他说：“艺术是一种描述，我们只应当想到描述”，“艺术就是真实本身”。[19]也就是说，不拘你写什么，只要写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便达到了艺术的目的，不必让艺术去承担不属于它的重负。他认为艺术家的思想应当像大海一般宽广，像大海一般清纯，而不应趋奉时尚。福楼拜显然和当时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潮格格不入，所以他认为一些作家迎合公众口味的做法是“取悦功利主义”的市侩行为，而且对雨果在他的大型戏剧里“谈人类、谈进步、谈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其他一些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废话”[20]大不以为然。由此可见，福楼拜有关艺术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淡化主题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政治拉开距离，以保持艺术上的人格独立。
福楼拜承认自己压倒一切的爱好是“对形式的爱好”。当然，这并不意味他认为形式可以脱离内容：“没有美的形式就没有美的思想，反之亦然。……观念仅仅依赖形式而存在，正如一种形式不可能不表达某种观念。”[21]可是他对形式的关注的确压倒了一切。福楼拜是法国著名的文体家，他的文笔清新优美、简洁质朴而又鲜明生动，被公认为法语的典范。“离开文体无作品”，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语言艺术的高度重视。他曾这样教育弟子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唯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22]他不仅要求文章结构严密，用词准确，还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诗一样铿锵有致，具有节奏和韵律的美：“如果文句读起来能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23]福楼拜厌恶夸张和堆砌，尤其不能容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他所追求的美以准确、简练、朴实无华为最大特色。他的作品表面看去简单、平实，细细领会方知韵味无穷。莫泊桑把他的艺术评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可说评得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