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的历史先进性及“大而不能倒”的弊病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4 500年前，最早的商人在部落间以物易物，开创商业，历经14代人的财富积累，建立起了商朝。自此，与物品交换有关的人、事、物皆称为“商”。千百年来，商业主体很容易走向优胜劣汰和规模化集中发展，因为其可以在实现规模化扩张之后，通过控制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和销售市场，把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提高到平均价格之上，从而获得高额利润。

不可否认，这种集中与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先进性和适应性，也是过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趋势下形成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方面，过去的市场份额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无限性。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发展历史看，由于人口红利，互联网用户群体也从无到有地实现了爆发式增长。由于市场不断扩大或存在扩大的空间，而固定的生产成本可以被认为变化不大，那么只需要通过集中或垄断式发展扩大规模，占据更大的市场、提高产量，平均成本就可以不断降低，还能获得更大的上下游谈判优势，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也是规模经济背后的原理。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当企业的产量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各项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产生1+1>2的效应，生产成本下降，经济效益得以提高。

另一方面，过去的生产资料具有一定的集中性。除了资本、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资源的集中，更重要的是先进生产知识的集中。例如，封建时代的纺织、种植、盐铁等方面的先进知识掌握在门阀士族手中；进入近现代，先进知识与技术虽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研发，却以专利等形式掌握在企业家手中。因此，集中式发展可以汇聚人才和研发资源，从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过去的规模经济发展优势开始遭遇瓶颈。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互联网用户数趋于饱和，过去的增量市场竞争转变为存量市场博弈的格局。因此，要取得规模化的竞争优势变得更难，垂直行业领域可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由于竞争者快速进入，市场从诞生到变为“红海”的时间大大缩短，规模优势容易被侵蚀，需要不断投入资本进行维护，竞争消耗大大提升，最终导致商业模式的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要素，即知识和数据要素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生产要素。不过，由于知识要素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复制和转移成本较低，且由于开源理念的普及，更多新知识是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产生的，且可以自由分享，因此知识将难以像土地、资本等要素一样被集中式控制或形成垄断，这便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展。同时，数据要素也变得更加普惠和分散，且其归属权逐渐回归至个体，需经授权才可使用，也需要多方联合进行数据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运用，这一趋势同样不利于集中化的发展模式。

因此，集中式发展和规模经济的土壤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也让我们看到其发展模式中越来越多的弊病与不足。

首先，集中式模式容易导致信息与决策机制的传导效果下降，影响管理与执行效率，陷入“中等规模陷阱”。“中等规模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所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衍生而来。其表现是，当小企业的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有的经营模式、客户结构和服务能力难以再支持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无法继续发挥出规模经济效应，既不能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也失去了小企业的灵活优势。

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集中式模式往往选择的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管理架构，随着中小企业的人员增长和经营范围、生态规模的扩大，管理也将变得越来越难，这种组织结构容易呈现出以下问题：第一，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管理人员的管理半径过大，容易导致管理精力和能力不足；第二，因管理层级较多，信息在自下而上的传递过程中受到层层过滤后，其真实性及效率或将大打折扣，容易出现管理人员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官僚主义、决策失误、铺张浪费、对竞争对手和市场反应迟钝、错失发展机会或延缓业务进展等问题；第三，集中式模式下的规模扩张，更多是来自对原有业务或市场的复制，而非来自创新驱动的增量市场，这样一来，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就容易产生同质化的竞争，很可能为了争夺市场存量业务而导致资源内耗严重。

其次，资源的过度集中对个体或许是最优策略，但对经济体全局可能带来最差的结果；尽管各国都有《反垄断法》等限制垄断行为的法律法规，但集中式模式依然容易导致资源向大型企业集聚，从而可能形成隐性垄断，并埋下“大而不能倒”的隐患。例如，在2020年，当公众对经济的担忧引发了资本市场的抛售潮时，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连续通过降息、量化宽松、财政刺激计划等形式释放大量资金救市，而这些资金或将定向用于拯救类似波音公司这样的大企业。这样的情景已非首次，早在2008年，AIG、高盛等金融机构的投行经理们，为了短期利润无所不用其极，导致发生次贷危机。而当金字塔倒塌、泡沫破裂、大投行们面临破产风险时，又由于牵涉公众规模过大和对经济影响太深，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最终不得不出手相救。“大而不能倒”的弊病让垄断了资源的大企业绑架了全民利益，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毕竟，从就业结构看，中小微企业雇用了全球70%的人口，它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拉动社会就业、提升产品和服务创新活力的主要驱动力。除此之外，集中式模式和垄断造成的结果是一个行业中只有少数企业在经营，价格由寡头而非由市场决定，以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去了定价权和价格调节作用，更容易导致贫富分化、阶层矛盾扩大等社会问题，甚至诱发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等思想的萌生。

最后，在集中式模式下，生产要素容易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不利情况，不利于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在技术水平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前提下，如果某种生产要素难以提升和增长，其他要素也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例如，在全球老龄化的趋势下，对于已经扩大到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而言，可用的劳动力，尤其是高精尖人才的数量是有限的，甚至是逐步下降的，这就容易导致土地、资本等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一方面，大企业即使购买再多的园区和办公楼，也很难招聘到相应数量的人才使用这些场所；另一方面，由于人才不足，即使融入再多资金扩大生产，资本对产出的边际提升效用也会大幅降低。

总而言之，集中式模式与规模经济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先进性，但受制于管理效率和能力下降、寡头垄断引发社会问题、要素投入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等三大弊病，现已形同强弩之末，其未来之路已渐行渐窄，转型刻不容缓。

延伸阅读

《反托拉斯法》、“看不见的手”、《财富》500强收入占比与世界贫富差距

19世纪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产生垄断财团，控制了石油、煤炭、铁路、制糖、烟草等国家经济命脉，大量中小企业被吞并。特别是随着铁路网络的形成，市场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各种工业品打破地域的限制，以大吃小的矛盾异常尖锐。以美国为例，处于劣势的中小企业，要么被大企业兼并，要么被挤出市场。1888年，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振臂一呼，提出了立法反垄断的建议。最终，美国国会于1890年7月20日通过了《抵制非法限制与垄断保护贸易及商业法》，这部法律也被命名为《谢尔曼法》，又由于当时企业兼并多是通过“托拉斯”的形式进行，所以这部法律也称《反托拉斯法》。

垄断市场的反面即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在引导生产者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也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竞争引导每个生产者不断地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所考虑的并不是社会利益，但是，由于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他们还是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们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完全竞争市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成立，但从侧面反映了更深层次打破垄断的好处。

《财富》杂志自1955年开始发布美国500强榜单，经粗略计算，当时美国500强的总营业收入大约相当于美国GDP的35%，2007年这一数据却已高达73%。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500强的地位略被削弱，但到2018年，这一数据已悄然回归至66%的高位。大企业的力量发展强大，全球中小微企业生存现状之艰难，可见一斑。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2018年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有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的28%上升至2016年的33%，而底部75%的人群所占有的财富份额则一直停留在10%以下，如果贫富差距照此趋势继续发展，到2050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所占有的财富将升至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