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9年继承到大笔家产之前，理查德·普拉坦格内特·坦普尔·纽金特·布里奇特·钱多斯·格伦维尔（Richard Plantagenet Temple Nugent Brydges Chandos Grenvill），第二任白金汉和钱多斯公爵，过着基本上波澜不惊的生活。
他在意大利养了个私生子，偶尔在下议院发表讲演反对废除《谷物法》，并对早期的卫生管道产生了兴趣（他在白金汉郡的斯托庄园安装了全英格兰第一批抽水马桶，足足九套），但除去他光明的前途和长长的名字，这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继承了头衔和英格兰的一座大庄园之后，让合伙人，当然也有他自己目瞪口呆的是，通过一系列极度有违常情的投资，短短九年内，他亏掉了所得遗产的每一个子儿。
一文不名，外加名声扫地，1848年夏天，钱多斯公爵逃往法国，将斯托庄园和庄园里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债权人。随后的拍卖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交盛事。这些斯托庄园里纷繁复杂的家具，占用了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一个团队的人力，历时40天才清点完毕。
在不那么出名的拍卖品里，有一幅椭圆形的深色肖像画，高22英寸，宽18英寸，由埃尔斯米尔伯爵（Earl of Ellesmere）用了355个金几尼[1]购得，自此以后都叫作“钱多斯版肖像”。这幅画经过多次修整，并随着时间颜色变黑，遗失了大量细节（至今仍然无法复原）。肖像中是个40来岁的秃顶男子，蓄着修剪过的胡须，样子倒也说不上不好看。他左耳戴着一只金耳环。表情自信，平静而潇洒。你会感觉，这不是一个你能放心把妻子或者成年女儿交托他照料的男人。
对于这幅画，除了知道它是1747年来到钱多斯家族的之外，它是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都没人知道。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说画中人是威廉·莎士比亚。它看起来[2]当然像是威廉·莎士比亚——但确实应该像，因为它是莎士比亚最早的三幅画像之一，日后莎翁的所有肖像画都以之为本。
1856年，埃尔斯米尔伯爵在去世前不久，将这幅画送到伦敦新创办的国家肖像画廊作为奠基馆藏。这是画廊收购的第一幅作品，从情感上来说颇具分量，但几乎就在同时，立刻有人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当时，许多评论家都认为，画中人的皮肤颜色太深，长得像外国人——意大利人或犹太人，不像是个英国诗人，更别说像一位非常伟大的英国诗人。按已故的莎翁传记作家塞缪尔·舍恩鲍姆（Samuel Schoenbaum）的说法，有些人被画中人那“放纵”的态度和好色的嘴唇搞得心烦意乱。（有人提出，肖像画中他化着舞台妆，说不定扮演的是夏洛克[3]一角，这大概有点一厢情愿。）
“嗯，这些画来自正确的年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动身去找寻我们对这位最受推崇的英语大师知道些什么，又有什么合理推测的那天，国家肖像画廊16世纪肖像馆策展人塔妮亚·库珀（Tarnya Cooper）博士这样告诉我。衣领是大约在1590年到1610年之间流行的一种款式，而这一时期，也是莎士比亚大获成功的人生阶段，故此也是最有可能坐下来让人给他画一幅肖像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判断，画中人有点波西米亚风范，看起来跟从事戏剧行当相吻合；他看上去至少算是过得相当富裕，一如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经济状况。”
我问她是怎么做出这些判断的。
“嗯，耳环告诉我们，他有点波西米亚风范，”她解释道，“男人戴耳环的意思，跟现在差不多——佩戴者比一般人更时髦一点。德雷克[4]和雷利[5]在画中都戴着耳环。这是他们宣告个人冒险精神的一种方式。那时候，能买得起大量珠宝的男人，大多会把珠宝缝在衣服上。因此，这幅肖像画里的主人公，要么相当谨慎，要么不是巨富。我猜，更可能是后者。此外，我们可以判断他生活殷实——或者，他希望我们认为他过着殷实生活，因为他全身上下都穿着黑色。”
看到我困惑的样子，塔妮亚微微笑了笑，说：“要使用大量的染料，才能把布染成真正的黑色。制作浅黄褐色、米色或其他浅色衣服的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在16世纪，黑色衣服几乎一定代表殷实。”
她认为这幅画很有价值。“这不是一幅糟糕的画作，但也并不特别好。”她接着说，“画这幅画的人，知道怎样准备画布，所以，他接受过一定的训练，但它匠气非常重，光打得不怎么好。最重要的是，如果画中人是莎士比亚，它就是唯一有可能在他生前完成的肖像画，故此，这就是莎士比亚真正的样子——当然，前提是这真的是威廉·莎士比亚。”
是莎士比亚的概率有多大呢？
“没有这幅画的出处证据，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更何况，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这样的文件恐怕不会浮出水面了。”
如果这不是莎士比亚，那他是谁呢？
她笑了：“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钱多斯版肖像”并非真迹，那么我们还剩下另外两幅画像，能帮助判断威廉·莎士比亚长什么样。第一幅是铜版画，似乎是1623年莎士比亚剧本合集——著名的“第一对开本”——的卷头插画。
德罗尔肖特版画（作画者为画家马丁·德罗肖尔特）是一幅惊人的，我们几乎可以十拿九稳地这么说，一幅惊人的平庸之作。它的一切几乎都存在瑕疵。一只眼睛比另一只眼睛大；嘴巴错位错得怪异；脑袋一边的头发比另一边更长，头部的比例也跟身体不符，就像个气球飘浮在肩膀上。最糟糕的是，画中人看上去缺乏自信，畏畏缩缩，几近惊恐——完全不像莎翁剧作里与我们对话的那个勇敢自信的人物。
按照惯常的说法，德罗尔肖特（写作Droeshout、Drossaert或Drussoit，后两种写法偶见于画家所属的年代）来自弗兰芒画师家族，事实上，这个家族已经在英格兰住了60年，到马丁那一代时，已经是第三代传人。研究第一对开本的主要权威学者彼得·布莱尼（Peter W.M.Blayney）表示，德罗尔肖特创作此画时才20岁出头，工作经验不足，他赢得委托不是因为他是个成就斐然的画家，而是因为他拥有合适的设备：创作铜板雕刻所需的滚压机。17世纪20年代，拥有这种设备的画家寥寥无几。
尽管缺点众多，这幅铜版画还是赢得了本·琼森[6]一首诗作的背书[7]。他在“第一对开本”里纪念莎士比亚时说：
噢，他（指画家）若能在铜版上
绘出他（指莎士比亚）的文采
一如他（指莎士比亚）的面貌
这幅画，也将超越
过往的任何铜版画
据说，琼森在写下这些不吝赞美的诗句之前，有可能并没有真正看过德罗尔肖特的铜版画。但可以肯定的是，德罗尔肖特的肖像画，不是莎士比亚在世时完成的：“第一对开本”问世时，莎士比亚已经去世七年。
这样一来，我们就还剩下一个选择：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圣三一教堂（莎士比亚就葬在此地）莎士比亚纪念碑中央那尊真人大小的彩绘雕像。和德罗尔肖特铜版画一样，它在艺术上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作品，但它的优点在于，认识莎士比亚的人看过它，他们对其大约还算满意。这尊雕像的创作者是个石匠，叫吉尔拉特·詹森（Gheerart Janssen）。1623年——跟德罗尔肖特的肖像画同年——雕像被放进教堂的圣坛里。詹森在伦敦萨瑟克区（Southwark）环球剧院附近生活和工作，故此很有可能见过活着的莎士比亚——不过，人们倒宁可他没见过，因为詹森描绘的莎士比亚面部浮肿，自命不凡，而且还“隐隐约约，像个膀胱”（这令人过目难忘的话，出自马克·吐温之口）。
我们不知道雕像原本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在1749年，某位好心肠的匿名人士，给它“翻新”了油漆颜色。24年之后，莎士比亚学者埃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参观教堂时发现了这尊半身像，并责令教堂执事把它刷白，恢复到他误以为的原始状态。几年之后再次给它重新上漆时，已经没人知道该用什么颜色。这件事的后果很严重，因为油漆的作用，不光是给雕像上色，还让它变得更清晰，同时表现出很多未能雕出来的细节。一经刷白，半身像就跟商店橱窗里常用来展示帽子的塑料模特差不多了。
这样一来，我们眼下所在的位置就很好玩了：威廉·莎士比亚有三幅画像，后世他所有的画像都以之为原本；其中两幅画得不太好，而且是在他过世后绘制的，有一幅从肖像的角度看更为动人，但很可能画的完全是另一个人。由此而来的吊诡结果是，我们所有人，一看到莎士比亚的画像就能认出来，但却并不真正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他生活和性格的方方面面差不多全都如此：人人都知道他，但人人都不了解他。
200多年前，历史学家乔治·斯蒂文斯（George Steevens）评论说，我们对威廉·莎士比亚的所知，仅限于寥寥无几的若干事实：他出生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在当地建立了家庭，去了伦敦，当上了演员和剧作家，最后回到斯特拉特福，写了遗嘱，接着离开了人世。自此以后，很多人都重复过这一观点。斯蒂文斯说的不算全对，现在来看就更不是这样，不过它跟实际情况也相去不远。
经过400多年孜孜不倦的探寻，研究人员发现了大约100份与威廉·莎士比亚及其直系亲属有关的文件：洗礼记录、契约契据、税务证明、结婚证书、扣押令状、法庭记录（许多的法庭记录，那是个好打官司的年代）等等。找到这些东西当然是件好事，但契约、债券和其他记录必然干瘪枯燥，欠缺人情味。它们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人生活的大量情况，但却几乎不带任何情感。
是以，我们对威廉·莎士比亚仍然有很多的不了解，而且大部分还都属于基本性的无知。比方说，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写了多少部戏，也不知道他的写作顺序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推断出他读过些什么东西，但不知道他从哪里获得这些书，读完之后又怎么处理了这些书。
虽然莎士比亚留下了将近100万字的作品，但他亲手写下并保留至今的，只有14个单词——他的6次签名，以及遗嘱上的“出自我手”（原文为“by me”）。没有一页笔记、信件或手稿流传下来。有些权威人士认为，从未上演过的戏剧《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有一部分出自莎士比亚之手；但这远非定论。他从未书面描述过自己的生活，即便写过，也没流传下来。他的第一幅“文字肖像”——“他是个英俊善良的人：非常好的同伴，机智过人又不失宽厚”——是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在他过世整整64年之后才写的，而奥布里本人，在莎士比亚去世后10年才出生。
莎士比亚似乎是个极为温和的人，但我们手里关于他最早的书面描述，是一位同行艺术家对他性格的攻击。在许多传记作家眼里，他似乎对妻子十分冷淡（连在遗嘱里，都只肯把次好的床留给妻子，而且这显然还是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但情侣之间的爱与痴，没有人写得比他更高明，更投入，更光芒四射。
我们拿不准他的名字怎么拼写才最准确——他自己似乎也拿不准，因为，在流传至今的莎士比亚签名里，就没有哪两个是一样的。（他写过“Willm Shaksp”“William Shakespe”“Wm Shakspe”“William Shakspere”“Willm Shakspere”和“William Shakspeare”。奇怪的是，他没用过的那种拼法，才是现在世界通行的拼法。）我们说不清他怎么读自己的名字。赫尔齐·考克里兹（Helge Kokeritz）在权威著作《莎士比亚之读音》（Shakespeare's Pronunciation）中认为，莎士比亚发“a”的时候有可能很短促，就像在“shack”里那样。它有可能在斯特拉特福是一种读法，在伦敦是另一种读法，还有可能，他名字的发音会随着拼写而变化。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曾离开过英格兰。我们不知道陪伴他最多的同伴是谁，也不知道他怎么自我消遣。他的性生活神秘得叫人犯嘀咕。在他生命中，只有极少数日子，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出他在哪里。而从离开斯特拉特福的妻子和三个年幼孩子，到以快到近乎不可能的速度成为伦敦一名成功剧作家的关键八年里，他的所有下落，我们都没有记录。1592年，当印刷品上首次提到这位剧作家之名时，他的人生已经过去一半。
至于其他，在文学上，他的地位等同于一个电子——永远既“在”也“不在”。
为弄明白为什么我们对威廉·莎士比亚的生活知道得这么少，以及未来我们还有望多知道些什么，有一天，我去了位于伦敦西郊基尤的公共档案室（如今叫作国家档案馆）。我在那儿碰到了资深档案管理员大卫·托马斯（David Thomas），他个头不高，性格开朗，说话温文。我到档案馆时，大卫·托马斯正想把一大堆捆得松松垮垮的文件——来自1570年冬季的财政备忘录——搬到自己办公室的一张长桌上。上千张羊皮纸，被散漫地拴着，没有任何两张是对齐的，用两条胳膊抱着可谓相当费劲。“在某些方面看，这些记录棒极了，”大卫·托马斯告诉我，“羊皮纸是一种十分耐用的介质，不过必须小心对待。如果是普通的纸，墨水会浸入纤维，而羊皮纸的话，墨水却会留在表面，就像是黑板上的粉笔印，因此可以相对容易地擦掉。”
“16世纪的纸张质地也很好，”他接着说，“它是用破布制成的，几乎不含酸，非常持久。”
不过，在我没受过训练的眼睛里看来，这些手稿的墨水褪色褪得厉害，模糊得难以辨认，根本读不出来。此外，羊皮卷上字迹的排列组织也无助于眼睛四处搜寻。当时的纸张和羊皮纸价格昂贵，所以没有空间被浪费。段落之间没有间距——不，老实说，压根儿就不分段。一个条目刚写完，另一个条目立即就开始，没有数字或标题可供识别或区分。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难以浏览的文本。要判断具体的书册里是否提及了某人或某事，你必须逐字逐句地阅读——哪怕是对大卫·托马斯这样的专家来说，这也是件难事，因为当时的手写字体变化极大。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字迹跟拼写一样自由散漫。书法指南对特定字母的造型提出了多达20种不同（通常是极为不同）的建议。比方说，依据个人的口味，字母“d”可以看起来像是个“8”字，像块带尾巴的钻石，像带花饰的圆圈，或是另外15种形状里的任何一种。“A”可以看起来像是“h”，“e”像是“o”，“f”像是“s”和“l”——实际上，几乎每一个字母都可以看起来像是另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法庭案件是用一种独特的“法庭手写体”混合语来记录的——“这是一种特殊的书记拉丁语，没有哪个罗马人能认得。”大卫·托马斯微笑着告诉我，“它使用英语单词的顺序，但结合了晦涩难懂的词汇和特殊的缩写。就算是当时的书记员对它也很纠结，因为，碰到案件太过复杂或棘手的时候，他们通常会为了方便而换成英语。”
虽然托马斯知道档案馆里收录有相关的文件，还曾多次研究过，但他还是用了颇长时间才找出含有“约翰·沙佩尔（John Shappere）别名‘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之莎士比亚’”这句话，以及指控他放高利贷的页面。这份文件对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来说相当重要，因为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576年，小威廉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从公共生活中引退（之后我们会做更详细的介绍）。不过，这份文件直到1983年才被一位叫作温迪·戈德史密斯（Wendy Goldsmith）的研究人员发现。
在国家档案馆，光是来自伦敦和柴郡[8]一座老盐矿的记录就超过100英里，总共将近1000万份文件，当然，不是所有文件都来自相关时代，但足够让最专注的研究人员忙活好几十年。
要找出更多相关信息，唯一确定的方法就是浏览所有的文件。20世纪初，一对奇怪的美国夫妇查尔斯·华莱士和胡尔达·华莱士（Charles and Hulda Wallace）拿定主意要这么做。查尔斯·华莱士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英语讲师，世纪之交刚过去没多久，出于未知的原因，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痴迷，要确定莎士比亚生活的细节。1906年，他和胡尔达第一次前往伦敦，对记录做了筛选，之后又来了好几次。最终，他们永久地定居在伦敦，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当时位于钱斯勒街的公共档案室。他们埋首于数十万各式各样的文献（华莱士说有500万份[9]）：财政备忘录、地契、宅地文书、卷管[10]、认罪答辩、产权转让证明，还有其他所有灰扑扑、涉及16世纪到17世纪初伦敦法律生活的资料。
夫妇俩秉持的信念是，既然莎士比亚是个活跃的市民，那他必然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公共记录里。这个理论听起来不错，但想想看，这样的记录有数十万份，彼此之间没有索引和交叉引用，每一份记录都有可能牵涉到当时伦敦20万市民里的任何一人；如果莎士比亚的名字真的出现，它兴许会有差不多80种拼写方式，究其原因，则可能是被污迹遮盖，或是用了无法辨认的缩写；此外，说莎士比亚应该会卷入各种会进入伦敦公共记录的事情（被捕、结婚、法律纠纷等），也是没有理由的。站在这样的角度思考，华莱士的贡献真的非同寻常。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1909年，他们碰到一批来自伦敦小额债务索赔法院（Court of Requests）的诉讼文书时，会发出何等克制不住的欢呼声。这批文书包括了26份不同文件，共同构成所谓的“贝罗特诉蒙特乔”（Belott-Mountjoy case，后者的名字也写作Mountjoie）案件。它们全都跟1612年克里斯托弗·蒙特乔（Christopher Mountjoy，他是流亡英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做假发的）和他女婿斯蒂芬·贝罗特（Stephen Belott）之间就婚姻财产分配产生的争议相关。基本上也就是，贝罗特觉得岳父没有把事前承诺的一切都给自己，所以把老人告上了法庭。
看起来，莎士比亚卷入此事是因为争议发生的1604年，他曾租住过蒙特乔位于克理波门（Cripplegate）的房子。8年后，他被传唤作证时称（这么说也并非不合情理），他不记得房东与房东女婿之间达成的协议造成过什么后果。
该案件新提及了莎士比亚24次，带来了另一个十分珍贵的签名，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第6个，迄今为止最后找到的一个。而且，这个签名，是目前存世签名里最好也最自然的一个。在法庭这个场合，莎士比亚签名时，纸张上有正常的书写空间，写字的手也健康而稳定。即便如此，他还是照例用缩写形式写下了自己的名字：“Willm Shaksp”。姓氏的末尾有一块很大的污迹，可能是纸张质量相对较低所致。虽然这只是一份证词，但它也是现存唯一包含了莎士比亚用自己声音说话的文字记录。
华莱士夫妇的发现，刊登于次年《内布拉加斯大学研究》（University of Nebraska Studies），这些文章，恐怕永远都会是该学报最了不起的独家报道了。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在事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莎士比亚生活在什么地方：在伦敦城圣玛丽奥尔德曼伯里教堂附近，银街和蒙克斯维尔街交叉口的一座房子里。以及，莎士比亚作证的日期，1612年5月11日，是他人生中极少数几个我们完全肯定他在哪里的日子之一。
贝罗特诉蒙特乔案文件，只是华莱士夫妇多年来搜索找到的一部分内容。正是通过他们的工作，我们才知道，莎士比亚从环球剧场和黑衣修士剧院获得了多大的经济收益；知道他1613年（离他去世仅三年）在黑衣修士剧院买下了一栋门楼。华莱士夫妇找到了一桩官司，约翰·海明格（John Heminges，莎士比亚最亲近的同事之一）的女儿，1615年为了一些家庭财产起诉父亲。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者来说，这些都是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时刻。
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查尔斯·华莱士逐渐变得有点奇怪起来。他用第三人称为自己写下了言语夸张的公众悼词[11]，还产生出偏执的信念。他确信其他研究人员正在贿赂公共档案室的文员，以了解他整理了哪些文件。到了最后，华莱士甚至认为，英国政府秘密雇用了大量学生，赶在他之前发现莎士比亚的记录；为此，他在美国的一份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差不多的言论，令大西洋两岸都感到惊慌和不快。
由于缺乏资金，越来越遭到学术界的否定，他和胡尔达放弃了莎士比亚和英国，回到美国。此时正值得克萨斯州石油开采热潮的高峰，华莱士又生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念头：自己光靠眼睛看，就能识别出好油田。他追随神秘的本能，把手里剩下的所有资金投入了得克萨斯州威奇托福尔斯一座占地160英亩的农场。事实证明，这果真是有史以来最高产的油田之一。他于1932年去世，富得流油，但不太幸福。
考虑到站得住脚的事实很少，研究莎士比亚人生的学者们就只有三条路可以走：像华莱士那样，精挑细选地研究法律文件；凭空猜想（“每一部莎士比亚传都是5%的事实加上95%的猜想”，一位莎士比亚学者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要么，自我说服，认为自己知道得比实际上更多。就连最谨慎的传记作家有时也会接受一种假设（比如，莎士比亚是天主教徒，或婚姻幸福，或喜欢乡村，或善待动物），并在一两页篇幅里把它说得如同铁板钉钉似的。用阿拉斯泰尔·福勒[12]的话来说，从虚拟语气转向陈述语气的冲动，总是很强大。
剩下的人，就完全把一切交由自己的想象力。20世纪30年代，伦敦大学的卡罗琳·司布真（Caroline F.E.Spurgeon），一位受人尊敬、通常也头脑清醒的学者，相信可以通过仔细阅读文字来确定莎士比亚长什么样子。她在《莎士比亚的形象和它告诉了我们些什么》（Shakespeare's Imagery and What it Tells Us）一书中，自信满满地宣称，他是个“结实的小个子，大概颇为瘦削，身体异乎寻常地协调、轻盈而灵活，眼神敏锐，肌肉动作欣然轻快。我认为，他约莫皮肤白皙，有着年轻人那种来得容易也去得快的爽利脾性，揭示出他的感受和情绪”。
同一时期，颇受欢迎的历史学家艾沃尔·布朗（Ivor Brown）根据莎士比亚戏剧中提到的脓疮和其他斑疹，认定莎士比亚在1600年后的某个时期经历了严重的葡萄球菌感染，此后“被反复发作的疱疹折磨”。
另一些有着文学头脑的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候，因他两次提及“残废”（lameness）而震惊。
这两次提及，一次是在十四行诗的第37首：
像一个衰老的父亲高兴看到
活泼的孩子表演青春的伎俩，
同样，我，受了命运的恶毒摧残，
从你的精诚和美德找到力量。
另一次，是在第89首：
说你抛弃我是为了我的过失，
我立刻会对这冒犯加以阐说。
叫我做瘸子，我马上两脚都躄。[13]
并断定他是个跛子。
事实上，有一点强调得再多也不为过：没有任何东西——哪怕一个字儿，或者一张纸——能告诉我们莎士比亚私人的感受和信念。我们只知道他写出了什么样的作品，但却从不知道写成这作品的人，有着怎样的心灵。
莎士比亚的形象如此模糊，大卫·托马斯一点儿都不惊讶。他说：“那个时代处在威廉·莎士比亚那样位置的人，能流传下来这些文件，你已经该心满意足，这似乎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他特别感兴趣。其实，我们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可能多于我们对他同时代任何一位剧作家的了解。”
来自伊丽莎白时代的所有人物，差不多都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托马斯·德克（Thomas Dekker）是当时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但除了他出生在伦敦、著作颇丰、经常欠债之外，我们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本·琼森更有名，但他生活中许多最重要的细节，比如他出生的年份和地点，他父母的身份，他生过多少个孩子，迄今未知或不确定。对当时伟大的建筑师和剧院设计师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我们只能确定他人生最初30年必然存在于某个地方，除此之外的任何一类事实，我们都拿不准。
事实消散实在是容易得惊人，400年间许多事实就是那么逐渐败了色。伊丽莎白时代最受欢迎的一出戏剧名叫“法弗舍姆的阿尔丁”（Arden of Faversham），如今已没人知道是谁写的。如果某出戏剧我们知道是谁写的，得知的因由也大多出自偶然。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写了当时最成功的剧本《西班牙悲剧》（Spanish Tragedy），但我们能知道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他过世20年后的一份文件里轻描淡写地提到过他的作者身份（此后这个事实又散失了近200年）。
我们如今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多亏了他的同事亨利·康德尔（Henry Condell）和约翰·海明格两人的努力。这两人（或其中之一）在莎士比亚过世之后将其著作或多或少地编撰成集（也就是前文所述的“第一对开本”）。我们能拥有这么多的莎翁作品，这份幸运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按照通常的情况，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戏剧多已散失。任何剧作家的手抄本流传至今的都极少，连印刷的剧本也常有缺失。从莎士比亚出生到1642年清教徒发动政变、禁止各类娱乐活动、强行关闭所有剧院时止，据信这一时期伦敦约有3000出戏剧上演，但如今80%的剧目我们只知道名字。莎士比亚时代只流传下来差不多230部剧本，莎士比亚本人的就占了38部，约为总数的15%，这个比例已相当惊人。
正因为有这么多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才能意识到对他这个人的认识有多么少。如果只有他的喜剧，我们会认为他是个肤浅之辈。如果只有十四行诗，我们会以为他有着最阴暗的激情。从他的其他作品选取部分，我们或许会认为他威严、一往情深、超自然、忧郁、好权谋、神经质、无忧无虑、钟情，不一而足。身为作家，莎士比亚当然结合了所有这些特质。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面对丰富的文本、匮乏的背景，学者们痴迷地专注于他们能了解到的东西。他们数清了莎士比亚写的每一个字，记录了每一个标点符号。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而且已经这么做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包含138198个逗号，26794个冒号，15785个问号；在他的戏剧中，提及了401次耳朵，用了10次“粪堆”（dunghill），两次“愚人”（dullard）；他的人物提到“爱”2259次，只“恨”（hate）了183次；他用了“该死的”（damned）105次，“血腥的”（bloody，也有“非常的”“该死的”之意）226次，但“残忍的”（bloody-minded）只有两次；他用了“hath”（love）2069次，“has”却只有409次；他总共留给我们884647个单词，由31959句对话组成，分布在118406行中。
学者们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莎士比亚写了些什么，还能告诉我们他读过些什么。对莎士比亚提及的几乎所有事，杰弗里·布洛（Geoffrey Bullough）花了将近一辈子的时间来追踪其可能的源头，他写出了整整8卷专著，不光探讨了莎士比亚知道些什么，还准确地揭示了他如何知道。另一位学者查尔顿·亨曼（Charlton Hinman）设法识别出了为莎士比亚戏剧排版的不同排字工人。他和另一些学者对比了拼写偏好，比如某个工人是喜欢用“go”还是“goe”，“chok'd”还是“choakte”，“lantern”还是“lanthorn”，“set”“sett”还是“sette”，等等[14]，并将之依次与标点符号、大小写、行间对齐之类的进行比较，由此从“第一对开本”中分辨出了9双手。有人非常认真地提出，亨曼侦探般的研究，让我们得知了艾萨克·贾加德（Isaac Jaggard）的伦敦印刷工作室（这是当年出版“第一对开本”的出版商）做了些什么，但却无关贾加德自己做了些什么。
这样来看，与其说莎士比亚是个历史人物，倒不如说他是学者们的痴迷对象。看一眼学术期刊上论述他及其时代的作品索引，你就能发现，这样执着顽固的“创造性”研究比比皆是：《〈奥赛罗〉的语言和信息熵》《〈哈姆雷特〉中的耳疾与谋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泊松分布》《莎士比亚和魁北克民族》《哈姆雷特是男是女》等等。
粗略估计，为研究莎士比亚投入的墨水，数量多得可谓滑稽。在大英图书馆目录中，在作者栏输入“莎士比亚”，可以得到13858个选项（要是你输入跟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马洛的名字，就只有区区455个选项）；而若以“莎士比亚”为主题，还能再多找到16092个选项。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收藏了大约7000册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每天读1册，要读上整整20年），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最详尽的书目刊物《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每年会收录四千来种严肃的新作——书籍、专著和其他研究。
我要在这里回答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写这本书倒不怎么是因为世界上还需要一本关于莎士比亚的书，我的想法很简单：根据记录，看看我们对莎士比亚能知道多少，又真正知道了多少。
或许正因为此，它才这么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