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是如何建成的？
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以工部尚书宋礼为首的多位大臣，离开首都南京城，分赴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他们奉命到当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征发人力和物资，为一项即将开始的国家工程做准备。
这项工程就是在距离南京千里之遥的北京城，修建一座恢宏壮丽的宫城！
这座宫城凝聚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的梦想，寄托着朱棣治国理政的宏伟规划与深思远虑。作为一位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的原藩王、一位刚刚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内战洗礼的新皇帝，“得位不正”的梦魇始终萦绕在朱棣的心头。这个噩梦不仅是精神道义上的，更表现为实实在在的局势不稳。朱棣希望逃离侄子建文帝的故都，迁都到自己的龙兴之地北平。早在夺位的第一年，朱棣便下令将北平城改名北京，透露出了明确的迁都信号。当然，他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是元朝残余势力盘踞在蒙古高原，“天子守国门”，迁都北京有利于对抗北元。他要效仿父皇朱元璋，建立不世功业，名垂青史。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朱棣强力压制反对迁都的声音，将各种资源持续输送到北京城去。
一座配得上朱棣政治蓝图的伟大宫城，呼之欲出！
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砍伐嘉木良材之时，不会预料到原材料收集工作会持续10年之久。他们深入原始森林，寻找阳光下最好的金丝楠木。这种楠木高大坚固，香味隽永，且不怕虫蚀、不易糟朽，是宫殿梁柱的绝佳材料。楠木最大的问题是生长周期长达300年，到永乐年间只存在人迹罕及的怒涛悬崖之处。宋礼带领的伐木队伍，“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将近一半的建设者没有看到宫城开工的那一刻。这些历经危难、采自西南深山层峦的巨木，借助长江水力，顺流而下，“一夕自谷中出，抵江上，声如雷”。它们将一路呼啸，在两岸官民的惊讶目光中，抵达遥远北方的北京城下。
在如今的保和殿后方，御路正中的石陛是一整块艾叶青石，石长17米，宽3米有余，厚1.7米，重200多吨。这块巨石采自北京西南良乡的大石窝。且不论挖掘之难，单就运输当年就征调了数万名劳工。即便是数万人也搬不动如此巨石，只能选在寒冬腊月，先在道路两旁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再从井中汲水泼地建成冰道，然后前拉后推，用了28天才将石头运到工地，最后雕成石陛。
宫殿的地砖来自鱼米之乡苏州。苏州一带土质好，烧工精，明初负责修建宫殿的苏州工匠们纷纷推荐家乡的产品。工部最终选定江苏省苏州市陆慕镇余窑村生产。余窑村土质优良、烧制有方、产砖颗粒细密，“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朱棣赐封此地为“御窑村”。御窑所产地砖得名“金砖”。黏土砖为什么冠名金砖？一种说法是金砖成品质地坚硬，有金属质感，敲击时发出金属声响，因此得名金砖；另一种说法是金砖生产严格、制作考究、工序繁复，从取土练泥到出窑磨光需要一年半时间，光烧窑就需要上百天。出窑的成品必须体质细腻，棱角完好，有一丝瑕疵就弃之不用。每一块运到工地的金砖都极为昂贵，价同黄金，故名金砖。此外，山东临清生产建筑用砖。
每一项建筑原料，无不慢工细作，无不精益求精，十年光阴不知不觉中便流逝了。
“倾天下之力”，莫过于此。
在此期间，朱棣的宏伟蓝图渐次铺展开来，北伐草原、西下南洋，建章立制、破立有道。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君臣统一了迁都思想，正式选定“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的万世之都——北京为大明王朝的新首都（《明会要》）。万事俱备，只欠动工了。第二年二月，以泰宁侯陈硅为主，柳升、王通为副的新首都营建工程正式开始。
古老的中华帝国积淀数千年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都将凝聚在北京城，朱棣毕生的宏图伟志和所有参与者的所学所思都倾注在了即将拔地而起的宫城之上。
如果说都城是帝国的精华，那么宫城就是其中最炫目的结晶。
一座伟大的宫殿，是一个文明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一座伟大的宫殿，是一个文明发达程度最显耀的明珠。
大明帝国在朱棣的指挥之下，在前期十年的准备之下，开足马力改建北京城。中国都城形制在五帝时期是“单城制”，发展到夏商周时代实行“双城制”（宫城与郭城），北魏首都洛阳城首开了“三城制”（宫城、皇城、郭城），一直延续到朱棣时期的首都设计。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城市日趋繁荣，北京城发展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朝堂煊赫、四民聚集、百业兴旺，是彼时文明的中心。明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明确了北京三城，最外侧是由内城和外城构成的“郭城”[1]，护城河环绕着高大的城墙。其范围就是现在北京二环路以内地区。前三门大街划分内外城，大街南侧为外城，也称北京“南城”；大街以北是内城。内城南墙开三门，东西北各开两门，一共九座城门，皇城就在内城中南部。皇城以内，汇聚着朝廷衙署和所有与皇室有关的机构。皇城南起长安街，北至地安门大街（时称北皇城根[2]），东到东皇城根，西抵西皇城根。四条大街原本围成一个规整的南北竖长矩形，由于西南建有元代大慈恩寺，所以皇城在西南角凹进一个小矩形，也就是现在府右街和灵境胡同西南的区域。民间以“皇城根”代称北京城。
皇城开辟四个城门，正门是南端的承天门（天安门），北门名为地安门，东西分别为东安门、西安门。皇城有四个城门，内城有九个城门，民间也以“四九城”代称北京城。
陈硅等人将皇城之内建筑腾空、居民外迁，开始铺设各种街道、修造各处衙署，并在核心的中南部大兴土木，兴建宫城。皇帝为上天之子，奉天承运，替天牧民。从秦汉至盛唐，人间帝王所居的宫城都模仿上帝所居的紫微垣，将宫城称为“紫宫”；皇帝居所为禁区，官民不得无故禁入，也称“禁城”。计划中的宫城便得名“紫禁城”。紫禁城的名号，没有法定文字，也没有公开匾额，但在皇权的加持和民俗的流传之下，深植中国人的内心。
紫禁城选定的区域，大部分与元朝皇宫重合。元朝覆灭后，就藩北平燕王的朱棣依托元皇宫的基础，修建了燕王府。燕王府沿用了诸多元皇宫建筑，略加改造。如今规划中的紫禁城，肯定不能如藩王府一般因陋就简。
陈硅等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彻底压制元朝的“王气”。
人们彻底销毁了燕王府，元朝旧建筑也连带着烟消云散。即将崛起的紫禁城，将整体覆盖在元朝的皇宫之上。王朝更迭，以一种略显夸张的原始方式，呈现在了此处。
毁掉地面建筑以后，接着刨掉了元朝皇宫的基础，重新做一遍夯土地基，然后人工回填。这种整体重做地基的方法，俗称“满堂红”，新地基称作“一块玉”。元朝旧地基整体挖走，民工们一层三七灰土、一层碎砖进行回填，反复交替。所谓“三七灰土”是将生石灰、黏土按照3:7的比例配制而成。为什么不全部回填灰土呢？碎砖与灰土层层叠叠地夯实，可以降低日后建筑物的沉降隐患。此外，新地基还不计成本，在搭配好的三七灰土上泼洒煮好的糯米汁加白矾。黏稠的糯米掺入灰土之中，增强了地基的整体性和柔韧性，使得新地基成为一块坚硬的整体，完全避免了日后建筑的不均匀沉降。
紫禁城建筑在一块巨大的、完整的人工地基之上。经测量，新地基最浅处3～3.5米，最深处达8～8.5米。核心建筑下部的地基较厚，其他地段相对较薄。这种层层叠叠夯实的地基，人们用镐锹都很难削平。成吉思汗子孙的“王气”便封印在这层厚厚的硬土之下。
在地基的四周，人们挖掘了方正的护城河，取名“筒子河”。搬离的元皇宫旧地基和新挖的护城河泥土，土方数量相当大，再加上建筑废料，人们在北护城河北部中段垒了一座山脊东西向的山丘，取名“万岁山”（煤山、景山）。万岁山南北狭窄，就像一面屏风，屏护着南边的紫禁城。万岁山巅峰，正对着皇宫的中线，既是北京内城的几何中心，也是全城的制高点。该处建有万春亭，站在万春亭平台上可以俯视皇宫，极目九城。
万岁山不是一座单纯的假山，而是实现多重目的的精巧设计，既处理了建设土方和废料，又给前朝的王气加了一道紧箍咒，而且优化了紫禁城的风水。紫禁城就建设在万岁山南部、筒子河围绕的阳地之上，是背山临水、负阴向阳的上佳宅地。此外，紫禁城从西北角开石砌券洞，引筒子河入内为明河。按旧时说法，这条河自西北八卦中的乾方流入，从东南巽方流出，回归筒子河。五行方位以西为金，北为水，又因居于宫城内，故名“内金水河”。内金水河好似紫禁城身上的白飘带，蜿蜒曲折，飘逸灵动，进一步优化了紫禁城的风水。
如今如梭的游人光临万春亭，几乎没有人注意，这座人工假山的底下就是元朝皇帝寝宫延春阁。明朝皇帝用一座废料山丘，正正方方地压在前朝皇帝的床榻之上，镇伏敌人。万岁山又有“镇山”之称。那么，除了延春阁，元朝宫殿的旧址大致在哪儿呢？在如今的慈宁宫花园地下，曾考古发现元朝皇宫的部分遗址；1964年中科院考古所在紫禁城文华殿和武英殿勘探取土，证明文华殿、武英殿的东西平行线应该是元皇宫的金水河。紫禁城较元皇宫北缩近400米，南扩近500米，东西宫墙位置基本相同，总体面积略有增加。元皇宫南大门崇天门大致在紫禁城太和殿位置，北门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南侧。[3]
文字难以描绘建造者的辛劳，后人也难以想象工程量之大。
直接建造紫禁城的是二三十万征发的民工和卫所官兵，如果算上周边参与者，紫禁城建设队伍总人数当超过百万。史载“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原始建材运抵京城后，皇城内外还建造了五座二次加工的工厂，采用场外加工的办法减轻紫禁城的压力。这五大厂分别是神木厂、大木厂、台基厂、墨窑厂和琉璃厂，持续向紫禁城输送半成品。它们的身影至今还留在北京城。
紫禁城的设计师是谁呢？这是围绕在紫禁城身上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
宋礼、陈硅等人是奉命指挥修造紫禁城的朝廷命官，不是设计师，更不是一线建造者。
有人提及紫禁城是太监阮安设计的。阮安来自交趾（今属越南），永乐初年选为阉童。他聪明能干，对中国传统营造法式有研究，有巧思，营建北京城时奉命设计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史载，阮安“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他受蛐蛐笼启发设计紫禁城角楼的故事是许多紫禁城建造故事中的常见版本。阮安对紫禁城设计贡献良多，但紫禁城的宏观布局并非他一人之力所能够设计的，还要受到朱棣个人意志和中国皇权礼制的深刻影响。阮安对具体宫殿的设计，也是汲取了传统营造法式的养分。阮安的贡献，集中在微观层面。
还有人说苏州蒯氏家族是紫禁城的设计师。北京城营建之初，苏州建筑师蒯思明带着儿子蒯福、孙子蒯祥离开了家乡吴县来到北京，成为紫禁城最初的建造者。当时，蒯思明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皇家建筑师，参加过洪武年间南京皇宫的修建，成为朱棣欣赏的御用建筑师。其子蒯福担任紫禁城的“木工首”，类似于建筑工匠的首领。蒯福的家乡——太湖之滨的吴县香山盛产能工巧匠，技术精湛细致，自古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俗语。蒯福组织了以老乡为主的建筑大军，建造了北京西宫、午门、奉天门、仁寿宫、万春宫、长春宫、景福宫、奉天殿，等等。这批“香山帮”苏州匠人，是修缮明清两朝紫禁城的主力。
蒯福年迈还乡后，蒯祥子承父业，出任了木工首。蒯祥生于洪武末年，卒于成化十二年，在京40多年。紫禁城建成后，很快遭遇了多次严重火灾，三座大殿和后宫毁于一旦。蒯祥奉命复建这些重要建筑，成为正统、成化年间复建工程的主持者，还修建了长陵、献陵、裕陵等明前期帝王陵寝。他精通尺度计算，工程竣工后的实景与施工前的设计分毫不差，榫卯骨架细微相扣，获誉“蒯鲁班”。蒯祥还将江南建筑艺术渲染到了北京皇家府第，富丽堂皇的殿堂楼阁增添了许多温婉精致。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源远流长，技艺丰富，积淀深厚。紫禁城工程为匠人、民工、兵丁们提供了实践的舞台。比如，工匠们根据北京冬夏季日影的角度，科学测算出“柱高一丈，出檐三尺”，即宫殿出檐为柱高的1/3，最能达到夏至前后屋檐遮阴、冬至前后室内充满阳光的理想效果。此外，厚重宽大的人字形顶，严丝合缝的砖石墙壁，再加上匠人们在屋顶木板基层之上分层铺墁的厚达30厘米的泥背层，使得紫禁城房屋冬暖夏凉。这些都是中国建筑智慧在紫禁城的体现。
蒯祥祖孙三代，几乎将毕生都奉献给了紫禁城，缔造了“香山帮”的传说。蒯氏家族是难以计数的能工巧匠的代表，他们是基层、一线的建设者，倾注心血将紫禁城建筑谱写入中国建筑史中。但是，他们也不是紫禁城的设计者。
中国数千年积淀的思想观念、旺盛的皇权礼制，才是紫禁城的规划师。
那些传承中华技艺、默默付出的无名工匠，才是紫禁城真正的创造者。
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紫禁城城墙、左祖右社、主体建筑建成，标志着紫禁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大明会典》记载，紫禁城平面呈南北竖长方形，东西二百三十六点二丈（753米），南北三百零二点九五丈（961米），占地72万平方米，面积约等于内城面积的1/50；现存院落上百座，建筑980余座（其中90余座如今还保持明初的格局），房屋8707间，建筑面积163000平方米。[4]
广义的紫禁城，除了筒子河包围的城池之外，还包括北部的万岁山、东南部的太庙、西南部的社稷坛，也包括与紫禁城功能、历史密切相关的西苑、东苑。
西苑在紫禁城之西，包括北海、中海、南海及其周边园林，为明朝初年在元朝大内太液池、琼华岛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三海沿用皇家御池的古称，统称太液池。中海西侧有万寿宫建筑群，明朝嘉靖皇帝遇刺逃生后，晚年常居于万寿宫。晚清光绪皇帝曾长期幽居于中南海上的瀛台。万寿宫亦称“西内”。
东苑在皇城东南部、太庙之东，永乐年间为皇家“观击球射柳”的场地，明宣宗在此修建了斋居别馆。东苑也称“小南城”“南内”。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先为蒙古人俘虏，释放回国后软禁于东苑。明英宗复辟成功后，在此大兴土木，形成中、东、西三路宫殿和众多亭馆。南内遍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空地种上瓜蔬，注水于瓮，宛若村舍。春暖花开时，在此宴请内阁儒臣，太监作陪。明清鼎革之际，南内成了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多尔衮死后遭清算，王府改为普度寺，招待番僧喇嘛之用。南内偏西南部建有皇史宬，巨石大室，专门储存皇家档案，为现存无梁殿室建筑的珍贵标本。
1420年的那个冬天，姗姗来迟的紫禁城终于揭开了面纱。她将成为明清两代中华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光耀世界六百年的珍宝。
24位皇帝的“家”
从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入住开始，到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为国民军“请”出后宫为止，在长达504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住进了24位主人。其中明朝皇帝14位、清朝皇帝10位。
14位明朝皇帝分别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明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明英宗正统（天顺）皇帝朱祁镇、明代宗景泰皇帝朱祁钰、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明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其中，朱祁镇、朱祁钰是亲兄弟，朱厚照、朱厚熜是堂兄弟，朱由校、朱由检是亲兄弟，14位皇帝是11代人。
10位清朝皇帝分别是：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清仁宗嘉庆皇帝颙琰、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清文宗咸丰皇帝奕、清穆宗同治皇帝载淳、清德宗光绪皇帝载湉、宣统皇帝溥仪。其中，载淳、载湉是堂兄弟，10位皇帝是9代人。紫禁城的24位主人跨越了凤阳朱氏和爱新觉罗两大家族、20代人。
紫禁城的每个主人平均在位21年。最长的是康熙皇帝的61年，其次是乾隆皇帝的60年，接着是万历皇帝的48年和嘉靖皇帝的45年。巧合的是，他们恰好是两对祖孙皇帝。乾隆皇帝以祖父康熙为偶像，不愿超过康熙的在位时间，于乾隆六十年除夕退位，之后以太上皇的名义继续担任了4年紫禁城的主人。如果以实际控制年份计算，乾隆皇帝是紫禁城在位时间最长的主人。此外，泰昌皇帝在位仅一个月就暴病而亡，是在位最短的皇帝；明仁宗在位一年驾崩，位居倒数第二。
唐以前，中国皇帝以谥号为尊称；唐以后，人们以庙号尊称皇帝。从明朝开始，几乎每位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人们开始以年号代称皇帝。年号取代庙号在明清时期有个过程，早期仍以庙号为主，后期才普遍采用年号。紫禁城的缔造者朱棣，可以称永乐皇帝，但更常用的尊称还是明成祖。但到明朝末年，天启皇帝、崇祯皇帝的称呼就比明熹宗、明思宗要普遍得多了。清朝皇帝更是称年号而很少用庙号。
明清皇帝以紫禁城为家，他们的好恶给这座宫城涂抹上了不同的色彩，他们的作为在各处殿堂刻下了不同的印记——一如天下所有家庭的主人。
皇帝毕竟不是一般的一家之主。他盘踞在帝国金字塔的顶端，拥有无上的权力，享受无尽的荣光和全天下的供给。可是，责任与身份相伴随。皇帝驾驭天下，也在天下的驱使之下身不由己。紫禁城在方方面面保障和烘托着皇权，也强迫皇帝遵守这座城池的清规戒律，不能为所欲为。明清皇帝就像紫禁城的“高级囚徒”，戴着镣铐工作与生活。他们的一生只能奉献给紫禁城，没有退路，紫禁城既是他们的舞台，也是他们的囚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明清皇帝同时要维护普天之下的安宁、保障率土之滨的温饱，时刻处理任何突发事务，是一生都行走在钢丝上、睡卧在悬崖边的孤独贵族。
24位高级囚徒兼悬崖边的贵族中，既有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雄主圣君，也有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守成之人，还有举止失措、可悲可叹的亡国之君。不同的性格塑造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帝王都摆脱不了同一座紫禁城。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一月在紫禁城举办了新春盛典，正式成为紫禁城的第一位主人。四月，紫禁城大火，君臣解读为是对朱棣不当行为的“天谴”——皇帝既为上天之子，自然要敬天畏地。这造成朱棣似乎不太喜欢居住在紫禁城，多次御驾亲征蒙古高原，并于三年后驾崩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朱棣创建了紫禁城，深知紫禁城的地位不在高大的砖瓦，而在皇权的稳固，在天朝威服四野的实力。紫禁城的兴衰与帝国的实力，关系犹如水与源、木与本。朱棣戎马倥偬的一生，给紫禁城奠定了最扎实的基础，尽管他驾崩之时紫禁城核心区域一片焦土。
明仁宗、明宣宗父子宽容温和、休养生息，父子俩都没有修复紫禁城，更没有新建宫室。在他们统治下，明朝逐步进入“仁宣之治”，政治制度和宫廷章程日趋成熟。之后继位的明英宗一心效法曾祖父明成祖，修复了紫禁城核心区，还多有营建。仁宣之治给明英宗的大兴土木奠定了物质基础，明英宗贸然御驾亲征遭遇的“土木堡之变”则将祖宗的江山社稷推上了下坡路。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以及明英宗明代宗兄弟相残的大戏紧随其后发生，紫禁城进入第一个多事之秋。
宫廷制度导演了明宪宗明孝宗父子相认的闹剧，也造就了明朝最后一位相对贤明且有所作为的皇帝——明孝宗朱祐樘。朱祐樘对紫禁城罕有营建，却开创了“弘治中兴”。其子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一个活泼率性的邻家男孩，只是与紫禁城的森严、僵硬格格不入。他不断撞击“家”的枷锁，却头破血流。紫禁城不能接受一个普通人当皇帝，坐在龙椅上的每个人都要拿出正常的人生和情感交换权势与地位。朱厚照用一生演绎了“不合格”的皇帝与日臻完美的宫廷制度迎头相撞、两败俱伤的悲剧。
明武宗无嗣，兴王朱厚熜以外藩入主大统，引发“大礼议之争”。紫禁城建筑格局受此影响，同时嘉靖皇帝崇道，嘉靖朝大规模扩建、创建宫苑。紫禁城的这一波建设高峰，似乎耗尽了明朝的国力，之后从隆庆朝到崇祯朝，紫禁城极少营建。嘉靖、万历祖孙二人是紫禁城的超级宅男，自我封闭在后宫超过半个世纪。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紫禁城没有主人极少露面，甚至无人出面主持典礼。可是，宫廷依然照常运转，制度的惯性在推动着紫禁城的运转。它甚至产生了独立的逻辑。嘉靖、万历祖孙俩恰好是与强大的宫廷制度格格不入，自我逃避。除了逃避，紫禁城的主人们既不能摆脱宫廷的束缚，更不妄想打破高墙。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内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万岁山东侧自缢身亡。
永乐皇帝朱棣建造紫禁城，一大心愿是“天子守国门”。他的十世孙、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祖宗堆砌的万岁山，给大明王朝画上了“君王死社稷”的句号。他们俩在冥冥之中遥相呼应。
李自成兵不血刃进入紫禁城，登上了最高的奉天殿（太和殿），俯视战利品，随后选择西南侧的武英殿处理政务。李自成选择入住一座偏殿，不知是否感觉到了危机四伏？四月，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大败于吴三桂与清朝的联军。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仓促登基称帝，却不愿意当这座辉煌宫城的主人，竟然在当天傍晚下令放火焚烧紫禁城及九门城楼！
李自成败军在紫禁城的熊熊火焰中，夺门而逃，退出北京。这场大火造成了紫禁城历史上最大的谜案：李自成烧毁了哪些宫殿？
南明史书《爝火录》记载：“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出宫时，用大炮打入诸殿。又令诸贼各寓皆放火。日晡火发，狂焰交奋……门楼既崩，城门之下皆火……日夕，各草场火起，光耀如同白昼，喊声、炮声彻夜不绝。”《朝鲜李朝实录》说紫禁城“宫殿悉皆烧尽，惟武英殿岿然独存，内外禁川玉石桥亦宛然无缺。烧屋之燕，蔽天而飞”。根据他们的说法，紫禁城几乎毁于一旦。还有说法，除武英殿、建极殿（保和殿）、英华殿、南薰殿、皇极门（太和门）和四周角楼幸存外，其余建筑全部被毁。也有人认为，文官士大夫书写的史料，字里行间怀有对农民起义军的偏见与污蔑，夸大了李自成大火的灾难，其实这场大火烧毁的建筑有限，紫禁城的绝大部分相对完好地留存了下来。
穿越战火与烈焰的亲历者，于事后并没有留下火灾的第一手记录。所有对李自成大火的评估都是推测与猜想。当代研究者根据紫禁城各建筑物的用料、油彩的年代，倒推将近四百年前那场大火的灾难面积。嫔妃后宫的多处建筑保留着明代的油彩，伫立着明代特有的材料，可以证明李自成大火并没有摧毁后宫全部；前朝保和殿、中和殿两座大殿的梁架大多是清朝已不采用的楠木，梁架结构也是明代特色，可以证明那场大火也没有摧毁这两座大殿；其他清代重建的建筑如今已经无法判断其原型到底是毁于李自成大火，还是清朝的那几场火灾了。不过，这些证据已经足以下结论：李自成大火对紫禁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完全烧毁的建筑并不多，多数建筑只是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主体梁架尚存，少数建筑则完全幸免于难。
在这少数幸运的建筑中，武英殿是最突出的一座。李自成的这座寝宫，在两天后（五月初二）成了清朝睿亲王多尔衮的驻地。多尔衮率军占据北京，在武英殿处理政事。他否决了清朝将帅们劫掠紫禁城的提议，还力主清朝由盛京（沈阳）迁都北京。
九月十八日，顺治皇帝福临由盛京抵达北京，成为紫禁城新的主人。十月初一，六岁的福临在太和门诏告天下，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华帝国的皇帝。
福临对紫禁城的主要贡献是十几年如一日，断断续续修复残破的宫室。当时百废待举，财政困难，顺治皇帝无力全面修复紫禁城，部分宫殿改换用途，部分工程质量低劣，紫禁城进入三十余年制度混乱期，直到康熙中期才恢复制度严明。彼时，江山大定，康熙皇帝也进入了施政的旺盛期，到康熙三十四年左右紫禁城基本抹去了李自成大火的痕迹。
皇权乾纲独断程度越强，皇帝身上的枷锁就越多，坐在龙椅上的代价就越高昂。清朝紫禁城呼唤一个放弃个人空间和情感的超级工作狂，雍正皇帝恰好符合皇权要求，或许是最适合做紫禁城主人的人选。他没有给紫禁城留下宏伟建筑，却创制了新的集权专制的制度，强化了皇权对紫禁城的控制。
乾隆皇帝在紫禁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仅次于缔造者朱棣和毁灭者李自成。他青年继位，迅速进入主人角色，在漫长的六十多年光阴中调整了紫禁城的格局，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改建，极大丰富了紫禁城的珍宝藏品。乾隆皇帝幸运地赶上了从康熙朝开始的百年盛世。康乾盛世助推紫禁城攀登上了成熟、璀璨的巅峰。乾隆的紫禁城，满汉融合、色彩艳丽、装饰华贵，堪称盛世华章、天朝冠冕。
乾隆皇帝或许是紫禁城最称职的主人，他好大喜功，且有好大喜功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完全融入紫禁城及其宫廷制度，身体每一处、生命每一刻都在守护并完善它们。
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透支了子孙后世的国力。在他晚年，帝国已经陷入不可逆转的衰落，厄运降落到了儿子嘉庆皇帝身上，并在孙子道光皇帝时期以中外战争的形式爆发出来。金字塔不再稳固，紫禁城自然光辉不再。乾隆朝以后，紫禁城皆为修修补补，甚至部分院落闲置不用、毁坏不修。而开始于雍正朝的北京西郊离宫苑囿经过百年耕耘，在清朝晚期规制完备，后来居上，大有与紫禁城分庭抗礼的架势。晚清帝后每年迁往圆明园、颐和园居住、听政长达半年以上。
1912年2月，爱新觉罗家族放弃了江山社稷。与之配套的《清室优待条例》允许退位的溥仪留居紫禁城后宫，并继续拥有京郊的离宫别院，直到1924年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为止。1916年，袁世凯篡国复辟，在前朝的太和殿当了短暂的83天皇帝。当时的紫禁城，前后两帝并存。一年后的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紫禁城在之后的12天内，又有了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皖系段祺瑞讨伐张勋，讨伐军飞机低空掠过紫禁城，投下了三枚小炸弹，炸伤了紫禁城东六宫的延禧宫。这是东亚历史上的第一次空袭轰炸，竟然在古老的紫禁城上演。
溥仪退出紫禁城后，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皇宫。皇家禁脔开始向黎民百姓开放。1925年10月10日，超过两万名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涌进了500多岁的紫禁城。紫禁城从皇帝的“家”变成老百姓的博物馆。在这一天，紫禁城也有了新的名字——故宫。“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成为管理紫禁城的专职专责部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故宫博物院于1933年启动文物南迁行动。人们在数月间遴选出文物、图书、档案一万多箱，分五批南运避敌。此后十多年，紫禁城珍宝在上海、南京、洛阳和西南等地开始了传奇般的辗转流离。众多工作人员抛家舍业，自我牺牲，守护着紫禁城流出的民族瑰宝。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紫禁城破败萧瑟，多处宫殿倒塌，垃圾废料成堆。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紫禁城在最近几十年迎来了全面发展，不仅重现了昔日的皇家品相，更成为游人如织的中国文化名片。
1961年，紫禁城毫无疑义地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故宫保存的文物约占全国文物的六分之一，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
1987年，紫禁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紫禁城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的宫殿、最大的木制建筑群。
四门与角楼
紫禁城刚刚诞生，波斯帖木耳王朝访华使团于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初十抵达北京，向明成祖朱棣递交国书，呈献波斯国王米尔咱·沙哈鲁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使团成员盖耶速丁留下了一本日记体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其中一半以上篇幅详细记载了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这是现存的关于紫禁城的最早的信史记录。[5]
使团自南向北，沿着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天安门）、端门，一路向紫禁城走去。
这一道直路，就是北京的中轴线。核心与中轴的概念，在中华民族诞生之初就牢固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古人认为有一条贯穿宇宙的中轴，日月星辰都围绕它运行。中轴线如同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思想信念，人无思想信念则不立，宇宙无中轴则天崩地裂。中国，中央帝国，天下的中心，中国人定贯穿南北的子午线为天下的中轴线。首都北京占据这条中轴线的北极，如同天上的北极星固定在宇宙中轴的北极一样，岿然不动。北极星动则天庭混乱，北京沦陷则江山社稷动摇。从内城正南门正阳门，经大明门穿越紫禁城直到皇城北门地安门的南北直线，就是紫禁城的中轴、北京城的中轴，也是天下的基准线。
大明门和长安街上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围成了一个“T”字形的广场，范围大体是现在天安门广场加天安门东西地铁站之间的地区。这块广场主要为紫禁城出入、颁旨秋审等重大政事所用，因此有人将它归为皇城的一部分。但主流意见还是以广场北部正中、正对大明门的承天门（天安门）为皇城的正门。
天安门是明清两代最隆重、最煊赫的皇城门户，是帝国中轴线的重要节点。浩浩荡荡的御驾队伍，冬至前往南郊天坛祭天，夏至去北郊地坛祭方泽，孟春到先农坛亲耕祈谷，都必须由天安门出入。御驾亲征或大将出征，皇帝选择天安门前祭路、祭旗，宴送征人。科举抡才大典、皇帝大婚娶后、大军凯旋献俘，还有就是外国使团朝贡入朝，也由天安门进出。天安门代表着高规格的礼遇。
盖耶速丁跟随使团，有幸进入了天安门。彼时的皇城，城池周围仍在营建，呈现在盖耶速丁面前的是十万根粗壮的竹竿搭成的架子，还在进行最后的修缮。
从大明门到午门，两旁的衙署、墙垣围成一个南北狭长的广场。天安门前，广场两侧是灰黑色的千步廊，连绵不绝；天安门后两侧还是连绵不绝的围房，规制统一，似乎一眼望不到头。行走在这条四五里长的砖石路上，肃穆、庄重外加些许压抑，涌上心头。波斯使团越向前走越不敢有丝毫松懈倦怠。他们不知道，逐次通过的大明门、承天门、端门是皇城三大中门，日常只有皇帝卤簿乘舆、皇太后慈驾、皇后大婚凤舆才有资格从三大中门逐门通过。
跋涉完漫长、逼仄的三大城门，一座高大的城楼耸立在前路。紫禁城到了！
这座城楼就是午门，城楼鲜亮巍峨，是方正规整的紫禁城城墙上最重要、最绚丽的建筑。事实上，城墙由筒子河环绕。筒子河宽52米，周长3840米，水深5米，断面呈蚩口形，河底夯筑灰土，两边用长1.2～2米的花岗岩条石灌白灰浆砌陡直的驳岸。岸上有护河矮墙。城墙四面各开一门，正南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北门初名玄武门，取古代“四神”中的玄武，代表北方，清代避康熙皇帝名讳改名神武门。东西城墙各开东华门、西华门，位置不是正中，而在东西城墙南部。四门前没有桥梁跨越护城河，而是平坦的砖石路。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路面下各有涵洞连通河水，午门前土地完整，没有涵洞。因此，护城河并不是贯通的。
四座城门的功能各有分工。午门最正式，是皇帝的御用门户，进出重要仪仗，文武百官遇到隆重大事才能进出午门；东华门和西华门才是文武百官出入的门户，也是帝后往来东西苑的门户，随扈的妃嫔和宫女可以出入，否则即便贵妃也不能进出东西华门；神武门主要供后妃、秀女出入宫禁之用，也是工匠、差役出入的主要门户。皇后行亲蚕礼，由神武门进出。皇帝只有从离宫别院回銮，和侍奉皇太后出入宫禁时才走神武门。皇帝寻常出宫，从午门出入，后妃们单走神武门。不同场合行走哪个城门，不是行走方便的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明武宗驾崩后，兴王朱厚熜兄终弟及，从湖北安陆赶到北京准备继位。礼部准备迎接朱厚熜入东华门，居文华殿。这不是新皇帝入宫的路径，而是迎接皇太子的礼仪。朱厚熜坚持：“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是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从大明门、午门的三大中门进宫，入奉天殿即位。
四座城门都建立在人工增扩的地基之上，底部为汉白玉须弥座[6]，大红色城台，城台辟门洞三券，台上建有城楼。城楼都是重檐庑殿顶，上覆黄琉璃瓦，四出围廊，汉白玉栏杆。城台内侧都有左右马道（蹬道）与地面相连，马道宽达数米，足以行车跑马。
四门中最为高峻雄伟、气势威严的，当属午门。
紫禁城正门因为居中向阳，位当子午，得名午门。午门高37.95米，正面开有“一门三道”，并置暗阙，实际上是“明三暗五”。古代宫城宫门起初是一门三道，从唐朝长安城开始扩为一门五道。午门在正面左右二门之外各开辟了一座掖门，称为左掖门、右掖门，形成一门五道。
午门之所以开辟多个门道，是礼制的需要。不同身份地位的群体，出入不同的门道。午门正门及穿越其间的中轴线上的御道，是皇帝专属道路。其他人除了皇后大婚、进士传胪等极少情况，不得踩踏一步。左右门道和左右掖门，是宗室王公、文武百官们的通道。午门因为是大型典礼的必经之地，出入人群众多，所以开有一门五道。一门三道的规格，中道依然是御道，旁门一般按照文左武右的标准进出。对于单门，则通过细分路面来符合礼制。比如紫禁城内内右门、遵义门等单门建筑，都铺有三路砖、两边栽牙子。皇帝从中道进出，王公百官走两边，宫人、杂役贴着门边走。此外，单门往往配有影壁、屏风，后者除了遮挡外部视线外，还将入门的人员分流两侧，间接起到了多门道的效果。
午门城台基本保留着明初建筑，是一个“倒凹字型”的墩台。墩台左右两侧向前突出，形成双阙。墩台正中建有城楼，面阔9间（约60米），进深5间（约25米），建筑面积约1572平方米，符合“九五之尊”之意。东华门、西华门规制更低，面阔5间，进深3间；神武门规制还要低，面阔5间，进深才1间。不过，四座城楼都是重檐庑殿顶，覆黄琉璃瓦。现存的建筑都是清代重建的。午门城楼东西各出明廊三间，墩台转角处建有方形、重檐攒尖顶的亭子，一为钟亭，一为鼓亭，鸣钟敲鼓指挥地面进出和仪式。前出的双阙，在南端又各建有方形、重檐攒尖顶的亭子，称为东西两观。两观与钟鼓二亭之间有13间阁道相连。午门城楼有五座主要建筑，主次分明，如飞鸟展翅，俗称“五凤楼”或“雁翅楼”。
午门城楼是中国现存最完好、规制最高的宫城楼阙建筑。
明清文武百官在午门前广场待朝。每年腊月初一，朝廷颁布第二年历书的“颁朔”礼，在午门举行；大军凯旋后向皇帝敬献战俘的“献俘礼”，在午门举行；明代每年端午节，皇帝向朝臣发给粽子，朝臣吃粽子，也在午门前进行。此外，明代著名的廷杖也在午门前广场外侧行刑。但是“推出午门斩首”不是在午门行刑，明代死刑在内城西市执行，清代死刑在菜市口行刑。
与午门相呼应的是紫禁城北门神武门，神武门类似于小一号的午门。高度、面阔、进深都低于午门。
神武门城楼置更鼓，用以起更报时。每天黄昏后，神武门鸣钟108响，然后敲鼓“起更”，也就是初更开始。之后，每一更神武门城楼都敲钟击鼓，启明时再鸣钟报晓。神武门城楼类似钟鼓楼，它与地安门北的钟楼、鼓楼，并称三楼。北京城在三楼的晨钟暮鼓中开始一天的作息。负责天象、历法的钦天监每天都有一名博士在神武门轮值，保障计时准确。
神武门与护城河之间狭长的东西空地上，明代设有“内市”，每月逢四开市营业，京城商贾们带来琳琅满目的商品，供宫人和官员们采购。市场的力量，通过这块不大的场地，持续渗透入紫禁城，塑造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清代也有内市，慈禧太后居住西苑时，下令在北海团城旁，开设市场，供销百货。
除了城门，紫禁城垣的另一大明星是四隅的角楼。
四座角楼都坐落在须弥座上，周边环以汉白玉栏杆，中间耸立着方亭，面阔进深各3间，四边分别突出抱厦，进深1间，朝向城外的两面抱厦较浅、面向城内的两面较深，因此角楼平面轮廓大致是曲尺型的。
角楼的构造繁复而精巧。从地面到宝顶，角楼由多个歇山式屋顶叠加而成，各覆盖黄琉璃瓦。最高层楼檐为十字相交、四面显山的歇山顶，正脊交叉处放置铜鎏金宝顶。整个建筑檐角曲折多变，翼角飞扬，一共有28个翼角。角楼一共有72条脊，其构造中线与空间中线并不在一个角度。神奇的是，建筑采取减柱造法，室内省略了四根立柱，空间面积大增。房屋构架采用扒梁式做法，檐下梁头不外露，更加突出装饰效果。人们传说角楼是太监阮安从京城的蝈蝈笼得到的灵感，或许就因为角楼非常像一圈秸秆编织成的、精巧玲珑的工艺品。蝈蝈笼也没有突出的梁柱。角楼的装饰可远比蝈蝈笼精美典雅，金色与青绿交错的彩画、三交六椀菱花的精致门窗，再以波光粼粼的护城河或者金碧辉煌的宏伟宫城为背景，完全是一道人间胜景。
角楼的原始功能是瞭望塔，承担紫禁城的警戒任务。紫禁城的一大神奇之处就是给所有的建筑在功能性之外附加了政治与艺术的光芒。角楼就是一大例子。
城垣角楼，在600年后成为紫禁城最热门的打卡地。
皇权照耀下的宫室
波斯使团骑马来到午门前。紫禁城四门都有“下马碑”，盖耶速丁等人被要求下马，徒步穿越午门悠长的门洞。根据盖耶速丁的记载，门洞尽头站着十头大象，左右各五头，长长的象鼻伸向半空。使臣们穿过象鼻，就正式迈入了皇宫。
紫禁城是皇权的栖息地，权力弥漫在这里的每一处空间、渗透进这里的每一道砖缝。无论是建筑、装饰，还是用器、吃穿，都是权力的载体，明尊卑爵秩等级，定高低上下身份。
古代中国的宫殿，融各种权力载体于一身，集中实践传统政治观念和制度，夸耀无上的皇权和昌盛的礼制。紫禁城又集历朝宫殿制度和成就于一身，当属精华中的精华。
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彩画护栏，乃至雕刻、草木都是皇权的物化、制度的载体。
前三节已经提到了庑殿顶、琉璃瓦、开阔进深等诸多建筑样式，它们蕴含哪些深层的意义？还有哪些建筑样式，同样彰显尊卑贵贱？建筑样式和规格，又是如何表现礼制的？
在进入紫禁城，徜徉各处宫苑之前，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明清宫殿建筑的规制。
紫禁城最明显的建筑规制是屋顶。最高等级的屋顶是“庑殿顶”：屋顶最上方是一条正脊，正脊两端各有两条坡脊斜着延伸至屋檐四角。庑殿顶一共是五条屋脊，因此也叫“五背脊”建筑。庑殿顶只用于殿堂建筑，是皇权的专属。第二等的屋顶是歇山顶：上半部是一条正脊加前后各两条垂直向下的坡脊，下半部是类似庑殿顶的四条斜坡脊。歇山顶有九条屋脊，是朝廷衙署的建筑规制。第三等的屋顶是悬山顶：它是歇山顶的上半部，两侧突出于山墙，多用于民居、仓库。第四等的屋顶是攒尖顶：一个突出的尖顶取代了正脊，屋檐的各角上延攒于尖顶。攒尖顶又根据平面的不同，分为圆攒尖、四角攒间、三角攒尖及八角攒尖等，基本用于亭台楼阁。最著名的攒尖顶建筑是天坛。第五等屋顶是硬山顶：屋顶两侧与山墙等齐的悬山顶。第六等屋顶是盝[7]顶：顶部是一个四条正脊围成的平顶，下面再接庑殿顶。井亭及现代许多仿古建筑的屋顶采取这种形式。最低级的屋顶规制是卷棚顶：顾名思义，卷棚顶没有中间的正脊，屋顶是一个弧形的棚顶。终日为生计奔波的百姓，只能住卷棚顶民居。
古人又用第二重屋檐来增加屋顶的规制，重檐顶等级高于单檐顶。第二重檐通常比上一重略突出。综上，传统建筑屋顶的规制由高到低分别为：重檐庑殿顶，重檐歇山顶，重檐攒尖顶，单檐庑殿顶，单檐歇山顶，单檐攒尖顶，悬山顶，硬山顶，四角攒尖顶，盝顶，卷棚顶。紫禁城只有9座建筑享有最高的重檐庑殿顶，4座是紫禁城的四门，其余5座是城内的重要建筑：太和殿（奉天殿、金銮殿）、乾清宫、坤宁宫、奉先殿、宁寿宫皇极殿。
紫禁城建筑的第二个规制是屋顶的脊兽和角兽，通常由琉璃塑造。这些琉璃瓦构件的出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礼用合一”：将实用性与礼制合二为一。屋脊作为屋顶突出物，其上的瓦件容易在自重作用下逐渐下滑，同时雨水渗入。为了防止瓦件溜滑，工匠就用钉子固定脊背的瓦件。但是，固定的钉子裸露在外，既不美观，而且容易锈蚀，同样容易导致雨水沿着锈蚀处渗入屋顶。聪明的古代工匠就给钉子戴了“帽子”：一个个琉璃小兽的造型。小兽保护了钉子，也增加了屋脊的重量，相应增加了屋脊上下摩擦力，有效防止了瓦片下滑。小兽逐渐与屋脊的瓦件塑造成一个整体。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曾评价屋顶脊兽“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自然，美丽的冠冕只有宫殿才有可能享有。
脊兽为正脊上的小兽，最突出的形象是龙吻。角兽是四周屋脊的小兽，按照单数（阳数）1、3、5、7、9排列，角兽数目越多，建筑等级越高。紫禁城太和殿是个例外，作为最隆重的皇权象征，太和殿有角兽10个。角兽的具体形象与含义，我们留待介绍太和殿时详说。乾清宫是皇帝寝宫，角兽有9个；坤宁宫是皇后寝宫，角兽就降为7个；妃子住所，角兽再降为5个；次要角门的角兽最少，只有1个。
紫禁城建筑的第三个规制是台基。基本原则是级数越多，等级越高；汉白玉材质高于其他材料；有围栏的大于无围栏的。最高级的台基是几层须弥座叠加、上带汉白玉围栏，一般用于高级殿堂和敕建寺庙正殿。紫禁城三大殿就建立在高达数十米、三层汉白玉须弥座、围栏雕龙刻凤的高台之上。《大清会典》规定：公侯以下、三品以上，建筑台基准高二尺；四品以下到士民，准高一尺。
第四个规制是踏道，其中最常见的是台阶。最低级的台阶由石头从大到小、由下至上叠砌而成，一面临门三面行人，用于一般房舍出入口及重要建筑的旁门侧道。第二级台阶由长宽一致的石条砌成，左右两边垂直铺设长条石块，一面临门一面行走，另两面闲置，也叫作“垂带台阶”。第三级台阶在垂带台阶的两侧加上栏杆，用于比较高级的建筑。最高级的台阶叫斜道，也叫辇道或御路，坡度平缓可以行车。斜道根据坡面材质又细分为两种，一种是表面光滑或者铺设印花方砖，一种用砖石露棱垒砌而成。高级殿堂之前往往三阶并列，中间的斜道为皇帝专有，两旁供大臣进退。殿堂立于高台之上，加之斜道坡度平缓，长度往往很长，就给工匠们留出了丰富的创作空间，台阶与栏杆雕龙刻凤、装云饰浪，成为又一个“礼用合一”的例子。
第五个规制是面阔和进深的开间。面阔是建筑物横向宽度，进深是纵向厚度。开间指的是4根柱子围成的空间。建筑物的开间通常是单数，开间越多等级越高。面阔9间、进深5间通常是最高等级，为皇帝专用。明代紫禁城午门和奉天殿就是九五开间。明朝规定，公侯府第，大门面阔3间，前厅、中堂、后堂各7间；三品到五品官员厅堂7间；百姓的正房面阔不能超过3间。[8]中国人用“高门大户”来形容上层家庭，就是建立在礼制基础之上的。
第六个规制是建筑斗拱。斗拱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建筑构件，由方形的斗、矩形的拱和斜昂组成，相当于屋顶与梁柱的过渡结构，减轻屋顶的部分荷载，降低屋内梁柱的压力。判断斗拱等级的原则是有斗拱的高于无斗拱的，斗拱多的高于斗拱少的，层次多的高于层次少的。
第七个规制是装饰彩画。这又是一个礼用合一的构件，彩画在装饰房屋的同时，也给木材增加了保护层，防潮防虫。明清彩画的等级由高到低为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重要殿宇采用和玺彩画，和玺彩画又可分为金龙和玺、金凤和玺、龙凤和玺、龙草和玺等。全部绘龙的是金龙和玺，三大殿描绘的就是金龙和玺；金凤凰彩画为金凤和玺，多绘在皇家次要建筑上，比如月坛、地坛；龙凤相间图案的龙凤和玺一般画在寝宫上，寓意龙凤呈祥；龙草相间的为龙草和玺，绘于敕建寺庙的中轴建筑上。和玺彩画的色彩特点是在明间和梢间上蓝下绿，次间上绿下蓝。旋子彩画，因藻头绘有旋花图案而得名，突出特点是绘有各种几何对称的花朵。苏式彩画注重写实，内容有云冰纹、葡萄、莲花、牡丹、芍药、桃子、佛手、仙人、蝙蝠、展蝶、福寿鼎、砚、书画等，用在园林建筑上。
第八个规制是门窗。紫禁城的重要宫殿仅在正面（南立面）开凿门窗，背面（北立面）除了正中开门（隔扇门），其余墙体封闭。因为宫殿坐北朝南，南部多门窗有利于夏天采暖；北部大体封闭，有利于冬天御寒。正面的宫门是实榻门，类似于左右两扇的推拉门；背面的宫门一般为隔扇门，主要由抹头、隔芯、裙板组成。隔芯的纹饰最能体现工匠的艺术水准和建筑的等级。“三交六椀菱花”寓意天地生万物，“斜交方格”寓意财源滚滚，“直方格”寓意公平正直，“古老钱菱花”寓意招财进宝，又是礼用合一的例子。紫禁城的窗户一般为槛窗：安装在矮墙上的窗。槛窗类似于没有裙板的短隔扇，外形和开启方式与隔扇门相同。
实榻门使用的坚厚、宽大的木板，通常用好几块木板拼接而成，然后在木板里穿木带，最后钉上钉子，防止木板散落。钉子外露，有碍美观，工匠们就将钉帽打成泡头状，涂抹成金黄色，称为门钉。这又是一项礼用合一的创制。门钉的最高等级是，每扇门9排、每排9颗，一共81颗。紫禁城午门、神武门、西华门每扇大门都是九九八十一的铜铸鎏金门钉。东华门及其侧门，午门左右掖门的每扇门钉只有8排，每排9颗，共72颗。清朝规定亲王府正门面阔5间，门钉纵九横七；郡王以下至辅国公府邸，门钉纵横皆七；侯爵以下至男爵为五排五颗。
紫禁城建筑的第九个规制是用色。
颜色是明尊卑贵贱的醒目标准。从隋至明，官员通过官服颜色区分品级。中国人对颜色的认知，从尊到卑一般为黄（金）、赤（红）、青、蓝、黑、灰。天玄地黄，黄色是大地的颜色，是最正统、最美丽的颜色，从隋朝开始成为皇帝的专用色。紫禁城的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大多数是黄色。皇帝服饰、御用品也大量采用黄色；红色也是紫禁城的主色之一。红色，给人温暖、充实的感觉，是中国人公认的喜庆色。紫禁城的墙体、支柱、门窗采用红色。柱子支撑建筑，墙体保护房屋，属于建筑的主要构件，红色寄托了稳定建筑、护卫皇家的期望。古代文学作品中形容宫廷的“丹楹”“朱阙”“丹樨”“朱榬”等词，也证明了红色在宫城的使用之广；屋檐装饰常用青绿色。青色是中国特有的颜色，属于蓝绿之间的过渡色，给人以宁静、辽阔之感，可以中和屋顶的厚重感，并且增强建筑的空间感；紫禁城的台基和栏板都是白色的，基本采用汉白玉材料。白色代表纯洁高雅，增强了建筑本身的高贵典雅气息。同时，白色是百搭色，白台基可以与黄顶红墙形成鲜明对比，烘托出主体建筑的厚重尊贵；紫禁城室外地面为灰色，室内地面多为灰黑色。灰色是砖的颜色，黑色是室内地面铺设时泼洒的黑矾水造成的。灰黑色是最低调的颜色，可以与各种颜色相融合，达到良好的补色效果。此外，紫禁城的墙壁和花园中还装饰有蓝、紫、黑、翠以及孔雀绿、宝石蓝等五彩缤纷的琉璃，极大丰富了宫城的色彩，给人以炫彩夺目之感。
身份是认知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关键词，身份上附着着权利与义务、担当与作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明确与突显不同人群的身份。上述九项建筑规制，彰显皇权尊荣的同时也在时刻提醒着帝王的责任与担当。
黄金屋顶、青绿梁枋、朱红墙柱、赤红门窗、白色栏杆和低沉灰黑的地面，配以硕大的斗拱、精细的藻井、连绵的过道和点缀其间的建筑小品，构成了紫禁城的物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