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者”头上裹着黄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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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国，通常要从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开始读起。狭义的三国，指的是魏、蜀、吴三个政权，曹魏建立的时间最早，是在公元220年，而黄巾大起义爆发于公元184年，中间相差了三十六年。读三国为什么要从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呢？这是因为，人们通常所熟悉的许多人物，如曹操、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董卓等，都活跃在这三十多年里，真正意义上的三国开始时，这些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广义上三国的时间范围大约有一百年，所以，要读完整的三国，必须将时间的坐标往前移，加上东汉末年这一段。东汉末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黄巾大起义就是一个重要节点，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人物，他们多多少少都与这场大起义有关，正是有了这场农民大起义他们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说起这场著名的农民起义，有令人扼腕叹息的地方。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最早跟着他们干的不到一千人；刘邦斩蛇起义，当时只有两千人；西汉末年的绿林军起义，努力了数月，队伍还不到一万人，而张角等人所筹划的汉末黄巾大起义“阔气”得多，准备了十几年，仅正式成员就有数十万人。起义军建立了严密的内部组织，北方主要州郡都有他们的分支和眼线，对百姓的发动工作也做得十分充分。按理说，这场起义成功的概率应该是百分之百，不成功真没有地方说理去，但这场起义却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十分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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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困顿，朝廷里宦官专权，他们的爪牙在各州郡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皇帝被宦官、外戚轮流操控，朝中即使有正直的清流官员也被打压或禁锢，东汉王朝发展到这时，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状态。一部分人看到了眼前的现实，心里有了想法，打起了推翻朝廷的主意，出身于冀州的农民张角就是其中之一。张角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张梁，一个叫张宝，张角领着他们，手持一根九节杖，经常在冀州一带活动，用符水、咒语等给人治病，深得穷人的拥戴。张角名气一大，就有人跑来给他当学生，于是张角开始吸收徒众。来的人越来越多，多得让张角都感到吃惊。不过张角不害怕，因为他与普通的农民不太一样，他有文化，而且有胆识。
受当时流行的一本神秘书籍《太平清领书》的影响，张角创建了太平道。当时社会上有大量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流民，这些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太平道的出现至少给了这些人温暖和希望，不用动员，这些人都追着赶着来入道。还有一些人虽不是流民，但看到太平道挺厉害，也主动加入进来，这些人里有基层官吏，也有地方的豪族，甚至还有宫里的宦官。为了入道，有的人甚至变卖家财远道来投，以至于道路堵塞，《资治通鉴》上说：“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是太平道的总首领，张梁、张宝自称大医，是太平道核心领导成员。张角派出八个弟子到四面八方宣传教义、发展徒众。经过多年发展，太平道的势力遍布了东汉全部十三个州中的八个州，徒众达数十万人。张角把这些徒众划分为三十六个“方”，大的万余人，小的六七千人，每个“方”都设一名渠帅作为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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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道大张旗鼓地做着这些事，朝廷难道没有丝毫察觉吗？其实朝廷是察觉到了的，最早关注这件事的是一个叫杨赐的大臣，他是汉灵帝刘宏的老师，时任三公之一的司徒。杨赐了解情况后深感问题严重，立即向汉灵帝上疏，还提出了解决办法。他建议不要用武力去清剿，而是请汉灵帝下诏给各州的刺史、各郡的太守，对他们提出严厉要求，让他们一一清查各自辖区内的太平道信徒，把他们遣送回原籍，从而削弱太平道的力量，之后再诛杀太平道的少数首领，不用大动干戈，就能化解危局。
应该说杨司徒的这一招是管用的，真要这样做了效果也会不差。但不知为何，如此紧急和重要的报告到了汉灵帝那里竟没了下文，后来证实，汉灵帝居然没有看到这份报告，当他看到这份报告时已经是太平道起事以后了，汉灵帝还是在皇家档案室即兰台看到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史书没有说，可能是汉灵帝太贪玩了，没有时间看，也可能是宦官有意压着，没让汉灵帝看。分析起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太平道起事后朝廷进行过追查，宦官封谞和徐奉都是太平道信徒，其中封谞不是一般宦官，他是著名的“十常侍”之一，有他做卧底，杨赐的秘密报告很可能被有意压了起来。
如果汉灵帝及时看到了这份报告，会怎样呢？从各种迹象看，也不会怎么样，太平道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汉灵帝不可能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得知这些消息，但汉灵帝本人不会把太平道当回事，甚至会觉得有人把流民组织起来，教人向善做好事，还挺好。这不是妄加揣测，汉灵帝的这种心理可以从他思想变化的蛛丝马迹里找到答案，汉灵帝刘宏对传统的经学一向不感兴趣，他崇信黄老之学，对老子的思想充满敬仰，汉灵帝可能认为，这个同样视老子为先师的太平道，与他的思想还有些吻合呢。
太平道真要起事，汉灵帝也不怕。东汉自汉安帝以来，各地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频繁爆发：汉安帝在位十九年，发生农民起义四次；汉顺帝在位十九年，发生农民起义十三次；汉冲帝、汉质帝在位时间都很短，也有农民起义四次；汉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发生农民起义十四次。从汉安帝到汉桓帝，六十来年的光景，各地的农民起义多达三十五次，这些起义来势都很迅猛，轰轰烈烈，动辄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参加，但朝廷一旦出兵镇压，起义很快就会沉寂下去。汉灵帝早已习以为常，他不怕有人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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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没有什么太大反应，这让太平道势力发展得更快，前来投奔他们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张角意识到，事情已经闹大了，想收手都不可能，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消灭东汉朝廷，要么被东汉朝廷消灭。张角于是召集几个大弟子以及弟弟张宝、张梁商议，大家的意见很一致，那就是发动武装暴动，推翻汉政权，建立他们心中的太平盛世。具体行动方案是，以冀州刺史部邺县一带为暴动核心区，由张角全面负责。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太平道做了很多历史上其他起义者做不到的事：建立了起义总指挥部，由大方首领马元义任总指挥；制定并发布了起义口号，内容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意思是：苍天已经死了，黄天要替代它，时间就在甲子年，届时天下将焕然一新！
苍天是什么？黄天又是什么？这涉及天干地支轮回的概念。根据五行相生学说，天下万物皆由五类元素组成，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如金生木、木生水、火克金、土克水等。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均可以找到五行去对应，比如颜色，金对应的是白色，木对应的是青色，水对应的是黑色，火对应的是红色，土对应的是黄色。
不仅自然界，政治领域也如此，比如周朝是火德，秦朝取代它，秦朝就是水德，对应的颜色是黑色，所以秦朝的官服一律是黑色的。汉取代秦，按说汉是木德，青色应该是“国色”，但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新莽皇帝”王莽、汉光武帝刘秀，汉朝政权不断发生变化，基于各种政治需要，统治者对德运和“国色”也不断进行调整，刘邦承秦制，尊水德，尚黑色；刘彻尊土德，尚黄色；王莽尊火德，尚红色；刘秀继续王莽的做法，尊火德，尚红色。也就是说，太平道准备起事的时候，官方所明确的，汉是火德，“国色”是红色，取代它的就应该是土德，对应的颜色是黄色。
现代品牌视觉识别理论认为，一个品牌的基本色其实很重要，从公司商标到产品外包装，再到职场装修以及凡能看到、摸到的东西，都要以这个颜色或与它相近的颜色作为设计的主体色调。太平道不懂视觉识别理论，但他们明白类似的道理，所以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视觉识别符号”，那就是给每个人发了一条黄色头巾，让大家裹在头上，后来这支起义队伍便被称为黄巾军，这场起义被称为黄巾大起义。
刻意挑选的日子成败笔
太平道不仅制定了起义口号，还把起义口号编成歌谣，通过百姓传唱的方式四处传播，这一招很管用，不久后京城洛阳的儿童们都会唱这首歌谣了。太平道还嫌不够，又派人秘密潜入洛阳，在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用白土写下“甲子”两个字。如此声势浩大、不加掩饰地准备起事，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恐怕是史上最高调的起义了。
张角等人确定起义是在汉灵帝光和六年（183）的下半年，而他们所定的起义日子是次年三月的甲子日。来年的光和七年（184）是甲子年，甲子年的甲子日是所谓“双甲子”，一个有些特别的日子。然而，起义不是婚丧嫁娶，要讲究良辰吉日，为什么非要选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呢？这主要是因为，张角对神秘文化很有兴趣，他不仅相信上面提到的五行相生学说，而且对干支纪年学说也很有研究。
人们现在熟悉的干支纪年法作为理论由来已久，但在当时作为官方正式确认的制度其实才颁布不久，下令颁布它的人是汉安帝刘祜，东汉第六位皇帝。刘祜在驾崩的前一年即公元124年下诏正式启用干支纪年法，以当年作为六十年一甲子的开始。从公元124年算起，经过一个甲子正好是公元184年，在太平道看来，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不仅是天干地支的一次轮回，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轮回，是新朝代的开始，是不容拒绝的诱惑！为强化“甲子”的概念，张角等人不仅选了甲子年，还选定了甲子日。这个日子两个月才轮一次，大概觉得正月里大家都比较忙或天气太冷，所以他们最终选的是当年第二个甲子日，一来二去就到了农历的三月份。
正是如此耽误了太平道的大事，让这场酝酿已久的起义功亏一篑。发动起义，保密工作是最重要的环节，所谓夜长梦多，但起事的日子在几个月以后。太平道已有几十万人，其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包括负责人和骨干分子在内，成分很复杂，每个人参加太平道的动机也不尽相同。这是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涉及的区域广泛，在没有现代化通信手段的情况下，沟通信息、协调行动、保证命令畅通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了，还要做到完全保密，几乎不可能。事后证明，保密工作没做好的确是黄巾大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起义还没有发动就出了叛徒泄密事件，这个叛徒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唐周，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应该是一名中高级负责人。
刚过了光和七年的新年，朝廷突然接到唐周的密报，太平道的起义计划暴露了。汉灵帝被吓醒了，太平道的这些人敢情不只是传传道、治治病，是想要他的命。汉灵帝从唐周的密报中得知，太平道的起义计划相当具体和详尽。刀已经架到脖子上，汉灵帝紧急下诏，对已潜入洛阳的起义军前敌总指挥马元义等太平道骨干分子实施抓捕。由于有唐周的情报，马元义等人很快被抓获，汉灵帝下诏将他们处以车裂之刑。汉灵帝同时下诏各州郡，要他们抓捕各地的太平道徒众。由于时间紧急，来不及一一下诏，汉灵帝采取了下达通令的方式，还派钩盾令周斌负责清查在宫省直卫、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京城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来一千多人，全部予以诛杀。
情况万分紧急，张角等人只得提前起义。前面的基础工作做得都不错，但“临门一脚”踢得不怎么样，由于起事仓促，各地方的配合、协调就打了折扣，整体合力没能发挥出来。很快，朝廷找到了破绽，给予各个击破，张角失败被杀，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在爆发的当年就被镇压下去了。
外戚何进与汉灵帝的恩与怨
黄巾大起义失败了，对东汉王朝来说算是躲过了一劫。一切又回到了过去，宦官继续专权，皇帝依然昏庸、好折腾。日子又这样过了十几年，其间要说有什么变化，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一些不甘平庸、不甘寂寞的人慢慢崛起，像曹操、刘备、孙坚、公孙瓒、陶谦、刘表等，他们都直接参加了朝廷镇压黄巾大起义的行动，事后因功被任命了大小不同的官职，有了一些政治资本，只是时机还不成熟，还没有到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另一个变化是外戚的崛起。
外戚即皇帝的母亲和妻子的家族。两汉都有外戚专权的历史，著名的如西汉元帝时的王氏，东汉的跋扈将军梁冀。黄巾大起义后崛起了一个新外戚，姓何，哥哥名叫何进，是朝廷的大将军，相当于武装部队总司令，妹妹何氏是汉灵帝的皇后。何进、何皇后兄妹是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家本屠者”，即出身于屠户家庭，在当时地位较低，但何进的妹妹何氏有一个优长，那就是长得漂亮，史书说何氏个子很高，有“七尺一寸”，汉代1尺约合今23.5厘米，何皇后的身高约合1.67米，放到现在也许没什么特别的，但古人平均身高普遍低于现在，何氏在当时的女孩里算是个子高的了。
何氏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运气也不错。她入宫的那年，负责采选事务的宦官名叫郭胜，也是南阳郡人。何家人拿出钱来打点了郭胜这个老乡，让他帮忙说话，最后何氏顺利入宫，一开始地位比较低，但她的命运很快再次出现转机——因为她给汉灵帝生下了一个儿子。虽然后宫佳丽如云，但汉灵帝一直没有儿子，汉灵帝的前任汉桓帝刘志就是因为没有儿子，才不得不把皇位传给了汉灵帝，所以汉灵帝常为此事发愁。何氏为汉灵帝生下儿子刘辩，汉灵帝惊喜万分，这让何氏一跃成为贵人。
后宫里不缺大家闺秀、名门千金，缺的是会说话、能来事、跟任何人都能打成一片的市井女子，这又是何贵人的另一项特长。通过观察，何贵人发现，要保住地位，姿色靠不住，儿子也未必管用，能保她圣宠在握、家族永固的只有掌握实权的宦官。为获得宦官们的力挺，何贵人果断地把亲妹妹嫁给了宦官首领张让的儿子——宦官没有后人，这个儿子是张让的养子。何贵人通过联姻，让自己变成了张让的晚辈，也顺便找到了靠山，后来正是张让等宦官帮忙说话，何贵人才再上一步，成为皇后。
自从妹妹进宫得宠，原来不名一文的何进也开始了自己的仕途，先在禁卫军中担任了武官，后来下派到豫州刺史部颍川郡当太守。再后来，黄巾起义爆发，朝廷组建讨伐部队，汉灵帝又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统率各路人马，麾下包括卢植、皇甫嵩、朱俊这样的名将，也包括曹操、孙坚、刘表、陶谦、公孙瓒、刘备这些中下级军官。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何氏兄妹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他们与宦官之间关系处得很好，不过这也引起了汉灵帝的警惕。因为宦官、外戚虽然都很显贵，但通常他们是互相斗争的，皇权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寻求着平衡，哪一方势力弱了，皇帝还会故意扶一把，目的就是让他们接着斗，现在这两拨人不斗了，团结成了一家人，皇帝就有了危机感，所以汉灵帝对何氏兄妹开始了防范。
让汉灵帝下决心与何氏兄妹决裂的是王美人事件。王美人长得也很漂亮，也得到了汉灵帝的宠爱，巧合的是，她也怀上了汉灵帝的孩子。何皇后为汉灵帝生下刘辩后，汉灵帝便没有其他儿子再出生，不是别的妃嫔怀不上，而是何皇后做了手脚。在宦官们的帮助下，哪个妃嫔如果怀了孕一定会发生意外，要么孩子不保，要么大人孩子都神秘死亡。王美人怀孕后吓坏了，她偷偷隐瞒下来，想了各种办法想把孩子打掉，但这个孩子生命力太顽强，最后仍然来到了人世，这就是刘协，后来的汉献帝。刘协意外降生，汉灵帝大喜，但何皇后很气愤，不久王美人突然暴病身亡，追查下来，死因与一碗小米粥有关，而事情正是何皇后指使的。汉灵帝大怒，当场要废皇后，宦官们苦苦哀求，最终这件事才算过去，但汉灵帝心里彻底与何氏兄妹拉开了距离。
袁绍是导致局势失控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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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对何家不满，这个信号大将军何进也收到了。何进思考着如何化解危局，他认为只跟宦官联合还不够，还要跟党人联合。一般认为东汉末年的主要政治势力有三股，即皇帝、宦官和外戚，其实还有一股，那就是党人，也就是士人出身的大臣们，只是由于之前被宦官屡次打击，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到了禁锢，大部分人被边缘化了。何进觉得，应该拉拢和扶持党人，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盟友。当时党人的领袖是袁氏一族，袁氏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前面连续四代人里都有人做到三公的高位，何进觉得，要跟党人联合就得联合袁氏，何进于是向正赋闲在家的袁绍发出了邀请，请袁绍到自己的大将军府里任职，袁绍接受了邀请，来到何进身边。
汉灵帝为限制何进的势力再发展下去，在宦官蹇硕参谋下，给何进下达了一道命令，让他率兵去平定“羌乱”。羌族主要生活在西北的凉州一带，他们在东汉末年多次起兵反抗朝廷，朝廷在凉州打了无数的仗、花了无数的钱，仍然没有起色。平定“羌乱”，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多少名将穷其一生都未能建功，这显然是要废掉何进的“武功”，但皇帝的命令不执行也不行，何进愁坏了。
难住了何进，却难不住袁绍，袁绍建议何进答应下来就行，但是报告天子，说自己手里的兵马不够，得到下面去募兵。何进照着袁绍说的报告了，汉灵帝只得同意何进派人去各地募兵。何进派了王匡、鲍信、张邈、刘岱等人分赴各地，这些人其实都是袁绍的死党，他们分别奔赴泰山郡、并州、丹阳郡、陈留郡等地招募人马，日后都成了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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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用缓兵之计解了何进的燃眉之急，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下一步怎么办呢？正在何进愁眉不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得以稍稍缓了口气：中平六年（189）四月十一日，年仅三十二岁的汉灵帝刘宏驾崩于洛阳。汉灵帝死了，有些事也就好办了，何进在袁绍等人的帮助下迅速铲除了宦官中的反对势力，之后扶持外甥刘辩当了皇帝，何皇后晋升为何太后，何进仍任大将军。
皇帝、太后、大将军都是自家人，何进兄妹可以说志得意满，但袁绍并不满足，因为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袁绍之所以帮助何进，是想借何进之手铲除党人的死敌宦官，现在何进却跟张让等大宦官成了亲戚和政治同盟，袁绍哪能心甘？如果没有袁绍，东汉王朝大概又会复制上一轮的循环：小皇帝在位，外戚掌权，外戚和宦官明争暗斗。这样的局面不会带来王朝的中兴，但表面上天下仍然一统，至于这辆越开越笨重的破车什么时候彻底停下来，谁也说不好。但现在有了不甘心的袁绍，一切便不好说了。
袁绍整天找何进，要他下决心铲除宦官。何进找了很多理由拖延，其间何进也动摇过，曾找到妹妹何太后，说干脆就按袁绍说的办算了，但遭到何太后的断然拒绝。何太后拒绝跟党人合作以彻底铲除宦官，其实站在她的角度看这并不错，因为党人瞧不起宦官，同样也瞧不起外戚，收拾完宦官，下一个打击的就是外戚。但何进是个缺乏雄才大略的人，关键时刻犹犹豫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好。
这种僵局总得打破，于是袁绍出了个主意，说不如引外兵入京，向太后施压。过去朝廷有制度，以洛阳为中心，四周设了八个关隘，关隘以内只有朝廷直属的南军和北军，各州郡的兵马一律不得进入关隘之内。袁绍建议放州郡的兵进来，这个提议很大胆，但何进没有太好的办法，竟然同意了。对于这项建议，袁绍阵营内部其实有不同的意见。曹操、陈琳等人当时都属袁绍阵营，他们都反对引外兵入京，认为那样是小题大做，因为只是为解决宦官的话，根本不必费这么大的劲，冒这么大的险。他们都劝袁绍不要冒险，但袁绍不听，执意引外兵入京。曹操、陈琳其实是没有看到袁绍的真正意图，解决宦官的确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但袁绍这时的目标可能更宏大，他大概是想把宦官、外戚给一块解决了。
袁绍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一点儿都不让人吃惊，因为党人和外戚之间虽然也有合作，但双方更多的时候是在斗争，既然眼前的这个外戚不愿意跟宦官决裂，那就索性连他们一块消灭。当然，事后来看这是袁绍的一招败笔，这次引外兵入京并不成功，直接导致了时局的失控，但从袁绍当时的想法看，他其实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是脑子不够用，只是看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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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看错的人，就是董卓。引外兵入京，当时最有实力也最现成的有两支人马，分别是丁原的并州军和董卓的凉州军，并州军离洛阳最近，政治立场与何进、袁绍一致，呼之即来，召之能战，对于他们袁绍阵营内部争论不大。对于要不要引董卓的凉州军来，这个争议很大，大多数人反对，但袁绍坚持召董卓来，因为董卓早年曾在袁绍叔父袁隗手下做过事，在当时这一类人被认为是“袁氏故吏”，相当于一种政治标签，“袁氏故吏”可以沾袁家的光，但也必须效忠袁家。
袁绍的问题在于他了解“袁氏故吏”，却不了解董卓的为人。董卓青年时代虽然也曾生活在中原地区，但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经学教育，不受儒学那一套的约束，根本没把“袁氏故吏”当回事，而袁绍把董卓当成了自己人。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在袁绍的坚持下，董卓率领凉州军一路开向洛阳，宦官们彻底绝望，个个如惊弓之鸟，绝望之际他们把何进骗进了皇宫，当场诛杀，袁绍、袁术则趁机率兵攻入皇宫，一天之内将宦官和外戚这两股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彻底消灭了。按理说，现在该轮到袁绍志得意满了，他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前辈们想做又没做成的事，他将成为士人们崇拜的对象，青史留名、光耀门楣。可惜的是，袁绍的理想与董卓的想法发生了矛盾，东汉王朝随即陷入更大的动荡之中。
董卓成功策反吕布靠的不是一匹马
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发生了很多大事，先是汉灵帝驾崩，紧接着少帝刘辩继位，但随后大将军何进被杀，袁绍等人趁机诛杀宦官。作为东汉王朝的两大毒瘤——外戚、宦官，在很短时间里同时被消灭了，东汉王朝中兴迎来了转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时局并没有向稳定的方向发展，而是更混乱、更复杂。
袁绍、袁术等人指挥大将军何进的旧部在洛阳城里剪除宦官及其同党时，少帝刘辩和他的弟弟刘协却不见了，两位少年在混乱中被宦官挟持到黄河边，后来宦官们跳进黄河自杀了，而两位少年落入及时率兵赶来的董卓之手。这时候，袁绍最不想见的人大概就是董卓了，袁绍已经消灭了宦官和外戚，接着就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不希望董卓这个武人来搅局，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既然到了洛阳，就根本不想走。
董卓知道，把持朝廷最关键的一步是瓦解对手。汉灵帝刚死，新皇帝年纪还小，各派力量都向洛阳涌来，都想借机控制朝廷，董卓的凉州军力量最强，却不是唯一的强者，前并州刺史丁原的并州军也不可小视。结果董卓策反了丁原的部下吕布，吕布杀了丁原，并州军在吕布带领下转投董卓，这是促成董卓长期把控朝廷的关键一步。
在此之前董卓与吕布并无交往，怎么能在很短时间里把吕布策反了呢？一般来说，董卓应该给吕布开出了充满诱惑的条件，有人认为最关键的是一匹名叫赤兔的马，董卓送赤兔马给吕布，吕布“见马眼开”，就把丁原杀了。赤兔马确实见诸史书，不过它第一次出现是多年以后的事，董卓有没有这匹马存在很大的疑问。即使有，要办那么大的事，一匹马做礼物显然太轻。吕布杀了丁原，事后被提拔为骑都尉，相当于骑兵旅旅长，不久又升中郎将，相当于师长，并被封为都亭侯，加官晋爵，这或许是董卓事先开出的条件。
但是，杀害顶头上司反水，这样的事不仅冒险而且必然留下骂名，在汉代重名节的社会氛围下，吕布的头脑再简单，也得考虑这一层，升官封侯顶多是这桩幕后交易的条件之一，似乎还不能构成绝对诱惑力。那么董卓究竟给了什么从而让吕布无法拒绝这个诱惑呢？我们可以从史书里的其他记载去看。《三国志》说吕布投靠董卓后，董卓十分喜欢他，董卓跟吕布“誓为父子”。董卓不仅收吕布为义子，而且为此还专门立了誓约，这个细节非常关键，史书里从来没有记录过关于董卓儿子的事，但说过董卓有一个名叫牛辅的女婿，推测起来董卓应该没有儿子，如此一来在他死后继承权就成为问题。不说董卓将来会做到什么样的官，单就凉州军来说也需要有人继承。按常理，董卓可以从董氏家族中选一个人立为后嗣，也可以把女婿牛辅确定为事业的继承人，甚至在手下将领里指定一个人来领导凉州军，但当董卓收吕布为义子并向大家正式宣告后，上述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意味着董卓把继承权交给了吕布。
汉代很注重法律上的继承关系，袁绍曾过继给叔父家，叔父的爵位、家产等就将由他来继承，这种法律关系是谁都不能剥夺的。董卓为保证成功瓦解并州军，不惜指定吕布为自己的继承人，为了取得吕布的信任，还举行了盟誓。这是一件很郑重的事，至少吕布对这种关系深信不疑，后来王允策反吕布去杀董卓，吕布为难地表示：“奈如父子何？”我们已经是父子关系了，怎么办呢？言下之意，吕布自己仍然深信董卓的允诺，他还在幻想将来可以继承董卓的事业。
所以，我们可以说吕布政治眼光短浅，站得不高、看得不远，但不能说吕布是个完全没脑子的人，他不是一匹马就能随便收买的，也不是那种一言不合就杀自己领导的人，吕布的叛杀行为其实也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在这件事上董卓和袁绍都没有退路
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并州军，董卓控制住了朝廷，紧接着他干了一件事，也是一件有争议的事，那就是废掉了在位的皇帝刘辩，另立刘辩的弟弟刘协为新帝。有人认为这是董卓的败笔，让他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使他由强势走向了失败。董卓是个武人，但从史书记载的情况看他做事却很精明，尤其政治斗争方面的手段也相当娴熟，那么董卓为什么要行废立之事呢？
这件事在《后汉书》里说得比较简单，《三国志》也说得不多，相对而言，王粲的《汉末英雄记》记载得较多些，一条记载说，董卓当面告诉袁绍，当今天子刘辩为人“冲暗”，不是“万机之主”，而陈留王刘协比他强，应该废黜刘辩另立刘协。“冲”的意思是幼小，“暗”的意思是不明、蒙昧，董卓说刘辩蒙昧可以，但说他“幼小”则刚好说反了，因为刘辩十四岁，刘协只有九岁。另一条记载，说董卓当着袁绍和众臣的面扬言“刘氏之种，不足复遗”，“遗”是给予的意思，董卓的意思好像说，不能再把皇位交给刘氏宗族了。那应该交给谁呢？《汉末英雄记》没说，其他史书也没说，有一种可能是董卓想自己当皇帝，但这只是猜测。
废立皇帝在当时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纵观两汉近四百年的历史，能做成这种事的没有几个，尽管刘氏已形同傀儡，尽管董卓自信地认为“天下之事，岂不在我”，但要打破人们心中牢不可破的正统观念，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即使袁绍这些人不敢反对，也不能保证天下人都会响应。董卓要做的这件事最终还是做成了，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不是董卓在这个事上不够明智，而是他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因为他想进一步巩固权力的话，就必须废掉少帝刘辩。
少帝刘辩是汉灵帝刘宏的儿子，也是大将军何进的外甥。何进被杀，凶手是宦官；何进有个弟弟叫何苗，后来也被杀了，凶手是何进的部下吴匡，而吴匡是董旻策动的。董旻是谁？他是董卓的亲弟弟。原来，何进虽然被杀，但他也有不少旧部，毕竟干了这么多年的大将军，嫡系还是有一些的，这些人以何苗为中心，董卓也想吞并他们，就让董旻怂恿吴匡杀了何苗，于是何进的旧部像丁原的并州军一样也投靠了董卓。董卓占了何家的便宜，但也成了何家的仇人，而何家的外甥还在皇帝的宝座上，这让董卓不放心，这是董卓急于换皇帝的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涉及董卓与刘协之间的特殊关系。刘协跟刘辩都是汉灵帝刘宏的儿子，但他们不是一个生母，刘协的母亲王美人死得早，汉灵帝把刘协交给自己的母亲抚养。汉灵帝刘宏的母亲恰好也姓董，跟董卓同姓，只是他们的祖籍一个在西北，一个在华北，八竿子打不着，不过董卓很会来事，董卓的弟弟董旻当时在朝廷任职，在董卓授意下董旻主动跟董太后一家接近，后来攀上了亲戚。不管是西边的董还是东边的董，反正五百年前都是一家，由于这层关系，董卓对刘协更另眼相待了。
为了断绝忠于何氏的势力将来聚拢在刘辩身边反对自己，董卓当机立断，一定要废掉刘辩，另立与自己有一定渊源且自己也有不少好感的刘协为帝。只是，董卓想另立新皇帝，而袁绍坚决反对，这一下把董卓激怒了。
董卓进入洛阳后，袁绍发现此人不按常理出牌，道德水准极为低下，手段极为残忍，跟这样的人作对是一件危险的事，站在袁绍的角度，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父亲、叔父以及袁氏家族的几十口人着想。董卓彻底掌握局面后，下一个打击的对象也较为明确，一定是袁家，对袁绍来说不设法脱身反而去激怒董卓，是不是不够明智呢？从事后结果看，袁绍因为反对董卓废立皇帝，最终与董卓翻脸。袁绍带着少数人勉强逃出了洛阳，袁绍的叔父袁隗等几十口人留在洛阳，成为董卓的人质，最后全被董卓杀害。
在废立这件事上袁绍也显得异常执着，根本不与董卓妥协，也不计后果，跟董卓来了个“硬碰硬”。董卓没想到袁绍会干脆利索地不给他面子，就放出了狠话：“天下的事都取决于我，我想做什么，谁敢不从？”董卓再次耍起了流氓，但袁绍不是吓大的，在二人一次见面时，袁绍对董卓说：“天下有势力的也不光你董卓，咱们走着瞧！”袁绍说完“横刀长揖而去”。
董卓刚到洛阳时，袁绍的好友鲍信劝袁绍除掉董卓，袁绍不敢，后来董卓收降了何氏旧部，瓦解了并州军，得到吕布、张辽等并州军猛将，加上自己的凉州军源源不断地开来，实力大增。董卓还不算强大的时候袁绍都不敢跟他翻脸，现在的袁绍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呢？其实袁绍心里也有苦衷，因为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何进的属下，当时洛阳有一帮人，像张邈、鲍信、丁原、曹操等，这些人与其说支持袁绍，不如说他们是因为何进而支持袁绍的，何进虽然算不上一代枭雄，但他很早就开始了权力布局，除了上面说的这几个人，像王粲的父亲王谦、“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以及刘表等都曾是何进的部下，何进在政治上有着相当深的根基。
袁绍加盟何进集团后，通过一系列隐秘的操作，借宦官之手除掉了何进，这些事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袁绍平时嘴上说的还是对何进的忠诚，其实何进只是袁绍利用的工具，也是袁绍扛在肩头的一面大旗。何进虽然死了，但他的外甥、当今天子刘辩成为一个象征——也就是说，刘辩当天子对袁绍是有利的，反之，如果看着刘辩被废掉而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将使袁绍的政治声誉严重受损。所以，对董卓来说必须换皇帝，对袁绍来说也必须坚决反对。
“十八路诸侯”为什么打不过董卓
袁绍跟董卓终于闹翻，之后袁绍在洛阳待不下去，逃出了洛阳，跟他一块出逃的还有袁术和曹操，他们是分头行动的：袁绍往北，去了冀州，也就是河北一带；袁术往南，去了南阳；曹操往东，去了陈留郡，也就是开封一带。经过一番曲折，他们各自到达了目的地，之后一些反董力量在这三个地方开始集结，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初同时起兵，当时人们习惯以函谷关为界，函谷关以西称为关西，函谷关以东称为关东，反董的各路人马基本都在关东，所以统称为关东联军。
《三国演义》第五回讲到曹操“发矫诏诸镇”号召天下兴义师讨伐董卓，“檄文去后，各镇诸侯皆起兵相应”，呼啦啦就来了十七支人马：“第一镇，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伷；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遗；第九镇，济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杨；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镇，祁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加上曹操自己，一共是十八路，大家兵力“多少不等，有三万者，至有一二万者”，“各领文官武将，投洛阳来”，如果按这个推算，其总兵力应该在三十万人左右了。
三十万大军，里面既有曹操、袁绍、公孙瓒、孙坚、马腾、陶谦这些猛人，还有在他们手下效力的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马超这些虎将，看似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突出的风云人物。但是，根据《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所谓“十八路诸侯”其实没有那么多，算起来大概只有十一路，分别是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郡太守袁绍、陈留郡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郡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代理奋武将军曹操。
上面这几路人马，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冀州方向，韩馥屯兵邺县，王匡屯兵河内郡；酸枣方向，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曹操各部屯兵酸枣；豫州方向，孔伷屯兵颍川郡，袁术屯兵南阳郡鲁阳县。如果在地图上看的话，关东联军的这十一路人马都围绕着洛阳展开，由北到南，在洛阳的右翼形成了一个“C型包围圈”。
这不是巧合，而是事先设计好的，十一路人马的首领都是之前专门安排到这些地方的，袁绍、袁术、曹操后来从洛阳逃亡，分别到达三个核心地区，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这个计划的策划者就是袁绍。袁绍大概早就想到与董卓刀兵相见的这一步，所以提前做了周密规划，也正因为如此，关东联军在举行酸枣会盟时袁绍虽然不在场，但大家仍然共推袁绍为盟主。
袁绍也不客气，他当时已逃到了冀州，还有一个合法的职务，就是渤海郡太守，但这个职务太低了，领导关东联军有困难，袁绍于是“表奏”自己为车骑将军——这一职务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的副总司令。所谓“表奏”，就是自己给自己下一份“任命书”，选个日子，摆个案子，向着朝廷和天子所在的方位跪下，把“任命书”念一遍就算完成了任职手续，当时朝廷和天子控制在董卓手里，不可能给这些所谓的“叛军”任命职务，所以袁绍就搞了这项发明。这个发明很好使，以后各个割据势力都用这个办法来任命自己以及手下职务。
关东联军刚起事时气势很足，搞了一个会盟仪式，宣读了誓词，慷慨激昂，但随后就没有太大动静了，各位首领们每天在那里“置酒高会”，天天大吃大喝，就是不进兵。有人认为，这是各路首领们保存实力，不真心讨董，才酿成了后来的失败，因为按照实力来看，董卓的凉州军主力大概只有十万人左右，而关东联军有三十万人，又得到民意的支持，如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打败董卓不在话下。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关东联军的人马并没有那么多，战斗力更没有那么强。关东联军里的那些州刺史、郡太守，大多数人是不久前何进、袁绍任命的官员，任职时间稍长些的也只有一年多，其他人多是几个月，他们虽然有朝廷颁发的委任诏书，但在豪强大族左右地方政局的汉末，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较为有限。
这些州刺史、郡太守为参加会盟都带来了一些人马，《三国志》说“众各数万”，这个说法比《三国演义》还夸张，像张超、袁遗、孔伷这些人，手里如果真有“数万”人马，他们就不一定来参加关东联军了，什么原因？这个下面会讲。他们这些人，手里充其量只有几千人，曹操在陈留郡已吾县募兵，手下人马算是比较多的，也只有五千来人，“众各数万”一句应作“众数万”理解，指的是酸枣诸军的总数。史书还提到，曹操在酸枣看到“诸军兵十余万”，虽然不是三十万，但也略有夸张，可能是把负责后勤运输的人数都计算进去了。综合起来，十一路关东联军加在一起也就十万人上下，面对凉州军并不占人数上的优势。更要命的是，关东联军的这些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新兵，缺乏训练。曹操在已吾募兵，两三个月里募到数千人，根本来不及训练，让这些人上战场与强悍的凉州军正面交锋，只能是送死。另外还一点，关东联军会盟的时间是初平元年（190）正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突然有许多人马聚集到一起，军粮供应就是个难题，由于联军首领大多缺乏自身积累，大部分人只能靠作为东道主的冀州刺史韩馥、陈留郡太守张邈提供后勤供应，而他们二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总之，面对总兵力十万左右、以骑兵为主且久经战阵的凉州军，关东联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在士兵素质、装备和后勤等方面更没法跟凉州军相比，而且凉州军是防守方，关东联军是进攻方，这种攻守之势也更有利于前者。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刘岱、张邈、张超、乔瑁等关东联军首领才每天“置酒高会”“莫肯先进”，不是他们成心耍滑头，而是他们知道根本打不过。曹操在《嵩里行》中写“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但当曹操联合鲍信率先出击汴水时，却被凉州军将领徐荣杀得一败涂地，上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曹操没有张邈等人清醒和明智。
真正的实力派们集体缺席
实力不如人，当然会失败，这是关东联军最后“无功而散”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条原因也十分重要，那就是当时真正的实力派们都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他们没有参加关东联军，这也是导致“讨董大业”功败垂成的原因之一。当时，除了董卓和关东联军两大阵营，天下还有许多实力派：一个是幽州牧刘虞，他在幽州主政多年，还负责安抚北方少数部族，名义上归他指挥的公孙瓒也有不小的实力；另一个是徐州刺史陶谦，黄巾军起事时他就来到徐州，在此发展自己的势力，时间已长达五六年；还有一个是益州牧刘焉，刺史改州牧的始作俑者，他去益州后加紧扩充实力，关东联军讨董时已形成了规模。
除了上面这三个方面的四位实力人物，还有两个人，他们虽然发迹时间比较短，但实力上升的速度很快，一个人是公孙度，一个是刘表。公孙度是董卓派到辽东担任辽东郡太守的，后来成了“辽东王”，三代人先后统治东北；刘表也是董卓派下去的，担任荆州刺史，他到任以后迅速平定了荆州的各路势力，基本控制了荆州全境，成为割据军阀中的后起之秀。
以上这六位强势人物，手里都有数万甚至十余万人马，他们如果也参加了关东联军，那董卓就必然会失败，问题是他们都没有来，也没有公开对关东联军给予支持。他们这些人，仍然尊崇洛阳的朝廷和天子，按过去的制度派人去纳贡，接受朝廷的诏令。他们虽然没有强调自己拥护董卓，但言下之意也不反对董卓。
这些人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有的是朝廷一贯的忠诚拥护者，从来没想过造反，比如幽州牧刘虞；有的虽然对朝廷的感情一般，但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认为坐山观虎斗更有利，比如益州牧刘焉、徐州刺史陶谦；有的是董卓任命的，让他们参加关东联军缺少感情基础，比如辽东郡太守公孙度和荆州刺史刘表。不管怎样的心态，有一条大概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实力，事业正蒸蒸日上，是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说保住已得到的利益比冒险起兵更明智。
当然，在当时讨伐董卓是民心所向，董卓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都在喊打，这些实力派也不会把董卓这块又脏又臭的抹布从地上拾起来当旗子打，所以他们虽然没参加关东联军，但也不会公开与关东联军为敌，而是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但正是由于真正的实力派们没来参加，声势浩大的关东联军最后才走向了失败，而董卓也逃过了这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