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失庭训，赖母兄抚养诱掖，弱冠为乡里小学师，即知读孔孟书。为诸生讲句法文体，草为《论语文解》，投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获赠书券百元，得购扫叶山房等石印古籍逾二十种。所窥渐广，所识渐进。时为民国七年，新文化运动，方甚嚣尘上。窃就日常所潜研默体者绳之，每怪其持论之偏激，立言之轻狂。益自奋励，不为所动。民十一转教中学，先在厦门集美学校一年，转无锡第三师范。校规，每一国文教师分班负责，随年级自一年递升至四年；一班毕业，周而复始。每年有特定课程一门，曰“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余按年编为讲义，自《文字学大义》《论语》《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四年得书四种。惟《文字学大义》以篇幅单薄，留待增广，今已失去。其他三种，络续出版。时有中学同学郭君，游学东瀛，与余同事；其案头多日文书，余借读得蟹江义丸《孔子研究》一书，始知《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生平历年行事多疏误；自宋迄清，迭有纠弹。余在《论语要略》中先撰有《孔子传略》一章，《孟子要略》中续草《孟子传略》。时国人治先秦诸子之风方炽，余益广搜群籍，详加考订，扩大为《先秦诸子系年》。民十九赴北平，在燕京、北大、清华、师大诸大学授课。默念卫扬孔道，牵涉至广，兹事体大，不能专限于先秦孔孟之当时。抑且读书愈多，乃知所了解于孔孟之遗训者乃益浅。因遂不敢妄有论著。数年中，草成《近三百年学术史》。避日寇，至滇南，独居宜良山中，草成《国史大纲》。转成都，病中读《朱子语类》全部，益窥由宋明理学上探孔孟之门径曲折。至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乃又时时为诸生讲《论语》。赴美讲学，以羁旅余闲，草为《论语新解》。辞去新亚职务，移居来台，草为《朱子新学案》。又值批孔之声骤起，新近又草为《孔子传》。并汇集港台两地二十年来所为散文，凡以孔子与《论语》为题者，得十六篇，成为此编。回念自民初始知读孔孟书，迄今已逾六十年，而余年亦已八十矣。先则遭遇“打倒孔家店”之狂潮，今又嗅及“批孔扬秦”之氛。国事日非，学风日窳。即言反孔一端，论其意义境界，亦复堕退不可以道里计。然而知读孔孟书者，亦已日益凋零。仰瞻孔孟遗训，邈如浮云天半，可望而不可即，抑且去我而日远。念兹身世，真不知感慨之何从也。
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钱穆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