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进口替代战略

第1章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减贫[1]

1.1　引言

自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的40年间，中国已成功保持每年8%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以及每年16.3%的国际进出口贸易额增幅（林毅夫，2010）。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在2014年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尽管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中国仍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且目前中国是举世公认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大获成功，1979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之一，按照1979年汇率水平计算，当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243美元[3]，这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短短三十余年后，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金额猛增至5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改革，这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各产业构成的变化状况可见一斑。在1978年，初级产品占中国GDP的28.2%，农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5%左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第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已缩减至11%，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不足3.5%。伴随着农产品在中国GDP中所占份额持续下滑，最近三十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已显著增加，占比从1980年的65%攀升至2009年的96.5%左右（Yu，2011a）。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锐减至2009年的38.1%，同期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7.3%上升至27.8%。

自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升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随后将要探讨的，中国迄今为止的产业升级呈现出四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仍依赖生产和出口资源性商品，如石油和汽油；第二阶段（1986-1995年），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商品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1996-2000年），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口了数量庞大的机器设备。产业内部贸易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因于中国产业升级的成功实现和加工贸易遍地开花，这让中国的比较优势与生产环节相衔接。在第四阶段（2001年起至今），中国高科技产品（如生命科学设备）出口迅猛增长。

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激发了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即中国如何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富有竞争力的“世界工厂”。本章将探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历程。中国如何在过去四十年间成功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此番转型升级背后的基本驱动力是什么？此外，中国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就业岗位的增加和贫困的减少？最后，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大获成功当中总结哪些经验？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随之发生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中国采纳了一个适宜的发展战略，即中国自身诸多要素禀赋所推动，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林毅夫，2003，2009，2012；林毅夫等，2004）。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只要市场没有发生扭曲，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具有竞争力且可自力更生的。中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前遭到了遏制，因为当时中国政府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一发展战略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的，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扶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建立了一个组织完备但高度扭曲的体制。按照该体制，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由一个计划性的行政管理主体来设定，因此价格关系变得畸形。众多企业被剥夺了生产自主权且缺乏激励措施，生产效率低下。相应地，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得到升级。由于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尽管该工业部门的投资金额巨大，但就业机会有限。最后，由于国家要求国有企业从生产环节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工人们的工资薪酬被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并且农产品价格按照对农民不利的贸易条件来设定。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人民在当时一直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普遍贫困的严峻局势无法得到缓解。

在经济起飞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两个主要方面是，不仅采用双轨制改革对传统的诸多行业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和补贴，而且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鼓励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匹配的、能自力更生的新兴行业。战略实现了包括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改革，对外贸易和汇率改革在内的双轨制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在所有改革的初始阶段，都允许存在双轨制，即一个价格体系由政府主导，另一个价格体系面向市场。两条轨道随后逐步融合交汇，并统一为单一的市场轨道。与之类似，为了避免休克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导致国有企业崩溃，国企改革发端于授予国企管理自主权，然后转向国企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新企业和新行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成功甄别经济增长机遇和因势利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协调失灵甚至是与市场机制相关联的外部性和适宜性等问题（林毅夫，2012）。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在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第一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份额得到提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随着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逐步得到修正，损害农民利益的不利贸易条件获得矫正。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给农民带来了更多赚取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措施也改善了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上述三个因素共同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并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产业升级也提高了城镇地区工人的生活水平。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推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反过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经过40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和产量已大为减少，但绩效表现明显改善，这得益于效率提升和激发了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城市地区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升。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学习借鉴两点。首先，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次，尽管存在一个自由、公正和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仍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本章提供并探讨了用于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有用框架，并附带几条重要建议，因政策制定者通常发现其难以识别发展机遇。

本章其余部分的组织架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前，国内制造业面临的诸多问题；第三部分探讨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及特点；第四部分审视并诠释工业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如政策制定；第五部分调查研究工业发展和制造业结构调整对创造就业岗位的影响，并仔细审视制造业就业变迁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的经验，第六部分探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借鉴中国经验的要点。最后，第七部分小结，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一些建议。

1.2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状况

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在1952年，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7.7%，所吸纳的劳动者数量占中国受雇劳动力总数的83.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尤其是，人均农业和工业产出为143元人民币（按1952年价格计算，相当于65美元）[4]。在经济改革之前，一个扭曲的产业结构遏制了中国经济发展，这反过来造就了一个闭关自守的经济、犹如深渊的贫困境况和扭曲的收入分配。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类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采纳了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农业国。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中国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与之相反，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是一个违背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defying, CAD）的战略，这扭曲了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且中国不得不依赖高度集权的、计划性的资源配置机制。中国政府被迫建立起类似傀儡的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中国经济改革前经济体系中的这三大要素被称为“传统经济体制的三位一体”（林毅夫等，2004）。

首先，为实施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不得不扭曲宏观经济政策，压低利率、汇率、工资薪酬、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甚至是农产品价格（林毅夫，2003）。建设重工业的众多项目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中国资金匮乏。为了满足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控制利率以降低资金成本。此外，重工业还需要资金密集的中间产品和设备，而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无法生产这些产品，从而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是重工业项目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的外汇也非常短缺，因为在改革之前，中国的出口商品仅限于自然资源和低附加值农产品，政府被迫高估本币兑美元的汇价以降低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人民币汇率从1950年的每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升值为每1美元兑换1.7元人民币，在此期间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50%。

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的唯一途径是降低各类投入要素的成本。与压低利率相对应，中国政府也为城市职工设定了较低的名义工资。该工资薪酬与工人们的努力程度无关，是根据等级和资历而有所差别。在1978年前，中国企业员工的平均年工资是550元人民币（按照1971年的汇率，相当于223美元）。人为压低的工资遏制了城市工人们的购买力。倘若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随行就市，城市工人们将没有能力消费大多数的上述产品。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农产品设定为很低的价格，以创造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价格剪刀差”的方式牺牲农民利益来贴补城市工人（林毅夫、余淼杰，2009）。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户籍制度，以防止农村居民迁移至城镇地区来寻找工作岗位。户籍制度自1958年起付诸实施。

其次，中国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性资源配置机制。由于中国政府人为地扭曲很多产品和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每个要素市场都出现了超额需求。然而，鉴于产品和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是固定的，一个基于市场供求的资源配置机制无法付诸实施。为了应对过多的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借助一系列有计划的行政管理措施来定量供应各类资源。中国的外贸体系就是一个例子。鉴于人民币汇率被人为调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外贸企业发现出口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假若没有企业出口商品，有限的外汇储备将很快枯竭，从而中国将无法进口必要的设备和中间产品。为了避免这一局面，中国政府通过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的方式在外贸领域实施垄断，外贸部授权了12家全国性的专营外贸公司。这些外贸公司充当“气囊”（air-lock），将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离开来，并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业务。此外，中国政府还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以定量供应资金，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管理各类原材料和自然资源。

最后，根据上述扭曲的制度安排，中国政府还采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建立起众多的国有企业，在农村地区也建立了人民公社。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价格扭曲旨在积累资金，这对于成功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企业性质是私人所有，他们可以在企业所有者内部分配利润，这样将无法积累所需资金，从而可能阻碍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企业的所有制必须是国有的。此外，即便某一家国有企业被赋予经营自主权，由于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工人们也会偏离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因此，国家必须剥夺国有企业的任何经营自主权，并采纳类似傀儡的企业经营体制。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是通过人民公社来强制进行的，以确保国家能垄断农产品的采购和销售。这些措施被付诸实施，以进一步确保国家可积累足够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林毅夫，1990）。

因此，中国建立起一个旨在支持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制。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企业能够降低投入品成本和赚取尽量多的利润，该利润反过来被用于积累资金。高度集权的、有计划的资源配置机制能确保有限的自然资源会源源不断地流向重工业，与之相对应，中国采用了一个类似傀儡的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以促使此类安排变得顺畅合理和成功推行。

然而，如上所述，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因为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是一个资金极度匮乏的国家（林毅夫，2003）。一个违背比较优势的国家战略可能导致扭曲的产业结构，并恐将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显然，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国家战略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并导致工人们过着低水平的生活。

有趣的是，这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由于1978年之前的相关数据有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少，即使有，也少有研究报告为这一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然而，正如研究报告Hsieh-Klenow（2009）所发现的，即便在当今，中国的要素市场仍有大量的、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所遗留的价格扭曲（林毅夫，2003）。倘若此类扭曲得到修正，中国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望提升25%以上。针对这个实证问题的答案远非确凿无疑。但是，我们仍能间接地捕捉到改革之前的价格扭曲。譬如，图1.1暗示在1952-1978年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畸形。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显著上升，从1952年的19.5%激增至1978年的49.4%；与此同时，农业占比呈现下滑趋势，从1952年的57.7%滑落至1978年的32.8%。然而，同期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非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双双下滑，这表明制造业占比上升是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的非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的萎缩为代价的。当然，就其本身而言，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和农业占比下降并非显示产业结构扭曲的指标。然而，鉴于中国的人均GDP仍处于极低水平（按1979年汇率计算，为243美元），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偏高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扭曲，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实。首先，在制造业内部，重工业的比重从1952年的35.5%攀升至1978年的56.9%；其次，制造业内部的投资分布也偏向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即重工业投资额除以轻工业投资额）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的5.7倍上升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的8.5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鉴于重工业本身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该产业无法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尽管重工业占1978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但该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仅占全国的7.9%。与之相反，由于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轻工业占1978年中国GDP的比重为3%，但吸纳的受雇劳动力占全国的4.6%。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超过73%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业活动。此外，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导致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广大农民不能借助重工业的发展而增加收入。与之相对应，即便在中国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20年后，中国仍处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行列，1978年人均GDP为381元人民币（按1978年汇率计算，相当于221美元）。

总之，中国在1978年之前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与基于中国要素禀赋的潜在比较优势不一致。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仅导致中国产业结构扭曲，也未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1.3　中国的工业增长与结构升级

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已摒弃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采用了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但资金匮乏的国家，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贸易理论，倘若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则有望从对外贸易中受益。然而，中国政府需要加紧努力以纠正现有的价格扭曲，因为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畸形，这主要源于政府采纳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讨论。在本节，我们重点关注中国经济腾飞以来，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趋势和特点。

首先，我们将审视中国产业构成的模式和演变，其中特别关注各个时间段的经济结构转型。我们还将探讨每个制造行业所显示的比较优势。然后，我们将讨论各制造业之间和制造业内部的产业链升级。鉴于中国经济腾飞以来，国际贸易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主导作用，对产业内部贸易的仔细审视表明，中国的产业内部贸易是加工贸易蓬勃发展的结果（加工贸易是指进口原材料以便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这也表明产业内部贸易规模增长基本上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

1.3.1　结构转型

中国GDP中各产业的构成见证了几十年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若中国坚持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将维持如图1.1所示的1978年之前的快速增长态势。但是，如图1.2所示，这一局面在1978年后发生了变化。第二产业在中国GDP的比重维持不变，但这几十年制造业的占比略微下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9%猛增至2010年的42%。此外，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下滑，从1978年的28.3%下降至2009年的仅1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在制造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占比从1978年的43.1%上升至1991年的48.9%。与之相对应，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即重工业投资额除以轻工业投资额）从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8-1982年）的8.5倍下降至1991年的6.5倍。这些成果表明，中国正从实施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向执行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优先发展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该战略类似于韩国、新加坡的发展战略。通过采用该战略，中国能够利用潜在的比较优势，并增加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

显然，观察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可借助于制造业各部门占制造业GDP比重的变化状况。如图1.3所示，1999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是制造业GDP中所占份额最高的行业（12.3%）。在10年后，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占制造业GDP的比重已发生显著变化。如图1.4所示，2009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在制造业GDP中的占比已锐减至仅有1.47%，而通信设备成为制造业GDP中所占份额最高的行业，占比达8.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计算得出。

1.3.2　价值链升级

中国对外贸易额持续增长是审视其价值链升级的理想窗口。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封闭且落后的经济体。外贸依存度（定义为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仅有10%。然而，过去40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增加迅速。200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67%，201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33.6%，远高于美国的25%，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较高。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损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中国仍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并在2011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快速增长是该国采纳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所带来的经济成果（林毅夫等，2004）。该论点可通过制造业升级的动态演变而得到进一步的阐明。鉴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转型为一个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体，中国出口商品组成是反映制造业升级的适宜指标。在最近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出口呈现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表1.1显示，1980年农产品仍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出口商品是低附加值的矿物燃料（如石油、油）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这一局面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在1978年至1980年期间，中国主要油田之一的黑龙江大庆油田提炼加工的石油产品数量增长。中国政府深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当时轻工业出口商品的规模仍较小。截至1980年，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矿物占中国出口市场的比重为23.6%。该占比在1985年攀升至26%，高于第二大出口类别轻纺和橡胶制品16%的占比。

表1.1　中国出口额和进口额中各行业的组成（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注：最后三列的数字通过将该行业贸易额（即出口额或进口额）除以工业贸易总额的比例获得。

从1985年至1995年，随着中国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国生产并出口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和其他轻工业制成品。在这个第二阶段，纺织和橡胶制品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重要份额。表1.1显示，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出口的占比达20%，1995年升至21.6%的峰值。

有趣的是，1996年中国运输设备机械的出口额为353亿美元，高于同年轻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285亿美元。这一研究发现表明，中国进入出口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资本密集的产品，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表1.2为21世纪最初几年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成效提供了更多佐证。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差异在于，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已逐步远离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和服装）。到21世纪之初，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再跻身中国十大出口商品类别之列。此时，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是电气机械和器材，紧随其后的是机械和机械器具。尽管矿物燃料和矿物油重新回到十大出口商品类别的行列，但与30年前的情形相比已显著不同。矿物油行业拥有很高的附加值产出率，2007年该比率高达77.7%，远高于2007年纺织业附加值产出率的26.2%。前三大行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50%。

表1.2　按国际海关HS两位数分类法统计的中国前十大类出口商品（2000-2008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整理得出。

最有趣的现象或许来自第四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一阶段，中国出口了大量的高科技产品（如航空器、计算机、药品、科学仪器）和电力机械。截至2007年，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0%，占世界高科技出口总额的18.1%（Yu，2011）。此类高科技行业涉及的附加值产出率（定义为最终产出和中间产出的差额除以最终产出）较高。图1.5显示，三大高科技行业的增值率均呈现快速增长，特别是，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的增值率从2001年的4.3%升至2007年的24.7%，增幅超过五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阶段彰显了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如何促使出口的价值链升级，即从初级产品到机械和运输设备，甚至到高科技产品。

1.3.3　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

鉴于中国出口了大量的机械和运输设备，有关中国在此类产品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质疑已经涌现。关于比较优势的一个肯定性答案支持了中国已采取遵循比较优势之发展战略的观点。另一方面，有人或许认为，此类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并不明显。

表1.3显示了按照国际海关HS代码个位数划分行业，中国在21世纪初的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标。[5]倘若某个行业的RCA指标大于1，表明该行业在全球市场具有比较优势。1996年中国的诸多行业（如食品和饮料、化学和塑料、皮革、木材和造纸，以及金属）具有比较优势。在这些行业当中，纺织服装业的比较优势最强，RCA指标高达3.692。进入21世纪，纺织服装行业的比较优势已经萎缩。然而，2008年中国纺织服装业仍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RCA指标为1.512。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机械和运输设备，该行业在1996年开始展示出轻微的比较优势；与中国纺织服装业比较优势逐渐下滑不同，机械设备的比较优势与日俱增。目前，中国宣称在以下行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按降序排列）：纺织服装、食品和饮料、烟草和矿物，以及机械和运输设备。尽管如此，表1.3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经历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通过生产和出口更多与动态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商品，中国已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表1.3　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1996-2008年）

资料来源：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由本章作者整理。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需要一国采纳基于当前比较优势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林毅夫等，2004）。请留意，在甄别某个产业是否符合本国比较优势方面，该国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倘若所在国政府不发挥适当的作用，遵循静态的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停滞不前，正如Amsden（1989）总结韩国的经验所指出的一样。与之相反，倘若一国政府能够因势利导和甄别那些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则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能自动跟随该国的动态比较优势（林毅夫，2012）。[6]

1.3.4　产业内部贸易和加工贸易

得益于中国成功地实施了改革开放，GDP在过去40年增长了224倍。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其要素禀赋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略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因此，我们难以理解中国如何能够生产和出口数量比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机械和运输设备）（Rodrik，2008）。

阐释该现象的一个假设是中国产业内部贸易盛行。与纺织服装行业相比，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产生了更多的产业内部贸易。产业内部贸易指数是通常被用来衡量产业内部贸易水平的指标，其定义为1-｜X-M｜/（X+M），其中，X是该产业的出口额，M是该产业的进口额。倘若该指数等于1，则表示该行业有大量的业内贸易，因出口额与进口额相当。与之相反，若该指数为0则表示该行业没有发生业内贸易。表1.4显示，一些行业（如机械、运输设备，以及光学和照相器材）具有较高水平的产业内部贸易。尤其是，2001年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的业内贸易指数分别上升至0.94和0.9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和鞋类）的业内贸易没有如此普遍。

表1.4　各行业的业内贸易比例（1992-2009年）

资料来源：中国历年统计年鉴。

但是，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的产业内部贸易盛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抑或是其原因，各方对此仍抱有疑虑。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意识到，鉴于本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加工贸易是实施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一个理想途径。的确，加工贸易是促使上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业内贸易水平处于高位的主要原因。

在加工贸易当中，一家国内企业先从一家外国企业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在原材料经过本地加工后，该国内企业出口获得增值的最终产品。图1.6显示，1995年以来加工贸易已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在中国的20类加工贸易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方式是装配加工贸易和采购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在装配加工贸易当中，一家国内企业不支付任何款项从外国贸易合作伙伴获得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国内加工后，该企业通过收取组装费的方式将产品“售予”同一家外国公司（Yu，2011b，2014）。此类加工贸易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因中国企业缺乏资金来支付所进口中间产品的款项，但国内企业利用了中国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从事加工贸易的行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显然，此类加工贸易是典型的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活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在20世纪90年代，采购投入品的加工出口贸易变得更加盛行。一家国内企业进口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并支付相关款项。在本地加工完成后，该国内企业将最终产品出售给其他国家或外国贸易伙伴。开展此类加工贸易的通常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中国加工企业从日本和韩国进口复杂的中间投入品和核心零部件。他们利用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组装最终的出口产品。因此，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由机械和运输设备构成。如表1.2所示，目前中国进口了数量众多的机械和运输设备，这使得产业内部贸易水平较高。因此，采购投入品的加工贸易仍符合中国要素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

1.3.5　工业企业生产率提升

我们已见过了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很多例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贸易行业。然而，是否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源自资本或劳动力投入增加所引发的“粗放式”增长，抑或源自生产率提升推动的“集约式”增长尚不明朗。[7]在理论上，企业有动机通过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下的加工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该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况之间的兼容性仍值得验证。

表1.5显示2000-2006年期间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约合77万美元）的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和增长率状况。为获得准确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我们采纳了扩增的Olley和Pakes（1996）方式，以克服通常最小二乘法估计值可能存在的同时性问题和选择性偏差，如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8]一如预期，所有的制造业展现生产率均为正值。所有制造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1.454，这支撑了一个论点，即中国企业在21世纪初取得了技术进步。此外，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幅高达2.43%，该结果表明，生产率快速提升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推动力之一。更重要的是，与烟草和纺织等行业相比，运输设备和通信设备等行业呈现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该研究发现可作为额外的例证来阐释中国根据其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更新其制造业结构。

表1.5　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2000-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制造业年度调查（2000-2006年）。欲查阅详细的讨论，请查阅Yu（2011b）。

1.4　中国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可直接归因于其实施的“双轨制”战略。一方面，中国政府向较为传统的部门提供过渡期保护和补贴，以此作为维护稳定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采纳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方式扶持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战略的诸多行业，以创造富有活力的经济成长。双轨制改革包括两个重要的远景，一是改革微观经济管理体制，旨在为工人们提供更多激励，并提升生产效率；二是安排开展“双轨制”价格改革，这在保护陈旧的重工业和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企业进入能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诸多行业。这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因此，中国已根据其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成功地升级了产业结构。

1.4.1　微观经济管理安排体制的改革

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体制是一个有组织的三位一体。中国政府不得不扭曲产成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以确保国有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并帮助无法自力更生的重工业发展。人为压低和扭曲的价格创造了过多的产成品和投入要素需求。因此，中国政府被迫采用有计划的行政管理体制，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重工业。此外，鉴于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民营企业将偏离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为避免这一局面，中国政府需要设立国有非私营企业，并限制企业的自主权。其结果是造就了士气低落的、缺乏激励和生产率低下的职工队伍。

为改善工人们的激励措施和提高生产效率，中国从微观经济管理体系着手开展改革。在农村地区，人民公社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农户们获准在完成国家定额后拥有自己的生产剩余。中国采用这一方式给农民们带来了激励，从而成功地开发了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其结果是，1978-1984年期间中国农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05%（林毅夫等，2004）。林毅夫（1992）等实证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产品总量增长的46.89%可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城镇地区，过去几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84年），国有企业被授予经营自主权，通过与国家分享利润和管理责任来提升其生产效率。初期的国企改革颇为成功，工人们的积极性得到改善，企业创造的利润逐年增长。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边界不太明晰，这一波改革带来了“寻租”问题。在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中国通过将企业上缴利润的政策调整为征收企业所得税（简称“利改税”），将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改为间接的银行贷款（“拨改贷”），重新构建起适当的企业管理机制，增强了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两项政策旨在划清企业可支配收益和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边界。在1988年，中国政府出台新政策将税收从利润中分离出来。一项资产抵押承包责任制于1987年被采纳，以便在国有企业和国家之间分享企业经营管理权。但是，1991年国有企业的绩效依然无法令人满意，且缺乏竞争力。

在中国国企改革的第三阶段（1992-2002年），为努力改善国有企业疲弱的绩效表现，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股份制，而小型国企被私有化。自1992年以来，股份制被视作避免任何财产权模糊不清的最佳药方，而产权不明晰被认为是导致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的根源。在促使小型国企更具生机和活力方面，第三阶段的国企改革取得了成功。股份制澄清了国有企业的剩余权利，然而，众多的国有企业仍遭受诸多政府分支机构多头管理的困扰。在国企改革的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中国政府设立了正部级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的唯一机构。此后，国有企业能够集中精力经营重要领域和行业，如通信、能源、矿业和重型装备等。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价格改革，以消除产成品和投入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因此，国有企业的绩效明显改善。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团队（2007），援引自Yao和Yu（2009）。

从2003年至2006年，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610家缩减至2610家，但平均年利润增长率达到21.7%。在此之前，这些企业的平均年销售额增长率为20.2%。如图1.7所示，1998年多个关键性的国企财务指标，如净资产毛利率、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净利润率以及净资产净利润率，都显著上升。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表现为阐释21世纪初机械和交通设备产量及出口额激增提供了更多证据，因为开展这类业务活动的主要是国有企业。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在21世纪初变得充满生机活力和拥有较好的绩效表现？这其中至少有三种解释。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企业快速完成了资本积累，尤其是在最近40年间，这改变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多大型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且它们能够从国家获得更多资金和自然资源，这反过来让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其次，国有企业仍通过优惠条件和低成本的方式获得融资和其他投入品，从而继续享受了政府补贴。最后一条但也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国有企业集中在电信等高度垄断的行业。与之相对应，此类国有企业能够享受到这些行业的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s）。

1.4.2　产出品和投入要素的“双轨制”价格改革

本质上，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无法自力更生是因为它们处在一个与中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行业。中国采用上述价格扭曲体系旨在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双轨制价格改革被中国政府用作维持对难以为继的国有企业发放补贴的途径之一。倘若所有的产出品和投入要素价格突然转为由市场供求决定，所有的国有企业恐怕会破产和关闭。数量众多的国企工人们将会被裁减和解雇，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恐将接踵而至。

为避免这一局面，中国政府针对产出品和投入要素实施了双轨制价格改革。中国政府设定国家计划内商品的价格，而国家计划以外的商品则由市场定价。在双轨制价格改革初期（1978-1984年），中国仍不允许存在市场机制；政府仅仅调整各类价格以缩小各类大宗商品的计划价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距。然而在1985年，中国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其结果是，国家计划之外的市场蓬勃发展，市场价很快大行其道。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所有的大宗商品和零售商品当中，分别有81%和91.5%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林毅夫等，2004）。一旦产出品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投入要素的价格改革压力也显露无遗。

为应对要素市场的强烈改革需求，中国政府也着手开展必要的汇率、工资和利率改革，以及进一步实施其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本节讨论中国的汇率和利率改革，下节将阐释工资改革。在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当中，外币汇率被人为地压低至很低的水平。然而，根据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理想的情形是汇率应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以便各产业的比较优势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反过来，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可作为一个信号来指引中国政府甄别和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如图1.8所示，中国汇率的双轨制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中国实施了三重汇率体系。该体系包括官方汇率、内部结算汇率和掉期汇率，在此期间，前两类汇率是最重要的。官方汇率被用于大宗商品和服务的外部交易。相比之下，内部结算汇率被固定在一个恒定水平（即1美元=2.8元人民币），用于将中国企业的创收外汇兑换为人民币。中国政府逐步调降官方汇率，以便让其向内部结算汇价靠拢。因此，在第二阶段（1985-1994年），中国仅有双重汇率体系，其中官方汇率代表着计划体系，而掉期汇率代表着市场体系。在汇率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建立了外汇留存机制，鼓励企业出口和赚取外汇储备。因此，有些企业拥有过剩的外汇，而其他企业则出现外汇短缺。于是中国推出了外汇掉期市场，为贸易公司开展外汇兑换提供便利。通过这个方式，均衡掉期汇率的确反映了人民币的真实成本，因为它是由市场供需所决定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掉期汇率逐步且稳固地发展。到1993年，中国大约80%的国际贸易通过掉期汇率结算（林毅夫等人，2004）。在第三阶段（1994-2005年），双重汇率合并为单一的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8.61元人民币，这在整个第三阶段都是固定的。最后一个阶段始于2005年，当时中国开始采纳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在随后的六年（2005-2011年）里，中国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8.27调整至6.5，人民币升值约20%。目前大家普遍相信，中国正接近其“均衡”汇率水平，倘若存在该汇率水平的话（Ma et al.，2012）。1994年以来基于市场供求的汇率再度作为汇率改革的里程碑，让诸多的制造类企业展现出其真实的比较优势。

为促使中国企业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中国需要消除诸多要素市场（如资金成本）的价格扭曲。只有当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中国政府才能推广资本节约型技术并全面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中国第一波升息浪潮始于1979年，当时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被双双上调。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中国调高利率的10个时期。但是，1990-1992年中国调降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在1992年之后，中国启动新一轮升息潮，主要是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金融市场蓬勃兴起。然而，与汇率改革相比，中国利率改革一直以缓慢而渐进的步伐推进。尽管大多数时间中国的实质利率维持正值，但直到今天利率水平仍并非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相反，利率仍被用作向大型企业提供补贴的方式；而大型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因此，中国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仍在持续。

1.4.3　新生行业的增量改革

如上所述，两股基础力量促使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改革和制造业升级。一股力量是采用“双轨制”改革，另一股力量是对非国有的自力更生行业开展增量改革。当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时，中国政府转变思维集中力量推进非国有经济的改革。该政策一般被称为“增量改革”，这符合中国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乡镇企业（TVEs）的蓬勃发展可作为阐释这一增量改革的最佳范例，这有助于理解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正如林毅夫等（2004）所阐明的，以下的几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呈现快速扩张态势。首先，乡镇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农村地区的比较优势（即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促进农村完成原始生产要素的积累。与国有企业主要涉足资本密集型行业不同，大多数中国乡镇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20世纪80年代人口迁移受到严格限制，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乡镇企业可获得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并在不依赖大量资本投入的情况下赚取可观的利润。其次，乡镇企业能创造稳定的财政收入，因为其产品在市场颇受欢迎。由于中国实施了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市场上的轻工业产业严重短缺。乡镇企业的主要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从而可以轻易地满足市场的需求。最后，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保护的优越处境截然不同的是，乡镇企业面临较为严峻的国内市场竞争，这促使他们竭尽所能地改善其生产率。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乡镇企业能够自力更生，维持自身活力和创造可观的利润，并为将来的发展积累足够的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在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筹划乡镇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润风险机制上。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不同，乡镇企业的管理者通常来自基层，其获得提拔晋升的空间有限。因此，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留存在本乡镇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鉴于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们具备掌握更多企业运营相关信息的优势，地方政府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为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此类劣势，地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通常偏爱实施股份合作制（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下属企业共同拥有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以厘清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剩余索取权关系的明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乡镇企业成为私营企业，转而向地方政府缴纳企业所得税。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快速发展壮大，这得益于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随着乡镇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取得成功，中国有能力将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

1.4.4　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

除了国内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之外，中国快速推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也得益于其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内向封闭的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的开放度很低，仅有10%。如图1.9所示，2010年左右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猛增至GDP的三分之二左右。如前所述，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出口额的快速增长的确显示了实施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带来的经济成果。一方面，中国已生产很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节约型商品，这符合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此类产品价廉物美，在国际市场上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导致中国大力出口其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消化市场存货（林毅夫，2004；姚洋、余淼杰，2009）。大量的货物出口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和促进了资本积累，这反过来提升了中国整体的要素禀赋。中国可根据正在发展变化的要素禀赋来相应推动制造业产品升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的门户开放改革发端于设立各类自由贸易区。这一过程可总结归纳为三个阶段，从点（一些城市）到线（东部沿海地区），然后扩展至整个地区（即东部和中部省份）。1980年中国遴选四座城市（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作为经济特区（SEZs）。这些经济特区基本上用于出口加工产品，只要特区企业的进口商品是组装起来用于出口，该企业的进口商品可享受豁免关税的优惠。1984年中国实施“沿海开发战略”，开放了14座沿海城市，随后不久，中国设立了多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三个经济三角洲地区。1991年中国政府还开放了四座北方口岸，以开展与俄罗斯和朝鲜的贸易活动。此时，中国大部分开放城市位于东部地区。中国在1992年决定以国家级高科技开发区的形式开放更多的中部城市。

1992年中国开始推动进口关税和各类非关税壁垒的自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报告，中国进口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从1992年的42%左右降低至1994年的约35%。此外，为了给中国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地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中国将进口关税水平从1994年的35%进一步调降至1997年的17%，短短三年内的关税税率降幅达到50%。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其兑现承诺在2005年将关税降低至10%左右。尽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仍引发争议（Krug-man-Obsfeld，2008），但这无疑给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国内企业带来了进口商品引发的激烈竞争。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仍能够在各类政府保护体系之下维持运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效率的乡镇企业将会被市场一扫而空。因此，仅有高效率和充满生机活力的乡镇企业能够存活下来，这反过来促使制造业的进一步转型升级成为可能。

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获取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中国政府不得不消除产成品和投入要素的很多价格扭曲，以遵循世贸组织的各项要求，这促进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升级（林毅夫，2009）。此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使得国内的改革变得不可逆转，因中国需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林毅夫等，2004）。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凭借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能够按照中国的动态比较优势来扩大其生产，从而使中国成为一座“世界工厂”。

加工贸易是中国最新的，同时或许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促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表现远胜过印度。如前所述，通过组装加工，中国的加工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随后借助采购投入品加工的方式，促使加工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繁盛流行。大多数加工企业是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公司出资的子公司，并集中于能够发挥内地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一年的2000年，政策制定者决定设立出口加工区，到2010年中国出口加工区的数量增加至55个。出口加工区享受与经济特区同等的自由贸易优惠政策，但它们还具备额外的优势，如出口加工区内的加工企业能免受全面且复杂的行政管理和监管架构的束缚。凭借上述有利条件，出口加工区遍地开花，中国的加工贸易一直占据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并为加工企业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刺激了中国的制造业升级。

1.5　经济结构转型对就业和减贫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78年中国的总人口达到9.62亿人，而在2009年增长至超过13.3亿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率，因此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蔡昉，2010）。如图1.10所示，中国的抚养比率（定义为非劳动力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在1982年和2009年分别是62.6%和36.9%，成为世界上最低的抚养比率之一。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截至2009年底，受雇员工总数为7.98亿人。[9]该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如何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引发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变化的原因，随后将仔细审视中国产业升级导致的制造业各行业内部的就业变动情况。最后，我们将讨论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如何促进减贫事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1.5.1　各行业的结构变迁和就业人口变化

如前所述，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当时中国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仅能吸纳数量很少的工人。这两个因素导致中国有很高比例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如图1.11所示，1978年中国大约有70.5%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相比之下，仅有17.3%的劳动力参与第二产业，其余12.2%的劳动者从事第三产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自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已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最近40年，中国经历了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转型。如前所述，农业占中国GDP的份额从1978年的28.3%下滑至2017年的7.9%，第三产业的占比从1978年的23.9%上升至2017年的51.6%。第二产业的占比仍保持稳定。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变动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成具有正相关关系。在2009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占比下滑至38.1%，该占比在30年内的降幅达到50%；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人数占比则增至34.1%，该占比在经济改革后激增了两倍；第二产业的员工总数比例也增加至27.8%，占比在30年间翻了一番。

中国就业人口结构变化的演变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1年），农业从业者的占比从70%快速下滑至60%左右；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迅速上升。第一产业从业者占比快速下降可归因于中国在农村地区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改革前夕被废止，很多劳动力从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转而投身于城市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随着中国启动双轨制改革，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并拥有更大的激励动机来通过雇用更多固定工和临时工扩大其生产规模。尽管新雇用固定工需要国家批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仍可雇用那些原本是农村地区农民作为临时工。因而，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数量增长。与之类似，根据中国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增量改革也促使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去从事非农行业。

1988-1991年期间中国就业人数的结构性变化出现短暂的停滞，此后的1992-1996年，中国经历了就业结构剧烈变动的第二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进一步放松了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迁移限制。如图1.12所示，在1993-1996年期间，超过6000万劳动者从农村迁移至城市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民工迁徙的路线主要是从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奔赴沿海地区。在第二阶段末期，尽管中国有一半的劳动力仍从事第一产业，但第三产业的工人数量开始超过第二产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三阶段（1996-2001年）的特点则是就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步伐变缓。两个因素可解释这一变化。首先，1997年和1998年中国面临外部需求萎缩的严重冲击，这源于1997年和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很多亚洲国家纷纷调降本国货币汇率以刺激出口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然而，中国宣布人民币固定汇率维持不变，这使得中国的商品处于不利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受外部需求萎缩的冲击，中国企业不能扩大生产，因此无法吸纳更多来自农村的务工者。其次，更多的国有企业职工被裁减和安排下岗，为城市地区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供应。自1997年以来，为了摆脱国有企业绩效欠佳的被动局面，中国政府缩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甚至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这一缩减规模的举动导致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迫使他们在城市地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疲软而供应充足，使得外来农民工失去了就业空间。图1.12显示，农民工人数从1996年的6000万锐减至1997年的约4000万，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一。

中国就业人数结构性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发生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获得WTO成员国地位使得国内企业能够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为中国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提供了良好机遇。因此，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从2001年的21%增加至2009年的27.8%。尽管55%的中国人依旧生活在农村地区，但仅有38.1%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仅为11%。经济结构转型促使中国从农业国升级为今天的“世界工厂”。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数次调高工资薪酬，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和不再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Yaoand Yu，2009）。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仍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第一产业而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1.5.2　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就业人数变化

通过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将制造业结构从石油粗加工和采矿升级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借助加工贸易，中国在90年代以来将制造业结构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行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其突出标志是采用机械和运输设备。此类制造业升级也体现在最近40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变动上。

我们必须核实随着时间推移制造业就业人数占第二产业员工总数的比例变化情况，以审视制造业就业变化的演变过程。在1982年，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刚刚启动，制造业工人占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高达71%左右。但该比例到2009年已经下降至50%左右，表明更多的工人转向从事建筑等行业，这部分源于技术进步促使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减少。

更重要的是，2009年就业人数最多的制造业部门不再是纺织或服装业（图1.13），尽管这一过渡期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雇佣了大量员工。就业人数最多的制造业部门是通信设备生产（占所有制造业就业人数的9%），紧随其后的是运输设备（占所有制造业就业人数的8%）。该研究结论再度表明，制造业内部的就业结构与产业升级的步伐亦步亦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1.5.3　经济结构转型与减贫

在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之前，政府实施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导致民众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改善。当时国家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头等大事，有限的物资几乎全部投向重工业。因此，中国经济困难并缺乏必要的物资来发展轻工业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准。重工业创造的利润没有用于消费，而是继续进行资本积累。中国政府还在城镇地区设定了较低的固定工资。在农村地区，农民承受了农产品价格不及工业日用品价格的不利交易条件。此外，农村地区禁止从事农副业生产（如渔业和畜牧业）。因此，农村地区民众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鉴于中国在1949年之前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农业经济体，国家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使得农民几乎不可能改善其生活水平。因此，大约3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627元人民币（按照目前汇率计算，相当于大约100美元）。

自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已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最近40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已促使中国的减贫事业大获成功。根据Chen和Ravaillon（2008）的估计，1980年中国的贫困率高达41.6%，但2004年贫困率已下降至15.9%。农村家庭的人均年度纯收入也从1978年的133.6元人民币猛增至2006年的3587元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内增长了20倍。到了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432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作为经济改革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将人民公社的农村管理制度调整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以旨在扶持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价格扭曲政策也逐步得到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被废除。与之相适应，农产品的交易条件也迅速得到改善。这些举措非常有助于农民增加收入。其次，农民们获得了重新分配的土地，他们被赋予了完全的生产自主权。因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改善。最后，在21世纪初（2006年起）中国政府还取消了农业税，终结了这项沿袭两千多年的传统税收。因此，农民们的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

中国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改善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而这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正如此前分析的，乡镇企业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与从事第一产业相比，在乡镇企业获得一个工作岗位通常可确保一份较高的收入。乡镇企业位于农村地区，而极端贫困通常也出现在该地区（Naughton，2005），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显著促进了贫困人群的减少。

此外，服务业占比上升也为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25%上升至2017年的51.6%。由于餐馆等服务行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该行业能够吸纳来自中国农村的大量农民工。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长比第二产业员工总数增长更为显著。特别是，服务业在中国就业人数的占比已从1978年的12.2%提升至2017年的44%。相比之下，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占比仅从1978年的17.3%增加至目前的27%左右。

最后，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因势利导举措也为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中国开始甄别全国的贫困县，随后拨付大量扶贫资金以帮助贫困地区加快发展。2002年中国还制定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并强调发展在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发挥的特殊作用。凭借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快速增加财政扶持资金，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已得到极大地缓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如图1.14所示，城镇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43.4元人民币猛增至2006年的11759.5元人民币（按名义价格计算），增幅超过30倍。城市地区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以及私营部门的蓬勃兴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国企改革处于停滞不前局面时，中国政府决定缩减大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允许裁减和下岗一部分工人并鼓励工人们提前退休。1998年中国新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帮助下岗职工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中国政府还创立了被称作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新机构，允许下岗职工在该机构最长挂靠三年。此外，小型国有企业获准转制为私营企业。通过上述努力，四分之三的国企下岗职工在21世纪初找到了新工作。而其余的下岗职工在城市或私营部门工作，或提前退休。中国政府还拨付大量财政扶持资金为提早退休的工人们补缴养老金。因此，中国在21世纪初赢得了城镇地区的低失业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1.6　可供学习借鉴的中国经验

中国经济已经从中央计划管理的农业经济转型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凭借改革前30年平均年经济增长率9.9%的推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发动机。得益于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封闭的经济体华丽转身为一个先进且开放的经济体。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卓有成效地改变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贫困面貌，并提升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可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中汲取两条主要的经验。首先，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采用了与劳动力丰富这一潜在比较优势相背离的发展战略，当时中国错误地将重工业作为发展的优先事项，并选择了一整套相应的微观经济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政策，投入要素和产出品的价格被扭曲，以适应这一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企业无法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自力更生。相比之下，一旦中国选择了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大力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让扭曲的要素价格得到矫正。企业被赋予足够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利润在企业内部和政府之间进行分享，以激励中国人的首创精神。那么，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在市场上展开竞争，并创造更高的利润率。因而，中国有能力积累资本和提高在产业链中的阶梯位置，逐步发展更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次，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甄别并因势利导发展与各自潜在竞争优势相符的新兴产业。在任何行业，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通常不太清楚或并不太关注本国经济的要素禀赋。当且仅当要素价格真实反映本国经济中各要素的充裕或稀缺状况，众多企业才会遵循本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林毅夫，2009）。各要素之间的相对比价关系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要素市场的所有价格扭曲，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

然而，各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创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其还需要在甄别和因势利导推动经济结构形成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基于以下的原因（林毅夫，2012）：

首先，有关产业升级的信息获取需要政府拿出专门的投资。随着一国经济中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单纯一家企业并不具备足够的财力来收集足够的信息，以确定在全球制造业前沿有哪些产业与本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相匹配。此类信息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因为收集这些信息是代价不菲的；但企业分享这些信息的边际成本则接近零。政府应该收集并分析此类信息，以避免在此类信息上进行不必要的重复投资。

其次，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需要不同行业的众多企业之间开展协调配合。譬如，某个行业的一家企业或许不能将各类要素投入的供应问题内在化，譬如，依靠内部力量解决熟练劳工和本行业专门技术的问题。此外，一家制造企业升级取得成功也需要一个成熟的、运行良好的基础设施软件系统，如金融机构和市场分销机构。这些要素几乎无法由某个特定企业来提供。相反，政府可以为不同行业多家企业之间的协调配合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最后，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是一个风险很高且代价不菲的投入。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不得不为新产品和较好的加工技术支付巨额的研究开发费用，但它们同时承受了高概率的失败风险。由于新产品具有正外部性，其他企业将追随并分享额外的经济效益。倘若研发企业的利益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得到保护，则很少会有企业具有投资开展创新的动机。相应地，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将会趋于停顿。与发达国家成熟的专利体系不同，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往往缺乏成熟市场和全球产业前沿原本提供的、适当的专利保护。作为补偿，政府必须为此类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在这方面，政府的调节和指引是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过，中国并未提供一个优秀范例来阐明这一理念。

下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能甄别适当的经济增长机遇，以及如何能因势利导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林毅夫（2012）建议采用一个具有六个步骤的框架。

第一，某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一个参照对象，即一个要素禀赋相似但人均收入比本国高出一倍的成功国家。譬如，中国可以作为越南和印度的学习借鉴范例，因为这两国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度，而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和印度的两倍多。

第二，通过甄别中国的前十大贸易品，如表1.2所示，某国（如印度）政府可将本国企业已经进入的行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政府应实施一整套政策来消除壁垒或缓解价格扭曲，而这些价格扭曲或妨碍国内企业提升产品的价值链，或妨碍其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一个良好的范例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各种政策鼓励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当然，有任何产业并未被纳入对照组但被证明具有竞争力和生机活力的，则政府也应该因势利导为此类企业提供必要的产业政策扶持。

第三，倘若没有国内企业涉足一些参考对照行业，政府应鼓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企业可以从这类外商直接投资中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相当于中国GDP的6%左右，随后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维持在3%的较高水平。80年代海外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激增，为国内企业带来了新技术，并明显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令其从一个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更具资本密集型特点，甚至技术密集型特征的产业。

第四，倘若某个国家由于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陷入一个不利的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该国政府或许可以像中国一样采用双轨制改革。尤其是，设立各类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区将有助于鼓励形成产业集群，由于资源有限和收入较低，政府不可能在整个国家都构建起令人满意的基础设施投资。如表1.6所示，在经济改革期间，中国共设立超过160个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和高科技开发园区。[10]

表1.6　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数量（截至2006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Norghton（2005）编译。

最后，政府应该提供激励措施鼓励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此类鼓励政策或许包括短期的企业所得税减免、直接贷款和获准使用外汇储备。譬如，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给予两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授予这一优惠政策也比承诺GATT/WTO规定的“国民待遇”标准要理性得多。因此，一国应根据自身要素禀赋推动的潜在比较优势来更新其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应发挥积极作用以克服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协调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

1.7　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提供证据证实了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成功。在经济结构改革之前中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于，政府错误地实施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基本上是一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由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改革前的中国产业结构工业比重更高，但不太具有竞争力。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两套主要的政策可诠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大获成功。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还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的成功案例也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带来了内涵丰富的启示和大有裨益的路径。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相类似，中国的改革仍在进行，且并非完美无缺。譬如，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绊脚石（Hsieh-Klenow，2009）。因此，中国双轨制改革的遗产，如金融结构中残留的价格扭曲、课征资源税，以及服务业中的垄断现象，还需要推行进一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