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理与战略论文集（1）：中国战略卷
- 门洪华
- 22081字
- 2021-01-22 20:04:3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1)
门洪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引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力争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战略构想，气势恢宏之中，必然伴随着艰难的探索。
中国正处于从地区大国迈向全球大国（Global Power），进而从全球大国迈向世界大国（World Power）的征程之中，国家战略利益在迅速向全球拓展。(2)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中国成为推动世界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和世界关注的重心。中国正在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开始出超，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战略谋划已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关注重心，引动着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调整。
当前，世界面对着一个快速崛起和更加自信、开放的中国，中国面对着一个形势更加复杂、变化更加深刻、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3)“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存在着落差，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增加。发达国家加紧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堵中国的意图明显。中国周边环境趋于复杂化，部分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加紧与美国的联合。可以说，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其面临的疑虑、担心、困难和挑战也在增多。
为直面国内外挑战、抓住国际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在构建以融入—变革—塑造（融入全球、变革自身、塑造世界）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如何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塑造世界的未来，成为中国超越和平崛起、丰富和平发展、规划崛起之后的战略着眼点。“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是中国立足基本国情、把脉世界潮流、应对国际疑虑与挑战的战略制高点，代表着中国国际战略的思想创新和实践努力。
一、“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中国是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探索者，新型国际关系堪称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标签。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致力于寻求与当时的各类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新兴民族国家等）建立新型国家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落实就是这一努力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即使在意识形态彰显的冷战时代，中国也未放弃必要的努力，中美从对抗到正式建交，期间不乏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是冷战时期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此后每当面临关键时刻，中美两国总能找到超越差异的解决路径，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打造上屡有创新。(4)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致力于融入国际社会，塑造新型国际关系自是中国必然的诉求，1982年确立的不结盟战略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成为中国探索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基础。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开启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征程，积极与各大国共同探索新型大国相处之道。(5)随着和平发展道路的确立与世界转型的加速，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本，(6)如何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塑造世界的未来成为中国必然的战略诉求。正如王毅外长指出的，“每一段国际关系的形成，每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必须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完善，否则就会跟不上时代脚步，甚至会失去它的先进性和合理性”。(7)中国决策者承继既有的理论积淀和实践探索，提出符合时代需求、凝聚全球共识的国际理念并付诸实践，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2012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并集中阐述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命题，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的升华做了深入准备。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时，详细论述了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提出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的主张。(8)2014年11月底，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9)自此，中国决策者明确把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指导原则。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将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予以细化和深化：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0)
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选择，致力于成为新型大国，奉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其核心是合作共赢，即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其本质是顺应世界潮流，摈弃零和博弈思维，避免单边霸权行为，以开放包容的建设性路径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以协调合作的建设性方式促进国际关系的优化。合作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路径。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主要取决于该国能否站在合作立场上处理问题，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而不是沿用传统的霸权方式追求本国利益。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要义所在，新型国际关系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把共赢扩展至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领域，使之成为衡量国家行为的重要标尺。新型国际关系并不放弃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主权权利，但强调以平等立场处理国际关系，以合作姿态寻求各国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倡导同舟共济和权责共担的精神，破除零和游戏，促进良性竞争。
多年来，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在世界处于转型之际，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领导人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代表了中国对未来世界的理想与愿望，深刻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的背景与目标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以世界转型为重要背景。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世界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大国兴衰出现根本性变革，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颓势初现。世界转型具体体现为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所谓权力转移（Power Shift），即行为体及其权力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引人注目，西方大国总体实力的相对下降已成不争的事实。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进入相互调和适应、合作竞争的磨合期，二者的互动正在塑造新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11)其次，国家行为体权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上升，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发现市场和国际舆论迫使它们更经常地遵循特定的规范。权力转移导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转移（Problem Shift），这具体表现在全球性问题激增，国际议程越加丰富，安全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议程的主导因素之一，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问题成为国际议程扩大的衍生因素。(12)问题转移也导致国家战略的必然调整，生存不再是国家唯一的关注核心，发展和繁荣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以上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导致了国际关系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从宏观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国际体系变得更富有弹性和包容性，全球治理的意识得到加强。从中观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成为大国的战略紧身衣（Strategic Straitjackets），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绝对，且融入了更多相对性含义。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会出现积极成效乃至共赢。国家间合作得到鼓励，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正在催生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建设。从微观意义上讲，国家自身的战略谋划更具有本质意义，鉴于新国际体系形成主要依靠提高自身综合国力来实现，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势下，如何在动态之中把握国家战略利益变得至为关键。(13)正如王毅所指出的，“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需要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这是我们面对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也是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14)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与中国寻求的新定位和未来目标深刻关联。在全球化时代，确定本国的国家定位，以国家定位为基础促进国家整合，并在国际社会中以一个完整而确定的身份参与世界事务，成为一个国家维护尊严、完成历史使命的核心议题。中国的国家定位建立在对五千年文明史、百年屈辱史和中国崛起的认知基础上，体现出鲜明的大国地位追求。1982年以来，中国的国家定位处于变迁之中，从传统大国到现代大国、从封闭大国到开放大国、从一般大国到重要大国，渐进定型。这具体体现在：第一，中国的制度定位是新型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是现有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制度定位彰显出中国的特性。与此同时，中国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国，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世界潮流的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的反思、国家发展目标的诉求等，逐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从而确立起鲜明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特征：和平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全面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致力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大国、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市场经济模式，但未被资本主义同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追求，调整与完善并行，是融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优势共享的制度模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代表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把握和自信。第二，中国的经济社会定位是发展中大国。十八大报告重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重要经济指标（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等）意味着中国经济地位处于世界前列，难以定位为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而从经济社会发展平衡性、人类发展指数等角度看，中国显然处于世界后列。当前的中国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欠发达与发达特征并存，欠发达的范围在缩小，发达的范围在扩大。当前，中国集中出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转型。中国转型的明确指向就是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国情特征决定了实现以上目标困难重重，中国必须实现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发展、从不公平发展到公平发展、从不平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路径转变。第三，中国的文化定位是传统资源丰富的文化大国。一般而言，国家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结合，而后者是中国面临的“攻坚战”。杜维明指出，“中国真正要崛起，必须是文化的崛起”。(15)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化现代化滞后于经济现代化，文化体制改革尚处于初级阶段，而文化安全是我们面临的最深层的安全威胁。中国在文化上仍然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依旧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性议题。中国文化的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观被销蚀，社会伦理（Social Ethics）滑坡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第四，中国的国际政治定位是负责任大国。承担国际责任是全球化时代对各国的根本要求，全球性问题的激增及其解决要求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要承担责任，承担而不限于对内提供国内公共物品、对外遵守国际规范、维护国际准则、履行国际义务的责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综合国力居于前列的大国、东方大国，中国对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负有重要责任。“负责任大国”是顺应潮流、主动承担责任的国家诉求与建构。承担更重要的国际责任是中国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切入点，是中国国家利益走向全球化的重要路径。第五，中国的战略定位是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亚太大国。当前，中国国际影响力延伸至整个亚太地区，全球影响力迅速上升，亚太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中国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诸多条件，但人均资源短缺、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价值观影响力有限，尚缺乏足够的海外利益和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世界性特权。因此，中国的战略定位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这一定位以地区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的特征。
世界转型的加速与中国和平发展攻坚时期的到来，使得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愈加密切，实际上中国的定位也同样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国内挑战不仅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共同富裕的制度化安排上，还体现在民族主义冲动和成熟大国心态的缺乏上；国际挑战则不仅体现在美国等刻意突出制度定位差异，更体现在倡导“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世界大国走向予以遏制的部署上。上述挑战深刻体现了中国面临的“大国崛起困境”，修昔底德陷阱论的发酵就是针对中国的“迷思”。
在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家间关系都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特定危机爆发的风险更高，当然也存在提升自身地位和重塑国际形势的机遇，其未来走向取决于我们的认识和把握能力。(16)正是对上述国内外情势的深刻认识，中国主动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解惑释疑，坚定中国战略的和平发展走向，展现中国积极、建设性的国际合作能力，以及与各国通过合作共赢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期待。
提倡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付诸实践，体现着中国基于成熟现实主义的理想精神，代表着中国超越和平崛起的单向论述、丰富和平发展的内容、谋划崛起之后战略走向的努力，展现出中国增加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的战略取向。这意味着，中国恪守和平发展的承诺，致力于通过合作共赢来重塑国家间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维护。这是中国外交的创新思维，展现了中国的世界情怀和大国风度。
三、“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创新与理论诉求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7)随着中国时代的来临，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成为一种现实的诉求，推动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与超越，堪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的创新性成果。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基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是中国和合思想的当代弘扬。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具有悠久思想文化传统的国家都对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有所贡献，同时也都分享着人类的思想遗产。(18)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本质上带有对全人类终极关怀的性质，但必然植根于该国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无不带有其自身文化的特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涵养了中国的精神与战略思维。在哲学理念上，“天人合一”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精神内核，塑造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包容共生的本质特征。以此为基础，中国形成了“德政”“中庸”等政治思想和以“和”为中心的外交哲学，(19)并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思维。在政治理念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下大同”理想。这种理想主张“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20)的政治法则，强调“周济天下，而无过”(21)的政治诉求，塑造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开放包容的特质，反映了中国人对世界秩序和人类福祉的终极关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可相应地为国家行为的准则提供规范。(22)在利益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兼济天下”，反映了朴素的共同利益理念。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理念，到“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及最近倡导的正确义利观，均体现了共同利益在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理论中的重要性。在安全观念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不强调武力征服，而是崇尚道德和文化感召的作用。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3)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24)尽管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对周边国家的核心优势地位，但中国从不强调武力征服的作用。在战略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不战而胜”的境界，统一、安定、和平始终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旋律。(25)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道德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重要品格。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博大精深，上述梳理颇为浅显，但表明了中国以“和合”为核心价值的思想文化取向，即强调“和实生物”的本质，恪守“保合太和”的价值，强调“得道多助”的路径，追求“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境界。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秉承和合理念、以和为贵的和平思想，强调“物之不齐”的客观存在，(26)抱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大国胸怀，坚持正确义利观，遵循合作共赢的路径，寻求与世界各国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表达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担当，(27)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条件下的积极弘扬。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倡导并发展和平思想，丰富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容。和平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也是人类发展的终极追求。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和平发展是世界主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等战略思想，体现了对和平的一贯追求。毛泽东提出“和平为上”的主张，认为世界和平需要各国人民去争取、去斗争。邓小平适时而鲜明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认为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既要扩大国际合作，又要坚持必要的斗争。江泽民强调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运用到国际政治的实践领域，主张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既赋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气息，也使当代国际社会从中国传统智慧中获得启迪。胡锦涛明确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习近平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要求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把共赢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目标体现了和平思想的创新。(28)
其次，坚持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结合，奉行正确义利观，突出强调发展共同利益，寻求共赢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倍加珍惜国家的独立自主，确立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依据的战略思想，同时关注人类共同利益，谋求互利共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整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突出强调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强调与各国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29)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并举、义重于利，把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相对接，深化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寻求共享发展、安全与繁荣。
其三，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提供路线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就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变革者。鉴于参与创立二战后国际秩序及被排除秩序决策之外的经历，中国主张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始自联合国的筹划，尤以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制高点。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为之做出杰出贡献。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进入转型期，不同国际秩序观的交锋日趋激烈，中国也在不断为其国际秩序思想注入新的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系统阐述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观点更加辩证，注重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2005年12月公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第一次提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国际秩序的完善提供了可行的路线图。
其四，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倡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贯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并强调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将之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随着中国和平发展，中国进一步强调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向世界做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堪称是对反霸思想继承基础上的超越，代表着中国致力于以更加积极、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其五，明确提出为国际社会做出中国贡献的目标。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邓小平指出，中国首先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把中国发展好、建设好，显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样才能更多地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从过去专注于自身发展演进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中国深刻认识到，人类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任重道远，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而中国愿意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继承了和平发展论、互利共赢论、共同利益论、国际秩序论等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并通过确立合作共赢路径、提出正确义利观等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代表着中国国际合作理论的新探索、新发展。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人类发展的潮流。中国尤其强调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强调倚重第三世界的重要性。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东西南北”问题，认为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积极倡导南南合作，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被视为中国国际政治思想的基本立足点。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外部世界利益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强调和衷共济、互利共赢，(30)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表述。
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主题，是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国际合作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基于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形成的一种相互协作关系。«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家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合作达成的基础是存在互补性，(31)而任何合作都存在互利共赢的问题，要做到互利共赢，就要承认有同有异，并争取做到大同小异、求同存异、增同减异。(32)
用合作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是时代的诉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各国相互依赖、利益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达到空前水平。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资源能源安全等各类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互利合作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在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的今天，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各国利益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能否进行，又取决于能否妥善处理本国利益与外国利益的关系。(33)在全球治理勃兴的今天，日益强大的中国为国际社会所期待。与此同时，中国崛起速度之快、崛起效应之大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赢得国际社会信任的基础上发挥主动、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可以说，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达成国际合作，是中国必须深入思考的战略议题。
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中国通过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进而影响和塑造世界，逐渐走出一条以合作方式实现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中国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和积极的探索。中国国际合作理论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奉行以国际斗争为指向的合作思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从经济合作起步，逐步向低度国际政治领域（Low Politics Issue-area）延伸，进而向安全合作层面发展，逐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构想。与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的秩序偏好不同，中国不仅寻求国家能力提升和国家形象重塑，更要融入国际社会，通过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中所认可的成员，并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的变革。与西方合作理论通过权力、制度和文化等体系因素实现合作不同，中国的合作注重内外结合，即对内加强能力建设，对外依托融入进程，把合作建立在学习交流、规范法治与构建集体认同的过程之中。概言之，中国的国际合作思想以变革自身为基础，以融入国际社会为路径，以渐进为核心方式，以内外兼修推动国际合作的展开与深入，体现出后来者应有的谨慎和大国应有的气度。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中国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合作共赢的重要思想，进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架构。
具体地说，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向。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在于，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际合作以共同利益为前提，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为共同利益的增长创造了物质基础，中国谋求与世界全面合作，将中国自身发展融入世界的整体发展，在推动国际合作中创造更好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共赢为目标，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意所在。(34)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为重要条件。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球震动，申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强烈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合作者的地位平等，并致力于分享发展红利，适当让渡非战略性利益，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上述中国国际合作的探索，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设计与实践运作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塑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关键。大国关系是中国不变的关注重点，而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变革的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巨大，导致大国关系急剧调整，尤其是美国加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纵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美日军事同盟更加紧密，中国与美日关系尽管尚处于可控范围内，但面临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同美欧日的关系急剧恶化。(35)在此情势下，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更为必要。沈大伟曾指出，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因为旧的、充满竞争和怀疑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如果不妥善处理，就会被轻易地转化为敌对关系，即使双方都努力抑制竞争并扩大合作领域，双边关系也有可能进一步恶化。(36)中国强调塑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致力于通过增进互信、聚同化异、避免对抗、互利合作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避免并克服旧有大国关系中互不信任、相互敌视、相互排斥、相互为敌的消极因素，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追求合作共赢，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健全风险管理机制，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输入正能量。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效。中国所寻求的新型大国关系始于、基于中美关系。1972年迄今，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和斗相兼，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当前，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复合性（Most Complex）和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并位移至世界变革的重心，其前景不仅决定着两国的当前福祉，也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未来图景。中美关系亦堪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典范。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以共同利益为诉求，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两国之间建立的双边机制90多个，每年定期举行会议，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一系列战略共识。当前，中美之间既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进行双边的、地区性和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这一态势既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普遍复杂性，也预示着中美应对当前、谋划未来的不同战略思路所导致的特殊碰撞。总体而言，中美接触与合作日益紧密，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下降。中美互不信任的状况突出，双方均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备感疑虑，高度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涉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各种问题环环相扣。对中国而言，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对美国而言，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其战略谋划和实施能力面临的核心考验。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反之则会导致世界处于动荡之中。可以说，打破大国争霸宿命，开创新型大国关系时代，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目标。中国提出并积极落实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倡议，双方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有效地稳定了徘徊在“修昔底德陷阱”边缘的中美关系。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的是要努力避免相互对立和“你赢我输”的零和关系，共同建立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交往机制。(37)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必须加强战略信任建设，努力消除误判，妥善应对重大分歧，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坚信宽阔的太平洋、蓬勃的全球化足可容纳中美两国合理的利益诉求，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加强亚太良性互动。
建立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已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且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促进两国发展、确保国家安全、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可靠保障。两国将在维护各自主权、领土完整、安全，防止外来干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保持历史、文化、道德价值观等核心关切上巩固相互支持和协助，国际战略协调与合作提升到新高度。
中国重视与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大力促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成为新兴大国合作共赢的典范。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缘起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个新兴大国通过建立高端对话机制扩大共同利益、深化交流合作的积极愿望，伴随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地区经济发展需求而发展。2009年迄今建立了定期首脑会晤机制，以政治合作为基础，经济合作为目标，并将其合作延伸至金融、安全、科技等多领域，而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反对设置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变革，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未来关注的重要方向。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正经历着重要的转型，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定位是“内谋发展、外促改革”，旨在推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包容式改进（Inclusive Change）”。(38)中国高度重视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将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列为外交优先领域，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向更加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发展。习近平在2015年7月9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时指出，加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构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完善、国际关系更加民主。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领头羊，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推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规范，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战略视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全球治理核心理念，(39)以制度化合作为基本路径。促成稳定的国际秩序被视为大国取得真正成功的重要标志。(40)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共有观念形成的结果。中国崛起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和谐世界、世界梦等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地区制度的创立，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力量。鉴于中国正处于崛起过程之中，中国以建设性、合作、可预期的姿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中国提倡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提倡综合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中国提倡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在具体部署上，强调在全球层面上倡导综合安全观，强化合作安全规范与制度保障；在地区秩序层面上，积极促进地区塑造能力，构建地区新秩序，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创建地区基础、提供可借鉴的范式。中国抓住了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推动国际秩序的重塑。在全球层面上，中国主张坚持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在全球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延伸其国际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金融国家合作机制的搭建、“走出去”战略的强化，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作用，努力寻求把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在地区层面上，中国提出亲、诚、惠、荣的地区秩序观，发展开放性全地区合作，缓解东亚疑虑，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区认同，力争在新一轮东亚乃至亚洲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中国塑造国际秩序，着力于从技术性较强、透明度较高、中国有一定优势的领域开始，如通过主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变革。概言之，中国正在东亚地区秩序和金融秩序两大领域发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的发展，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完善，这是中国能够积极承担责任并展现领导力的重要领域。在近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克时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坚定帮助欧洲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应邀向IMF等国际组织增资，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必要的国际制度来保障，完善确保和平发展的国际制度，是中国外交重要的价值追求，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的作为体现了上述意愿，“一带一路”倡议的付诸实施体现了中国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化努力。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41)发达经济体刚刚出现一些好转迹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集聚，经济增速普遍放缓。要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加强制度化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至关重要。二十国集团是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有责任推动建设统一、开放、普惠的全球大市场，营造有利于各国发挥特长、实现优势互补的贸易环境，以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活动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完善提出系列倡议并带头作为，为中国推动国际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打造战略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现，并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42)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不断深化与完善，迄今与72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13种伙伴关系，在全球、地区、双边和国家层面上均取得积极成效。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战略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作为战略方向，以政治互信、经济互赖、文化交融、社会互动和安全支撑作为战略手段，通过双边关系的改善带动全球战略的拓展。它以实现共同利益为基准，以促进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国际合作为路径，与战争、强权、奴役等血腥气息相联系的传统大国崛起方式截然不同，代表了中国崛起的和平、合作、共赢路径。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最直观的全球意义则在于，提供一个对话合作的战略框架，从而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作为一项基于双边而遍及全球的战略部署，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对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和特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中国处于二者的结合部，堪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桥梁。(43)中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既是大国与小国之间互动的范例，同时又能够加强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连接作用，推动“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向着新的更好的方向发展。在伙伴关系战略的框架中，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实力或许是非对称的，但政治关系却始终平等。发展这种双赢乃至多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44)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东亚和中国周边为重点，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地区战略为指向。东亚是中国政治、安全、经济利益集中的地区，是中国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舞台，(45)而立足东亚也是中国长期对外战略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逐步并明确进行了基于共同利益的东亚地区战略调整，并与地区内国家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进入21世纪初年，因领土领海纠纷加剧，加上美国战略东移和其他外来力量的更多渗透，日本加速右转，某些东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当前，中、美、日、东盟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东亚巨变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东亚秩序处于重构之中。当前东亚秩序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日、东盟、美等四股战略力量之间正在展开着新的博弈，难以就未来目标达成一致，甚至在地区稳定与繁荣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考虑。鉴于此，中国要积极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致力于以汇聚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东亚开放性合作，通过制度性合作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开放的东亚秩序。
促成东亚合作机制的丰富和发展，中国重视东盟的战略价值。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从对话伙伴到战略伙伴，双方逐步建立起较为全面的对话合作机制和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屡有创新，通过政治互信发展和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成长为地区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范例。检视冷战结束至今20余年来的中国—东盟关系，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双方高层建立了定期接触和互访机制，就中国—东盟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展开对话。中国—东盟关系的成功推进对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当前，共克时艰、共享发展仍是中国—东盟关系的主流取向，双方对深化合作抱有强烈的期待。中国顺势提出与东盟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通过引导地区安排的方向、促进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适应，缓解东盟疑虑，凝聚共同利益，力争在新一轮东亚乃至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
中国深刻认识到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46)中国决策者为进一步拓展周边外交制定了宏伟蓝图，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大力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从区域层面、周边角度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一则着眼于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二则着眼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中国拓展对外开放的重点、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目的地、资源能源的重要来源地，“一带”着眼于加快西进战略的实施，“一路”着眼于海洋强国建设，二者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布局的先手棋。体现了中国主动、主导推动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战略意图。“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是加强同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为中国战略依托地带的巩固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然，中国地区战略并不局限于东亚，而是把眼光延伸到全世界，加强与重要地区的双边合作，体现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整体性视野。例如，中国致力于发展中非关系。中非同属发展中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秉承“真、实、亲、诚”的合作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推出更多契合中非发展需求的合作举措，强调中国将不折不扣落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47)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提升非洲的国际地位与内聚力，以此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中国致力于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强调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相互信赖，共同建设中阿合作论坛，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近年来，中国大力提升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水平，加强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合作，中欧关系跃上新台阶，尤其是中德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诸多成果，堪称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新型伙伴关系的范例，并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中欧合作的深入。
五、“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政策建议
亨利·基辛格（Henry S.Kissinger）认为，“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拥有实力、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希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这几乎是一个自然定律”。(48)很多中外精英都倾向于认为，21世纪的中国当如此。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关于21世纪国际关系风貌的顶层设计，体现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变革的战略意愿，必将对国际关系产生强有力的塑造作用。在实践上，中国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协调、避免对抗和冲突、推动实现合作共赢，产生了积极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
另一方面，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构想，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面临的理论挑战与现实困境，这表现在破除安全困境、零和思维、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长期理论主导地位极为不易，而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如何增信释疑、积累共识、扩大合作共赢的公约数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49)有鉴于此，我们尚需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推动理论完善，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实现葆新。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深入研究国际潮流、大国历史、中国进程，深化对新型国际关系的认识，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中国在诸大国中率先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其丰富的外交实践也为理论升华做出了重要的准备。我们应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世界大势，以史为鉴进行国际比较，尤其探究诸大国崛起过程中与世界关系的处理、崛起之后的战略谋划与走向，全面借鉴国际经验，努力避免深刻的教训；深入研究中国崛起的规律，尤其是把握历史上崛起战略与崛起之后的战略走向；以上述历史分析和国际比较为基础，结合新中国成立至今大国进程的经验教训总结，建构中国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丰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前瞻性地规划中国崛起之后，形成整体性的战略布局，构建面向世界大国前景的中国大战略。建议外交部、中央外办、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战略部门就此开展专题研究。
第二，客观判断国家实力，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中国必须客观、冷静地评估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球震动，每年增量相当于贡献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经济规模的效应自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必须抱持战略耐心，认识到国际社会诸多国家接受并适应中国崛起仍需时间。另一方面，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并不等同于第二大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强国并不等同于世界大国，切忌高估中国自己的战略地位。中国惟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向美国表明中国不是霸权的挑战者，向世界表明中国不是国际体系的破坏者，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旧大国行为模式，(50)遵循“坚持韬光养晦、争取更大作为”的建设性原则，以和平方式投射其影响力，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才能成长为国际社会认可、尊重的世界大国。
第三，清晰划定国家利益的底线，坚决维护核心利益，积极扩大共同利益。中国应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为国际战略的基点，而不是把缩小分歧作为处理大国关系的基点，一味避让毕竟不是大国崛起之道。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相关议程在迅速扩展，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作为国际战略指导原则有其可行性。在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基础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国家利益分歧的客观存在，强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平衡，必须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议题上清晰划定中国的战略底线，坚决维护核心国家利益。
第四，塑造新型大国形象，积极锤炼大国心态。作为推动世界转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我们审视中国外交使命的宏观视野应更加广阔，谋篇布局必须提升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关联的广度，对内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对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捍卫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51)锤炼大国心态，提升国家形象。以智慧深沉的努力和宽容坚韧的胸怀为后盾，塑造温和而坚定、建设性、可预期、负责任、做贡献的新型大国形象。与此同时，我们要冷静看待西方人士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起伏，积极锤炼大国心态。成熟大国心态的基本标志是：清晰界定国家利益边界，维护核心利益坚定不移；冷静对待批评，对所涉问题能够展开坦率的讨论；关注其他国家对核心利益的关切，从长远角度看待国家利益，保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温和形象，秉持不诱于誉、不毁于非的大国气度。
第五，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坚持追求“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定位，意味着以主权为中心的、独立自主大国的传统定位与负责任大国的新定位相连，而国家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中国自视为国际制度的积极而负责任的参与者，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其理念体现在新安全观、互利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发展道路、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与塑造上；在实践上，中国加强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参与，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强调分享、共荣、双赢，避免零和，积极提供全球和地区性公共物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增加对国际组织的物质投入，从受援国转变为积极的对外援助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维护。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又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两点决定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需要格外谨慎。正在崛起的大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很容易被其他大国作负面的解读，“责任论”与“威胁论”往往相伴而生，而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更容易遭受西方敌视。面向未来，中国应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理性扩大国际责任，推进与各国的共同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把握好能力与责任的平衡，并积极要求增加相对应的国际权利。
第六，强化战略管理意识，妥善应对大国分歧。能否妥善处理重大分歧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分歧，是考验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标尺。在国际格局发生巨大演变的今天，妥善处理大国分歧、加强危机管控、防止某一方面的风险蔓延至关重要。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大国之间的战略管理意识，在宏观层面的高层往来、中观层面的功能领域合作和微观层面的危机管理上善加统筹；同时要加强对重大分歧的管控，防止冲突调门升级导致安全困境式的情势。妥善处理大国分歧，其基础在于相互信任，加强相互理解，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坚信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足可容纳大国合理的利益诉求。
(1) 本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25页。
(2) 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54-66页。
(3) 胡鞍钢：《民主决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4) 门洪华：《中国对美国的主流战略认知》，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69-82页。
(5) 杨洁篪：《伟大的创新丰硕的成果——十年来我国外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载《求是》2012年第20期，第20-22页。
(6) 袁鹏：《关于大时代与大战略的思考——兼论新时期中国外交需要处理的十对关系》，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第11-15页。
(7)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1-7页。
(8)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1版。
(9)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1日，第1版。
(10)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1版。
(11) 俞正樑：《试论中国外交新政的国际战略环境》，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第1-9页。
(12) Robert O.Keohane，“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March 2001，pp.1-13.
(13) 门洪华：《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2页。
(14)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1-7页。
(15) 杜维明：《中国的崛起需要文化的支撑》，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第35-39页。
(16) 王帆：《战略转型期的中国外交战略规划》，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1-1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8) 孙晓春：《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期，第53-58页。
(19) 肖晞：《传统“和”文化与中国外交》，载门洪华主编：《中国战略报告第一辑：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思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18页。
(20) 《孟子·滕文公》。
(21) 《孟子·梁惠王》。
(22) 俞正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载《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4期，第73-76页。
(23) 《论语·季氏篇》。
(24)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25) 门洪华：《中国战略文化的重构：一项研究议程》，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57-63页。
(26) 《孟子·滕文公》：“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27) 杨洁勉：《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的探索创新》，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17-28页。
(28) 吴兴唐认为，合作共赢是“和平发展”的新发展。参见吴兴唐：《关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几点思考》，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7期，第19-22页。
(29) 吴志成等分析指出，互利共赢战略经历了以让利吸引为主的初始探索、以互利发展为主的全面开放和以合作共赢为主的制度性开放阶段，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我国随着开放的扩大和自身实力的增强，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统筹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兼顾本国利益与伙伴国利益，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国家间协调发展。参见吴志成、袁婷：《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论析》，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30-42页。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31) 赫伯特·金迪斯：《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32) 成思危：《谋求互利共赢促进地区合作》，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4期，第15-18页。
(33) 杨守、程又中：《我国国际合作中利益兼顾的理念与实践》，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第89-93页。
(34)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1-7页。
(35) 李景治：《国际变局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载《新视野》2015年第1期，第118-122页。
(36) 沈大伟：《中国的世界梦——新型大国关系以及美中关系的未来》，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05-108页。
(37) 于洪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第3期，第1-9页。
(38) 朱杰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3期，第59-73页。
(39)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40) 巴瑞·布赞：《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15-18页。
(41) 习近平：《共建伙伴关系共创美好未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7月9日，第1版。
(42)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28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参见《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43) 李稻葵：《富国、穷国和中国——全球治理与中国的责任》，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第10-16页。
(44)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45) 毛里和子：《東アジア共同体と中国》，载「国際問題」第551号2006年5月号より，第4-14页。
(4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页。
(47) 贺文萍：《中国援助非洲：发展特点、作用及面临的挑战》，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7期，第12-19页。
(48)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17.
(49) 阮宗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历史赢得未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16-30页。
(50) 黄仁伟：《中国道路的历史超越和国际解读》，载《求是》2012年第21期，第47-49页。
(51) 苏格：《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外交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