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1.2.1.1　制度角度

伯耶克（J. H. Boeke, 1953）发现，印度尼西亚存在典型的二元社会结构，即原有的前资本主义制度和从西欧宗主国引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存。该国通过殖民政策和直接投资方式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形成发达的现代部门。之后，海拉·明特（Hyla Myint, 1985）提出“组织二元结构”的概念，并系统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组织或制度二元结构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派生于其组织的二元结构。⁽²⁾也有学者关注到二元劳动力市场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Gautam Bose（1996）认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工农业工资水平的差距，农业劳动力对工资变化比较敏感，两者工资差距的扩大是吸引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而Cecilia和Turnovsky（2007）等也关注到其他政策的影响，他们认为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财政政策往往会导致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

1.2.1.2　技术角度

本杰明·希金斯（Benjamin Howard Higgins, 1968）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快速发展，直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用于工业生产，而农业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传统部门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缺少采用节约劳动技术的内在动力或刺激，农业劳动人口难以迅速下降，农业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³⁾，从而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形成技术的二元结构。Matsuyama（1992），Laitner（2000），Gollin、Parente和Rogerson（2002）等认为，农业技术进步及推广会导致就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1.2.1.3　劳动力与生产率关系的角度

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出发，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为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和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劳动边际生产力低于工业部门，收入也低于工业部门。他主张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把剩余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以实现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拉尼斯、费景汉（1961）等针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发展的不足，提出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强调了工业与农业平衡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进而产生农业剩余的前提下，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劳动力才可能向工业部门流动。同时，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也至关重要。只有确保工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使劳动力转移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才能顺利地向一元经济过渡。因此，他们主张保持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平衡增长。

以乔根森和托达罗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传统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是大于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如刘易斯等所假设的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乔根森（1961）认为，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都是稀缺的，只有通过农业技术进步确保农业剩余，才能实现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和工业部门增长。托达罗（1970）根据其人口迁移模型强调，城乡收入差距和在城市能否找到工作的概率决定了劳动力是否向城市迁移，而城乡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差异会造成劳动力盲目流向城市，加剧城市失业问题。Mcintosh（1975）、Dixit（1978）、Bardhan和Udry（1999）等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和乡城迁移，是市场机制作用下既追求高收入又注重预期的理性行为。Mas-Colell Andreu和Razin Assaf（1973）的研究发现，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表现出劳动力非农化速度递减和资本积累加速的特征。

1.2.1.4　空间二元结构的角度

Krugman（1991）把空间要素流动引入“中心－外围”模型，并假设经济体存在垄断竞争的制造业和完全竞争的农业两个部门，制造业供给大量差异化的产品，而农业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由于制造业运输成本的下降导致聚集形成，产品多样性增加，消费者效用提高，工人实际收入增加等，吸引更多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聚集，又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要素配置的极化效应增强，形成制造业聚集区（Fujita and Krugman, 1999），具有聚集经济的制造业部门比分散的农业生产具有更高的效率。

1.2.1.5　分工与交易费用的角度

杨小凯和Robert Rice（1994）从工业、农业两个部门交易费用差距的角度分析，认为交易效率的提高导致分工的演进，造成工业和农业两部门专业化水平与生产率的二元结构。各地若具有城乡迁徙自由，在分工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交易效率的提高将形成城乡两部门的完全分工，随着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的趋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失。Sachs等（2000）也强调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和演化是个人专业化水平演进的结果。

1.2.1.6　要素错配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角度

近年来，国外学者从要素错配的角度探讨了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问题，强调了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Ngai和Pissarides（2007）等认为，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和不同产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差异，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再配置的原因，因而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是结构变动的原因。他们还强调了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在结构变动中的作用。Laitner（2000）、Gollin（2007）等的研究也指出，偏好的变化和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Thomas Schelkle（2010）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劳动边际产出差距，其部门之间的劳动边际产出差距大于资本边际产出差距，存在严重的要素错配问题。

1.2.2　国内研究综述

1.2.2.1　对劳动力供给所处阶段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经凸显。蔡昉（2007）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下降，在2017年前后会停止增长；“民工荒”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的趋势，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即将进入刘易斯拐点。蔡昉（2010）指出，经济发展只有通过了刘易斯拐点，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才会逐渐缩小直至消失，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王德文（2009）根据我国农业工资大幅上升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等现象，得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个拐点”的结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白南生、钱文荣（2009）根据剩余劳动力的测算结果指出，目前我国还存在大量农村劳动力尚待转移，劳动力在总量上已经供不应求的说法不成立。周祝平（2009）也认为，“按照刘易斯第一个拐点前的特点——‘边际生产力为零或可忽略’，我国农村粮食产量连年递增的情况也看不出拐点已经到来”⁽⁴⁾。袁志刚（2010）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近年来有很大变化，但不能作为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与否的依据，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由此得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陶然等（2011）认为，农村还有不少潜在可转移劳动力而城市劳动力市场却开始偏紧，产生“刘易斯转折点悖论”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供给的约束。

1.2.2.2　二元经济结构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定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国内最早给二元经济结构下定义的是张培刚，他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解释主要是着眼于生产率差距。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同时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果或部门：一种是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收入只能维持劳动者最低生活水平的乡村农业部门，另一种是以现代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较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相应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⁵⁾。谢培秀（2008）则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质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赵红军、孙楚仁（2008）从公共服务差距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表现为政策、制度在城乡人口流动、迁移、受教育、就业、工资等方面的差别性待遇。

1.2.2.3　全国与各地区二元经济强度的变化

在测度指标的选择上，国内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主要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等指标。

在研究对象上，已有的文献主要针对全国、省域和市等不同层面。苏雪串（2008）的研究表明，1980—2005年，以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为表征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不断强化。李景刚（2011）的研究则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二元对比系数为表征的二元经济结构经历了固化、减弱、波动中加强和迅速强化4个演化阶段。陈宗胜（2008）利用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测度我国整体的二元结构强度时发现，改革开放前该强度呈现出在波动中逐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之后缓解的速度大大降低但出现反复等特点。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部分经济发达省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变化出现分化，如浙江（杨宏翔，2008）、广东（未江涛，2007）开始弱化，而福建却在加强（蔡雪雄，2008）。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西部地区，如重庆、四川、广西、云南、陕西、遵义等省或市的二元经济结构，研究表明，上述各省市的二元经济结构均表现出强化趋势（袁安贵，2007；刘耀森，2010；覃茂福，2006；李继云，2010；何炼成，2010；李孝坤，2007）。

1.2.2.4　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变化的原因

张培刚（1992）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出现与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以及所受到的国际影响等。此后，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变化的原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

1. 城乡要素流动与制度性约束

一些学者认为，二元经济制度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强化的深层次原因。夏耕（2005）分析了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和二元资本市场等制度对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流动的约束及其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产生的制约作用。谢培秀（2008）则从城乡要素流动角度探讨了要素流动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并分析了城乡差别扩大背后的要素流动、要素配置失衡的影响及其根源。张桂文（2011）认为，在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因此，二元土地制度（李景刚，2011），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农民自身的分散性、抽取农业剩余的政治经济制度（刘新，2009）和二元财政体制（李淼，2011）等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共同原因。改革二元体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已成为共识。

2. 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

目前，对于两者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二元经济结构造成更多的要素向城市流动，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二元结构。陈宗胜、钟茂初、周云波（2007）指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农村发展缓慢、内需不足、市场相对狭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此，中国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也有学者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农村人才流失，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石磊、高帆，2007；彭巨水，2008）。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要素的流动。蒲艳萍（2011）基于对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的分析，指出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3. 二元经济结构与城市化

张桂文（2004）认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不利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滞后是制约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原因（苏雪串，2005）。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缺乏以及制度性因素对劳动力永久性转移形成的阻碍，造成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性，对城市化产生不利影响（蔡昉，2003；简新华，2007；何晓红，2007）。针对我国普遍存在的“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2006）指出，“由于系统、社会生活、行动和心理等层面的互相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趋势”⁽⁶⁾，半城市化现象的普遍性与长期性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形成阻碍。程俐骢（2011）则从城市化与农业持续发展的协调性角度强调，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与农民人数的减少相统一，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迅速减少，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后继无人，会影响农业的发展。

4. 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一些学者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归结为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林毅夫，1994；李实，2003；陆铭、陈钊，2004；Kanbur、Zhang, 2005；陈斌开，2010；高彦彦，2010；陶然，2007）。莫亚琳、张志超（2010，2011）认为，在我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刘明兴，2003；陈迅、童华建，2007；程开明、李金昌，2007），但姚耀军（2005）、曹裕（2010）则认为城市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田新民（2009）则从城市最适度人口规模的角度建立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出现较大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收入差距引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最适度人口规律和政府提升城市部门人口承载力政策等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为此，应该把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剩余劳动力的盲目转移；统筹考虑人口迁移的规模与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提高经济效率，保证工业化的成果不被“过度城市化”现象所吞噬。⁽⁷⁾

5. 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樊胜根（2002）的研究认为，农业科研、灌溉、基础设施投资和农村教育等投入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应重视政府公共投资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⁸⁾邵宜航、刘雅南（2007）的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转移成本较高，各地区劳动力的转移规模主要受农业技术水平和政府公共投入的影响；政府的投入不足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结构的转型。沈坤荣和张璟（2007）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国家财政的农村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但受公共支出管理和使用效率低下的影响，农村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公共财政支出在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作用并不明显⁽⁹⁾。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造成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制约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林燕（2009）则进一步指出，由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造成进城务工的劳动力无法实现家庭城市化，而家庭迁移困难又加重了迁出地农业的弱质性。

6. 分工与二元经济结构

高帆（2005）认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反差是由部门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程度和产品种类数的不同造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两部门分工水平差异的产物。高帆（2007）采用综合二元反差指数估算了各省的二元经济结构，该指数考虑了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劳动力配置结构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估算结果显示：各省、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表现出异质性，而且交易效率越高的地区，其综合二元反差指数越小。

1.2.2.5　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路径的研究

1. 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关于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关系，张培刚（1949）认为，工业化可以通过技术和组织两个途径改良农业的发展。刘科伟、胡浩（2002）提出“以主导产业的发展推动城镇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镇建设水平的提高；以大中城市的发展为重点，努力提高城市化的竞争力”，解决西部地区二元结构问题。黄任燕（2005）、张志强（2008）、周健（2008）等认为，应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通过发展非农产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达到提高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实现二元结构转换的目的。西部地区应把农村工业化作为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途径（郭俊华，2005；唐浩，2009）。钱陈、史晋川（2006）从工农业的互动机制和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土地要素的城乡两部门的增长模型，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的协调发展。

2. 提高分工水平和降低交易费用

郭少新（2006），罗富民、段豫川（2011）等认为，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分工演进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存在差异的结果，因此，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分工水平的过程。高帆（2007）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是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流转，因此，中西部地区应注重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改进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3. 从制度转型角度发展农村经济

国内学者主张通过财政制度转型加强农村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给、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有学者指出，要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力度、公共服务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和金融支持（李昌明，2010；蒋家胜，2009；白积洋，2010；孙力军，2009；夏龙、冯涛，2010；张志强，2008）。邵宜航、刘雅南（2007）建议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内部劳动力转移的公共投入。郭剑雄（2009）认为，劳动力具有异质性，并将劳动力的这一特征引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转移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机制，其研究表明：“其他条件既定，农业人力资本的转移，会导致农业总产量曲线的下旋，农业成功发展的新的必要条件是，农业从业者的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大于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农业劳均人力资本存量损失率。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相适应的农业发展政策的主旨，是在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通过面向农村的‘补偿性教育’的制度设计，推动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动态提高。”⁽¹⁰⁾谢培秀（2008）指出：中西部地区受农村地区发展水平落后和县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除了依靠自身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之外，还要推进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要素转移方面的合作，并着眼于提高城乡要素市场自由化程度；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增加农村公共服务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财政支持力度；城乡劳动力转移仍然有潜力，但需相应地推进二元土地制度配套改革。高丹桂、张志强（2008）认为，改革现行土地制度，解决产权残缺问题，有利于减轻制度因素对二元结构的强化作用。陶然等（2011）认为，解决“刘易斯转折点悖论”的关键在于推进实质性的户籍制度改革。

4. 多元化转换途径

任保平（2005）针对我国广泛存在的工业化、市场体系、收入分配、区域经济等领域的二元结构，提出了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农业工业化、制度创新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张桂文（2011）提出利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多元化途径，还强调通过技术、户籍、土地、公共服务、财政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来克服转换过程中面临的制约。张广威、赵曦（2011）认为，二元分割的经济制度制约了城市化发展，为此，应“注重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强化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特色城市化战略的协同推进，重点建设以现代农业为核心动力的现代农村，完善发展以先进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核心动力的现代城市”⁽¹¹⁾。

1.2.3　简要评析

上述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二元经济结构研究的视角，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理论参考。刘易斯等的二元经济理论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假设基础上，其政策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初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推进，这一理论的适应性将会减弱。在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在不同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时，其发展条件的改变会影响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路径选择。因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在形成的原因、演变的动力机制、影响因素及具体的作用等方面，既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性。

尽管刘易斯（1966）针对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进一步指出：“乡村人口的过度迁移，提高了飞地的失业率从而损害了飞地本身，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飞地对农村区域究竟有利还是有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人口是否过剩。”但刘易斯仍然没有注意到劳动力的异质性，而是将劳动力看作是同质的。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在劳动力非农化过程中，首先能够进行转移的劳动力是素质较高的群体，农村人力资本长时间的持续流失，将造成发展中国家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学术界对如何应对优质劳动力流失阻碍农业发展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从分工、全要素生产率等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内已有的研究多数采用定性分析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应用定量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偏少；国内学者对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单个省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的描述，没有将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欠发达区域进行研究，对西部地区在现阶段表现出的二元经济的区域性特征以及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待加强；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重要性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针对以上不足，本书选择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特征；在构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动力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