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多事之秋
1925年初，陈铨曾这样评价自己：“我现在同以前不同的一点，就是看事情比从前清楚，尤其是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对于处事待人方面，自觉较从前更看得清楚，更知道自己应当怎样做。讲话也知道轻重一点”。[48]好友贺麟亦有“陈心好似大明镜，万事万理无遁形”[49]之评价。但生活和成长并非总是一帆风顺，1926年前后，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学校、时局等公共领域，皆发生出人意料的遽变，促使陈铨不得不在喧嚣中冷静思考，作出判断，并走向成熟之境。
首先是1925年9月，清华学校迎来了120余名新生（本科生和研究生），旧有格局被打破，学生的成年化、新旧制学生的利益冲突、动荡的时局等，给校方和学生皆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1925年4月，陈铨就敏感地指出：“新生加多，已成的风气、势力不能使新生都清华化，新生带来的风气，势将弥漫于清华”，“聚千百将成年的青年，思想身体正当发育的时候”，“不能不有惧心”[50]，尤其是“大学生及研究生此后均无出洋资格，能出洋者，只有我等旧学生一百八十余人，权利不同，将来不知会不会发生冲突”，尽管“学校方面及旧学生现在极力设法使新来者，熟悉情形，增进感情，免致将来由嫉妒而决裂”[51]，但还是出了不少问题，此后几年清华园内风波不断[52]。
其次是时局动荡带来的巨大影响。清华学生一向疏离“政潮”，但自1924年始，革命潮流逐渐影响到校园。当年初，施滉、徐永煐、何永佶（吉）等在假期游历广州，并到“元帅府”拜谒孙中山，他们返校后写了不少相关文章[53]，此后《周刊》时载有国父的消息。1924年底，孙中山进京，清华学生会派彭文应、徐敦璋、王造时去请他演讲，孙因病未来，却促成了汪精卫到清华园演讲《革命之历史》，据说“大受全体同学的欢迎”[54]。而接下来发生的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京城兵变等一系列变故，在清华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学生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其中，或遭到战争的威胁，已难以安心读书。这一时期有三件事对陈铨个人产生重要影响。
其一是五卅爱国运动。陈铨不仅参与集会游行、宣传捐款等集体行动，还与王造时、贺麟等编辑日刊《上海惨剧》以及《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暑假中又与张荫麟、林同济、彭光钦三人，费时多日收集整理、汇纂而成《五卅痛史》，为国耻存照，以警策国人[55]。陈铨在运动中深受爱国主义洗礼，灵魂受到极大震撼[56]，接连写下《认清题目》《游行之后》《谈作战的步骤》等批判英日暴行，探讨斗争策略的杂文，并试图从国民性角度探究中华民族屡遭外侮的原因。他认为，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素以“宽大”“和平”待人，“不尚武力”，“没有国家观念”，每每委曲求全，不为“国家神圣而争”，总做着“正义人道，世界和平”痴心美梦，而“处此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时代”，必须“提倡国家主义，注重军事预备”，才是“永久的救国方法”[57]。陈铨抗战时期提倡崇武尚力的民族精神和救国方略，在此已见形状。
其二是主编《清华文艺》时遭遇挫折。首先，因为校方不愿增加津贴，致“编辑部”与“经理部”发生矛盾，出了两期后，几近停刊。其次，文学在清华园内，尚属小众，多玩票性质，并不以为业，贬损非议者不乏其人。再者，《清华文艺》多为校内来稿，陈铨作为主编，在稿件取舍上可能也招致责难，甚至要“提出辞职”，欲“与人对骂”[58]。凡此种种，致使他在最后一期发表《编辑罪言》。事实上，这不算多大的艰难险阻，只是作为象牙塔内的青年学生，偶遭指责，即产生了挫折感，竟有“生前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今生偏来当《清华文艺》的编辑”之语。《清华文艺》之于陈铨意义重大，他不仅发表了众多作品（也是遭指责原因之一），锻炼了写作能力，还为日后办报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件事是1926年初因张彭春辞职而引发激烈风潮。张彭春也是清华校友（1910年第二批直接留美生），1923年9月到清华学校任教务长，厉行改革，旧制生与他“感情颇好”，“平日视张为清华唯一理想人物”[59]，但也得罪一些同事。1926年1月，几名教员突发责难，起而“倒张”，校长曹云祥亦与之决裂，张彭春随即挂职而去。学生闻讯“群情彷徨，不知所措”，立刻集会商议，多方活动，后来张去职已经成了定局，遂转向“改造清华运动”[60]。
1926年2月4日，学生获知张彭春是日离校，即请与之晤谈，了解情况后，立刻召开评议会，议挽留张，并质问校长曹云祥。第二天，清华园“风潮大起”。据吴宓所述：
学生开大会，挽留张仲述……（议案）通过后，即聚众前往包围校长住宅，迫校长签约，允行三事。（一）迎张氏回校。（二）斥退王、庄、徐三主任。（三）改良学校，裁员减政。校长悉允之。次乃包围王、庄、徐及曹霖生之住宅，并游行，唱口号，加以辱骂，迫王、庄、徐对众立允辞职。[61]
两天后，《晨报》《京报》刊载了张彭春的辞职信，事态进一步扩大。其后，曹、张又公开撰文，针锋相对，各具说法。
经过调查，学生们一致同情张彭春。2月20日晚，学生会召开评议会，议决驱逐校长，并拟次日晚间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如经全体认可，立即暴动施行”。紧要关头，21日上午，贺麟、陈铨、张荫麟三人找到吴宓，告以详情，并提出平息办法，敦请“速言于校长，当机立断，以免迫近眉睫之大祸”。好在校方当局立即依陈铨等人的建议行事，解聘了“倒张”的几名教员，裁撤冗余机关，决心改良学校，风潮遂告平息。
风波前后，陈铨悉数参与，曾在家信中以告父亲：“事之起源，由于教职员有人排挤张彭春，又未说何项理由，故学生非常愤激，遂群起主持公道。迨风潮既大，张氏不回，遂进而图改良清华。”但是他并不主张过激的行为：
清华非一日所能改良，学生能力有限，而欲糜烂全校，牺牲一切，以图不可必之改良，非善策也。故当事起之时，男即主张学生为主持公道起见，可以挽张，若事势不能挽回，则公理已伸，学生即可以已，至于清华各理弊端，宜预备长期之运动，不宜遽行激烈手段，作无谓之牺牲。男虽有此主张，而群情激昂，置之不顾。[62]
该事件是曹云祥上任后“唯一的风潮”[63]，却几达不可收拾的危机局面。陈铨始以“词不见纳，遂谢绝一切，毫未与闻”，但关键时刻，还是公心所在，暗中调停，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贺麟后来提及此事曾赞曰：“陈言利似刃，斩金截铁解纠纷，判析毫芒惊鬼神”[64]，表明陈铨的意见应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亲身经历“群众之轻举妄动，不筹大局”，往往“只图一时之快意，不顾将来之一发而不可收拾”[65]，则让陈铨感慨莫名，思绪万端，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树欲静而风不止，清华园内风潮刚刚平息，1926年3月，日本人挑起大沽口事件，激起国人极大愤慨。18日，北京数千名学生、市民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反对所谓“八国通牒”，惨案随之发生。当日清华全体学生皆参加了天安门集会，少数前往执政府请愿的学生，同遭毒手，五人受伤，大一新生韦杰三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奉直联军与“国民军”开战，京畿一片混乱，人心惶惶。清华园一度四围皆兵，“人马出入，杀气腾腾”，风声鹤唳，连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声，亦致校园内一片“惶恐之象”。好在“清华以有美国关系，学校当局又与最高行政长官，声气相通，故军队惮而不敢轻犯”，校方又敦请警察时时护卫，附近的很多居民也进入校园里避难。及国民军败退，奉直联军把持政权，报人邵飘萍被杀，《周刊》也遭印刷局老板勿谈政治的“警告”。[66]
北伐战争将至，山雨欲来风满楼，“最时髦之新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类，而在最近之清华之中，均已‘崭然露头角’”[67]，学生加入党派蔚然成风[68]，“加入国民党者有之，加入共产党者有之，诸如此类，五花八门，不知凡几”[69]，“打倒”“推翻”之风“潮涌飙暴”，甚嚣尘上[70]，“‘党同伐异’的时症非常的流行”[71]。1926年3月13日，清华学生隆重举行了“中山先生周年纪念”活动，李大钊、陈毅到会演讲，鼓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作目标[72]。以致梁启超感叹道：“近来学生运动，已沾惹了万恶的政治毒。分党派的恶现象在学生运动里也有了。”[73]
虽然积极“活动”者不过少数，但也足以影响校园风气，学校当局对学生风潮心有余悸，也无力管束。总之，自陈铨入校以来，一向稳定安宁的清华园，在1926年前后陷入躁动不安、随时可能引发风潮的境地。国家状况更是糟糕已极，中华大地，烽火遍地，交通阻隔，前途未卜。1927年9月，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说道：“上学期期终，谁又不能预料现在能开学；而今天居然能行开学礼，实为大幸！”[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