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柏林学院
奥柏林学院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Cleveland）西南50余公里处，1833年由美国东部基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牧师John Shipherd和传教士Philo Stewart创办。学校得名于18世纪法国教育先贤、传教者约翰·弗雷德里克·奥柏林（John Frederick Oberlin，1740—1820），此公曾在穷乡僻壤的出生地艰苦奋斗，兴实业，办教育，传教义，造福一方，Shipherd与Stewart二人仰慕其精神而追随效仿之，创建奥柏林学院。以奥柏林学院为核心，此地渐发展成为一个几千人口的小镇[3]。
奥柏林学院注重宗教，同时亦以“学习与劳动”为校训，以“自由教育”为办学理念，是全美第一所招收黑人学生（1835）和女性学生（1837）的大学，素以浓厚的理想主义和多元化的人文思想而闻名，为美国有名的文理学院之一。据说150年校庆（1983）时，《纽约时报》称：“过去的150年间，哈佛为古典而焦虑，耶鲁为上帝而不安，奥柏林则早已为美国和世界忧虑”，一如今天奥柏林所宣扬的“使命和价值观”：“力求提供一个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学习环境，鼓励自由和相互尊重的思想交流，共享稳定而公平的学习空间”。[4]
奥柏林学院与中国还颇有渊源。1880年，学校即组织“中华团”到山西传教办学，“庚子事变”中，不少传教士在当地被杀，为纪念罹难者，1903年，奥柏林校园内建造了殉教者纪念碑，1907年山西太谷县又创办铭贤学校（Oberlin-in-Shanxi），校友孔祥熙任校长。铭贤学校日益扩大，从小学到大学预科一应俱全，尤以农工两科为显，“教学成绩卓著，名扬华北诸省”[5]。1934年，蒋梦麟、潘光旦、陈衡哲、蒋介石、宋美龄、徐永昌等学政界闻人先后到校参观，可谓一时之盛。抗战期间，铭贤学校迁至四川金堂，1941年《纽约时报》曾有“30年勤恳办学，助力中国工农业重建”的报道[6]。
奥柏林学院有文理学院、音乐学院和神学院。音乐学院创办于1865年，是美国顶尖的音乐学院之一，其他专业以化学最强[7]，而神学（哲学）、文学、经济、体育亦是很好的专业。中国闻人孔祥熙、蒋廷黻等曾在此求学，但一直以来，注重获取学位的清华学生多选择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康奈尔、哥伦比亚、芝加哥、威斯康辛等综合性名校，或是如维吉尼亚军校这样专业性强的大学，最初十余年间，清华毕业生没有人选择奥柏林。1920年，刘驭万、刘世芳来此学习经济学，此后每届皆有，至1929年共有20人左右，选习的专业有法律、经济、化学、文学、哲学、体育以及最有名的音乐。但大多在获学士学位后，即转入其他大学，攻读更高的学位。
如前所述，陈铨选择奥柏林学院，与清华的德文老师谭唐有关。他的奥柏林学院进修（插班）申请表（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to Advanced Standing in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Oberlin College）“个人能力评估”（estimates of personal qualifications）一栏的介绍人就是谭唐[8]。在博士论文（1933）的“自传”中，陈铨还对谭唐致以谢忱，并说“是他带领我进入德语文学研究”[9]，近有研究者指出，谭唐曾“介绍他在清华指导的德文学生陈铨到奥柏林学院学习”[10]。
奥柏林学院“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所好学校”[11]，而且学校在小地方，生活成本低，清华留美生每月80美元官费，还能节余“十至二十元金洋”[12]。彼时奥柏林小镇人口不过六七千，宁静和谐，“差不多人人都相识，与清华生活无大差别”[13]，这对于志在求学的陈铨，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外，陈铨到奥柏林还可能与先期（1926年）到此学哲学的贺麟有一定关系。有师友打前站，陈铨对奥柏林的情况早已悉知，审查成绩后，插入了文学专业三年级，主攻英语和德语文学。
据陈铨自述，除了谭唐，其在奥柏林学院的授业老师还有瓦格尔（Wager）、洁列夫（Robert A. Jelliffie）、谢尔曼（Sherman）、马克（Mack）、斯特吉斯（Sturgis）等。瓦格尔是奥柏林“最杰出的文学教授”，曾教过蒋廷黻英国文学[14]，教拉丁文、希腊文的斯特吉斯则是一位“熟练而严格”的女教授[15]。
在奥柏林陈铨最感兴趣的课程，是洁列夫教授讲授的莎士比亚，他日后回忆道，“民国十七年秋天我到美国进阿伯林大学，专习英国文学。除掉英国文学系必修课程而外，我最喜欢读的是洁列夫教授的莎士比亚选读。我从洁列夫教授学习了莎士比亚六个剧本。洁列夫教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每个解释和评论，都是博览深思的结晶”，并将其与王文显的戏剧教学作了一番比较：“王文显先生最注意观众的兴趣，戏剧的技巧，洁列夫先生却最注意哲学的思想，人物的性格。”[16]
洁列夫与中国也颇有渊源。1946年秋，他曾到北京大学做过一年的客座教授。日后名声显赫的学者夏志清（1921—2013），当时通过了北大的一个留学奖学金考选，还请洁列夫帮忙申请到奥柏林学院学习。不过在夏志清看来，“奥柏林是俄亥俄州的名校，真立夫一定是个好老师，但算不上是个名学者”[17]，只是夏氏志在做当代批评（criticism），对古典文学似乎兴趣不大，且欲进名校，听了洁列夫几节课后，即转学他处。
与清华时期没日没夜地读哈代一样，陈铨在奥柏林费了不少工夫研读莎士比亚和古希腊戏剧。他曾回忆道：
从叶勒夫教授那里，我第一次对于莎士比亚发生极浓厚的兴趣。有一天星期六晚上，同学的几位中国学生来约我去看电影，我没有去，一个人独坐在家里，埋头读《哈孟雷特》。越读越高兴，什么事体都忘去了。我脑子里充满了哈孟雷特的人生问题，我眼中只看见莎士比亚琳琅的字句。我想象不到在这么一本简单的戏剧中间，一位戏剧家居然能够把人生描写到这样地深刻，这样地动人。同时我更深深地感到书中的主人翁人格的丰富伟大，他能够观察别人所不能观察的问题，他能够感觉别人所不能感觉的刺戟。他的精神，就好像空气一般，无微不入，又好像观象台上面的风度表，空气稍微震动，它的记录，立刻表现出高低。[18]
经过王文显、洁列夫的课堂内外的熏陶和自己的竟日研磨，陈铨对西洋戏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19]，兴趣也日渐浓厚。
此外，陈铨还选修了哲学课程，并开始攻读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他日后回忆道：“我第一次认识叔本华，是二十年前的时候。那时我还在清华中学，有一天得着机会读王静安先生一篇评《红楼梦》的文章。静安先生根据叔本华的哲学，对《红楼梦》发表一些崭新的见解。我读了爱不忍释，立刻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书后，登在《清华周刊》，记载当时的感想”，“到美国以后，习西洋哲学史，开始阅读叔本华的书籍。他思想清楚，说理透彻，尤其是他的文章，简洁漂亮，使我心悦诚服”。[20]但对尼采学说发生浓厚兴趣则是到德国后。
陈铨在奥柏林的两年时光，紧张忙碌，生活多姿多彩。1928年9月初到奥柏林时，贺麟已转入芝加哥大学（Chicago），熟识的校友黄自（1904—1938，音乐家）也转学耶鲁大学（Yale），但此间仍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从留下的照片看，陈铨在奥柏林交游的中国学生主要有张咏[21]、陈洋溢、刘建华、熊大纯、水天同等清华校友，听音乐、看电影，或是郊外远足、湖区游泳、上山伐木，课外生活很丰富。过从甚密的则是同样学文学的清华校友任泰（贵州安顺人，1925年留美）夫妇，以及一位广东留学生刘丽贤女士，彼此间还留下不少近体诗词的唱和。
在美期间，陈铨曾利用假期，到各地游历访友。最先去的是同州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同班的杨允奎、董承显、邹尧芳等均在此学习。1929年，贺麟从芝加哥来函邀约参加“东方学生会”的活动。此会由两位美国女士出资，每年假期都邀请东方的留学生开会，“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当年贺麟担任会长。陈铨借此规划了一次假期远游，先乘车往西北赴威斯康辛大学，访问了在此求学的陶桐、向理润、徐敦璋等人，随后赶到密歇根州首府兰辛（Lansing）参加会议[22]。一周的会议结束后，又到了芝加哥，看望了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数学的表哥林伯遵，并见到一批清华校友。
在清华学生看来，美国是个高度物质化的新兴国度，欧西文化的根还是在欧洲，学文学哲学，还得到欧洲，陈铨也早就对五年官费留学作了计划安排，即尽快在美国获得学位，再转学到欧洲[23]。陈铨基础扎实，又刻苦勤奋，一年即获得了文学学士，1930年5月，又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陈铨的硕士论文为《简·奥斯汀作品的喜剧元素》（The Comic Elements in Jane Austen’s Works）[24]。今天举世公认简·奥斯汀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但是“达到这一结论，却绝非易事”[25]。虽然同时代有司各特（Walte Scott）这样的推崇者，但也不乏夏洛蒂·勃朗特、马克·吐温等鄙之者，直到20世纪，奥斯丁才逐渐被承认，研究奥斯丁是当时文学前沿课题。
在这篇六十多页的论文中，陈铨首先否定郭立西（Francis Warre-Cornish，1839—1916，英国学者、作家）、朗（Andrew Lang，1844—1912，苏格兰作家、文学批评家）、安诺德（Ma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等评论家对奥斯丁的偏见，在古、今、“英”、外多维度的参照比较中，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大胆论定奥斯丁在“英国文学史里占一个特殊的位置”。
在具体论述中，陈铨以柏格森的经典之作《笑——论滑稽的意义》为理论核心，融合英国作家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约翰·莱斯利·帕尔默（John Leslie Palmer，1885—1944）等关于喜剧的论述，建构了“笑剧”的“基本原理”（Fundamental Principle）：笑剧依赖的是理智，而不是情感；笑剧通过笑来制裁社会人生中不合常规的事物（Disproportions），以维护最好的社会规则；人生中不合常规的事物，也许是直观的物理（Physical）上的缺陷（如不合比例的高矮胖瘦，不合常规的奇装异服、言行举止等），也许是人类精神（Spiritual）上的弱点（如虚伪、势利、感伤、吝啬等），前者是浅层次的“低级笑剧”，后者则是“高等笑剧”或“性格笑剧”；不合常规的事物，也许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并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迁。
陈铨认为，奥斯丁依靠理性力量，洞见了人生中悖谬之处，并在作品中巧妙排列个性化的“笑剧”元素，在戏剧性的场景中，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所以她不仅是一位“成功的笑剧家”（Successful Comic Writer），更是一位“成功的个性笑剧家”（Successful Writer of high Comedy）[26]。论文极有见地，重点分析了奥斯丁的语言特质，指出其一反英国作家的传统，创造了一种“清楚简洁”“明了典雅”的语言风格，具有莫里哀的气质。文中写道：
它没有卡奈尔散文（Prose Style）华丽的藻饰；它没有罗斯金（Ruskin）散文图画式的描写；它没有梅瑞狄斯（Meredith）散文刻意的晦涩和人为的雕饰；它没有马克莱（Macaulay）造句谋篇的方法；它没有狄更斯（Dickens）故意的言过其实；它没有萨克雷（Thackeray）道德的教训；它没有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哲学意味；它没有斯威夫特（Swift）的闹骚满腹；它没有菲尔丁（Fielding）的土气俚俗；它没有哈代（Hardy）悲观的讽刺。
作为正式的西洋文学研究论文，无论从论题选择的前沿性，理论建构的合理性，资料收集的广度，还是阐释论证的逻辑性，学术规范的谨严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等，均显示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扎实的学术积淀。[27]据说答辩结束后，“主考的首席教授对他祝贺说：‘我对阁下之造就，甚为钦佩。’”[28]
虽然为了尽快拿到学位，学习任务繁重，文学创作时间日少，但在留美期间，陈铨还是抽空完成了长篇小说《冲突》以及《来信》《重题》等短篇小说，并已开始构思创作长篇小说《彷徨中的冷静》。因为对德国文学和哲学产生兴趣，兼贺麟也要去德国，陈铨决定也去德国。
1930年5月，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后，陈铨立刻向清华大学申请将剩下的三年官费到欧洲留学，同时与奥柏林的老师同学一一告别，收拾行囊到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报名参加一个暑期学校，专门攻读德语。9月初，清华大学第一次评议会议决准予陈铨、贺麟等留美学生转学欧洲的申请。当月中旬，陈铨收到了奥柏林学院寄来的英语文学硕士证书，随后在纽约登上赴欧的轮船，匆匆告别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