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德文学研究》

1931年冬天，陈铨到柏林大学收集材料，开始撰写博士论文。1932年4月，回到克尔继续写论文，1933年初竣稿，同时提交了博士考试申请，5月通过了博士口试。据好友张弘伯当年7月所言，陈铨“于五月廿七日在德国克尔大学最后博士口试及格，论文则早已接收，且得最佳的评语”^[52]。

陈铨的博士论文题为Die Chinesische sch?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直译是“德国文献中的中国纯文学”，他自己译为“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曾连载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4—1935），出版时改为《中德文学研究》（1936）。^[53]论文主要探讨的是中国“纯文学”（指古典小说、戏剧和诗歌）在德国译介传播及其影响。按他自己说法，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

研究的目的，不单是在指出翻译书籍文字上的错误，同仿效作者意义上的误解，我最要紧使命就是在说明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程序，同时就中国文学史的立场来判断德国翻译和仿效作品的价值。^[54]

这篇十万字（中文）的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中间三章考察中国“纯文学”在德国的译介和流传，并各作总结，第五章为“总论”。绪论中陈铨首先作了一个理论预设：“大凡一种外来的文学，要发生影响，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或者三个时期：第一是翻译时期，第二是仿效时期，第三是创造时期”，并初步判断中国文学在德国“始终没有超过翻译的时期”。接下来三章具体考察小说、戏剧、抒情诗等三种中国“纯文学”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

通过一番考释，陈铨发现，德国对中国文学的翻译、解释和传播，存在着不少以劣为好、翻译不准，乃至随意改编、张冠李戴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连《灰阑记》《好逑传》等在中国勉强算二三流的作品，“在欧洲居然能够发生很大的影响，受一般人崇拜”，“一本自由改窜的中国戏”，都能“博得德国剧台上很大的胜利”，而中国真正的文学经典反而未被译介。总之，因为不能把握中国文学“正确的知识”，德国选译的文本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精华，解释也不能传达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人生的精义”，更“没有达到用中国精神来创造新文学的境界”。论文的结论是：

两百年中间，德国方面总是不断的努力去探讨中国纯文学的美丽。但是他们所见到的图画，始终还是不清晰，不稳定，除非他们更有忍耐，更卖力气，很不容易抓住中国纯文学的精华。

在这一篇研究中，我们曾经一步一步去表明中国纯文学对于德国文学的影响。我们在起首就说明，一种不同文学的介绍，往往要经过三个时期：可以叫他翻译时期，仿效时期，创造时期。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德国方面的成绩，始终还没有超过翻译时期。

《中德文学研究》在国内发表出版后，即有厉啸桐、毕树棠、清源等人撰写书评，予以高度评价，七十年后，卫茂平、王向远、季进、叶隽等当世学者亦多有介绍和好评。《中德文学研究》的开创意义和学术贡献毋庸置疑。

首先，《中德文学研究》选题精当，文质相称，成一家之言，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杰作，具有开山意义。毕树棠曾很有见地地说道：“两种文化程度平衡的国家，文学上的相互影响，是重要的因缘之一，作比较和批评的研究是最常见的文字，这在近代的欧洲已是很普通的事了。然而中国和德国（推而至如欧洲各国）之间，却不是那样的简单，文化，思想，兴趣，生活的传统，种族，宗教，文字等等的各异，在文学里都深深的蕴藏着，而从来没有人从中整理过，这是一件很重要而不易的工作”，而陈铨“很早就深于中国文学，又在美国和德国专攻文哲有年，研究批评都有显著的成绩，以他的天才和学问来写这本书，当然是成功的”^[55]。

《中德文学研究》不仅逻辑体例严谨，具体论述也是精彩迭现。如对中西“史诗”的辨析，中国抒情诗、神怪小说的美学特征和艺术手法，中国戏剧与西洋话剧的区别，“四大名著”以及《诗经》《西厢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都有独到见解，往往三言两语，切中肯綮，对中国文学“也有许多新颖的看法”^[56]。而在末章的“总论”中，陈铨屡叙德国的历史进程、文化潮流、哲学思想的变迁，以及工业技术大发展、世界大战的发生，乃至中国近代的政治军事上的失败，对中国文学在德国传播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谓语约意精，字字珠玑，尤见功力。如论者所言，那些看似“很空虚”的“评语”，则非有“深切的认识和透彻的感悟”与“天才的灵通和学问的练达”，不能“见解及此”。值得一提的是，陈铨还将雅各布的中国灯影戏研究，作了专节介绍，为“国人著作中所仅见者”^[57]。

其次，《中德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开拓性的示范意义。中国古代文论重兴味体验，多神思感悟，只可意会，不好言传。王国维曾说：“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而“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58]。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洋新科学、新名词、新方法传到中国，开启了研究方法的现代性。中国古典文论虽自有传统和优长，但讲究证据编排、逻辑思辨、规范严谨的西洋研究方法，不仅是大势所趋，对中国文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陈铨从清华时期开始尝试文化比较研究，留学美欧，操练多年，逐渐学得西洋文学研究方法，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首先精选论题，抓住研究对象特质，建立一个恰当的理论体系，然后爬梳整理资料，作全面精审、条分缕析的阐发解释，最后形成结论。《中德文学研究》从框架体例、资料收集、文献综述、征引文献、参考书目等，整套学术规范悉备俱全，著中所列“参考英法德三国的书籍，有二百八十余种”^[59]。此外，德语原版《中德文学研究》还有“附录”《常见翻译错误简介》，指出德国翻译中错误原因和具体表现，为正文作例证和补充。

西洋文学研究方法，在当时中国并不多见。1933年，朱光潜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的英文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但是该著五十年后才译成中文与中国读者见面。而陈铨及时发表和出版了《中德文学研究》，无疑起到模范引领作用。当时有评论道：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著者治文学史的方法，似乎是德国学者治精神科学的方法。他的目的，不单是在收集一些干燥无味的材料，给它一种事实的叙述，他还要从这一些历史的事实中间，探讨两种不同文化接触后精神影响变化的途径步骤。这样一来干枯的事实，都变成有趣味的活动，死的历史，变成活的精神了。^[60]

陈铨曾说道：“凡治学问，重点在方法，未学得方法，是不易进门的。留学就是学教授治学的方法。能考起博士就是教授承认你已学得治学的方法，可以独立治学了。并不是得了博士学问已经很好，而是研究学问才起头。”^[61]表明了他在治学方法上有了自觉的现代意识。当世学者称誉道，“《中德文学研究》1930年代问世，而今‘书龄’已逾古稀。虽然时过境迁，但其资料搜罗的广泛、排比考订的精审、比较方法使用的纯熟依旧为人折服，是中德文学关系研究史上嘉惠学林的杰作”，是“中德比较文学领域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著作”，“至今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标高”^[62]，可谓恰如其分。

《中德文学研究》的瑕疵，在于中文参考文献不足，少数文献、史实有错讹舛误，厉啸桐、毕树棠、卫茂平等均有指正。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远在海外”，对“小说戏剧的新资料”，“没得机会采用”。不过这些都是“实无大关系”的“枝节”问题，所谓“小疵”“不足为大醇之累”，“全书并不因此减少丝毫价值”^[63]。此外，可能为了简约方便，陈铨将其译作“中德文学研究”，与德文原著的意思也不大贴合。

《中德文学研究》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中，居然有那么多错讹、偏差和误导，而陈铨正本清源的研究，不仅向外邦传播了真正的中国文学，同时也从学术上弘扬了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陈铨曾在《歌德与中国小说》（1932）中写道：“中国民族对小说之最大贡献不见知于世界，而第二流、三流作品乃风行一时，冠履倒置，珠玉沉埋，与中国国运同一可叹！”^[64]自传性小说《死灰》（1935）中，也借人物之口说道：“你应当替中国的学术界文艺界争一口气，使中国在国际的地位，无形中提高，别人不会看不起我，说我们是劣等民族，永远没有出息，应该供人欺负蹂躏。”

以此看来，《中德文学研究》无疑对陈铨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其学术救国的理想抱负和民族情怀的一次实现。论者有言：“作者学养识见，并至超卓，驳正德人译著误处，往往令人解颐。”^[65]大约也是对学术之外的隐义有所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