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故交新朋
克尔市位于德国最北端波罗的海港湾，离丹麦很近，距入海口只有十余公里，克尔大学就在海港旁边，曾在此留学一年的陈序经描述道：
在旭日初升或太阳西落、以至明媚月夜的时候，在海旁的长堤，在花园的树下，格外觉得美丽，格外觉得幽雅。而且德国人民是最有音乐天才的人民，最喜音乐娱乐的人民。在这种景色之下，你总会听到各种音乐若远若近，若起若伏。时而雄壮如排山倒海的声音，时而温柔如情郎倩女的细语，真是使尔心驰神往……我平生没有像我在琪尔那一年那么感觉到身心怡快。[66]
克尔大学不仅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其实也是一所学科齐全、实力很强的大学。陈铨受业的李培、克洛那、雅各布、司滕泽尔以及Carl Petersen等皆为德国一流学者。1932年9月，陈铨告知友人说，“弟去年冬季曾一度转学柏林。今年春复返克尔，以后当不再移校，因此间教授及设备均极满意之故”，并言及曾到丹麦旅游的经历。[67]
陈铨日后曾告诉家人，德国人非常崇拜中国文化，他自小熟读中国经典，颇具传统文化修为，又在语言和文化交流上毫无障碍，“读书旅行，与德国人来往”，生活上过得很惬意。平时亦热心于公共事务，是“德意志—外籍学术交流协会”会员和“克尔大学德意志外籍学生协会”理事会成员，以及德国“青年黑格尔学会”成员。
陈铨曾写道：“在德国克尔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那儿我是唯一的中国学生，我又带了一支破洞箫，所以每到周末，都有本地的德国人请我到他们家里去饮茶或待饭。”[68]从其反映留德生活的作品和留下的照片中，可知他与德国人相处毫无隔阂，关系融洽和谐，其乐融融。日后著名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在柏林时与陈铨是“语言交流的伙伴”，1937年二人还在清华大学重逢[69]。
1931年冬到1932年春，陈铨在柏林大学注册学习了一个学期。他后来说：“柏林七个月的大学生活，要算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因为我那时有足够的金钱，我生平最大两个嗜好，买书和看戏，都得着了最好的机会。”[70]当然，陈铨在柏林不唯买书、看戏、写论文，不仅见到了几位老朋友，还结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只是遗憾错过与彼时游学欧洲的老师吴宓会面的机会[71]。
柏林是德国最大的城市，大学众多，也是中国大使馆所在地，留学生很多。据1931年11月初到柏林的牟乃祚说，当时柏林有中国学生“约近四百人”，“大多集居于一隅，日夕相处，很有些无谓的行动”[72]。但如陈铨这样的公费生志在求学，学年有限，耽误不起，皆刻苦勤勉。陈铨在柏林的交游过往的中国学生，主要有两批，其一是“青年励志会”（下称“青励会”）会友王树棻等人。
青励会说来话长。该会成立于1920年冬天，发起人张昌圻、樊弘、袁世斌、谢星朗、周传儒等北京大学学生，后周传儒、谢星朗、张昌圻等考入清华国学院，吸纳不少清华学生加入。青励会自成立起一直以川籍在外学子为主，相当于川籍学生同乡会。后来不少会员毕业工作或留洋海外，故又在南京、美国和欧洲等地设有分会。
青励会的宗旨是：“结合有志青年，交励个人的学行，务期造成各种专门人材，协合以创造社会的新事业。”[73]其《本会之缘起》写道：
“五四”以后，学生鹜于外务，奔走呼号，咸以爱国相尚。时而大会，时而游街，时而演讲，时而罢课；如此年余，课业荒废实多！一时狂热，放射几尽。当时有识者谓为其志可嘉，其方实谬。然风尚所趋，弗能挽阻。后同侪渐愫然于能力之差弛，罢课之非策，相与约为事其所事，以期不负初衷于将来；不然，虽日出数十起痛骂国贼当局之宣言，亦不过徒博空言无补之诮。国事日非，谁与为是？自无整备，远足堪虞。同时又觉自组之团体虽多，然蕲向远大步伐整齐者则少。比比者不规模狭隘，即夕瘁朝荣，自生自灭，流产相望。同人等深夜步于森林，时闻狼嗥，时闻虎啸，胆栗心惊，荒凉满目，同气之求，因是骤起。[74]
由此可见，青励会的初衷旨趣在修德进业、互相砥砺、注重实学，以学术救国、谋求社会改造为己任，颇类弘毅学会，只是其会员来源更加广泛，活动时间更长。青励会大多由同乡同学引介加入，曾出版过《青年励志会会务纪闻》《青年励志会会务季刊》等会员交流刊物。随着他们毕业走上社会，或是出洋留学，会员与总会，以及会员间仍开展“循环通信”“同乐会”、救助困难会友等活动，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登记的会员近二百人，有记载的聚会达五十余次。
青励会的核心人物之一是陈铨的密友张昌圻。张昌圻（1903—1970），亦名张弘，字弘伯，富顺县赵化镇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部研究生，1929年以论文《洙泗考信录评误》毕业，短暂任职四川省建设厅，1930年10月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1938年以论文《吕西安·莱维-布吕尔的伦理学和社会学至上论》获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欧特种委员会”驻法国的“合作员”，1938年春又至“国际和平促进会”秘书处工作，“主持编译通讯及联络中国之工作”，为“反日侵略而努力”[75]。抗战期间，张昌圻在《军事与政治》（向理润主编）发表大量“欧洲通讯”，为抗战呐喊，后不知所踪，有可能移居欧洲。张昌圻的弟弟张昌颖、张昌培亦毕业于清华[76]，与陈铨也熟识。
陈铨在家书中称与张昌圻“甚善”，可能是富顺高等小学的同学，在北京读书时两人过往密切，陈铨每过北京城均留宿于张昌圻的宿舍北京大学“西斋”。陈铨大约在留美前后入会，其学生时代的交游圈除清华同学，也大抵在青励会，如林伯遵、向理润、贺麟、谢明旦、杨允奎、张敷荣、董承显、武三多、谢星朗等，日后成为连襟的叶麐（石荪）、杨西孟、雷兴翰等，都是青励会会员。
青励会会员不少人颇有建树，除前述外，经济学家樊弘、体育教育家程登科、地质学家黄汲清、植物学家孔宪武、统计学家刘南溟、测绘学家夏坚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以及文学家朱光潜、李健吾、林如稷等皆为会员。青励会曾于1928年集资办“励志书局”，陈铨还入了二股（五十元），其长篇小说《冲突》（1929）即由该书局出版，后来还多次讨论筹办“大学出版社”的事宜。可惜1934年以后青励会的情形不得而知，有可能随着成员年岁渐长，各有事务，无形中解散了。
据记载，陈铨在德国曾两次参加青励会的活动。第一次是陈铨即将返克尔前的1932年3月29日，除杨毓川因病不能到会，其他会友傅汇川、程登科、杨能深、陈茂、陈铨、王树棻、陈晓岚等再次相聚在柏林的中餐馆泰东饭店。此次聚会一个重要缘由是为留德多年，“在经济困难中，终能成功其所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王树棻“贺捷”。中午餐毕，下午一行人参观了柏林体育大学，并摄影留念，晚上又“二次聚餐”，“痛痛快快，胡乱吹牛”，十一时始散[77]。此次聚会结束后，陈铨结束了在柏林大学一学期的学习，返回克尔城。
第二次是1932年陈铨从克尔来柏林度寒假。12月28日下午，在柏林西郊程登科的住处，在德会员悉数到场，为新到德国的会员牟乃祚、新入会的萧忠国接风洗尘，提交入会申请的王淦昌、杨昌谷等亦与会同乐：
去年年底（十二月二十八），此间召集会议一次，除全德会员全体出席外，尚有行将介绍入会之来宾数人参加。开会地点仍为程登科同志家内，开会内容除报告国内同志努力会务及创办大学出版社经过情形外，则为欢迎萧忠国同志入会及牟乃祚同志来德，留德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此外更讨论一切会务及改选，散会后复聚餐，是日集会兴趣至浓，自午至晚，各无倦意。此亦可想见留德同志精神之一般。[78]
除了励志会的故交新识外，陈铨在柏林还新结识了陈康、冯至、蒋复璁、洪谦等新朋友。陈康（1902—1992），一名陈忠寰，江苏扬州人，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同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30年秋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40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历任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教授，后任台湾大学教授，1958年赴美任教，以研究古希腊哲学蜚声海内外。陈康与陈铨在柏林过从密切，并也曾受教于克尔大学的司滕泽尔教授。抗战时期，两人在昆明、重庆时常相聚，关系密切。1948年在上海，陈康与陈铨的妻侄女陶淑明结婚，两人还成了亲戚。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直隶涿州人，诗人、学者。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与林如稷、陈翔鹤、杨晦、陈炜谟等关系密切，参与“浅草社”以及《浅草季刊》《沉钟》等文学杂志。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1929年考取河北省教育厅官费留学，1930年9月与吴宓等结伴赴德，进海德堡大学。1932年8月，冯至转学至柏林大学学习，受到北大校友蒋复璁、朱偰等人的“欢迎”[79]，稍后到柏林的陈铨，在此间也与冯至等人相识。
蒋复璁（1898—1990），字慰堂，浙江硖石人，著名图书馆学家。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到清华学校教国文，1929年考取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1930年7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专攻图书馆学。1932年11月回国，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抗战期间在重庆江津创办中央图书馆。1949年后曾在港台教书，1954年起历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1974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8年曾起草“以中华文化统一中国”提案，交国民党十三大。蒋复璁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业奠基人，为保护中华古籍文物作了不少努力和贡献，在台湾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被誉为“中华文物的守护者”“图书文博界泰斗”。
据陈铨所言，他在柏林交的朋友除陈康外，就是蒋复璁，可见关系密切。陈铨在清华时即知道（或认识）蒋复璁，从留下多种合影看，两人在柏林来往频繁。蒋氏虽无意于政治，但却深得其北大老师、国民党政要朱家骅的器重赏识，回国后在朱主持的“德奥瑞同乡会”“中德文化协会”任职。据其自述，朱家骅对他“可谓言听计从”[80]，蒋也向朱推荐了不少留德学生，对柏林旧识自然是竭力引介。1934年1月，陈铨回国曾在南京受到蒋复璁的热情招待，抗战中在重庆又多有过往。陈铨日后曾说蒋复璁“处处帮忙”，1946年受聘同济大学，也是由其举荐。
1935年10月，冯至夫妇回国，蒋复璁同样邀二人到南京做客。据姚可崑回忆：“蒋复璁热情招待我们，陪同我们参观了中山陵，游玩了玄武湖，还介绍我们拜访了朱家骅”，并言朱“很注意收罗留德学生，蒋复璁常为他延揽‘人材’。冯至不肯留南京，蒋复璁感到失望，临别时握着冯至的手说：‘先到北平去看看吧’。”[81]虽然陈铨、冯至两人皆志在文学与学术，无意政治，但蒋复璁对旧交之厚谊，也是颇具君子风度，只是晚年在台湾回忆起柏林往事，对留在大陆的陈冯二人皆未曾提及。
1931年12月9日，冯至在致杨晦、陈翔鹤的信中写道：“有时同一两个德国人谈一谈，很少见中国人。做《天问》的那位陈铨在此地学文学，此外没有人。”[82]陈铨热情外向，而冯至沉默内敛，二人同治德国文学，相识前各有社交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相善互敬的君子之交。虽然日后彼此书面上皆极少提及过往，事实上陈铨与冯至在德国交情匪浅，不仅在柏林多次相见，1933年，陈铨通过博士考试后，也来到了海德堡大学访学，与冯至夫妇再次相见。1935年冯至通过博士考试，陈铨立即著文为其博士论文写评述，予以高度评价，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以及1949年后也有过往。
陈铨在柏林大学还认识了日后以研究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享有盛名的哲学家洪谦。洪谦（1909—1992），祖籍安徽歙县，出生于福建。曾在清华国学院师从梁启超，1927年起留学德国耶拿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师从德国哲学家、“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教授，成为该派成员之一，1934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洪谦1937年回国，在陈铨引荐下，至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后又在西南联大同事。
1930年10月，陈铨初到克尔大学时，与在此求学、日后西南联大的同事陈序经，以及黄公安、周冠军等中国留学生颇有过往[83]，次年4月，陈序经夫妇回国，大家还留影聚餐，为其送行。此外，陈铨还曾与彼时到德国留学的清华校友和同治德国文学的杨业治（1908—2003）以及在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任讲师的历史学者姚从吾有愉快的会面。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3月间，在美国完成学业回国的陶桐，曾到德国考察化学工业，与陈铨、张弘伯、冯至、蒋复璁等在柏林相聚、郊游远足，并留下多种合影，陈铨的自传性小说《死灰》中的张佩清的原型就是陶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