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纳粹德国
1932年，陈铨在青励会会员调查表“生活情形”一栏写道：“心情大部分是快活的。”这表明虽然在德国从学业到生活一切顺利，但他还是心有忧患。天各一方，思念故土亲人是难免的，父母渐渐老去，四哥已结婚生子，两个弟弟尚幼，更兼川中战事频仍，家中经济更加窘迫。这些或许都不是大问题，待学成回国，就能改观，让陈铨忧怀的是其他事情。
1928年，陈铨赴美之际，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当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共产党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地方军阀各自为政，国中依然不太平，局部大小战争从未停止。从“翘首望故国，故国正刀兵”[84]（1929）的诗句中，表明他时时牵系着祖国。
从九一八事变到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如此重大变局也牵动着海外学子。以德国为例，王淦昌（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时在“柏林郊外，风度不减当年，只是去岁受九一八刺激甚深，愤激不平”[85]。陈铨也借小说中人物，表现了自己当时震惊痛苦的情形：
中国东三省失陷，是何等惊天动地的事情？华亭最初得着日报占领沈阳的消息，是在克尔吃饭的公寓里……
唐克先生把华亭请到他屋子里边，恭恭敬敬地把报送给他看。华亭用着战栗的手，迅速地读下去，起初他还不相信，他又重读了一遍，这事情确确无疑的了。
他不讲话，一趟跑回家去，伏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自从那一天起，天天报上都载得有关于东三省的消息。《柏林午报》的记者，甚至于负责签名报告他亲眼在东三省看见日本兵活埋中国人，有一次在义勇军退却以后，日本兵赶来，捉了十七个赶场的农民，登时枪毙，还有三个用石油浇在身上，放火来烧。[86]
这虽是小说中的桥段，其实也是真实的自我写照。1932年初，陈铨将《柏林午报》所载日军在东北的惨无人道的暴虐行径的报道，译成中文，寄给了《大公报》，并附言道：“一月十五日柏林午报载该报在奉天记者波斯哈尔德亲眼所见日本军烧埋中国居民情形。此间人士，无不痛恨日人之残暴，盖日本军此等举动，实属三等野蛮不入文化的民族之行动，不独为全中国人民之敌人，实为全世界人类之敌人，凡属人类，均应起而打倒此残暴之人也。”《大公报》则以陈铨的译稿编发了题为《勿忘暴力下三千万同胞！》的“社评”，揭露了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虐兽行和“东北同胞生活于暴力支配之下，诚非水深火热所可喻其困苦”的悲惨境遇。[87]
当然，欲解决民族危机，不单是奔走呼号、排拒日货，更重要的是谋求中国的彻底革新，如在美国的张荫麟写道：“所欲大声疾呼为国人告者，吾人当前之急务，不唯在抗日之宣传与准备，尤在扑灭国内主要之黑暗势力”，否则“不独永无力量抗日，抑且无资格以抗日”[88]。虽然小说中萧华亭深陷绝望虚无中，但现实中的陈铨并未丧失信念。1932年9月30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国内情形愈趋愈下，弟颇乐在外国多读两年书。以后回国，看如何努力。我等志同道合之人，只要大家心不死，将来只有一番建设。弟深信中国民族必有出头之一日也。”[89]
德国的状况同样令人堪忧。陈铨在德三年，恰逢希特勒和国社党乘势发展，迅速崛起，并最终攫取政权，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的时期，这段特殊经历，无疑对他有深刻影响。陈铨到美国的第二年（1929）秋天，随着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经济危机爆发，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时代来临，而一战失败、受《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限制困扰的德国的情形最为糟糕。陈铨曾写道：
当一九三〇年，作者到德国的时候，欧战已经结束了十二年，然而德国的国民经济还未恢复。汉堡和伯雷门的港口，停满了不能开行的船只，多数工程倒闭不能重新生产，全国七千万人口，失业的工人达八百多万人。[90]
德国民众“失望的情绪更为严重”[91]，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独无以为生的失业者，“大部分学生看来都醉心于希特勒了”[92]。当时在柏林的牟乃祚描述道：
德国学生会决定每星期三下午学校不得排功课，他们利用之去操练，去游行，去宣传，又加之十一月十二号Hitler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地闹大选，闹投票表决。于是一会要去作大选宣传啦，停课两小时，一会“领袖”（Fuhres Hitler）要讲话啦，停课去听Radio，发狂似的，令人为之齿冷，即在他们自己看来，也难免啧有烦言。可是魔王当道，没处讲理也。[93]
1933年1月，狂人希特勒如愿以偿，赢得大选，上任国务总理，随即立刻大肆迫害屠戮犹太人、共产党和异见者，德国境内全面纳粹化，大学校园也不例外，大批反对者和犹太人的公职人员被解职[94]。陈铨后来写道：
希特勒上台以后，各地青年人活像一群疯子，到处屠杀犹太人。在作者读书的克尔城中，一群青年纳粹党员冲入一个犹太人的商店，毒打主人，破坏家具，犹太人开枪击伤一人，于是全家立刻死在乱枪之下。在柏林戈培尔令人焚烧国会，嫁祸共产党。经过一番审问后，共产党的一切报纸，一切机构全入纳粹党人的手中。共产党或遭屠杀，或入集中营，在很短的期间，全部势力崩溃。大学的教授，职业的医生律师，政府的公务员，音乐戏剧的导演，文艺的作家，甚至于舞台上的演员，凡是稍为带一点自由思想的分子，通通遭受排斥，无处谋生，轻则拘禁，重则被迫空手出境，残杀暴虐是纳粹的作风，残杀暴虐是当时德国青年最痛快的发泄。就是这样，希特勒成功了，德国全境也成疯人院了。[95]
作为留学生，陈铨虽未直接受到人身威胁和伤害，但希特勒上台适值其博士考试，因为克洛那、司滕泽尔、李培等授业老师横遭厄运，并一度危及到他的学业。
克洛那教授祖先是犹太人，是以受到了纳粹政府“种种压迫，郁郁不得志”，1934年被迫离开克尔大学，曾到罗马讲学，“意大利政府欲聘为教授，德国政府又不允许，返国后，又不许其任教”，他只好到英国苏格兰等地任教，1940年移居并终老在美国[96]。司腾泽尔教授则因为“太太有犹太血统的关系”，一度被停职，1934年到哈勒大学，1935年11月竟突患急症离世，其妻儿则于1939年移居美国[97]。更有甚者，陈铨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李培也因为妻子是犹太人，受国社党攻击，1933年4月被停职[98]。此时，陈铨的博士考试在即，幸好在李培的请托关照下，最终由威尔士和鄢森两位教授代理完成陈铨的博士论文的评阅和口试[99]。而威尔士也因为同情和支持李培，离开了克尔大学。
回国后，陈铨以见证者的身份，在纪实小说中真切反映并揭露了纳粹德国偏执的种族情绪、动荡的现实以及对犹太人的大肆迫害，但同时作品中也灌注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如《政变》写“我”旁观狂热分子大游行，回到住处后，房东高兴地对“我”叫道：“德国民族复兴了”，“陈先生的祖国不久也要复兴的”，而“我”则谢绝了聚会邀请，情绪激动，不能自已，独步街头。小说末尾写道：
进房里，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心乱如麻，不知作什么事情好。
忽然我大气，用拳头使劲地打桌子。一挣身起来，把大衣披上，匆匆下楼去。房东太太问我出去有什么事，我说出去散散步就转来。
我跑到街上，深深呼吸了两口气，仰望着天空中的繁星，眼眶含满了热泪。[100]
《免职》的结尾则写了这样一个场景：
我勉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海拉满教授谢谢我。我坐一会儿告辞走了。海拉满教授送我到门口，忽然他说道：
“陈先生，你考试的事情，我已经托韦士烈代办，他已经完全答应了。请你不必为我愁，我还有力量奋斗。你回中国，请你不要把德国说得太坏了。当局的人，自有他们的苦衷。只要民族能自由，个人的牺牲，是没有关系的。德国可以虐待我，但是德国不能禁止我心里不爱他！”[101]
这些细节表明，纳粹德国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种种躁狂的表现，使陈铨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创伤[102]，让他不时想起满目疮痍的中国，并从中深刻体验和感受到德国一般民众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对德国法西斯这种种手段和作为，既痛恨又不无羡慕的复杂情感，并非陈铨所独有，而是彼时不少留德中国学生共同的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当时也在德国留学的黄公安写道：
今者党治路线分明，政治方向确定，信仰有了中心，舆论归于统一，既免态度不明与无所适从之危惧，又无党争之内顾，政府可得一本其政策与意志，安心从事于国家社会之建设，谋经济财政金融问题之解决，以及新理想社会之实现，如放弃利己观念，着重公德伦理的利群主义，以及工年运动等新思潮之产生，其将来有裨于新社会之构造，万分值得吾人注意。鄙意以为欲救中国，尤当以德国为模范。[103]
当然，黄氏也深知希特勒执掌下的法西斯德国潜藏的极度危险性：
假令希氏，今后能善用其地位，挽既倒之狂澜，出斯民于水火，对外能尽量发展外交长才，取消凡尔赛条约之束缚，对内抚辑民众，打破当前之经济难关，是则德国再造，端出希氏之赐。倘或操之太急，轻举妄动，则孤注一掷，亦足以促德国灭亡。总之，德国今后生死兴替之关头，全系于希特勒一身。[104]
不幸的是，狂人希特勒走的是后一条路，不仅将德国人民带入万劫不复的火坑，而且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的罪恶。只是在1933年，无论在德国人眼里，还是在中国留学生看来，魔鬼的外表的确有些炫目惑人。抗战时期，在德国法西斯肆虐欧洲时，作为希特勒暴政的亲历者，陈铨却援引尼采学说，标举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的根由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