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说某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作家，这种指责当然由于以下情况而减弱，即在德国，成为一个平凡的和过得去的作家是很难的，而成为一个好作家则根本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缺乏一块自然的地基，缺乏对口头演说的艺术家的欣赏、探讨和培养。既然口头演说在所有的公共表述中，如同沙龙聊天、布道、议会演说所表现的那样，还根本没有达到一种国民的风格，甚至还根本没有达到对一种风格的需求，而且凡是说话的，在德国都还没有脱出对语言所做的最幼稚的试验，所以作家就没有任何统一的规范，没有自行负责地与语言较量的某种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其结果而言，这就是叔本华描述得入木三分的“目前”德国语言的那种漫无边际的滥用所必然产生的东西。“如果事情这样进行下去”，他有一次说道，“那么，到1900年，人们就将不再能正确理解德国的经典作家了，因为除了豪华的‘目前’的流氓黑话之外，人们将不再知道别的语言，而流氓黑话的基本特征就是软弱无力”。确实，德国的语言裁判和语法学家们现在就可以在最新的杂志上察觉，对于我们的风格来说，经典作家们不再值得仿效，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词汇、短语和句法结构已被我们所丢失。这就是为什么应当在当前的文字名人那里搜集词汇运用和语句运用中的语言技巧并树立起来供人效仿，就像例如实际上在桑德斯的简明小词典和廉价小词典中所做的那样。在这里，讨厌的风格怪物古茨科⁽⁹¹⁾表现为经典作家：而在根本上，我们看起来必须习惯一大群新的、令人惊异的“经典作家”，其中首席或至少是首席之一就是施特劳斯，也就是我们不能以别的方式称谓，只能称之为一钱不值的修辞学家的那一位。

对于知识庸人的那种伪文化来说，他如何还为自己挣得了经典作家和样板作家的名头，是极能说明问题的。他只是对一种真正说来在艺术上严格的文化风格的拒斥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并通过拒斥中的持之以恒来达到一种表述的同类性，这种同类性看起来几乎又像是一种风格的统一。只不过，鉴于人们允许每一个人对语言进行的这种不受限制的试验，却有一些个别的作者发现了一种普遍发出的声音，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在这里，究竟是什么在发音呢？首先是一种否定的属性：一切有失体统的东西的缺点——但一切真正创造性的东西都是有失体统的。也就是说，德国人现在每天阅读的东西的过剩毫无疑问在报纸以及相关的杂志一边：它们的德语以同样的措辞和同样的词汇水滴石穿地充斥在他的耳畔，而既然他把自己的大半时间用于这种阅读，在此期间他那疲惫不堪的精神根本没有兴致作出反抗，所以渐渐地，他的语言听觉就熟悉了这种日常德语，必要时为它的不在场还感到痛苦。但是，那些报纸的制造商倒是按照他们的全部职业活动而极为习惯这种报纸语言的花言巧语：他们在最本真的意义上丧失了一切趣味，他们的舌头至多以某种快感察觉到完全腐败的和任意的东西。由此就说明了那种普遍的疲惫和疾病在每一个新发明的语病中都立刻表示赞同的那种众口一词：人们以这样厚颜无耻的腐败为语言给它的雇工们造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聊向语言复了仇。我想起曾读过奥尔巴赫“对德意志民族”的一篇呼吁，其中每一个措辞都是非德语的古怪捏造，作为整体就像是国际句法的一种没有灵魂的词汇拼凑；这里还不说代夫里恩特纪念门德尔松所使用的那种不知羞耻的蹩脚德语。因此，语病——这是值得注意的——对于我们的庸人来说并不是有失体统的，而是在日常德语没有草木的荒野上诱人的提神点心。但是，真正创造性的东西对他来说依然是有失体统的。对于最现代的样板作家来说，他的颠三倒四的、异想天开的或者七零八碎的句法，他的可笑的新造词不是被仿效，而是被视为功绩、视为吸引力：但是可惜啊，特色丰富的修辞学家，他同样认真坚定地既避开日常措辞，也避开像叔本华所说的那些“目前写作在深夜里策划出来的怪胎”⁽⁹²⁾。如果平庸的、泛滥的、无力的、普通的东西被当作规则，而蹩脚的、腐败的东西被当作诱人的例外，那么，有力的、非凡的和美的东西就声名狼藉了，以至于在德国不断地重复着那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旅行者的故事。他来到丘陵起伏的乡下，在那里到处都由于他那所谓的丑陋和他那圆唇音的缺陷而受到极度的耻笑，直到最后一位牧师照顾他，并劝说民众：你们倒不如为可怜的外地人感到惋惜，向诸神感恩，献上一份祭礼，感谢他们用这个魁梧的肉山来装饰你们。

如果现在某人想制订一个当代德语朴实风格的实证语言学说，并且探究作为未成文的、未说出的，但却被遵循的命令式在每一个人的书桌上实行其统治的规则，那么，他将会发现关于风格和修辞学的一些奇特的观念，这些观念也许是取自一些学院的记忆和当时拉丁语写作练习的强制，也许是取自法国作家的读本，关于后者那难以置信的粗糙，任何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法国人都有权利嗤之以鼻。关于差不多每一个德国人都在其统治下生活和写作的这些奇特的观念，看起来还没有一个缜密的德国人反思过。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要求，即有时来一幅画或者一个比喻，但比喻必须是新颖的：然而，新颖和现代对于贫乏的写作者的大脑来说是同义词。于是，他对为铁路、电报、蒸汽机、交易所找出他的比喻而煞费苦心，并且在这些画面必然是新颖的这一点上感到骄傲，因为它们是现代的。在施特劳斯的表白书中，我们也发现其为现代比喻付出了代价：他用一种现代的街头调整的一页半篇幅的画⁽⁹³⁾来打发我们，他在若干页之前把世界比作机器、机器的齿轮、夯、锤子及其“起缓解作用的油”。一顿以香槟开始的饭；康德是冷水浴。“瑞士联邦宪法与英国宪法相比就像是水力磨坊与蒸汽机相比，就像是一首华尔兹或者一首歌与一部赋格曲或者一部交响曲相比”；“在每一次上诉时，都必须恪守级次程序。但在单个人和人类之间的中间级次就是民族”；“如果我们想知道在一个对我们显得死了的有机物里面有没有生命，我们通常是用一种强烈的，也许还是痛苦的刺激、例如针刺来试验”；“人类灵魂中的宗教领域与美洲的红种人的领域相似”；“隐修院里的虔诚的艺术名家。”“对迄今为止的一切的总和用全部数字进行计算”；“达尔文的理论与刚刚测绘好的铁路相似——在那里，小旗欢快地在风中飘扬”；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极为现代地，施特劳斯满足于庸人的要求，即有时必须出现一种新颖的比喻。

非常流行的还有第二种修辞要求，即教学法的东西必须用长句子、用高度的抽象来展开，与此相反，劝说的东西则偏爱短句子和前后蹦来跳去的对照表达。将对于教学法和学者的东西来说的一个样板句子，分析成完全施莱尔马赫式的随风飘扬并以真正乌龟式的敏捷蠕动的句式，在施特劳斯那里处在第132页：“在宗教的较早阶段，不是出现一个这样的来自何处，而是出现多个，不是出现一个神，而是出现众多的神，按照宗教的这种起源，这是由于在人身上引起绝对的依赖感的不同自然力和生活关系，一开始还是以其完全的不同类而对人起作用的，人还没有意识到就绝对的依赖而言在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从而这种依赖的来自何处或者它在终极的关系中回归何处，只能是唯一的。”对于使一些读者如此激动、使他们还把施特劳斯与莱辛并称的短句子和矫揉造作的生动来说，一个相反的例子在第8页：“关于我在下文要阐明的东西，我确实意识到，有无数的人同样清楚地知道它，有些人甚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人也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应当对此保持沉默吗？我认为不。我们大家甚至是相互补充的。如果另一个人更好地知道许多东西，则我毕竟也许知道一些东西；而我以另外的方式知道有些东西，我就看起来不同于其余的人。因此，要直截了当地说话，旗帜鲜明，以便人们认识它是否是真实的。”在这种没有顾及的急行军和那种负尸者的磨洋工之间，当然习以为常的是施特劳斯的风格在持守中道，但居于两种罪恶之间的，并不总是德性，而常常是懦弱，是疲沓的软弱，是无能。事实上，当我遍翻施特劳斯的书来寻找更为精致、更为机智的特色和措辞，并特意为自己作一专栏，以便至少在作家施特劳斯那里有时能够赞扬某种东西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在表白者这里没有发现任何值得赞扬的东西。我找了又找，我的专栏依然是空空如也。与此相反，另一个专栏却充满了标签：语病、混乱的图像、不明不白的缩写、庸俗无聊和矫揉造作，以至于我此后只敢公布我那过于庞大的样品集的一小部分。也许，我恰恰成功地在这个专栏下汇编了在当前的德国人那里造成对伟大的和吸引人的修辞学家施特劳斯信仰的东西：正是表述的稀奇古怪，在整部书干瘪的无聊和老套中即便不令人惬意，却毕竟令人痛楚和引人入胜地让人吃惊——用施特劳斯的比喻说，我们在这样一些段落至少发现，我们还没有死掉，还对这样的针刺有反应。因为所有其余的东西都表现出一切有失体统的东西，应当说表现出一切创造性东西的缺陷，这种缺陷现在被当作积极的属性归于这位经典的散文作家。极度的干瘪和枯燥、一种真正饿死般的干瘪，如今在有教养的群众中唤起了非自然的感受，就好像恰恰这种干瘪是健康的标志似的，以至于这里正好适用dialogus de oratoribus的作者所说的话：“illam ipsam quam iactant sanitatem non firmitate sed ieiunio consequuntur。”⁽⁹⁴⁾因此，他们以本能的一致仇视任何健康的力量，因为它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健康的健康作了见证，而且他们试图怀疑健康的力量、怀疑强壮有力、怀疑火一般的运动力量、怀疑肌体游戏的丰满和柔韧。他们相约颠倒事物的本性和名称，然后在我们看到虚弱的地方说健康，在我们遇到真正的健康的地方说病态和过分。这样，施特劳斯还是被视为“经典作家”。

倘若这种干瘪至少是一种严格逻辑上的干瘪就好了。但恰恰是思维中的质朴和严格被这些“虚弱者”丢失了，而在他们的手下，语言本身被无逻辑地撕成碎片。人们只是试图把这种施特劳斯式的风格翻译成拉丁语：这毕竟甚至是在康德那里开始并在叔本华那里受人欢迎和引人入胜的。对于施特劳斯的德语来说这就绝对不行，其原因也许并不在于这种德语比在上述二人那里更为德意志，而是在于在他这里是混乱的和无逻辑的，在上述二人那里则是充满了质朴和伟大。与此相反，谁要是知道古人是如何努力学习说话和写作，而现代人却并不作此努力，他就将像叔本华有一次所说的那样，当他只好这样打发掉一本德语书，以便能够再转向其他古代语言以及现代语言的时候，就感到一种真正的轻松。“因为在这些语言中”，他说道，“我毕竟面对着一种合乎规则地固定下来的、具有完全确定的和忠实遵守的语法和正写的语言，并且完全沉醉于思想，而我在德语中却在每一瞬间都被想贯彻自己语法上和正写上的奇思怪想的作者的唐突所干扰：此时，放肆的装腔作势的愚蠢就会令我作呕。看到无知者和蠢驴们糟蹋一种优美的、古老的、拥有经典文献的语言，这可真是一种十足的痛苦”。

叔本华的义愤填膺大声告诉了你们这一点，而你们却不可以说，你们依然未受到警告。但是，谁要是根本不想听到任何警告，并且绝对不想失去对经典作家施特劳斯的信仰，那么，推荐给他的最后药方就是效仿施特劳斯。你们这样做毕竟是要自担风险的：你们即将付出自己风格的代价，最终甚至也将付出自己大脑的代价，以至于印度智慧的一句话也充分地适用于你们：“啃咬一只牛角是没用的，而且将缩短寿命：人们磨干了牙齿，却没有得到任何汁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