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施特劳斯——表白者与作家

一

看起来，德国的公共舆论几乎是禁止谈论战争，尤其是一场胜利结束的战争的严重、危险后果的，但它却更爱听那些比其更重要的作家的话，因而竞相努力颂扬战争，欢呼雀跃地探讨战争对道德、文化和艺术的影响之重大现象。尽管如此还是要说：一场巨大的胜利就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它比一场失败更令人类本性难以忍受；甚至看起来，赢得这样一种胜利比如此忍受它、不让从中产生一场更沉重的失败要更为容易。在最近与法国进行的这场战争所导致的所有严重后果中，也许最严重的就是一种广为流行的，甚至普遍的错误认识，亦即公共舆论和所有公开地发表意见者的错误认识，就连德国文化也在那场斗争中获胜了，因而现在必须用合乎非常事件和后果的花环来打扮它。这种妄念是极为有害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妄念——也会有极为有益的和极能造福的错误认识，而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胜利转变为一种完全的失败，转变为德意志精神的失败，甚至是有利于“德意志帝国”对德意志精神的摘除。

事情总是，甚至假定是这样的，即两种文化互相斗争，胜利者的价值尺度是一种非常相对的尺度，也许绝对不给人以理由去欢呼胜利或者自吹自擂。因为问题在于知道那种被制伏的文化有多大价值，也许不值一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是鉴于最辉煌的武力成就，对于胜利的文化来说，胜利也并不包含着对凯旋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我们的这个事例中，出自极为简单的理由，不能说是德意志文化的一种胜利；因为法兰西文化依旧存在，而且我们依旧依赖它。甚至它也根本无助于武力的成就。严格的战场纪律、自然的牺牲精神和充满毅力、具有领袖精神的优势以及被领导者的统一和服从，简而言之，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些要素，帮助我们战胜了缺乏这些要素中的最重要要素的对手。人们对此可以惊奇的只是：现今在德国叫作“文化”的东西，如此畅通无阻地进入到对一种巨大的成就的军事要求之间，这也许只是因为，这种自称文化的东西认为这一次它表现得愿意效劳就对自己更为有利。如果人们让它发展壮大、恣意蔓延，如果人们通过谄媚的妄念，即说它是战无不胜的来纵容它，那么，它就有力量来如我所说的那样摘除德意志精神——而且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会对德意志肉体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有可能唤醒德国人用来对抗法国人的充满激情、突如其来的狂热的那种镇定自若、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来反对内在的敌人，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危险的误解被称为文化的那种极为含混的、同样非民族的“教养”的话，那么，对于一种现实的、真正的德意志教养，亦即那种教养的对立面，就不会一切希望都丧失殆尽。因为德国人从未缺乏过极为明察秋毫、极为勇敢的领袖和统帅——只不过这些领袖和统帅常常找不到德国人罢了。但是，是否有可能把那个新的方向给予德意志的牺牲精神，对我来说一直是可疑的，而且在战争之后，对我来说就更是一天也不可能了。因为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坚信，根本不再需要一种斗争和这样一种牺牲精神，毋宁说多数事情都尽善尽美地井然有序，无论如何，急需的一切都早就发现和做过了，简而言之，文化的最佳种子已经到处都要么播撒了，要么已生出嫩芽，甚至在这里或者那里茂盛成长。在这一领域不仅有满足，还有幸福和陶醉。我在德国的报纸撰稿人以及小说、悲剧、诗歌和历史制造商的无可比拟的自信的举止中感受到这种陶醉和幸福，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明显息息相关的社会，它看来已经发誓要强占现代人的闲暇和茶余饭后的消遣，亦即他的“文化时间”，通过印刷品把他麻醉在这些时间里。现今，自从战争以来，一切幸福、尊严和自我意识都在于这个社会。根据这样的“德意志文化的成就”，它不仅感到被证实和被核准，而且几乎是感到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它说话更加庄严肃穆，它喜欢向德意志民族致辞，它以经典作家的方式出版全集，而且也现实地在供它利用的报刊上把它中间的个别人宣布为新的德国经典作家和模范作家。也许，人们应当期待，这样一种对成就的滥用的危险必然被德国学者的更为审慎的、更为有学识的部分认识到，或者至少既定的戏剧的难堪之处必然被感觉到，因为还能够有什么比看到丑八怪像一只公鸡一般神气活现地站在镜子前面，与自己的镜像交换欣赏的目光更为难堪的事情呢？但是，有学识的各阶层乐意让发生的事情发生，而自己则满足于自己，就好像它们还能够承担起对德意志精神的照料似的。为此，它们的成员们极为有把握地坚信，他们自己的教养是时代，甚至一切时代的最成熟、最美好的果实，他们根本不理解对普遍的德意志教养的忧虑，因为他们在自己那里以及在无数与他们类似的人那里远远地超越了所有这一类的忧虑。此外，更为关切的沉思者，尤其如果他是外国人，就不可能不注意到，在现今德国学者称为自己教养的东西和新的德国经典作家的那种凯旋的教养之间，只存在知识的量方面的对立：在问题不是知识而是能力的地方，在问题不是信息而是艺术的地方，因而在生活应当为这类教养提供见证的地方，如今到处都只有一种德意志教养——这种教养战胜法国了吗？

这种主张显得如此完全不可理解：恰恰在德国军官的更全面的知识中，在德国军队更丰富的学识中，在更为科学的作战中，被毫不偏袒的法官们，最后被法国人自己认出了决定性的优势。但是，如果人们想把德意志学识与德意志教养分开，那么，德意志教养还想在什么意义上胜利了呢？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因为更为严格的纪律、更为平心静气的服从在道德上的质与教养毫不相干，例如，马其顿军队就比举世无双且更有教养的希腊军队优秀。当人们谈到德意志教养和文化的胜利时，这只能是一种混淆，是一种建立在文化的纯粹概念在德国已经丧失之上的混淆。

文化首先是在一个民族的所有生活表现中的艺术风格的统一。而众多知识和学识则既不是文化的一个必要手段，也不是它的一个标志，必要时与文化的对立面，亦即野蛮，也就是说，与无风格或者一切风格的混乱杂拌相处得极为和睦。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德国人就生活在这种一切风格的混乱杂拌中：尽管他有很丰富的学识却无视这一点，并且还相当发自内心地为他当前的“教养”感到高兴，这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他的衣着、他的房间、他的房子的每一瞥，每次走过的他的城市的街道，每次翻阅的艺术时尚商人的画报，这一切都毕竟应当对他有所教益；在他的社会交往中间，他应当意识到他自己的风貌和举动的起源，在我们的艺术机构、音乐享受、戏剧享受和博物馆享受中间，他应当意识到一切可能的风格怪诞的并存和叠置。德国人把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区的形式、颜色、产品和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堆放在自己周围，并由此造成了那种现代的年货市场的五彩缤纷，而他的学者们又要把这种五彩缤纷视为和描述为“现代自身”。他自己依然安坐在所有风格的这种喧闹之中。但是，凭借这种只不过是对文化的漠然的冷酷的“文化”，人们不可能战胜任何敌人，绝对不可能战胜像法国人这样拥有一种现实的、创造性的文化的敌人，无论这种文化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迄今为止还在摹仿法国人的一切，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没有灵活性的摹仿。

即使我们真的不再摹仿他们，我们也没有因此而战胜他们，而是仅仅从他们之中解放了自己：唯有当我们强迫他们接受一种原创的德意志文化的时候，才可以谈论德意志文化的一种凯旋。在这期间我们注意到，我们在形式的一切事务上都一如既往地依赖于巴黎——而且必须依赖，因为迄今为止尚不存在任何德意志原创的文化。

我们大家都应当从自己本身知道这一点：对此来说，在少数有权利以责备的口吻对德国人说话的人中间，有一个人也公开地吐露了这一点。“歌德（Goethe）有一次对埃克曼（Eckermann）说：我们德国人属于昨天。我们虽然自一个世纪以来就极为努力地开化，但可能还需要若干个世纪，才会有如此之多的精神和较高的文化注入给我们的国人并成为普遍的，以至于人们关于我们的国人将能够说，他们是野蛮人已经是久远的事情了。”⁽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