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具尸体对蛆虫来说是一个美的想法，而蛆虫对于任何活着的人来说则是可怕的想法。蛆虫梦想着自己在一个肥胖的躯体中的天国，而哲学教授们则梦想着自己在乱翻叔本华的内脏时的天国，而且只要有啮齿目动物，就也有啮齿目动物的天国。由此回答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新信徒如何设想自己的天国？施特劳斯式庸人就像一个蛆虫那样在我们的伟大诗人和音乐家的著作中安家落户。蛆虫生活，乃是通过它摧毁；蛆虫惊赞，乃是通过它吃；蛆虫崇拜，乃是通过它消化。

但现在，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新宗教赋予自己信徒的勇气达到多远？如果勇气和不谦虚是一回事的话，这个问题就也已经得到回答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施特劳斯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缺乏一种真正的和正当的麦默洛克勇气⁽⁴⁹⁾，至少是施特劳斯在上面提到的一处地方与贝多芬相关谈到的应有的谦虚，只不过是一种修辞的说法，而不是一种道德的说法。施特劳斯充分地分有了每一个常胜的英雄都认为有资格的那种大胆；一切鲜花都是为他这个胜利者生长的，而且他赞美太阳，那是太阳在适当的时间照亮了他的窗子。甚至古老的、值得尊敬的宇宙，他也不让它不被自己赞美，就好像它必须借助这种赞扬才得以成圣，而从现在起唯有围绕施特劳斯这个中央单子才可以运动似的。他知道要告诉我们，宇宙虽然是一台拥有铁齿轮、沉重的锤和夯的机器，但“在这台机器中运动的却不仅仅是无情的轮子，而是也注入了起缓解作用的油”。宇宙即便有朝一日愿意被施特劳斯赞美，它也不那么知道感谢喜欢图像的硕士，他为自己的赞美找不出更好的比喻。但是，人们如何称呼滴到一台机器的锤和夯上面的油呢？知道机器抓住他的肢体时这种油将倾泻到他身上，这对工人会有什么安慰呢？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图像是不幸的，那么，另一种程序就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施特劳斯力图通过这种程序说明他有时是反宇宙的，而且就这种程序而言玛甘泪的问题就浮上了他的双唇：“他爱我——不爱我——爱我？”⁽⁵⁰⁾如果施特劳斯现在也不掰碎花朵或者数外套上的扣子⁽⁵¹⁾，那么，他所做的就有不少的仁慈，尽管也许需要更多的勇气。施特劳斯想经验一番自己对于“万有”的情感是否麻痹或者死去，他刺自己一下，因为他知道，如果一个躯体已死或者麻痹，人们就能够用针刺它而不知疼痛。当然，他并没有当真刺自己，而是选择了一个更为粗暴的程序，因而他描述这一程序道：“我们打伤借任何机会都打我们这个理念的脸的叔本华。”既然一个理念，即便是最美的施特劳斯式关于宇宙的理念，都没有脸，而是只有拥有这个理念的人才有脸，那么，这个程序就由以下的行动构成：施特劳斯打叔本华——当然甚至是打伤，然后叔本华借此机会打施特劳斯的脸。现在，施特劳斯的“反应”是“宗教的”，也就是说，他又痛打叔本华，一边骂，一边说着荒唐、亵渎、无耻，甚至判定叔本华头脑有点不正常。殴打的结果是：“我们为我们的宇宙要求同样的虔敬，就像老式虔诚信徒为他的上帝要求的那种虔敬”⁽⁵²⁾——或者简而言之：“他爱我！”他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困难，我们的美惠女神之宠儿，但他却像一个麦默洛克一般勇敢，并且既不害怕魔鬼也不害怕叔本华。如果这样的程序经常发生的话，他该耗费多少“起缓解作用的油”啊！

另一方面我们懂得，施特劳斯应当对咯吱的、针刺的、殴打的叔本华表示什么感谢；因此，我们也不再因为对他的以下示惠感到惊奇：“在叔本华的著作中，人们只需要浏览一番，尽管人们表现得好，不只是浏览，而是研究它们……”庸人头目在对谁说这些呢？人们恰恰能够向他证明，他从未研究过叔本华。叔本华必须反过来说他：“这是一个不值得通读、更不值得研究的作者。”显然，叔本华对他来说是骨鲠在喉：当他因叔本华而轻咳时，他力图摆脱叔本华。但是，为了让天真的颂词令人忍无可忍，施特劳斯还允许自己劝告老康德：他把康德1755年的《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称为“我一直觉得其重要性不亚于他后来的理性批判的一部作品。如果后者值得欣赏的是洞视的深度，那么前者值得欣赏的就是概览的广度。如果我们在后者遇到的是主要探讨一种尽管受知识局限但却有着可靠性的老人，那么，在后者迎向我们的就是拥有充分的精神发现者和占领者勇气的男人”⁽⁵³⁾。施特劳斯对康德的这一判断在我看来并不比关于叔本华的那种判断更谦虚。如果我们在后者遇到的是尽管其判断被知识的局限性所影响，但却有着可靠性的庸人头目，那么，在前者迎向我们的就是以充分的无知勇气甚至对康德倾泻他的赞美香料的著名的散文作家。恰恰纯粹不可信的事实，即施特劳斯知道从康德的理性批判那里对于他的现代理念的遗嘱来说一无所获，而且他到处都仅仅讲些讨好最粗鲁的实在论的话，也一起属于这个新福音的引人注目的特征；这个新福音在其他方面也仅仅被称为费劲取得的进一步历史研究和自然研究的成果，从而甚至拒斥哲学的因素。对于庸人头目及其“我们”来说，不存在康德的哲学。他简直想象不到唯心论的基本的二律背反、一切科学和理性的极其相对的意义。或者：恰恰理性应当告诉他，通过理性对事物的自在澄清得多么少。但千真万确的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在某种年纪理解康德是不可能的事情，特别是如果人们像施特劳斯那样在年轻时理解过或者误以为理解过黑格尔的“巨人精神”，除此之外必定研究过如施特劳斯所说“几乎拥有过多的敏锐”的施莱尔马赫的话。如果我对施特劳斯说，他如今也还处在对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⁵⁴⁾的“绝对的依赖”⁽⁵⁵⁾之中，他的宇宙论、sub specie biennii⁽⁵⁶⁾对事物的考察方式以及他对德国状况的卑躬屈膝，尤其是他那不知羞耻的庸人乐观主义，都可以从某些更早的年轻时代的印象、习惯和疾病现象得到解释，这在施特劳斯听来是古怪的。谁一旦患上黑格尔病和施莱尔马赫病，就永远不会再痊愈。

在表白书中有一处地方，其中那种无法医治的乐观主义以一种真正节日的愉悦来回翻滚。“如果世界”，施特劳斯说道，“是一个不会更好地存在的物，那么，哎呀，甚至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哲学家的思维也就是一种不会更好地思想的思维。悲观主义哲学家⁽⁵⁷⁾没有注意到，他首先把他自己的、宣布世界糟糕的思维宣布为糟糕的。但是，如果一种宣布世界糟糕的思维是一种糟糕的思维，那么，世界毋宁说就是好的。乐观主义通常可能使得自己的工作太容易，与此相反，叔本华对痛苦和灾祸在世界上所扮演的强大角色的证明则是恰到好处的；但是，真正的哲学必然是乐观主义的，因为若不然，它就否定了自己实存的权利”。如果对叔本华的这种反驳恰恰不是施特劳斯曾经在另一处地方称为“在更高领域的大声欢呼之下的反驳”⁽⁵⁸⁾的东西的话，我就根本不理解他也曾针对一个对头使用过的这种装腔作势的措辞了。乐观主义在这里曾经有意使得自己的工作容易。但这恰恰是一种伎俩，这样做，就好像反驳叔本华，如此轻而易举地把负担往前推，让三位美惠女神在任何时刻都对打情卖俏的乐观主义者保持自己的欢乐，这根本不是什么事情似的。恰恰这一点，应当通过以下行为来指出，即根本没有必要认真地对待一个悲观主义者：最没有根据的诡辩恰恰适宜于说明，人们对一种像叔本华哲学这样的“不健康的和无益的”哲学⁽⁵⁹⁾不可以白耗依据，而顶多只是耗费一些空话和玩笑罢了。在这样一些地方，人们领会了叔本华的庄重的宣告⁽⁶⁰⁾，即在他看来，乐观主义如果不是这样一些人们，亦即其扁平的额头下面装的不外是空话的人们的没有思想的议论，那就不仅是一种荒唐的，而且还是一种真正卑鄙的思维方式，是对人类的无名苦难的一种辛辣的嘲弄。如果庸人像施特劳斯那样达到了体系，那么，他就也达到了卑鄙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说，达到了“我”或者“我们”的一种麻木不仁的迟钝学说，并且激起愤慨。

例如，谁能够毫无愤慨地读如下的心理学说明呢！因为它十分明显地只能在那种卑鄙的迟钝理论的树干上长出：“贝多芬表示过，他从来也不能给像《费加罗》或者《唐璜》这样的文本作曲。这样，生活就不曾对他微笑，使他能够把生活看作如此明媚的，并且能够如此轻易地接受生活连同人们的弱点。”⁽⁶¹⁾但是，为了援引那种卑鄙的意念庸俗的最有力的例子，这里提到施特劳斯就够了。施特劳斯除了从对一切种类的性享乐的一种先行的厌倦以及由此产生的厌恶和不适出发，就不知道以别的方式来给自己解释基督教前几个世纪中全部可怕认真的否定冲动和禁欲主义的圣化⁽⁶²⁾了：

波斯人称它为bidamag buden，

德国人则说醉后的悔恨。⁽⁶³⁾

施特劳斯自己就是这样引用的，并且不知羞耻。但是，我们要掉过头一会儿，以便抑制我们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