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小于一

纪念父亲和母亲

纪念卡尔·雷·普罗弗

心并不死去，当我们以为它应会死去。

——切斯瓦夫·米沃什《献给N.N.的哀歌》

1

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因此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纠正记录（根本没有这样的记录，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也是未被歪曲的），而主要是为了一个平常理由，也即作家为什么写作——刺激语言或被语言刺激，并且这一回是被一门外语。我所记得的那么一点点，又因为用英语来回忆而缩得更小了。

首先，我最好还是相信我的出生证，上面写明我1940年5月24日生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尽管我厌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很久以前，普通人都仅仅用“彼得”——来自彼得堡——这个诨号来称呼它。有两行旧谚：

老彼得摩擦

人民的两肋。

在民族经验中，这座城市肯定是列宁格勒无疑；在其内容的日益粗俗化中，它愈来愈成为列宁格勒。此外，作为一个词，“列宁格勒”对俄罗斯人的耳朵来说，听起来已经中立如“建筑”或“香肠”。然而我宁愿称它“彼得”，因为我尚能记得这座城市看上去还不像“列宁格勒”时的样子——就在战争刚结束之后。偏灰、暗绿色的建筑物表面留下一个个弹孔；空荡、没有尽头的街道，没几个过路人，车辆也少；一种因此而来的近乎饥饿的表情，有着更明确的，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更高贵的面貌。一张清瘦、坚硬的面孔，其河流那深奥莫测的闪烁反映在其空洞的窗口的眼睛里。既然是一个幸存者，就不应以列宁来命名。

在那些庄严的、布满痘疤的建筑物表面背后——在旧钢琴、破地毯、沉重铜框里蒙尘的油画、围城期间被铁炉消耗掉的家具残余（尤其是椅子）中间——一种微弱的生命正开始发出微光。我记得，当我上学途中经过这些建筑物正面时，我完全沉浸于想象在那些有鼓起的旧墙纸的房间里，到底正发生什么事情。我必须说，从这些建筑物正面和门廊——古典的、现代的、折中的，连同它们的廊柱、半露柱和涂上厚厚泥灰的神秘动物和人物的头像——从它们的装饰和支撑阳台的女像柱，从它们入口处壁龛里的躯干雕像，我所学到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要比后来从任何书本学到的都多。希腊、罗马、埃及——它们全都在那里，全都在轰炸期间吃了炮弹。从那条流向波罗的海的灰色、反光的河流和河流里偶尔一艘在急湍中挣扎的拖船，我学到的关于无限和禁欲的知识，要比从数学或芝诺[1]那里学到的更多。

所有这一切，都与列宁无关，而我想，大概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对他不以为然了，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或实践——我七岁的时候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不如说是因为他那无所不在的画像，这些画像充斥于几乎所有课本，所有教室墙壁、邮票、钞票等，描绘他一生不同年龄和阶段的形象。有婴孩列宁，金黄色鬈发，看上去像一个小天使。然后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列宁，秃头、紧张，脸上那个毫无意义的表情可以被误解为任何东西，就说是有目标吧。这张面孔在某种程度上萦绕在每一个俄罗斯人脑中，并暗示某种标准的人类面孔，因为它完全缺乏任何特征。（也许恰恰因为这张面孔没有任何特征，所以它暗示诸多可能性。）然后是稍老的列宁，头更秃，留楔形胡须，穿三件式暗色套装，有时候微笑，但大多数时候是站在某辆装甲车上或某次党代表大会讲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只手伸向空中。

尚有一些变体：列宁戴工作帽，翻领上别着一朵康乃馨；穿马甲，坐在书房里写作或阅读；坐在湖边树墩上，草拟他的《四月提纲》；或其他荒谬的户外活动。最后是列宁穿着一件准军事夹克坐在花园长凳上，旁边是斯大林，后者是唯一将要在无所不在的印刷画像上超过列宁的人。不过，那时斯大林还活力充沛，而列宁已经死了，仅仅是因为这点，他便是“好”的，因为他属于过去——即是说，得到历史和自然的赞助。而斯大林则仅仅得到自然的赞助，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

我想，学会忽略这些画像是我切断电源的第一课，我尝试疏离的第一步。接着还有很多；事实上，我的余生都可以被视为不停地在回避生命中那些最纠缠不休的方面。我必须说，在这个方向上，我走得颇远；也许太远了。任何表示重复的东西，都变成一种损害，因而必须铲除。这包括文字措辞、树林、某些类型的人，有时候甚至包括肉体痛苦；这影响了我的很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得感激列宁。只要是大量的，我便立即把它视为宣传。这个态度，我想，演变成了某种可怕的加速度，穿过各种事件的灌木丛，也连带伴随着某种肤浅。

我一刻也不相信性格的所有线索都可追溯至童年。约三代俄罗斯人都住在集体公寓和逼仄的房间里，我们父母做爱时，我们都假装在熟睡。然后是战争、饥饿，缺席或断手残脚的父亲，欲火中烧的母亲，学校的官方谎言和家中的非官方谎言。严酷的冬天，丑陋的衣服，在夏令营把我们尿湿的床单拿出来示众，以及在别人面前重提这类事情。然后红旗会在夏令营桅杆上招展。那又怎样？所有这些童年的军事化，所有这些胁迫性的愚蠢行为和性欲紧张（十岁时，我们全都对女教师想入非非）都没有对我们的伦理学或美学——或我们爱和受苦的能力产生太大影响。我回忆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对潜意识很重要，当然更不是出于对童年的怀旧。我回忆它们是因为我从未这样回忆过，是因为我想让这些事情多少能留存下来——至少在纸上。还因为回顾比其相反更有益。明天就是不如昨天有吸引力。基于某种理由，过去不像未来那样辐射如此巨大的单调。未来因为其大量，所以是宣传。杂草亦然。

意识的真正历史，开始于人们的第一个谎言。我碰巧记得我自己的。那是在一个学校图书馆，那时我必须填写借书证。第五个空栏当然是“民族”。我七岁，很清楚我是犹太人，但我对服务员说我不知道。她半信半疑地笑着说，你可以回家向父母问个清楚。我没有再回去那个图书馆，尽管我后来成为很多别的图书馆的会员，它们也都要求填写相同的申请表。我不羞于自己是犹太人，也不害怕承认是犹太人。在班级花名册上，我们的姓名、父母姓名、家庭地址和民族都有详尽记录，老师在课间休息时，总会时不时“忘记”教室书桌上那本花名册。于是，我们会像秃鹰一样，扑向那本簿子；我们班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但是七岁男童们都做不好反犹者。此外，按我的年龄计，我算是颇为强壮的，而那时最重要的还是拳头大小。我羞于“犹太人”这个词本身——在俄语里念作“耶夫雷”——不管它的内涵是什么。

一个词的命运，取决于其不同的上下文，取决于其使用频率。在俄语印刷品中，“耶夫雷”出现的频率之少，如同美国英语中的“纵膈”或“狭巷”。事实上，它还拥有某种类似于四字粗口或性病名称的地位。七岁时，你的词汇量证明足以知道这个词的稀罕性，而把自己与它等同起来是绝对不愉快的；不管怎么着，它与你的音韵感背道而驰。我记得，我总是觉得“犹太佬”的俄语对等词——念作“zhyd”（发音与安德烈·纪德相近）——听起来顺耳多了：它显然是冒犯性的，因而是无意义的，没有充满各种影射。在俄语中，一个单音节词作用不大。一旦加上后缀或词尾或前缀，那些羽毛就会飞起来。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在那个幼嫩的年龄就因自己是犹太人而受苦；而只不过是说，我第一个谎言与我的身份有关。

这不是坏的开始。至于反犹本身，我并不太在乎，因为它主要来自教师们：它似乎是他们在我们生活中扮演消极角色不可或缺的，必须像低分数一样对待它。如果我是罗马天主教徒，我就会希望他们大多数人下地狱。确实，有些老师比另一些老师好，但既然他们都是我们当前生活中的主人，我们才懒得去区分他们呢。他们也不想对他们的这些小奴隶作出区分，并且哪怕是最热烈的反犹言论也含有一种非个人的惯性。不知怎地，我永远无法认真对待任何针对我的口头攻击，尤其是来自年龄组别如此不同的老师。我猜，父母用来咒骂我的那些话很好地锻炼了我。此外，有些老师自己也是犹太人，而我害怕他们一点也不逊于我害怕那些纯种的俄国人。

这只是自我修剪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自我修剪（再加上语言本身，在那里，动词和名词自由地更换位置，只要你有胆量这样做）在我们身上培养了一种如此强大的矛盾心理，以至于十年内我们的意志力就变得跟一根海草差不多。四年的军队生涯（男子十九岁就要应征入伍），完成向国家彻底投降的程序。顺从将同时变成第一和第二天性。

如果你有头脑，你肯定会设法智胜这个制度，包括发明各种绕道，安排与上司做隐蔽交易，堆积谎言，以及调动各种或明或暗的裙带关系。这将成为一份全职工作。然而你不断意识到你编织的网是一张谎言网，并且不管你有多大程度的成功或有多大程度的幽默感，你都会鄙视自己。这正是该制度的终极胜利：无论你痛击它还是加入它，你都同样感到有罪。国家的信仰是——如同谚语所说的——没有任何恶是不含一点儿善的，而且可能相反亦然。

我想，矛盾心理是我国的主要特征。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刽子手不担心自己有一天也变成受害者，也没有任何最软心肠的受害者不承认（哪怕仅仅是对自己承认）自己也有一种变成刽子手的精神能力。我们当下的历史为两者提供了足够的机会。此中有某种智慧。你甚至会觉得，这矛盾心理即是智慧，觉得生命本身既不是好也不是坏，而是任意的。也许我们的文学如此瞩目地强调善，是因为善受到如此巨大的挑战。如果这种强调仅仅是双重思想，那就好办多了；但它使本能受不了。我想，这种矛盾心理，正是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的东欧集团，准备强加给全世界的“福音”。而世界似乎已准备好接受它。

撇开世界的命运不谈，一个男孩与自己眼前的命运作斗争的唯一途径，将是偏离轨道。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父母不允许，也因为你自己也很害怕那未知之数。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使你不同于大多数人，而你从吃母乳开始就知道大多数人是对的。一定程度的不在乎是必要的，而我就很不在乎。当我回想我十五岁辍学时，那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本能反应。我只是受不了我们班里某些嘴脸而已——某些同学的嘴脸，但主要是老师的嘴脸。于是某个冬天早上，没有明显的理由，我在上到半堂课时站起来，作我这次肥皂剧式的退场，穿过学校大门，很清楚自己再也不会回来。至于那一刻我最强烈的情绪，我记得只不过是一种对自己的笼统厌恶感，厌恶自己太年轻，让那么多事物对我指手画脚。另外，还有那种模糊的快感，逃走的快感，望着满街没有尽头的阳光的快感。

最主要的方面，我想，是这种外部的改变。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有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我们校长的办公室，完全是我约五年后开始出入的审讯室的翻版。同样是木嵌板、桌子、椅子——木匠们的乐园。同样是我们那些奠基者列宁、斯大林、政治局成员的肖像，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苏联文学的奠基人），如果是在学校；或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苏联秘密警察的创始人），如果是在审讯室。

不过，捷尔任斯基——“铁费利克斯”或宣传机器所称的“革命骑士”——也常常会装饰校长的墙，因为这个人已从克格勃的高处悄悄进入教育系统。还有我们教室那些拉毛粉饰墙，连同与眼睛齐平处的蓝色横纹，那蓝色横纹准确无误地贯穿全国，如同一条无穷的公分母线：在大堂、医院、工厂、监狱、集体公寓的走廊。我没有遇见它的唯一地方，是农民的木屋。

这种装饰不仅疯狂，而且无所不在，而我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发觉自己机械地盯着这道两英寸宽的蓝纹，有时候把它当作海平线，有时候当作虚无本身的体现。它太抽象了，谈不上有任何意义。一堵墙从地板到与你眼睛齐平处，涂着老鼠灰或绿漆，而这道蓝纹就在它上面，蓝纹上则是处女般纯洁的白灰泥粉刷。没有人问为什么它会在那里。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它只是在那里，一条边界线，灰与白、下与上之间的一道分隔线。它们本身不是颜色，而是颜色的暗示，也许唯一能够扰乱它们的，就只有一些替代性的棕色块：门。紧闭的，半掩的。透过那半掩的门，你可以看见另一个房间，同样被分配了灰与白，中间一道蓝纹。再加上一幅列宁画像和一张世界地图。

离开那个卡夫卡式的宇宙实在是件快事，尽管那个时候——或貌似如此——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在拿五十换半百。我知道我想进入的任何其他建筑物，看上去都将完全相同，因为，不管怎样，建筑物都是我们注定要继续活动的场所。不过，我仍感到我必须走。家里经济情况很严峻：我们几乎是靠母亲的工资生存的，因为父亲在遵照某项认为犹太人在军队中不应拥有重要军阶的纯洁规定而退伍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当然，没有我的贡献，父母也能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他们宁愿我完成学业。我知道这点，然而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帮助家里。这几乎是一个谎言，但这看上去要好些，况且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喜欢谎言，而喜欢谎言又恰恰是因为这个“几乎”——它锐化真理的轮廓：毕竟，真理结束于谎言开始之处。这就是一个男孩在学校里学到的，而事实证明它要比代数有用。

2

不管是什么——谎言、真理，或最有可能的，两者的混杂——导致我作出这个决定，我都对它无比感激，因为这似乎是我的第一个自由行动。这是一种本能行动，一次退席。它与理性没有什么关系。我知道这点，因为自此之后我就一直都在退席，且愈来愈频密。不见得就是因为沉闷或感到有一个陷阱张开大口；我常常退出完美的配制，一点不少于我常常退出可怕的配制。不管你碰巧占据的是什么位置，只要它有一点儿正派的痕迹，你都可以肯定有一天某个人会走进来宣称那是他的，或更糟糕，要你跟他分享。这时你要么为这个位置而力争，要么离开它。碰巧我更喜欢后者。绝不是因为我不会力争，而纯粹是因为我对自己感到恶心：想办法夺取某样吸引其他人的东西，表明你这个选择本身含有某种粗俗。至于是你先得到那位置的，这一点并不重要。实际上先占得某个位置更糟，因为那些紧跟而来的人永远拥有比你那部分地满足的胃口更强大的胃口。

这之后，我常常后悔我那个举动，尤其是当我看到以前的同学们都在体制内活得那么好的时候。然而我知道某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事实上，我也在出人头地，只不过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到某个更远的地方。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我竟然追上了真正处于无产阶段的“工人阶级”，那时它还未开始朝着50年代末期的中产阶级转化。我在工厂打交道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那时我十五岁，开始当一个铣床操作员。马克思会一眼就认出他们。他们——或者应该说“我们”——全都住在集体公寓里，四个或不止四个人一个房间，常常是三代同堂，轮流睡觉，像鲨鱼喝水那样喝酒，互相争吵或在公共厨房内或早上在公共厕所前排队时与邻居争吵，以垂死的决心打他们的女人，在斯大林归西时或在看电影时当众痛哭流涕，而且满口粗话，其频率之高使得譬如“飞机”这种常用词会让一个过路人觉得是一种隐含深意的淫秽语——而在支持埃及或别的什么国家的公开集会上，则会变成灰色而冷漠的人头之海，或举手的森林。

工厂全是砖砌的，庞大，直接来自工业革命。它建于19世纪末，“彼得”的居民都把它称为“军械库”：它生产大炮。我开始在那里工作时，它还生产农用机械和空气压缩机。不过，根据覆盖几乎一切与俄罗斯重工业有关的事物的那七重秘密面纱，该工厂也有一个代号：“671邮箱”。然而我想，那秘密与其说是用来愚弄某个外国情报机构，不如说是用来维持某种准军事纪律，而这纪律是确保产量稳定性的唯一法门。不管是用于哪一面，失败都是明显的。

那些机器都是过时的；百分之九十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赔偿而从德国运来的。我记得那整座充满异国情调的铸铁动物园，那些动物都刻有辛辛那提、卡尔顿、弗里茨·维尔纳、西门子与舒克特等名字。计划都是可怕的；隔不久就会来一道要求生产某件东西的急令，这急令会使你好不容易试图建立某种工作节奏、某种程序的努力乱成一团。待每季（也即每三个月）结束，当计划就要告吹时，管理部门就会发出冲杀令，动员所有的人手来做一项工作，该计划就需要来一场暴风骤雨的突击。一旦发生什么故障，都没有备用零件，于是就会召来一群通常是半醉的修补匠来施魔术。那件金属品送抵时，将充满一个个焊口。实际上每个人在星期一都会宿醉，更别说发薪日之后那天早晨。

市足球队或国家足球队输球之后那天，产量就会骤降。没人想干活，大家都在谈论细节和球员，因为俄罗斯固然有种种大国情结，但尚有巨大的小国情结。这主要是国民生活中央集权化的结果。因此也才有官方报纸和电台那些正面的、“肯定生命”的胡诌，哪怕是在描述一次地震时也不例外；它们从不告诉你有关受害者的任何消息，而只是一味歌颂其他城市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兄弟般的关心，歌颂他们向灾区提供帐篷和睡袋。或者，如果是一场霍乱流行病，你可能只会在读到有关新疫苗的发明见证我们最新伟大医学成就的报道时才碰巧知道。

整件事会显得非常怪诞，如果不是因为我必须非常早就起床，匆匆用乏味的茶水把早餐冲下肚，跑步去赶有轨电车，把我这颗浆果添加到悬在踏脚板上那一簇簇暗灰色的人类葡萄中去，驶过蓝中带粉红的水彩似的城市，直奔我们工厂入口那间狗窝似的木门房。那入口处有两个守卫检查我们的证章，入口的正面装饰着镶了胶合板的古典半露方柱。我注意到，监狱、精神病院和集中营的入口都是同样的风格：全都带着古典或巴罗克式柱廊的痕迹。算得上似模似样。在我的车间里，天花板下不同深浅程度的灰色交织着，压气软管在地板上，在积着一层重油、闪烁着所有彩虹颜色的坑坑洼洼中发出咝咝声。到十点的时候，这座金属丛林便全面运作起来，尖声吼叫着，未来的防空炮的炮管便像长颈鹿脱臼的脖子高昂在半空中。

我总是羡慕19世纪那些人物，他们总能够回顾并辨别他们生命中、成长中的地标。某个事件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一个不同阶段的标记。我说的是作家；但我想到的是某些类型的人，他们有能力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分开看待事物，如果不是清晰地。我也明白，这种现象应不仅局限于19世纪。然而我的生命一直都由文学来代表。要么是因为我的思想有某种基本缺陷，要么是因为生命本身那种流动、无定形的本质，总之，我一直都无法辨别任何地标，更别说浮标了。如果有任何像地标的东西，那也是我自己无法承认的东西——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从来没有童年这回事。这些归类——童年、成年、成熟——在我看来似乎非常怪异，而如果我在谈话中偶尔使用它们，我自己总是暗中把它们当成是借来的。

我猜，这个小小的、后来稍大的躯壳里，总有某个“我”，而在躯壳外的四周则正在发生“一切”。在躯壳里，那个被称作“我”的实体永远不变，也永远没有停止观察外边发生的事情。我不是试图暗示里面有珍珠。我想说的是，时间的流逝并不怎么影响那个实体。获得低分，操作一台铣床，在审讯时遭毒打，或在教室里大谈卡利马科斯[2]，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长大成人，发现你正在应付被假设要由成年人处理的任务时，你不能不感到有点惊骇。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

显然，这有一部分是由你的专业造成的。如果你是在银行业，或如果你驾驶飞机，你会知道在你有了相当的专业知识之后，你多多少少可确保获利或安全着陆。而在写作这件事情上，你累积的并不是专业知识而是没有把握。它只不过是技艺的另一个名称。在这个领域，专业知识意味着末日，青春期和成熟之类的概念混杂不清，恐慌是最常见的心态。因此，如果我诉诸编年纪事或诉诸任何暗示线性程序的东西，那我就是在撒谎。一所学校是一家工厂是一首诗是一座监狱是学术是沉闷，时不时有恐慌掠过。

唯一不同之处是，那工厂隔壁是一家医院，那医院隔壁是全俄罗斯最著名的监狱，叫作十字[3][4]。那家医院的停尸间正是我辞掉军械库工作之后干活的地方，因为我想当医生。在我改变主意并开始写起诗来之后不久，十字监狱便向我敞开它的牢房。当我在那家工厂干活时，我可以看到墙头外的医院。当我在医院切割和缝合尸体时，我可以看到十字监狱放风场里囚犯们在走动；有时候他们想办法把信扔到墙头外，于是我把信捡起来寄走。由于这种紧邻的地形学，也由于有那个躯壳包围着，因此这些地方、职位、罪犯、工人、看守和医生都彼此融为一体，于是我再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我想起某人在十字监狱那个熨斗形放风场里来回踱步，还是我本人在那里走动。此外，工厂和监狱都是大约同时兴建的，表面上它们难以区别；这家看上去就像那家的翼部。

因此，对我来说试图在这篇文章里保持连续性是没有意义的。生命对我来说绝不是一系列清晰标记的转折，而是滚雪球，愈滚，一个地方（或一个时候）就愈像另一个。例如，我记得1945年母亲和我怎样在列宁格勒附近某个火车站等候一列火车。战争刚结束，两千万俄罗斯人在大陆各地的临时坟墓里腐烂，其他被战争分散的人，则纷纷回家或回所剩无几的家。那火车站是一幅原始混乱的画面。人群像疯狂的蝗虫围攻运输牲畜的火车；他们爬上车厢顶，互相挤逼，如此等等。基于某种原因，我的眼睛看到一个秃头、跛脚的老人，拐着一条木腿，试图爬上这节或那节车厢，但每次都被已经悬在踏脚板上的人推下来。火车开始移动，那老人还在单脚跳着追火车。有一回他竟然抓住了一节车厢的门柄，接着，我看见走道里一个女人举起一个水壶，把滚水直接淋在那个老人的秃顶上。那老人倒下——一千条腿的布朗运动吞噬了他，他就这样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这很残忍，没错，但这个残忍的例子接着便在我头脑里与二十年后的一个故事，一群曾与德国侵略军勾结的通敌者——所谓的“polizei”（警察）——被捕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报纸有报道。共有六七个老人。他们的首领的名字当然是古雷维茨或金茨堡——即是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不管一个犹太人与纳粹勾结是多么难以想象。他们全都获程度不同的刑期。那个犹太人当然是死刑。有人告诉我，在执行死刑的那天早上，他被带离牢房，押往行刑队在等待着的监狱放风场时，监狱看守主管问他：“对了，顺便问一下，古雷维茨（或金茨堡），你有什么遗愿？”“遗愿？”那人说，“我不知道……我想撒尿……”于是那主管回答：“没问题，你稍后可以撒尿。”对我来说，这两个故事是相同的；然而如果第二个故事是纯粹的民间传说，那就更恶劣，尽管我不认为那是民间传说。我知道数百个类似的故事，也许不止数百。然而它们融为一体。

使我的工厂与我的学校不同的，并不是我在工厂里或学校里干了些什么，也不是我在这两个不同时期内想了些什么，而是我上课或上班时从路上望见的学校和工厂的外表。说到底，外表就是一切。同样的白痴式命运降临在千百万人身上。这种本身已经是单调的存在，被中央集权化国家简化成划一的严厉。剩下可看的，就是面孔、天气、建筑物；还有，人们使用的语言。

我有一个舅舅，是共产党员，现在我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工程师。在战争期间，他为共产党同志们建造防空洞；战前和战后他建造桥梁。那些防空洞和桥梁现在都还存在着。当父亲与母亲为钱的事情而争吵时，他总是嘲弄我那个舅舅，因为母亲总是把她这个工程师兄弟当作过可靠和稳定生活的榜样，而我则多多少少地自动鄙视他。不过，他有大量藏书。我想，他不怎么读书，但在当时——现在也仍然如此——苏联中产阶级都赶时髦，订购新版百科全书、经典著作等。他简直把我羡慕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他座椅背后，盯着他的后脑勺，心想要是我把他杀了，这些书将全属于我，因为他当时还未结婚，没有子女。我常常拿他书架上的书，甚至做了一把钥匙，用来开一个很高的玻璃面书柜，柜里有四大卷革命前出版的《男人和女人》。

这是一部浩繁的插图本百科全书，现在我仍认为，我有关禁果是什么滋味的基本知识，都是拜它所赐。如果一般来说色情描写是一种能造成勃起的无生命物，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大林的俄罗斯那种禁忌的气氛中，你可以被那幅百分之百清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加入共青团》刺激得欲火烧身，该油画广泛复制，装饰几乎每一间教室。油画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坐在椅子上，双腿交叉得很开，以至有两三英寸的大腿暴露无遗。使我疯狂并在梦中纠缠我的，与其说是她那一点儿大腿，不如说是它与她一身暗褐色衣服构成的强烈对比。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不相信一切有关潜意识的噪音。我想，我从未以象征符号做过梦——我总是看到真实事物：乳房、臀部、女人内衣。关于后者，当时对我们男孩来说，它有一种奇怪的深意。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人会从一排桌子下一路爬到老师桌子前，带着唯一的目标——查看那天她衣服下穿着什么颜色的内裤。完成了他的考察后，他会用戏剧性的低语向其他同学宣布：“浅紫色。”

简言之，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幻想而太不安——我们有太多现实要应付。我在别处说过，俄罗斯人——至少我那一代——从不求助于精神病医生。首先，精神病医生本来就不多。此外，精神病治疗是国家的财产。我们知道有精神病治疗记录并不是什么好事。它随时可能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但不管怎样，我们习惯于处理自己的问题，留意我们头脑内部发生了什么事，而不必求助于外部。极权主义有某种好处，就是向个人暗示他自己有一个垂直式的等级制，意识高居其上。因此我们监视我们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我们几乎向我们的意识报告我们的本能。然后我们惩罚自己。当我们弄明白这种惩罚与我们发现的内部那个下流坯不相称时，我们便求助于酒精，喝得烂醉如泥。

我觉得这个制度是有效的，而且消耗的现金也较少。不是我觉得压抑比自由好；我只是相信压抑机制是人类心灵固有的，如同释放机制。此外，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下流坯也比把你自己想象成堕落天使更谦逊，最终也更准确。我有非常好的理由这样想，因为在我度过三十二年的那个国家，通奸和看电影是仅有的自由活动形式。再加上艺术。

尽管如此，我仍感到自己是爱国的。这是一个孩子的正常的爱国主义，一种具有强烈军事色彩的爱国主义。我崇拜飞机和战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空军的黄蓝军旗更美丽的了，它看上去就像一个打开的降落伞伞体，螺旋桨就在中央。我爱飞机，直到不久之前还密切留意航空业的发展。随着火箭的来临，我便放弃了，我的爱好变成对涡轮螺旋桨式飞机的怀旧。（我知道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怀旧：我那九岁的儿子曾说，长大后他要摧毁所有涡轮螺旋桨式飞机，恢复双翼飞机。）至于海军，我是父亲真正的儿子，十四岁便申请入读一所潜艇学院。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但由于第五段——民族——我进不了，我对海军外套——两排金纽扣酷似灯光渐远的夜街——的非理性的爱，依然是单恋。

生活的视觉效果，对我来说恐怕永远比其内容重要。例如，早在我读萨缪尔·贝克特的任何文字之前，我就爱上了他的一张照片。至于军队，坐牢使我免除了应征入伍，因此我对军队制服的热恋也永远只能是精神上的。在我看来，监狱要比军队好多了。首先，在监狱里，没有人会教你去恨那个遥远的“潜在”敌人。在监狱里，你的敌人不是抽象的；他是具体而可摸的。即是说，对你的敌人来说，你永远是可摸的。也许“敌人”一词太强烈。在监狱里，敌人这个概念已经被严重驯化，你要应付的事情都变得凡俗而实际。毕竟，我的看守和邻居与我的老师或那些我在工厂当学徒期间羞辱我的工人没有任何不同。

换句话说，我憎恨的重心，并没有被打发到某个乌有的外国资本主义之乡；它甚至不是憎恨。从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萌生的那一点儿该死的谅解之苗，也就是宽恕所有人之苗，在监狱里茁壮成长。我想我甚至不恨我的克格勃审问者：我甚至倾向于不把他们当回事（他们是无用之人，要养家活口，等等）。我一点也无法证明其合理性的，是那些管理国家的人，而这也许是因为我未曾接近过他们。说到敌人，在牢房里，你有一个最直接的敌人：空间的缺乏。监狱的公式，乃是空间的缺乏由时间的过剩来弥补。这才是真正使你心烦的，即是说，你根本没有胜算。监狱意味着缺乏选择，而在监狱里你的未来是可以像用望远镜那样精确预测的，这才是真正使你疯狂的。即便如此，监狱也要比军队庄严地要求你去对付地球另一边或近一些的人好得多。

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一般是三到四年，而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其心灵未曾被军队那服从的约束衣摧残过的人。也许除了在军乐队演奏的音乐家和两个我交往不深的人，这两个人于1956年在匈牙利饮弹自杀，他们在匈牙利都是坦克指挥官。是军队最终使你成为一个公民；没有军队你仍然有机会继续做一个人类，不管这机会多么渺茫。如果我的过去有任何可以自豪的理由，那就是我变成了一个罪犯，而不是一个士兵。即使错失了讲军事行话的机会——这是最使我发愁的——我仍然获得了讲罪犯黑话的慷慨补偿。

不过，战舰和飞机依然美丽，并且每一年它们的数目不断增加。在1945年，街头充斥着“史蒂倍克”卡车和吉普车，车门和车盖都有一颗白星——我们通过租借形式从美国获得的硬件。在1972年，我们自己开始向世界各地出售这种东西了。如果说那个时期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话，武器生产则可以说提高了百分之数万。它还会继续上升，因为它几乎就是我们那个国家仅有的真家伙，唯一可感知的先进领域。还因为军队勒索——即是说，不断增加军备产量，而在这个极权国家这是绝对可容忍的——可以摧毁任何一个试图维持平衡的民主国家敌人的经济。增加军力并非愚蠢：这是现有的最佳工具，可用来限制你的对手的经济，而在克里姆林宫他们非常清楚这点。任何寻求世界统治权的人都会这样做。其他选择要么行不通（经济竞争），要么太可怕（实际使用军事装置）。

此外，军队是农民心目中的秩序。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再没有比看到他的同伴接受站在列宁陵墓顶的政治局常委检阅更令人感到安慰的了。我猜，他们肯定没想过站在一个神圣遗体的陵墓顶含有亵渎成分。我猜，他们这样做是要维持一种延续性，而这些站在陵墓顶的人物的可悲之处是，他们实际上是加入那个木乃伊的行列，藐视时间。这场面，你要么在电视直播上看见它，要么看见它作为一张劣质照片在官方报纸中数以百万计地繁殖。如同古罗马人通过把殖民地的大街永远定为南北向，来使自己与帝国中心建立联系，俄罗斯人也通过这些照片来检查他们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我在工厂上班时，我们会在午休时间走进工厂的院子；有些人会坐下来打开包着的三明治，另一些人会抽烟或玩排球。那里有一个小花圃，用标准的木栅栏围起来。这是一排二十英寸高的板条，彼此间隔两英寸，由一条涂成绿色的横木板条连接起来。它落满尘埃和煤烟，就像那个四方形花圃里皱缩、枯萎的花一样。无论你去到这个帝国哪个地方，你都会看到这种栅栏。它是预制构件的，但即使是用人手做的，也总是按照指定好的设计。有一次我去中亚，去撒马尔罕；我正准备好要欣赏那些绿松石穹顶，欣赏穆斯林学校和宣礼塔不可思议的装饰。它们都在那里。接着，我看见了那道栅栏，连同它那白痴式的节奏，我心一沉，东方就此消失。那道窄栅栏的缩小比例的、梳子似的重复性，立即消灭了那工厂院子与成吉思汗古代活动中心之间的空间——以及时间。

再也没有比这些木板更远离大自然的了，尽管它们被白痴似的涂上了暗示大自然的绿色。这些木板，政府部门的铁栏杆，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上每一群经过的民众身上所穿的那不可避免的军服式卡其色，每一份早报里永恒的铸钢车间照片和电台里持续不断的柴可夫斯基——这些东西会把你驱向疯狂，除非你学会把自己关掉。苏联电视上没有商业广告；在节目间歇中会有些列宁照片，或关于诸如“春天”、“秋天”之类的所谓摄影练习曲。再加上滔滔不绝的“轻”音乐，它永远没有作曲家，而是扬声器自己生产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性和进步时代的结果，大批量生产时代的结果；我把它归因于国家，以及部分地归因于这个会追求任何不需要想象力的东西的民族本身。不过，我想我不算完全错。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难道不是更容易行使和散布启蒙与文化吗？在理论上，一个统治者比一个代表更有机会接近完美（不管怎样，他是这样宣称的）。这是卢梭说过的。很可惜，它在俄罗斯行不通。这个国家，拥有无穷词尾变化的语言，能够表达人类心灵最细微的差别，还拥有难以置信的伦理敏感度（其历史的好结果，那历史在别的情况下都是悲剧性的），因而也具备造就一个文化上、精神上的乐园，造就一个真正的文明载体的所有必要条件。然而它却变成一座单调的地狱，连同其破烂的物质主义教条和可怜的消费主义盲动。

然而，我这一代多少能够幸免。我们从战后的瓦砾下冒出来，当时国家正忙于修补自己的皮肤，顾不上好好看管我们。我们进学校，而不管学校教给我们的是些什么崇高的垃圾，不幸和贫困都随处可见。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空洞的窗子向我们张开大口，如同骷髅的眼窝，而我们虽然很小，却能感知到悲剧。确实，我们无法把自己与废墟联系起来，但这不见得是必要的：废墟散发的味道足以中止欢笑。然后我们会颇无脑地恢复欢笑——可那毕竟是一种恢复。在战后那些年份，我们感知到空气中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某种无形的东西，几乎像鬼魂。而我们年轻，我们是小孩。物品数量非常有限，但由于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所以我们不在乎。自行车很残旧，都是战前制造的，拥有一个足球已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了。我们所穿的外衣和内裤是母亲用父亲的制服和补过的内裤改做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退下吧。所以，我们并没有培养拥有物件的趣味。我们后来可以拥有的东西都是劣质又难看的。不知怎的，我们喜欢关于事物的看法多于事物本身，尽管当我们望着镜子时，我们并不太喜欢我们所见的形象。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供我们把女孩诱进来，我们的女孩也没有房间。我们的风流韵事几乎都是散步和谈话的韵事；如果按英里收费，那一定是天文数字。旧仓库、工业区的河堤、潮湿的公园里僵硬的长凳和公共建筑物寒冷的入口——这些就是我们最初的精神极乐的标准背景。我们从未享受过所谓的“物质刺激”。意识形态上的刺激，即使对幼儿园孩子来说也是笑料。如果有人出卖自己，那也不是为了物品或舒适；没这类东西。他出卖是因为内在匮乏，而他自己知道这点。没有供应，纯粹只有需求。

如果我们作出伦理选择，这些选择与其说是基于直接的现实，不如说是基于源自虚构作品的道德标准。我们是热忱的读者，我们陷入对我们所读东西的依赖。书籍以其绝对权力控制我们，也许是因为它们在形式上给人一种已成定局的感觉。狄更斯要比斯大林或贝利亚真实多了。而小说对我们的行为模式和谈话模式的影响，比什么都要巨大，我们百分之九十的谈话都是关于小说的。这往往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但我们不想打破它。

在伦理学上，这一代人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嗜书的世代之一，这真要感谢上帝。个人关系可能会因喜欢海明威胜过福克纳而闹翻；那个万神殿的等级制，是我们真正的中央委员会。它开始时是普通的知识累积，但很快就变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为此一切都可以牺牲。书籍成为第一和唯一的现实，而现实本身则被认为要么是荒谬的要么是讨厌的。跟别人相比，表面上我们的生活都是不及格或作弊的。但是想想吧，那种漠视文学中宣扬的标准的存在是低等的，因而也是不值得去费心的。我们这样想，而我想我们是对的。

我们直觉的偏好，是读书而不是行动。难怪我们的实际生活多多少少是一塌糊涂的。即使我们之中那些能够穿过“高等教育”——连同其不可避免地要向现行制度说空头话和卑躬屈膝——那层层密林而取得成功的人，最终也逃不过文学施加的良心不安，再也维持不下去。结果我们都打些零工，做下人或编辑——或某种无脑的活儿，例如刻墓碑铭文、画蓝图、翻译科技文章、做会计、书籍装订、X光显影。有时我们会突然出现在彼此寓所的门前，一只手拿着一瓶酒，另一只手拿着糖果或花或小吃，彻夜地谈话、闲扯、大骂楼上官员的白痴行为、猜想我们之中谁会先死。但现在我必须搁下代名词“我们”。

没有人比这些人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可用俄语写出比他们更好的作品，没有人比他们更深刻地鄙视我们的时代。对这些人来说，文明不仅仅意味着每日的面包和每夜的拥抱。与看上去的相反，这不是另一个迷茫的一代。这是唯一一代找到自己的俄罗斯人，对他们来说，乔托和曼德尔施塔姆比他们自身的命运更迫切。他们不修边幅，但仍能保持优雅，受过他们最接近的大师无声之手的指点，他们像兔子一样奔跑，逃离无所不在的国家猎犬，以及更加无所不在的狐狸；他们衰弱，变老，但依然保持对那叫作“文明”的不存在（或只存在于他们秃顶的头脑里）的事物的热爱。无望地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他们觉得至少那个世界跟他们一样；现在他们知道那个世界跟别人一样，只不过打扮得更好。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闭上眼睛，几乎可以看见他们站在他们那些破损的厨房里，手里拿着杯子，扮出反讽的怪相。“好了，好了……”他们咧嘴而笑，“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没人加上文化？”

记忆，我想，是一个替代物，替代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它指引我们的运动，包括迁徙。除此之外，在回想过程中尚有某种东西明显是返祖性的，原因之一是该过程从来不是线性的。还有，你记得愈多，也许你就愈接近死亡。

果真如此，则你的记忆结结巴巴并不是坏事。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它盘绕，退缩，朝着四面摆开去，如同尾巴那样；你的叙述也应是如此，哪怕冒着无关宏旨或沉闷的危险。毕竟，沉闷乃是存在的最普遍特征，而你会搞不懂，为什么它在如此努力追求现实主义的19世纪散文中，竟会有如此可怜的表现。

但是，即使一个作家设备齐全，在纸上模仿心灵最微妙的波动，想要全面复制那条尾巴的螺旋式辉煌的努力也依然白费，因为进化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多年之后回顾往事，会把往事简化至完全抹掉的程度。没有什么可使它们恢复过来，哪怕是以绕来绕去的字母构成的手写文字。如果那条尾巴碰巧落在俄罗斯某地背后，这种努力就更加白费了。

但如果印刷文字只是遗忘的一个标志，那也还好。悲哀的事实是，文字同样不足以描述现实。至少我的印象是，任何来自俄罗斯王国的经验，哪怕是以照相式的精准度描绘，一旦换成英语，就会一下子弹开，不能在其表面上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当然，一个文明的记忆，不能变成，或许也不应变成另一个文明的记忆。但是，当语言不足以复制另一种文化的负面现实时，将造成最糟糕的同义反复。

历史无疑注定要重复自身：毕竟，历史如同人，没有很多选择。但是，当你在与弥漫于诸如俄罗斯这样一个陌生王国的特殊语义学打交道时，至少有一点你是可以告慰自己的，也即意识到自己正变成什么东西的受害者。你会被自己的概念性和分析性习惯累垮——即是说，用语言来解剖经验，从而使你的心灵无法得益于你的直觉。因为，一个清晰的概念固然美，但它永远意味着意义的简化，把松散的两端切掉。而松散的两端在现象世界却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互相交织。

这篇文章本身证明我远远不是在指责英语的不足；我也不是在哀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心灵处于休眠状态。我只是遗憾一个事实，也即一个碰巧被俄罗斯人占有的关于“恶”的高级概念，竟然因为有一种错综复杂的句法而被拒绝进入意识。你不禁纳闷，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可以回想起一个直言不讳的“恶”跨过门槛说：“嗨，我是恶。你好吗？”

不过，如果这一切都有一种挽歌气息，它更多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体裁而不是其内容，其内容应该是狂怒才对。当然，两者都不能产生过去的意义；挽歌至少不会创造新现实。不管什么人发明多么精巧的结构来捕捉自己的尾巴，他最终只会得到满网的鱼但没有水。这使他的船慢下来并开始打转。而这足以引起晕眩或使他诉诸挽歌的音调。或把鱼扔回水里。

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那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标准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但没人作如是想。

还有一个城市。地球表面上最美丽的城市。有一条巨大的灰河，悬挂在其遥远的底部之上，如同巨大的灰天悬挂在那条灰河之上。那条灰河沿岸耸立着宏伟的宫殿，其正面的装饰是如此美丽，如果那个小男孩站在右岸，那左岸看上去就像一个叫作文明的巨大软体动物的压印。那文明已不存在了。

清早，当天空还闪耀着群星时，那小男孩起床，在喝了一杯茶，吃了一个蛋之后，便沿着那白雪覆盖的花岗岩河岸奔向学校，一路上陪伴他的，是收音机宣布的炼钢新纪录；紧跟他的，是军队合唱团向领袖高唱的赞歌，那领袖的画像就挂在小男孩还温暖着的睡床边的墙上。

那条宽阔的河呈白色，冻结着，如同一个大陆的舌头伸入寂静，那座大桥向暗色的蓝天弓起，如同一个钢铁上颚。如果小男孩有额外的两分钟，他会在冰上滑行，再走二三十步，来到河面中央。这时候他只想着鱼在厚冰下干什么。接着，他会停下来，转身一百八十度，跑回去，一口气奔向学校入口。他会冲入大堂，把帽子和外衣扔到一个挂钩上，然后飞也似的跑上楼梯，进入教室。

那是一间大教室，有三排桌子，老师座椅背后的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一张有两个半球的地图，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下来，打开公文包，把钢笔和笔记本摆在桌面上，抬起头，准备听胡说八道。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