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志民

文明的专著《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很值得祝贺的事情。文明近几年在学术研究上辛勤耕耘，锐意创新，不断探索，该著作的出版，是他潜心学术、埋头苦干的又一重要收获，作为老师，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粗略翻看书稿，我感到，该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创新之处都是比较明显的。首先，魏晋书法文化世家是非常值得深耕的沃土。在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中，魏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此前所谓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主要是在黄河流域，以东西交流融合为主，政治文化的演进，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而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中，则以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为主流了。而六朝文化的演进，又以世家大族为中心，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西晋末年，北方世族的大量南迁，是南北文化主流融合和世族文化中心地位的具体展现。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魏晋还是一个出现自觉意识且成就凸显的转折繁荣期，此时出现了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文明在对中国书法史的长期关注中，发现了魏晋书法文化世家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将世家文化研究与书法史研究有机结合，从书法史的新视角研究文化世家。他从对世家的研究中，探求书法发展创新的内在规律和蜕变轨迹，这无疑是抓住了文艺发展的重要节点。他对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琅琊王氏、河东卫氏、颍川钟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泰山羊氏等重要家族进行了深入剖析，由家族文化而至书家群体，由群体而及个人，重点突出了这些世家大族在书法艺术发展和文化转型中的贡献和地位，这在文化世家研究和书法史研究上都极具创新意义。

其次，该书的内容是关于书法文化家族的研究，但又绝不仅限于一般的家族书法发展问题。文明非常注重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多层文化视角去分析和探讨形成书法文化世家的历史现象，他从世家文化变迁、时局巨变中的世族南迁和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大背景出发，深入探讨文艺精神的聚合与新变。他将儒学嬗变、经学衰微、玄学兴起、地域文化交流乃至士人风气变化等文化现象与书法的演进、革新结合起来，深入挖掘魏晋书法出现繁荣和发展高峰的深层文化因素。这样的研究思路更加开阔，站位更高，这种广泛涉及政治、哲学、文艺和社会思潮的探索，充分体现出他打通文史哲后的学科综合优势，既属于艺术史研究，又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家族文化转型研究，入口处是书法世家，而展现的却是变迁中的时代文化的广阔场景。

再次，该著作对书法史研究有重要的创新和突破。我感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该著作打破了书法史研究的一般理路，按照世家脉络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梳理书法文化发展和书家人物之间的关系。纵向主要是家族内的书法文化传承，横向则主要是家族间的书法文化交流，纵、横结合，融会贯通，既深入挖掘每一个家族的书法传承与发展，又注重探索家族之间因联姻、师承和交游而导致的书法交流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融合、创新效应，以新视角展现出魏晋书法文化繁荣发展的广阔历史场景。二是探幽发微，对魏晋书法史的高峰特别是“书圣”王羲之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新的论说。该著作深入研究了蔡、钟、卫、王等家族的代表人物蔡邕、钟繇、卫夫人和王羲之，凸显了魏晋书法传承的主线，他们对于笔法的传承构建起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传承发展的主脉。对这一脉络的梳理是充分挖掘王羲之书法精神的关键，对于揭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而王羲之对王献之、王珣、王珉、郗愔、郗超、谢安、谢灵运、羊欣等东晋书法名家的重大影响，则是魏晋书法进一步创新发展并最终创造出“新体”书风的重要因素。

回顾文明读博以来走过的学术之路，颇有令人回味之处。他的本科专业是新闻学，硕士专业是美学，硕士毕业后留校做了五年行政工作才考了我的博士，应该说，他的学问之路起步较晚。但他入学不久，我就惊讶地发现，他的文史功底非常厚实，对文献的阅读、辨伪和使用能力也很强，已有较多学术积累。我后来了解到，他在硕士毕业留校后，无论做什么工作，一直对学习抓得很紧，不仅围绕自己感兴趣的书法史论和书法美学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而且阅读了较多的文史典籍和文化史论著，较一般的博士生学术视野要开阔得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强很多。

文明在做学问上有两点很值得肯定和鼓励：一是读书勤奋，治学严谨，有吃苦耐劳和拼搏进取的精神。读博期间，文明致力于学术研究，常为一个章目的写作，连续几日“失联”，足见其专心与刻苦。他做事非常执着，能在繁忙的工作之后立即进入安静的学习和研究状态，有“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坚毅与自律精神。他每年的科研都有非常明晰的规划和目标，方向性强，动力很足，因此进展很快。他读博四年，即以省级优秀博士论文毕业，很能说明他是制定了目标就能努力拼搏并将其落到实处的人。

二是多谋善思，收放自如，很有灵气。文明原来的专业跨度大，思维开阔，而失之泛泛。但读博以后，他能收起原来思维的发散性，按照我说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要求，非常扎实地从收集、梳理基本文献资料做起，深入钻研，从资料中发现问题，把历史学、艺术学、文艺美学、考古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大大提升了他对问题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读博士以后的文明，学术思维越来越缜密，研究理路越来越向纵深方向拓展。他对学术问题着力于创新思考，认识问题时有新见，写文章常有让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思维。

文明还很年轻，学术之路正长。最让我高兴的是，他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他头脑清醒、不骄不躁，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前行、思考。近两年他以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为基点，又进一步向两个方面作了拓展：一是向魏晋的民间书写形态和中国文字发展史作了进一步延伸探索。他在研究魏晋世家书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新出土的汉末魏晋时期的简牍材料，如近年出土的居延新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跑马楼三国吴简、郴州苏仙桥西晋简、楼兰残纸等，他新设计的题目“渊源与流变：简牍残纸书迹与汉末魏晋书法演进”在2019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又一次获得立项。二是他从儒学与书法关系研究出发，进一步拓展到整个汉魏六朝的儒学与文艺发展研究，对这一时期儒释道等思想互动影响中发生的儒学嬗变及其对于文艺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儒学与文艺两个领域的交叉研究方面找到了新视角。我相信，文明未来的学术研究之路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是为序。

2020年5月26日于济南东郊凤凰山麓之闻松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