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魏之际儒家思想的式微与裂变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力正与其独尊儒术的政策有关，因尊崇儒学遂有儒家经典被立于学官，并有通经之博士，形成后世所谓之经学。经学是汉代儒家思想在政治与学术领域最直观的表现，经学的发展状况正可彰显出儒家思想在汉代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和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作用。汉代经学发展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是充分认识汉末魏晋儒家思想变迁的第一步。伴随着汉末经学不振和儒学衰退，朝廷出现党锢之祸和清议，士族阶层开始分化，儒家思想也随之出现式微和裂变。这种情况在三国时期发展更快，魏蜀吴三国的治国政策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关系密切，占据中原并坐拥汉朝统治核心区域的曹操崇尚法家，其子曹丕则崇尚通达，统治思想的变化最终导致儒家思想彻底发生嬗变，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学术时代——魏晋玄学终于到来。

一、谶纬神学对经学的消极影响使儒家思想开始动摇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思想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观念完全契合的时代，而且这种契合总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运动和变化，这是汉朝与秦朝大不相同的地方。秦征战建国与一统治国所用的都是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在修乱治平中的作用非常明显，但其缺陷也实在太大，常因法律严苛而产生暴政，所以秦二世而亡。汉朝很好地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鉴于建国之初经济萧条和国贫民弱的现状，朝廷奉行黄老之说，推行“休养生息”的国策。经过六十年发展，到武帝时，国力大增，黄老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发展形势，于是，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自此成为大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同时，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²⁾。此外，汉武帝还下诏兴办太学，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元朔五年（前124年）置弟子员五十人，能通一经者得补为吏。通过以上举措，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这些经典进行解读和阐释就成为儒学在汉代发展的主要方向。

先秦儒学是一种强调伦理道德和人性修养的哲学，其核心命题是“仁”，孔子以仁为本，注重对于伦理道德的调整和规范。这样的思想是无法直接运用到政治统治中的，必须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才能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正如徐兴无所说：

要想把分散的小农社会凝聚成一个集权统一的大封建帝国，就必须提出一个田园诗式的政治目标，利用一切宗法的、礼仪道德的甚至原始迷信的政治和文化手段，形成全社会的共同情感和强烈的集体意愿。在这样的现实需要下，汉代的儒学顺应潮流，与阴阳五行思想、方士思想结合，成了汉代的主导思想。⁽³⁾

汉武帝推行儒家思想的本意是教化民众，宣扬德化大治，同时要为自己作为帝王和实现国家大一统寻找理论依据。顺应汉武帝的政治要求，董仲舒建立起一套以天人感应观念为核心、以阴阳五行说为框架的神学化思想体系，儒学的核心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董仲舒引入“天”的概念，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⁴⁾他以阴阳五行思想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进行神化，确立三纲五常。阴阳五行说为战国时期齐地方士邹衍所创，其学说中有诸多神怪思想，陈槃说：“邹衍虽外表为继承孔孟之儒家，实术士之始祖。其所著论，亦儒家言而兼阴阳五行之说者也。其徒海上方士，剽袭其书，托为图谶，篇目虽繁，其实则为邹书之无数化身变象。”⁽⁵⁾可见，儒家学说自成为汉朝统治思想之始就与谶纬神学纠缠在一起。后来的汉朝诸帝多信董仲舒之说，继续为“君权神授”寻找理由和借口。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原来在秦汉之际就已出现的图谶开始融入儒家思想中，再加上后来方士化的儒生受河图洛书影响而伪托孔子以神学迷信观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的“纬书”，谶纬神学从西汉末期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朝廷正式向天下宣布图谶，图谶自此成为官方的法定经典。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大多兼有儒生和方士两种身份，阮元《七纬叙》云：

否则，朱氏彝尊所引诸书及汉人碑碣称姚浚则尤明图纬秘奥，姜肱则兼明星纬，郭泰则探综图纬，李休则又精群纬，袁良则亲执经纬，杨震则明河洛纬度，祝睦则七典并立、该洞七典，唐扶则综纬河洛，刘熊则敦五经之纬图，杨著则穷七道之奥，曹全则甄极毖纬，蔡湛则少耽七典，武梁则兼通河洛，张表则该览群纬，丁鲂则兼究秘纬，李翊则通经综纬。⁽⁶⁾

这些儒生对儒家经典和纬书的兼通使二者融合非常紧密，更因为有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再加上哀、平之世天下矛盾重重，各种势力为达到个人目的也纷纷引用纬书，所以，纬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许多儒士解经千方百计迎合帝王喜好，在经义的阐发中大力彰显神学思想，如贾逵就曾附会纬书，从古文经《左传》中考证出汉高祖是唐尧的后裔：

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⁷⁾

后来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儒生以阴阳五行、灾异谴告等形式阐释儒家经典，而精通数术的方士，则试图通过依附经学而提高自身地位，逐渐形成方士化的儒生和儒学化的方士。

谶纬神学严重破坏了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到此时变成主要强调外王而关注政治，原来重视道德伦理强调修身养性的一面逐渐丧失了，这是儒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嬗变。这种改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儒学成为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的显学，但却从根本上瓦解了儒家的思想文化内涵，因此，很快就遭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批判。西汉末年的严遵、扬雄援道入儒，强调儒道融合，对谶纬神学进行批判，并尝试构建新的儒学体系。东汉时期，桓谭撰写《新论·形神》，对战国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和迷信思想进行批判。王充则著有《论衡》一书，对儒术和谶纬进行批判，侯外庐说：“西汉以来的儒学‘正宗’地位，遭受了王充的批判以后，虽然在形式上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动摇。”⁽⁸⁾

谶纬神学的影响使经学变得越来越繁琐而又缺乏活力，经学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今文经学因研究的经典主要是前代经师的口述笔录，所以难免有断章残句的情况出现，欲要解经就非得进行注解训诂和阐发引申，《新唐书·艺文志》载：“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⁹⁾章句之学兴起，除了过多解释经文之外，也逐渐形成对师说和家法的严格遵循，形成思想上的条条框框，学术的自由性和批判性逐渐消失。故而皮锡瑞认为：“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¹⁰⁾此时，解经遵循微言大义的原则，且谶纬之说尚未大规模参与到解经中来，经学多是对六经本义的阐释，因此为后世学者所钦慕。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经取士逐渐成为朝廷选拔官吏的重要渠道，经师为在朝廷立足，都想方设法迎合皇帝的意图，任意阐发经意，出现了经学章句繁琐的现象。《汉书·艺文志》载：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¹¹⁾

这一现象便与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和精粹性相背离了。而谶纬神学在解经中的融入也使儒家原典越来越不纯粹，经学的本意被不断篡改，偏于神学的地方被不断发挥。同时，为了增强解经的竞争力，当时学者又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融入，使解经更加混乱，经学进一步衰落，并出现新的发展方向。儒家的经典地位在此情况下开始动摇，儒学衰落和经学分化的时代开始到来。再加上东汉中晚期朝局混乱，外戚和宦官专权，朝廷以经取士的道路堵塞，所以经学逐渐荒废，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载：“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¹²⁾对于这一现象，朝廷也采取一定措施，欲重振儒学风气：“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¹³⁾就连政治强制力都无法重振儒学的声气，可以想见当时儒学衰落的程度。儒风衰微，经学不振，士人不以儒家修身治平思想为宗旨，其他思想便纷至沓来，士人的思想意识形态重新活跃起来。

二、汉末清议与党锢之祸促使儒家思想出现分化

经学衰落带来的是东汉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士人自由精神的涌动。永元四年（92年），汉和帝刘肇在宦官郑众等的支持下，诛灭了掌控朝政的窦氏家族，外戚干政的威胁暂时解除。但是，随之而来又出现了宦官专权，这些在士大夫看来是“刑余之丑”的人开始长期走上政治舞台并左右朝局，和帝以后的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等都是在宦官的左右下登基，“君权神授”的观念被彻底打破。当宦官开始掌控朝政并竭力打击士大夫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冲突就前所未有地激烈起来，士大夫便以清议的形式进行合理抗争，而宦官则立即镇压和迫害，于是在东汉末年酿成了两次党锢之祸。

汉末的宦官专权阻塞了士人的进取之路，所以，许多士人便不再以解经和学术作为人生追求。没有了这样的政治抱负和进取之心，儒家思想对士人的精神束缚就开始松解，许多士人开始公开发表言论评议朝政。这些大胆的言行一出现便受到士林的一致称赞，这些人也因此而成为当时的名士，如李膺、陈蕃、王畅等，他们在儒生中影响很大，当时的太学中就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¹⁴⁾汉末，太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最多时竟达三万余人，这些尚未出仕但已具备一定政治素质的士子与朝中有气节的大臣惺惺相惜，他们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逐渐结成同盟。党人领袖名士李膺每次见到太学生符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¹⁵⁾。太学生与党人集团的名士互相尊重，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了思想上的趋同性，这对形成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阵营非常有利，对宦官集团则是巨大的威胁。太学生与党人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后汉书·党锢列传》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¹⁶⁾但是，这种讨论绝不仅限于现实生活的是非曲直，它同时包含了思想意识的碰撞与融合，正如余英时所说：

符融之言论所以如此引人入胜者，岂能尽在于具体人物之批评，又岂能仅为其辞藻华丽或音调铿锵之故哉！斯二人在思想上殆有符合冥会之处，故听者为之心醉而不觉深为叹赏耳。⁽¹⁷⁾

这种局面的出现正是因为儒学在太学中的废弛和士大夫原有政治理想的动摇，即他们不再囿于解经和传经的学术问题，而转向了对于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侯外庐在评价东汉晚期的太学清议时说：“太学的谣言，改变了风尚，不复标举经学的造诣，而标举政治风度的坚贞与才能的卓特了。”⁽¹⁸⁾这应该看作那个时代士人思想解放的开始。

为与党人集团和太学生抗衡，宦官集团在灵帝时组建了鸿都门学。《后汉书·孝灵帝纪》李贤注曰：“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¹⁹⁾汉灵帝喜好文艺，宦官便投其所好，在鸿都门学大量招揽文艺人才，既为取悦皇帝，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政治阵营培养人才。《后汉书·蔡邕传》载：“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²⁰⁾朝廷为这些文艺人才大开方便之门，选拔和提升都过于草率。这些因辞赋书画才能而得到提拔的人其实并不能胜任朝廷安排的职务，如鸿都门学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梁鹄就是这样的人，《后汉书·盖勋传》载：“时武威太守倚恃权执，恣行贪横，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欲杀正和以免其负，乃访之于勋。”⁽²¹⁾另一位郗俭也没有什么好官声，“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²²⁾。鸿都门学的培养和提拔模式遭到士人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奏请罢鸿都门学，如阳球、蔡邕和杨赐等。阳球在奏疏中明确指出：“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²³⁾蔡邕则上书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术。”⁽²⁴⁾蔡邕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文学家，连他都反对朝廷开鸿都门学推崇文艺，可以想见士人和宦官之间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但是，鸿都门学毕竟使相当一部分人受到文学和艺术的熏陶，整个社会的文艺风气为之一变。据史料所载，入鸿都门学之人大多出身低微，他们一般没有资格入太学，所以极少受到儒学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在鸿都门学所接受的主要是文学和艺术教育，思想上所受的羁绊非常少，因此，这一时期兴起了一股文艺解放的思潮，正如范文澜所说：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说，就是幻想性少，写实性多；浮华性少，朴厚性多；纤巧性少，闳伟性多；静止性少，飞动性多。这种文化特性东汉以前和以后，本质上无大变化。但东汉末年，经汉灵帝的提倡，文学和艺术在形式上开始发生了变革。⁽²⁵⁾

鸿都门学对于士人文艺思想的启发是功不可没的，这与太学对弟子员进行儒学教育的状态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当时党人集团结交太学生，而宦官集团则着力培养鸿都门学生，党人集团与宦官集团对于人才的竞争实际代表了汉末儒学和文艺发展两种方向的矛盾，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此时，党人集团信奉的儒家思想虽已出现分化，但是，他们还没有到了要彻底否定儒家思想而另起炉灶的地步。而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末技小道的辞赋和书法等文艺形式，却因受到灵帝的重视而在士林中陡然走俏，这些人成为宦官集团对抗党人集团的外援。鸿都门学开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因为有皇帝的支持和高官厚禄政策的吸引，一度吸纳千余人前来学习。这些人大多是思想活跃且具有艺术活力的青年，他们中后来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如书法家师宜官、梁鹄、毛弘等。在这样的对抗中，党人集团最后坚守的儒家思想开始受到影响，尤其是党锢之祸的发生，迫使他们开始主动离开朝廷，或回归故里，著书立说，或云游四海，修身养性，过着自由自在的名士生活。

东汉晚期发生的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非常大，许多名士被抓被杀，在朝廷里制造白色恐怖。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爆发第一次党锢之祸，“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²⁶⁾。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朝廷又爆发第二次党锢之祸，被逮捕、杀害和流徙的士人达到六七百人，许多名士如范滂、李膺等都冤死狱中。频繁的牢狱之灾和血腥杀戮对士人心灵造成严重创伤，原来自由畅谈、思想活跃的士人面对白色恐怖开始沉寂和佯狂。沉寂中，他们选择著书立说，开始追求学术的自由。这对于西汉以来沉闷的经学风气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改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于迎春所言：“当士人深寄一腔情怀于学术研究、文章著述之中，并为之倾注心血，因之托付身心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具有了超出自娱、自慰之外的性质，成为令人不得等闲而视的事业。”⁽²⁷⁾佯狂中，士人的言行举止开始变得滑稽和混乱。他们原来推崇的清议尚在合理和合法的范围内，因为那时还没有完全打破礼法的束缚，他们还是虔诚的儒家弟子。但是，白色恐怖的刺激、生命倒悬的危机，再加上对于儒家思想信仰的突然冲破，士人佯狂便成为汉末社会的一种风气，这种风气或可看作是后来魏晋风度的先声。

而无论是沉寂还是佯狂，汉末士人的思想都在发生剧变，这种变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道家思想的重新崛起。《后汉书》中有许多关于士人信奉道家思想的记载，这既是道家思想的重新崛起，同时也是儒家思想衰弱和式微的表现。自东汉以来，经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章句繁琐现象越来越成为儒家精神传承和发展的羁绊，所以，整个东汉时期，朝廷和士大夫一直在进行删定章句的活动。但这并不能挽救经学和儒风的衰退，原来铁板一块的儒家思想在阐释过程中开始出现分化并融入新的思想元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此时迎合了沉寂和佯狂的文人士大夫。于是，原来的儒家士子便开始向着儒道兼修的方向发展，《后汉书》所载名士黄宪在士大夫中赢得广泛赞誉，便是儒道兼修的结果，这样的思想境界比起纯粹的儒士，格局更加开阔和圆融。

儒家思想在汉末清议与党锢之祸的进一步刺激下，最终全面分化和裂变，这成为汉末魏晋思想出现转型的第一个信号。

三、曹操的贵刑名与曹丕的慕通达使儒家思想进一步裂变

三国时，曹魏占据中原，地方最广，人口最多，且其承汉延晋，乃三国正朔所在。所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学界多以曹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曹魏政权的发展起自魏武帝曹操。曹操祖父曹腾是汉末宦官，因策划迎立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曹腾后来收养夏侯氏之子为义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吴人所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²⁸⁾曹嵩依靠曹腾的关系和花钱买官而获得升迁，后长期为士林诟病。所以，曹操的出身并不光彩，在那个注重门第讲究出身的时代，曹操一直受到高门大族的歧视和讥讽。袁绍讨伐曹操时，陈琳撰写《为袁绍檄豫州文》：“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²⁹⁾甚至到了后来曹操位居司空，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倾朝野，其出身依然被人看不起。《世说新语·方正》载：“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³⁰⁾曹操出身不好，门第不高，因此对于高门大族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思想并无兴趣，他的身上表现出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任侠思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³¹⁾曹操为人放荡不羁且崇尚权法的特点自少年时期即逐渐彰显，家族出身及汉末纷乱造就了曹操任侠的性格，而任侠又促使他大胆超越儒家礼法，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畅游于士林。后来曹操占据北方，并逐渐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征战活动，其思想又融入法家的精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求贤令，唯人才是举，这对于士人来说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他所选拔的士人大多是富于权谋者，而少有博学鸿儒，加上汉末以来儒家思想衰微，经学瓦解，曹操的这些举措对于当时已经混乱的思想界无疑是火上浇油，极大地打击和阻滞了儒学的发展。正如顾炎武所论：

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³²⁾

曹操的进取精神对汉末已经衰微的儒家思想是致命一击，他对于儒家的打击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其扫清六合席卷八荒的必由之路，只有廓清了地方大族的势力及其赖以立身的儒学精神，他才能最终名正言顺地建国称王。所以，曹操对儒家精神的打击是有意而为，但他却没有想过用何种精神来填补思想界出现的空白，确切地说，他当时忙于征伐，还无暇顾及未来治国安民的思想和理论依据。而在民间，适应那个时代发展要求的道家思想正在悄悄复兴和抬头。刘大杰评价曹操时说：

他正式毁灭了儒家的仁孝学说，而仁孝学说，又是儒家思想的根底。在这种情形之下，儒家也是得设法保全自己的性命的。于是他们也只好接受道家的卑弱自守、保性全真的养生术了。⁽³³⁾

汉末名士的身上开始出现道家精神，他们无意于评议和抨击朝政，更无心与朝廷的黑暗势力一争短长，而是选择远离朝廷和政治，或隐居，或逍遥，成为放浪形骸寄情山水的新文人。当然，他们的这种躲避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失望与无奈，也是对儒家精神丧失信心的表现。所以，当时士人对于道家经典颇为看重，许多人为《老子》作注，如虞翻、钟会、张揖、张嗣、何晏等，更有甚者加入道教，进一步转到宗教信仰中，其目的就是要逃离儒家精神崩溃后日见纷乱的现实世界。

曹操之后，魏文帝曹丕为振兴儒学做出了积极努力。他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儒学发展的诏令，如下轻刑令、立太学、制五经课试等。魏明帝时，高柔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还提到曹丕的这些政策：“高祖即位，遂阐其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³⁴⁾曹丕虽然已经称帝，但尚未完成全国统一，魏国仍处于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中，战争仍在继续，此时他却能一改曹操的刑名之法，而进入到服膺儒家理想倡导国家治平的行动中，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然而，曹丕的这些举措在当时并不能完全奏效，因为社会环境还没有达到儒家思想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长治久安，战争的威胁从来都没有停止，国家经济尚处于恢复和发展中，因此，他的这些措施并不能落到实处，儒学的振兴在当时还只是一种空谈和理想。《三国志·刘馥传》载：

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³⁵⁾

可见儒学的复兴在当时困难重重。同时，曹丕崇尚文学，他不仅自己创作诗文，而且非常重视有才学的士人，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非常有才华的文人。如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担任“文学”之职的有吴质、邯郸淳、徐干、应玚、苏林等；其被立为魏王世子后，又有刘桢、邢顒、司马孚、卫觊、郑冲、卢毓等担任“文学”。他们创作出一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出现一种新的文学风气，形成以曹丕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云：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³⁶⁾

曹丕作为皇帝，能如此倡导和重视文学，这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来说无疑是一种幸事。所以，魏国的文学气息相当浓厚，并且从曹丕开始，文学风气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了汉魏文学风气的变化和差异：

汉人诗不可句摘者，章法浑成，句意联属，通篇高妙，无一芜蔓，不著浮靡故耳。子桓兄弟努力前规，章法句意，顿自悬殊，平调颇多，丽语错出。王、刘以降，敷衍成篇。仲宣之淳，公干之峭，似有可称，然所得汉人气象音节耳，精言妙解，求之邈如。严氏往往汉、魏并称，非笃论也。⁽³⁷⁾

清人沈德潜则直接总结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³⁸⁾可以看出，自曹丕开始，文学描写和抒情的意味更加浓厚。曹魏时期的文学家大多是曹操招揽而来，后来辅佐曹丕，他们的文学风气能跟随曹丕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可以看出，曹丕时代文学精神正在崛起。但是，浓厚的文学风气对于儒学精神来说则是一种冲击和削弱，《宋书》云：“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³⁹⁾尤其是此时诗歌脱离汉代乐府的质朴与厚重，而转向注重抒情言志、展露才华和文采雕饰，或可认为是原来高悬在文学之上的儒家理想被彻底打破，文学的发展进入真正自觉的时代。所以，曹丕振兴儒学的举措在当时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儒学衰落和文学发展交集在一起，在汉魏之际出现了一种“通侻”的社会风气。“通侻”即是摆脱礼仪的束缚，《三国志·王粲传》载王粲避祸荆州，“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裴松之注曰：“貌寝，谓貌负其实也。通侻者，简易也。”⁽⁴⁰⁾可见，“通侻”之风就是要去除繁文缛节而追求简约，这与当时反对经学章句注解的繁琐恰好吻合，因此受到士林欢迎。这种风气后来影响到文学，就出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刘勰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⁴¹⁾汉末的文学界出现了一种天机自然、无拘无束、率性而为的新气象，这是对先秦以来“诗言志”思想的挣脱与冲破，转而注重文学的情感表达。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概括建安文学四大特点是清峻、通侻、骋词、华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侻，这是最能反映曹魏文学精神的特点。而文学界在实现了思想通侻之后，其他思想元素便纷纷涌来，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诚如鲁迅所言：“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⁴²⁾这样的思潮正为未来玄学思想的出现做了充分准备。

《晋书·傅玄传》载：“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⁴³⁾曹操、曹丕父子两代的施政方针虽然完全不同，但各有特色，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自东汉中期以来出现的儒家思想衰退至此已到极致，并出现相当程度的分化与裂变：道家思想在全社会泛滥开来，名士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道家的清逸和萧散，甚至出现所谓的狂士。法家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正符合“刑乱国用重典”的政治思想。在当时，法家人物也不止曹操一人，吕思勉说：“三国承季汉纵恣之后，督责之术，乃时势所需，非魏武、孔明等一二人故为严峻也。”⁽⁴⁴⁾而曹丕的作用则是对于文艺风气的倡导，这使自先秦以来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的创作形式开始发生变化，文学从思想的体系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发展的一门，这是汉魏时期文艺出现自觉的表征。也正是因为文学的独立，才从根本上推动了文艺思想的解放，于是，书法、绘画等纷纷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而不再受制于儒家思想的束缚，具备了独立发展的条件。此时，文艺的发展终于开始出现百花齐放的景象，此种景象正可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思想上的争鸣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