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的年代

海耶克於1950年移居美國。與英國時相比，他的思想在美國引起較多的回響。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裏，海耶克負責任教社會和道德科學，並舉辦了有關科學哲理的研討會，米爾頓·佛利民和其他一些著名思想家也有出席。那時他着手研究十九世紀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一書的作者）的書信。他也開始思考自由主義的歷史，從約翰·洛克（John Locke）、大衛·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Adam Smith）、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密爾等人的思想追尋自由主義的根源。這些思考成為了他下一本巨著《自由憲章》（1960）的基礎。這本書可說是以正面的闡述來提出與《通往奴役之路》相同的嚴重警告的著作。這本巨著是海耶克於家鄉奧地利的靜謐高山地區完成的。

可惜就算是在美國，《自由憲章》與時代的大勢也不大協調。戰後的經濟繁榮不單只說服了知識分子，還有政治家和大眾，讓他們深信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和消費的好處。由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的20年裏，是所謂“凱恩斯傳統理論”（‘Keynesian Orthodoxy’）聲勢日強的時期，而海耶克的主張則遭到輕視和孤立。這時期是他失意的年代。

由於健康欠佳和臨近退休，海耶克返回德語系的歐洲地區，在西德的弗萊堡大學任教。他在那裏埋首著述他的《法律、立法與自由》三部曲，書中闡釋了通過歷史和經驗自然產生的“法律”（laws）和體制，與由政治家奠定的“法規”（legislation）兩者間的分別，而政治家往往誤以為他們所設立的法規比法律的效用更佳。

那時，海耶克看到他四周都是凱恩斯傳統理論所帶來的惡果。通貨膨脹迫近令人恐慌的水平，尤其是在英國。因此，海耶克短暫轉回從事純經濟學研究，和他那項曾經與米塞斯一起着手研究的盛衰週期分析。在《騎虎難下》（1972）一書中，他解釋通貨膨脹如何破壞一個經濟體的脆弱運作，繼而導致大量資源浪費。他也闡釋了，通貨膨脹源於政府過度消費和借貸。好像毒品一般，只有越來越大“劑量”的通貨膨脹，才能令凱恩斯式的繁榮幻想繼續下去，但這卻無可避免會造成更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