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耶克在思想史的地位

在二次大戰之後的半個世紀之中，海耶克大部分時間都差不多是孤軍作戰，他在深信規劃和控制的世界裏，延續着個人和經濟自由的火焰。

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就算是民主的社會主義和溫和的國家干預，都是建基於一個錯誤之上；他後期大部分人生，都是奉獻在解釋這個錯誤的成因。海耶克對經濟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和資訊科學都有深厚的認識，他從這些知識總結出，社會主義規劃者事實上永不可能收集到足以運作一個經濟體系所需的龐大數量的資訊，因為市場制度每天有規律地輕易處理的這些資訊既分散、不明確，又不完整。而且，這些資訊在本質上更是十分個人的，只存在於千千萬萬不同人的腦海和經驗之中。

所以，社會主義者的夢想只會經常受制於現實，因而令到人們感到沮喪。隨着社會主義者嘗試對現實強加越來越多的操控，一般人便越加發現他們的自由正在被逐漸剝奪。

海耶克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為這些看法賦予知性的基礎，他揭示出自由經濟和自由社會如何在沒有規劃的情況下，仍然能十分有系統地運作，這是我們持續不斷適應彼此的價值觀和行動所衍生的產物。這些產物包含着社會主義規劃者甚至不能理解的“智慧”，遠不如要操控。例如，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把資源以更快、更省力的方式引導至最有價值的地方，這是任何規劃者都遠遠辦不到的。

海耶克於1974年因為他早年對商業週期的研究貢獻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對市場經濟的機制和優點所持的真知灼見，啟發了其後一整代的經濟學家，其中一些人更憑自身的研究同時獲得諾貝爾獎——例如，米爾頓·佛利民、喬治·斯蒂格勒、莫里斯·阿萊（Maurice Allais）、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弗農·斯密（Vernon Smith）、蓋瑞·貝克（Gary Becker）和朗奴·高斯（Ronald Coase）。大衛·斯卡貝克（David Skarbek）於2009年的研究顯示，在其他諾貝爾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只有引用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的次數是多於引用海耶克的次數——標誌着海耶克在其專業領域的影響力。

海耶克在其他範疇亦得到讚賞。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後獲封爵士）於1944年曾寫信給海耶克，“我認為，我從你那裏學到的東西，要比任何一位仍在世的思想家都要多。”多位著名神經科學家都表示，海耶克對有關人類感知本質的精闢見解極具獨創性。

海耶克的思想亦激勵了一整代知識分子、作家和智囊團，這些人繼而又進一步更廣泛地傳播他的思想。當中有身兼新聞記者和經濟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創辦人之一的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營運經濟事務研究所的拉爾夫·哈里斯（Ralph Harris，後獲封為勳爵）和亞瑟·謝爾敦（Arthur Seldon）、成立人文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e Studies）的F. A.‘鮑迪’哈珀（F. A.（‘Baldy’）Harper）、成立亞當·斯密研究所的埃蒙·巴特勒和梅森·皮里，還有全球各地很多有識之士。

海耶克思想影響之深，影響之廣，甚至遠及實際的政治層面——這是二次大戰後半個世紀大部分時間中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政治家如瑪格麗特·戴卓爾和朗奴·列根都深受海耶克思想的影響。那些原本是革命支持者，其後隨着蘇維埃共產主義倒台而成為東歐政治領袖的人士，也深受海耶克的影響：他們暗中閱讀並翻譯他著作的地下流通版本，從而希望改變公眾的見解。米爾頓·佛利民斷言，“沒有人能夠比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對鐵幕背後的知識分子有更大的影響力。”事實上，鐵幕政權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

今時今日，在世界各地，海耶克的思想仍然起着指導和啟發的作用。智庫宣揚他的觀點，學生組織以他的名字命名，學院的課程出現他的命字，新聞記者引用他的說話，學者承認受到他的啟發，許多書籍、論文和網誌分析他的觀點。有賴海耶克，數以百萬計的一般人享受着經濟和個人自由的成果，雖然他們可能一點都不知道海耶克的主張。不過，海耶克在世時已指出，知識並不經常都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