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華大地的血脈——《水經注》導讀 張偉國

《水經注》是中古時代一部史學奇書。它所記述的是當時已知世界的河流沿岸景物、城邑、人物和歷史。它的作者酈道元（？至五二七），字善長，范陽郡涿縣（今河北省涿州市）人，生平事跡記於正史《魏書·酷吏傳》中。酈氏世代仕宦北朝：道元的曾祖父酈紹，為北魏兗州監軍；祖父酈嵩，官至天水太守；父親酈範，服官五十年左右，獲范陽公封爵。道元自幼隨父親任官而奔走四方，孝文帝時開始步上仕途，以尚書郎的官職隨孝文帝北巡，其後在北魏京城洛陽任官，又曾多次出守地方州縣，因此有機會在中原北方遊歷。宣武帝永平年間（五〇八至五一二），道元出任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太守，創立學校，廣行教化。據史書稱，酈道元為官“執法情刻”、“素有嚴猛之稱”，得罪不少權貴。北魏皇族汝南王元悅好男色，其男寵丘念恃勢弄權犯法，被酈道元逮捕，元悅向掌握朝政的靈太后懇求特赦，道元卻趕在聖旨到達之前處死丘念。元悅因此與道元結下深仇。酈道元在東荊州（今河南省沁陽縣境內）刺史任上，威猛為治，被百姓上告，因而免官，在京賦閒期間，專心撰寫《水經注》，歷時七、八年。

孝昌三年（五二七），北魏境內民變蜂起，雍州刺史齊王蕭寶夤奉命領兵到關中平亂，卻意圖乘機割據反叛。元悅等權貴推薦酈道元擔任關右大使，赴關中監察蕭寶夤。蕭寶夤疑忌道元不利於己，命其部屬郭子帙發兵圍攻道元所留宿的陰盤驛亭（今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在秦始皇陵附近），道元與隨行的弟弟道峻及兩子一同遇害。由於酈道元為官鐵面無私，得罪不少權貴，他死後二十七年，曾經與他同時為官的史臣魏收編撰《魏書》，將酈道元列入酷吏傳。

《水經注》是酈道元唯一的傳世著作，顧名思義，酈道元撰書的原意是為《水經》作注。《水經》是一部列舉全國水系的古書，記述了一百三十七條主要河流，全書一萬餘字，每條河流只作綱領式記錄，內容非常簡略。《水經》的作者說法不一，其中一說是前漢人桑欽，另一說法是西晉人郭璞。先師嚴耕望教授認為：桑欽是前漢人，而《水經》中有魏晉時才出現的地名，不可能出自桑欽手筆；有些地名在東晉、十六國之後才使用，也不會是西晉人郭璞所撰。也有學者認為前人撰述的《水經》可能不止一種，經過多次傳抄、增補而形成，酈道元只是以當時通行的《水經》為綱，增補更詳細的資料作注，而“道元好學，歷覽奇書”，他不但學識豐富，而且見聞廣博，在為《水經》作注過程中，補充了大量內容，在《水經》原有一百三十七條河流之外，增加了超過一千條支流，所記述的大小河流多至一千二百五十二條，是《水經》的十倍以上。此外，還有五百多處湖泊和沼澤、二百多處泉水和井水等地下水、六十多處瀑布、四十六處岩溶洞穴、三十一處溫泉、九十餘處津渡、九十多座橋樑；此外，注文提及的古城邑遺址數以百計、宮殿百餘處、陵墓二百六十餘處、寺院二十六座等等；加上歷史人物的活動、郡縣的置廢沿革、戰場的描述、道路關隘、風景奇觀、民間傳說、碑刻題銘、詩歌民謠等。這使原本枯燥的水名、地名，加入了豐富的人文歷史內涵。現存《水經注》版本中，可計算出酈道元旁徵博引，參考和引述前人著作多達四百三十七種，輯錄漢魏金石碑刻三百五十種，其中絕大部份早已散佚，全靠《水經注》的徵引而得以保全片言隻語，可謂彌足珍貴。

《水經注》的材料來源，嚴耕望教授認為，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酈道元曾親自遊歷過不少地方，他所到之處，親自採訪、詢問當地人士，以及他對地理情況的詳細觀察，把獲取的資料記述在《水經注》相關的條目中。道元雖然自稱“不愛涉水，不喜攀登”，但他事實上到過許多地方，北起今內蒙古，東至山東，西到陝西，都曾因公務而涉足，他在《水經注》的自序中說的：凡所到之處，都“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例如他描述洛陽附近黃河孟津的冰層：“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提到“河水”即黃河渾濁時，引用民間觀察：“河水濁，澄清一石水，六斗泥。”又如他出任潁川郡（河南省禹州市境內）太守時，在郡治長社縣修築客館，掘得一巨大樹根，他在《水經注》中記載了這一異象，並作了一番考究，他說：“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于南城西側，修立客館，版築既興，于土下得一樹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稽之故說，縣無龍淵水名，蓋出近世矣。”其二，道元好涉獵羣書，對於水名、地名以至郡縣沿革、封邑興廢，他都不厭其煩地旁徵博引，務求得出最可信的判斷，他所引述的經、史典籍及前人注疏，列明出處者超過四百種。嚴耕望教授指出：古人抄錄前人著作而不一定列明出處，因此道元所徵引書籍，必定遠超這數目。由於道元生長及仕宦於北魏，北魏政權範圍以外的南方長江流域、嶺南、雲南，他都從未涉足，只能引自南方人士所撰書籍、文獻。

道元很重視實地考察，以檢核史書的紀述是否確當，並據此糾正史書上的不少錯誤，例如史書上記載，春秋末年晉國大夫智伯說過：汾水可以淹魏氏的都城安邑，絳水可以淹韓氏的都城平陽，道元沿着這兩條水考察，發現汾水河床較高，安邑處於其東岸低處，汾水泛濫，可以被淹沒；但平陽地勢高於絳水河床，絳水淹平陽則絕無可能。他又根據多種文獻記載，在“穀水”的注裏，辨析前人把澗水錯成了淵水。道元雖然是為《水經》作注，但當《水經》有誤，道元直接指出錯誤，例如《水經》稱“汶水又西流入濟”，他引《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道元作出判斷：“余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耳。”

道元對當時人的傳聞，亦不厭其煩地作出考證，例如在《易水注》中，在“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之下，先引述闞駰的說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餞別）于易水上。《燕丹子》稱，荊軻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略）疑于此也。”於是後世談史者認定燕太子丹餞別荊軻的地點在易縣的燕下都，但道元作出辨正，他說：“余按遺傳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餞此也。”

道元對地理情況觀察入微，但也很仔細，並把觀察所得記錄在《注》中，例如詳細地記錄了不少河谷的寬度、河床的深度、含沙量、冰期，以及不同季節的水量和水位變化等，有些地方更提出數據，例如華池“池方三百六十步”之類，提供了可資後世參考的科學信息。

酈道元為《水經》作注，增補資料，考核地理是撰述的重點，但他行文時，經常採用文學筆觸，作繪聲繪色的描述，其部份章節，被視為中古文學作品的代表，有學者評為：“寫水着眼於動態”，“寫山則致力於靜態”，它“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散文的集錦，神話傳說的薈萃，名勝古跡的導遊圖，風土民情的採訪錄”。酈道元《水經注》的詞藻豐富，僅就描寫的瀑布，就有：瀧、洪、懸流、懸水、懸濤、懸泉、懸澗、懸波、頹波、飛清等詞，可謂變化無窮，其文學價值也足以垂範千載。

《水經注》的內容極其豐富，但閱讀並不容易。首先，《水經注》成書於約一千五百年前，書中所記述的河流、地理情況、行政區劃以至地名，難免與今日有所差異。千多年來的滄海變遷，古代的一些重要水道，經歷過無數次改道，早已湮沒消失，《水經》所載水道，到酈道元時代其中一些已有改變，而《水經注》成書時的一些河流、水道、湖沼，也很有可能在今日已非當年狀貌。數千年間，城市的興衰，地方行政區的廢置遷徙，地名的變更，正如酈道元所說：“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隨其強弱，自相吞并，疆里流移，寧可一也？”更使現代人閱讀《水經注》時增添困難。

其次，《水經注》中記述了大量西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的史事和人物，距今千年甚至數千年以上。這些史事和人物，對於酈道元時代以至其後熟習傳統經史的讀書人來說，不少是耳熟能詳的典故。但近代教育，已逐漸疏遠古典，對這些千年以前的事和人，可能所知甚少，甚至聞所未聞，初接觸《水經注》有時會茫無頭緒，然而對於有興趣追尋古史細節的讀者，《水經注》是探求這些遙遠史事的事發地點，追訪這些古代人物活動空間的寶庫。

其三，《水經注》全書的結構是經文的注疏形式，因此只能就《水經》的綱領增補細節和考據，行文顯得細碎支離，敍事、寫景都是點到即止，而且加插了大量典籍文獻的引文和考證，不可能一氣呵成。《水經注》敍述每條河流，必定從源頭開始，向某方向流，流經（逕）某地，該地古代有甚麼歷史大事，有甚麼前人活動，留下甚麼史跡、掌故；然後河流再向前流，經某地，再細述當地情況；當遇上另一河流匯入，則從這河流的源頭說起，直至與主流會合，再重回敍述主流。假如匯入的河流眾多，往往不斷追溯支流，而主流的敍述卻斷斷續續，閱讀時不易前後呼應。假如閱讀時能隨手查對地圖，則較容易掌握水道的脈絡。

其四，《水經注》自成書的年代，尚未有印刷術，自成書至北宋中期約五百七十年，只有抄本流傳，傳抄過程中錯漏難免，錯簡、脫漏在不同版本中，常有差異，為後世閱讀者增添困難。《水經注》傳抄至北宋初已缺五卷，後人將其所餘三十五卷重新編定為四十卷。可知的最早《水經注》木刻印刷版本是宋哲宗元祐二年（一〇八七）的“成都府學宮刊本”，宋以後的版本，以明初《永樂大典本》較完整，但由於《永樂大典》的散佚，抄錄在《大典》中的水經注也有部份缺失。明、清兩朝不少學者，曾經依據古代抄本、宋刻殘本，《永樂大典》抄本等版本，對《水經注》作細心而且精密的整理、校訂，取得重要的成果，並刊行多重校證版本。其中最早刊行的是明朱謀㙔《水經注箋》（刊於一六一五年），以校訂為主；晚明鍾惺、譚元春的《評點本》，則着重點評詞章筆法。到了清朝，考據學大盛，《水經注》的整理和考訂達到了高峰，重要的成果有全祖望《七校水經注》、趙一清《水經注釋》、戴震校勘《水經注》等。而戴震校勘《水經注》成就極大，受清乾隆帝重視，但戴震校勘的《水經注》也引起後世學術界“剽竊”的爭論。

戴震校勘魏酈道元《水經注》，始於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至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先後三次校訂，歷時十年完成，用功極勤。戴震分出《水經注》中的“經”和“注”，並且輯補缺漏字兩千一百二十八個，刪妄增字一千四百四十八個，更正錯字三千七百一十五個，使得《水經注》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貌，深得乾隆帝讚賞，收錄於內府刊刻的《武英殿聚珍本》叢書中。及至清末民初，學者王國維對於戴氏質疑，撰寫〈書戴校水經注後〉一文，指斥戴震抄襲趙一清。但胡適為戴震辯護，認為戴震在《水經注》研究方面沒有抄襲的嫌疑。然而另一位以研究《水經注》著名的學者楊守敬認同戴氏剽竊的說法，楊氏在《水經注疏》每每舉出實例，點出“此戴襲趙之確證”，例如卷五寫道：“趙氏不撿……而……以訂酈氏，大謬。戴氏亦不加詳考，竟依改，可哂也。”也就是說，趙氏弄錯了，戴氏也跟着錯。學術界為戴氏是否剽竊爭論不休，但俱往矣。

當代研究《水經注》的專家陳橋驛教授認為，戴震校勘《水經注》，刪去妄增之字一千多個，改正錯訛三千多處，補葺闕佚兩千多處，足見功夫之深，正如清代著名文字學家段玉裁所說：戴震的成就超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使千年古籍《水經注》在後世讀者面前，展現其超越時代的價值。

晚清學者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及楊守敬、熊會貞的《水經注疏》可以說是清代《水經注》考證、校勘的殿軍。楊守敬與其弟子熊會貞用了畢生精力撰寫了《水經注疏》，並且編繪了古今對照、朱墨套印的《水經注圖》，二〇一四年鳳凰出版社出版有段熙仲點校、陳橋驛複校的《水經注疏》（臺北定稿本），為今後研究利用《水經注》提供了方便。民國時，胡適曾經用二十多年的光陰研究《水經注》，寫有七十餘篇手稿，收於《胡適手稿》一至六集。

一九四九年以後，新的《水經注》校勘、注釋版本湧現，而對《水經注》的研究蓬勃發展。當代最重要的“酈學”專家是浙江大學已故陳橋驛教授。陳氏窮畢生之精力，研究、考證《水經注》，即便在“文革”的艱難時刻，仍然考訂、抄寫不輟，終成大家，成果豐碩，可以說是當代酈學泰斗、酈學元勳。近十多年來，內地、港、臺以及外國學者，對《水經注》的研究和譯注，與日俱增，各有長處，不能盡錄，現摘要列舉《水經注》古今版本和近年部份著述如下（本書用的是陳橋驛教授中華書局校注本，並參以楊守敬、王國維等版本）：

北宋初以前僅有抄本流傳

“宋成都府學宮刊本”，元祐二年（一〇八七）刊本，殘缺

《永樂大典·水經注》，民國續古逸叢書影印本

田奕等整理：《永樂大典本水經注》，瀋陽：萬卷出版社，二〇〇九

朱謀㙔：《水經注箋》（一六一五年刊本）

鍾惺、譚元春：《評點本水經注》

全祖望：《七校本水經注》

趙一清：《水經注釋》

戴震校勘：《武英殿聚珍本水經注》

張匡學：《水經注釋地》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影印手稿本），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

楊守敬、熊會貞：《楊熊合撰水經注疏》四十卷，影印前中央圖書館所藏手稿本，臺北：中華書局（臺灣），一九七一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圖》，朱墨套印木刻本

王先謙：《水經注校》，清木刻本

王國維：《水經注校》（袁英光、劉寅生整理點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

陳橋驛：《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七

陳橋驛：《水經注研究》（一、二、三、四集）

陳橋驛：《酈學札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〇

鄭德坤：《水經注引得》，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一九三四

段仲熙：點校《水經注疏》附〈《水經注》六論〉，南京：江蘇古藉出版社，一九八九

陳橋驛、葉光庭、葉揚譯注：《水經注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

李岫岩編譯：《圖解水經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

陳橋驛、葉光庭注譯：《新譯水經注》，臺北：三民書局，二〇一一

黃懺華：《水經注捃華》，揚州：廣陵書社，二〇一三

王守春：《酈道元與〈水經注〉新解》，深圳：海天出版社，二〇一三

筆者應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的邀請，選注選譯《水經注》的部份章節，目的是向社會大眾推廣閱讀中國古代典籍，只求清楚明晰，能吸引讀者對典籍的興趣，和對典籍內容的初步認識，不敢奢望有任何突破前賢的成果。然而，筆者在注譯時考慮到《水經注》的特殊體裁，及酈道元在為《水經》加注時，很多史事、地名、人名、官名、器物，都是點到即止，沒有進一步解釋，古人對歷史典故名物可能知悉較深，閱讀《水經注》時不必詳細解釋，但對於現代較少接觸史籍的人來說，這些魏晉、秦漢、春秋戰國，甚至三代遠古的史事、名物，有些同名異事，有些隨時代而意義改變，假如交代解釋不清楚，便如瞎子摸象，更難以明白書中內容，例如“太尉”、“督郵”是甚麼官職？不同時代權力有甚麼差異？秦郡、漢郡有何不同？地名改變，人名稱謂，變化萬千，酈道元行文時，隨手書寫：漢光武帝有時稱為世祖；曹操有時稱曹公，有時稱武帝。現代讀者難免感到迷惑，因此筆者在注釋之中，盡量增補史事，交代典章制度，務求使讀者增加認知史事及人物的細節，提高其閱讀《水經注》的興趣。

現存《水經注》全本四十卷數十萬字，筆者選擇部份章節作注譯。前人一些選譯本，多選對山川風景描述較佳的章節，介紹酈道元的文學水平，然而卻使讀者忽略了《水經注》在歷史地理方面的建樹。為使讀者了解《水經注》的體裁和史學的特色，筆者選譯了“河水”、“濟水”、“洛水”、“渠水”、“江水”及“泿水”等六條河流，先注譯《水經》經文，然後每條河流選取若干章節作注譯，每節加上小標題，以便讀者檢索。希望讀者讀畢這選注之後，提起興趣細讀《水經注》全書，增長歷史和地理知識，貫通對中華大地的血脈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