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一、高瞻远瞩

对于解放西藏的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早有考虑。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写道：“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52]。”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首次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即“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1941年5月1日，由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施行，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7年，毛泽东在接受记者龚德·斯坦因的采访，谈及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时指出：“中国必须首先将外蒙古作为一个自然的实体，然后组织一种中华合众国，以满足蒙古人民的愿望，对西藏也是如此。”根据上述指导思想，1947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在筹建新中国、确定国家结构形式时，毛泽东就是否实行联邦制征求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认为，我国不宜像苏联一样实行联邦制，因为“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而我国少数民族只占百分之六，并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据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纲领，即各民族一律平等，有“建立自治区域”的权利，但不能从中国分离出去。

综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西藏就在他的视野之中，他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人就在探讨少数民族问题。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撰写了新年献词，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次年2月4日，毛泽东首次以中国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谈到解放战争的进程时，毛泽东指出，解放全国，“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毛泽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深谋远虑，使米高扬深为折服，他2月7日离开西柏坡时，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53]

十世班禅喇嘛是1937年在流亡途中圆寂于青海玉树的九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国民党政府在节节败退、南撤台湾的紧急关头，于1949年6月3日由代总统李宗仁亲自颁布命令，确认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的宫保慈丹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准免于金瓶挚签，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国民党政府还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前往青海塔尔寺，主持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从而使当时西藏噶厦政府另立班禅灵童以进一步控制后藏的努力失败。有研究者评价，这是国民党政府在它统治大陆后期，干得最有远见的一件事。

根据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1949年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毛泽东未雨绸缪，在8月6日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毛泽东对班禅的重视，与苏共不谋而合。当年年底，苏共就保护班禅一事专门提醒中共。12月26日，刘少奇给彭德怀发了一封电报，指示彭德怀和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望予注意。”[54]

得到班禅喇嘛的支持对于共产党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格鲁派中与达赖喇嘛具有同等地位的大活佛，在后藏及康区拥有大量信众，如果他能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无疑会是巨大的力量。

在此之前的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冶协商会议上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额尔德尼向毛泽东和朱德发去贺电：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少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 叩

十月一日[55]

同一天，班禅额尔德尼还向彭德怀发去了同样一封电报，在电报中请求：“我们诚挚地恳求您率领正义之师解放西藏，消除叛乱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同样是在这一天，人民解放军总部再向全军发布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56]两天后，他给老友周世钊回信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57]

二、转换战略部署

当时，担负解放大西南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协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解放广州后，正沿西江向粤桂边疾进，准备参加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第三、第五兵团刚集结于常德、邵阳地区，准备进行川黔作战。

而解放西南除了进军所经地区地形复杂、千山阻隔、万水奔流，平均路程远达2000公里（第四兵团则约行军4000公里）外，胡宗南全军也正向四川集结，并有向昆明撤退的可能。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企图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所以蒋介石为控制西南，其残余精锐都将退据西南。二野的作战任务十分艰巨。

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前已全部解放，战争已经结束。毛泽东考虑改由以西北局为主，承担解放西藏的任务。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58]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即派野战军政冶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

在此期间，也即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苏联访问。在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得到西藏当局派出“亲善使团”出国求援的消息，果断调整“先解放台湾再解放西藏”的战略规划，把西藏的解放提前。此前金门战役失利，使毛泽东认识到，在海空军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跨海作战，台湾的统一难以立即实现，而西藏的解放对当时国家统一就显得十分突出，且更具现实可行性。他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此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范明对当时西北入藏的线路进行了调查。他因为经常撰写各种重要公文，彭德怀亲切地称他为“军中翰林”，有时还开玩笑地叫他“范大人”，所以彭德怀对他是很信任的。一月之后，范明交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彭德怀据此于12月30日报告中央并毛主席：据调查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二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垦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二路每年只有4个月（5月中旬至9月中旬）可通行，其余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另兰州、西宁两处，现有约300人的藏民训练班，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藏民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

1950年元旦，毛泽东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上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联合举行盛大的团拜会，邀请毛泽东及中国代表团参加；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拜会毛泽东，安排毛泽东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尽管十分劳累，加之与斯大林的谈判也很艰苦，但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即予回复：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

（一）德怀同志十二月卅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

（二）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四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四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四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一月二日上午四时于远方[59]

毛泽东喜用毛笔，重要文稿均用毛笔书写，这封关于西藏工作指示的电报，就是用毛笔一气呵成的，整个电文只修改了几个字，说明他对西藏问题思虑已久，考虑成熟，全局在胸。

当时，二野及一野第十八兵团用两个月时间，突进2000余公里，势如破竹，歼敌正规部队、游杂武装、地方团队90万人；同时，12月9日，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二野第四兵团也结束了广西战役，开始向云南挺进。到2月7日，云南全境解放。4月7日西昌战役结束后，残存于西南地区的蒋介石正规部队被全部肃清。美国及蒋介石妄图割据西南，建立反共基地的企图彻底失败。

因此，毛泽东及时转换了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将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将担任进军西藏的任务由西北局转交给了西南局。

三、刘邓同时想到了十八军

刘伯承、邓小平看到毛泽东来自“远方”的电报后，对毛主席解放西藏的迫切心情和决策意图心领神会，立即缜密研究了贯彻执行这一重要指示的方案。

刘邓当时着重考虑了两个问题：第一，从哪个方向进军？从地理上看，西北进藏道路比较方便，历史上军队也多从这个方向进藏，但物资支援有困难；另一个方向是从西南进藏，物资支援比西北好，道路艰险，也可以走。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钟颖率川军进驻拉萨，都是从西南进去的。所以，从西南进军虽有很多困难，但是可行的。第二，选择哪个部队担任这一重大任务？经过反复研究，刘邓同时想到了十八军。

刘邓认为，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比较年轻，既当过军事指挥员，又做过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政治委员谭冠三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他们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率领部队屡挫数倍强敌，开辟和巩固了豫皖苏解放区，对转入战略反攻和实施淮海决战起了重要作用。刘邓初步决定由张国华、谭冠三率部队进军西藏。

在部队组成上，目前各部队都已进到指定位置，正在“安家”，是从各兵团抽调三个师组建进藏部队，还是十八军全军执行进藏任务？刘邓认为，进军西藏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前者不利于统一指挥。特别是在进藏初期，部队要起军政府的作用，要建党建政，又要开展地方工作，还要搞生产建设。十八军这支部队英勇善战，作风顽强，在军、师领导层中，有一大批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干部，一定能够承担这一重大任务。

十八军前身是由原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二十旅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队组建起来的。他们曾在敌后孤军作战，坚持敌后抗日、挺进大别山的艰苦岁月里，在参加淮海、横渡长江及进军大西南的征战中，历尽千辛万苦。大军南下，从安徽到江西、经湖北到湖南、贵州，进入四川，征战数千里。

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留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部队被全部歼灭。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十八军奉命进驻川南，军部驻泸州，军长张国华兼任川南行署主任；五十二师驻宜宾，五十三师驻纳溪，五十四师驻自贡。十八军属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建制，兵团机关和它所辖的另两个军十六军、十七军都在贵州。相比之下，十八军驻防地区的条件是全兵团最好的。官兵们喜气洋洋，说十八军吃苦最多，野战军首长都知道，这次专门照顾他们了。当时，军里多数部长都已被任命为川南行署的厅局长，部分团长政委则任命为县委书记或县长。政委谭冠三到自贡市当市委书记，已经喝了十八军战友给他准备的送行酒，即将走马上任。

所以，整支部队在1950年1月4日接到驻防命令后，都兴高采烈地开赴指定驻地。当时部队虽有半个多月没有行军了，但因为是凯旋回师，川南安家，大家的劲头特别足，也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愉快，每个人都像是去迎接一个即将实现的美好梦想。天府之国的秀丽景色令人目不暇接，一路都是欢歌笑语。人人脚下生风，一天三四十公里的行程，不知不觉就到了宿营地。

1月7日，五十二师进抵犍为县境，再有三四天即可到达宜宾。

不料，师部当晚突然收到军部转来野战军首长一份急电，命令部队立即停止前进，两日后北返乐山集结，准备受领新任务；同时要五十二师立即派一名主要干部随军首长赴重庆出席野战军首长召开的会议。师长吴忠和师政委刘振国商议后，决定由刘振国去重庆开会。

情况来得太突然，官兵毫无思想准备，种种揣测迅速在部队流传。官兵都在问，这是什么任务呀，这么紧急，要半路停下来？到成都担任城市警卫吗？不像——部队刚刚离开成都，而且那里也用不了一个军；接管西康吗？也不像——听说这任务已交给从西北南下的一野十八兵团。但要军、师两级首长去重庆受领任务，可见这任务非同一般。有人拿着刚学习过的新华社1950年元旦社论琢磨开了。社论讲了1950年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很明显，解放台湾、海南岛主要是三野、四野部队的任务，那么，解放西藏呢？会不会摊到十八军头上呀？大家越议论感觉越像。

就在部队接到停止前进命令当日，刘邓给毛泽东、中共中央上报了第二野战军部队进军西藏的意见：

一、毛主席及德怀同志关于西藏问题的两电均收到。经我们考虑后，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根据敌情，尤其交通经济条件说来，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给予加强之。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予以协助。

二、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受领任务，解决进军西藏的运输诸问题。

三、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之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西康之西部，如需要时，则由张国华统一指挥，参加藏东作战，任务完成后，即归还西康[60]。

军令如山。两天后，部队开始北返，掉头向乐山开进。

四、贺龙问计任乃强

刚刚由北线进军到成都的贺龙，得知十八军受领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后，立即着手对西藏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他听说成都有几位藏学界的大师，就邀请他们来座谈。他首先找到的是任乃强。

任乃强是四川南充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藏学家，是我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开拓者。他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农业学堂本科，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后得全国声援，获释复学。毕业返川后，任乃强协助国民党元老张澜创办了四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南充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29年，他应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之邀，以“边务视察员”名义，赴西康考察，“周历城乡，穷其究竟”，历时一年，遍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九县，撰著《西康诡异录》《西康各县视察报告》。在此次考察中，他还收获了传奇爱情——与藏族女子罗哲情措喜结良缘。在她的帮助下，任乃强陆续撰成《西康图志》三卷，推动全国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新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自1931年起，他先后参与川康公路选线；应张澜之邀，赴广西考察南方民族地区；担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任西康通志馆筹备主任，撰修首部《西康省通志》；绘制《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分县图；发起组织成立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社团——康藏研究社，创办并主编《康藏研究月刊》；先后担任重庆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教授。

1981年2月，年已87岁高龄的任乃强老先生详细追忆了贺龙请他面谈西藏问题的情形[61]。

1950年元旦，四川全面解放后，解放军进入成都。有一天下午，任乃强正在课堂讲课，助教邱俊杰从系办公室来对他说，有一位叫李夫克的军人在办公室等他。任乃强回到办公室，互致问候后，李夫克说：“人民政府有令，解放四川后，赓即进军解放西藏。我们访得先生是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故来向您征求资料，准备着手研究。”

任乃强很高兴地向他提供了《西康图经》三册、《康藏史地大纲》以及《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各一份，以及一幅已经绘好的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地图。

贺龙看了地图，十分喜欢，派他自己的车子，再派李夫克请任乃强去面谈。

任乃强不胜惊喜，他当时衣服破旧，想换了衣服再走。李夫克说：“贺老总已经知道您生活朴素，他喜欢生活朴素的人。他在等您，不用换衣服了。”

于是任乃强就穿着旧长袍、破毡鞋，戴着绒瓜皮帽，上车同去。

到了驻地会客大厅，一位姓李的秘书说贺老总还在开会，快要完了，请任乃强在客厅稍候。不到5分钟，贺龙同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和胡耀邦等人来到会客大厅。

李夫克把任乃强介绍给贺龙。贺龙亲切地和他握手后，请他坐下。然后有些迫切地问道：“任先生，你看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事，请就你的看法，爽快提出来，我们大家研究。”

任乃强说：“红军长征，是经过了这个高原东部的，（行军）经验比我丰富。我试就研究所及，提出几个困难之点来，请求指正！”

贺龙笑着说：“你就直说好了。”

任乃强说：“我们内地绝大部分地方，平均海拔皆在600米以下；一般的大山，如泰山、嵩山，最高处也才1000多米。特殊的高山，如峨眉、太白，也不过3000多米。西藏和康青这个大高原，却绝大多数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随便一条山脉都高出5000米以上。便是低于3000米的河谷，也皆是悬崖绝壁的峡谷，几乎没有通路。在这样的大高原上，不只是气候寒冷、供应给养困难的问题，更有空气稀薄的威胁。就我所知，清雍正、乾隆时入藏部队与清末赵尔丰的边军，以及解放前陈遐龄、刘文辉等经边部队，（部队减员）绝大多数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晕山的。所谓晕山，就是因为负重的人，不懂海拔高空气稀薄的道理，仍像在内地一样奋力爬坡，到了体内热能已尽时，不知不觉，未感痛苦就倒地死去了。内地部队到这高原上作战，气压与肺活量不相适应，但世居高原的藏族民众，却能适应这样的气压。”

贺龙听得很认真：“我官兵在与藏军发生战斗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但这一点是容易克服的。首先是要检验入藏部队的身体是否健康，要选拔没有肺病、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的人。其次是须要保持轻装、缓步，从容办事，慢慢锻炼身体，以适应高原环境。作战时，最要紧的是不要轻进轻退，要能坚持稳定的阵地战，还必须有骑兵与步兵配合。现在已有公路通到巴塘和德格，如用车运辎重，则易于解决气候不适应的困难。”任乃强继续说。

“这些道路据说路况很差，需要整修才能通行。”

“是的。入藏行军的更大困难，在于语言障碍。西藏噶厦政府不得民心，军队实力更不值一击。但由于民族间习俗不同，语言隔阂，解放军的爱民行动在那里无所展施，同时藏民对解放的云霓之望，当面也无从表达。若有一两支能说藏语的支队配合入藏那就方便多了。我想当前只能多多征募能通藏语的人员参军，进行教育、训练，协助解放军作战，借以克服语言隔阂的困难。”

贺龙表示赞同：“这的确是个需要克服的问题。当年红军部队到西康，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西康与四川交界，很多藏族老乡能听懂我们说话。可是过了金沙江，恐怕能听懂汉话的人就少了。”

“现在金沙江以东的四川有20万平方公里的藏民住区，都是早已脱离了西藏统治、拥护共产党政权的。他们之中多有能兼通汉藏语的，至少有1000人可以征募来协助进军。这些人里有些人是旧官府的‘通司’，染有借官勒索、鱼肉人民的积习，所以征募到后，必须集中加强教育，使他们的脑筋转变。待遇宜优厚，管理宜严格，惩奖要认真。否则他不但不能宣扬解放军解放藏民的德业，反而会造成藏民对解放军的误会。所以，我建议未来的驻藏部队与其他工作人员，要普遍学习藏语和研究藏俗。另外，要多多吸收藏族青年参加解放军，参加工作。”

贺龙听到这里，高兴地说：“任先生说得好，请你继续讲。”

任乃强接着提出了入藏行军的最大内在困难，即汉藏文化上的一些冲突。

他说：“一定要考虑到藏传佛教的潜在力量。藏传佛教统治西藏人心已经1000多年，根深柢固，牢不可拔，这是事实。其理论和设想是唯心的，它与辩证唯物的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我们要解放西藏受压迫的农奴和牧民容易，要解放西藏上层人物的思想情感甚难。在当前我们还不能直接管理广大藏族人民的时候，还不能不通过旧有的西藏统治阶层来慢慢进行民主改革。我的看法，解放西藏的第一步，还只宜做到收回和稳定国家主权这一步。如何解放农奴和受压迫的西藏人民、如何推动社会前进的工作，这些尚有待语言、文字的隔阂基本打通以后，随着科学文化浸润、滋长，经济建设逐步开展，藏民生活方式逐步转变，在藏族自觉的情况下，慢慢推行起来。即是说，不可把西藏与内地等同看待，不能随着军事胜利就立即推行民主改革。希望解放军进入藏区以后，要保护寺庙，尊重僧人，宽容土司头人，争取他们对解放军的信赖支持。”

贺龙恳切地问道：“我们宣布信教自由，已行了吧？”

“我还盼望再提高到尊重藏传佛教、保护寺院和僧侣、维持民族旧俗这一步来。比如汉唐两代，中原王朝武力虽强，却未能征服这个高原，反受其困扰。元、明、清代，因其俗而治之，就能建成统一的版图。清自乾隆时已把西藏政权收归驻藏大臣管理了，结果是由于语言阻隔，并未收到管理西藏的实效。清末赵尔丰经略川边，军事、政治方面都是成功的，只由于他和他的边军憎恶藏传佛教，激起藏民的疯狂反对，结果是人亡政息，一切化为乌有。刘文辉被刘湘联合的军阀们打得一败涂地，只剩下川边关外十几县的藏族地区。他的政治生命已到垂危的时候了，他玩出一套弘扬佛法的花招，便能稳住阵脚，慢慢又爬起来。刘文辉未用一兵一卒，就把康区局面稳定下来，使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刘文辉的这一做法，虽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用来说明因势利导的效果，却是很有益的。”

贺龙一边思考，一边点头。

“这是我个人管见，谨提供进军西藏时参考。”任乃强随之补充说：“我不是佛教徒。刘文辉在西康，文武僚属没有不皈依喇嘛的。未肯皈依，不去参加法会讲诵的，只我一个人。”

贺龙说：“关于宗教影响的事，任先生就谈到这里。请另谈谈我们进军的路线。”

任乃强说：“西藏的正规军队，有11个营，分统于11个代本。实际上都不足额，战斗力都不很强。就历史经验看，噶厦政府经常要留一营常驻拉萨，两三营分驻西藏地方。历次东犯所用的部队，不过七营以内。之前的川军和藏军，多年都是划金沙江分驻的。这段金沙江，长1200公里，水流湍急，只用皮船横渡，每船只载得几个人，要斜漂到一里以上才能划到对岸。守方只需有一支步枪守在对岸射击，皮船就会沉没，无登岸之望。若两军夹岸，谁要抢渡，都是万分困难的。估计解放军进入西康后，藏军必然集中兵力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兵力分散。我军集中威力从一个渡口抢渡，就不难突破金沙江防线。一点突破，藏军就会全线崩溃，必然退守昌都。”

“我军突破金沙江后的困难有哪些呢？”

“我军一经突破金沙江后，要攻占昌都，便如瓮中捉鳖，是毫不费力的。因为昌都东边的岸山，绝壁顶上不是险峰而是与草原相接的坦途，敌军无法守住。我军占领东山，俯临昌都，正如俯看围墙下的院落一样，只需几响迫击炮就会摧毁敌军。但我建议大军占领昌都东山后，尽量用藏语喊话说服昌都噶伦，派员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还要容许他向拉萨请示，促成和平解放西藏。只要达赖喇嘛愿意取消独立，容许和平进军，巩固国防，那就可以省却高原作战的麻烦。”

“假如他们拒绝和谈呢？”贺龙不无忧虑地说。

“若非得用兵不可，则宜先从青海玉树编组一旅骑兵，每员配备两匹快马，携带十天食粮和用具，轻装疾驰，从唐古拉山中，经黑河、当雄、羊八井一路，抢过曲水的雅鲁藏布江渡口，在南岸建设阵地，布置游骑，防止达赖喇嘛与其亲从逃向印度。然后从昌都进兵拉萨。在我军尚未进取昌都以前，达赖是不会出走的。他的十一营正规军，必然都要调向东方，企图固守昌都。对青海草原这方面，布置的兵力必弱。例如黑河，也是藏北一个重镇，但那里并无险阻可以扼守。我们的骑兵，不去攻占城邑，只取道驰过，藏军无力制止。当雄、羊八井、曲水等处只有民兵守卫，那是不能发生截阻效果的。西藏民兵虽多，大都只有明火枪和刀矛、弓箭，有快枪的很少。他们都不愿为奴隶主出死力。奉令守着隘口的，便只保持隘口不失守罢了。所以一旅精锐的轻骑，可以纵驰藏境。直到渡过雅鲁藏布江南面建成营地，达赖也无可奈何。若还从青海方面，更有大军随轻骑，虚张攻势，则轻骑更容易深入到雅鲁藏布江南面去。这样截断达赖南奔印度的路而不进攻拉萨，则达赖必能派遣代表商谈，接受和平解放的条件。反之，若我军渡过金沙江就取昌都，然后向拉萨进军的话，达赖等人自然无力抵抗，但他们必然会在大军尚未抵达拉萨之前向印度逃跑。他若跑到印度，就会受到英帝国主义的利用，造成国际上许多麻烦。这是有多次历史教训的。”

贺总又问：“你说的这些非常重要，那么金沙江渡口的情形怎样？”

任乃强答道：“邓柯县境江水较平缓，但公路未通，对岸有春科喇嘛寺，藏人必有重兵守护。德格与巴安[62]两县，当时已通公路，后勤供应较方便，德格的卡松渡还未通公路，岗拖渡已通公路了。岗拖渡口的后方有龚丫村的现成营房，为藏方视界所不能到，很适合做抢渡营地，准备抢渡工具。对方的防江营地，只能扎在岸山后的矮坝村，江岸掩体战壕是经不起炮击的。若我军在龚丫准备好抢渡，突然推出一排炮火，击毁对岸守军工事，压住敌人火力，便可用皮船和木筏抢渡一批战士过岸，建成桥头阵地。跟着载过电缆铁桩，建成斜跨江面的索桥，用木筏缘缆运载大军过江。敌军待援迟缓，必然溃退。只要突破这一点，敌人沿江守军都会退走昌都。来不及层层布防，我军便如进入无人之境了。德格以南，白玉、三岩、巴安、得荣等县，渡口虽多，地形险逼，殊少有利于抢渡之处。”

贺老总接着问道：“你绘制的地图可靠性怎样？”

任乃强说：“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全图，是用印度测量局绘制的十万分之一喜马拉雅山区与西藏部分地图做蓝本，按经纬度定点，用圆锥投影法，分幅绘制的。参对过斯文·赫定、罗克西尔、荣赫鹏、高伯克、柯尔斯、台克满等人的实地考察路线图，全都是符合的。更还有赵尔丰做四川总督时，调派四川陆军测量局人员实测的从巴塘至昌都、硕般多、拉里、工布江达，到拉萨，再由曲水渡雅鲁藏布江到江孜、日喀则一路的十万分之一缩尺路线图，还有刘文辉请四川陆地测量局实测的西康部分地图，潭锡畴、李春煜测定的二十万分之一川边地质图，及我自己考察绘制的各县地图纂合制成。所有地名部位完全可靠。我还收集有很多处测绘高点，绘有等高线，表示地形——这些地形不是绝对可靠，只有些重要地点部分是绝对可靠的。全图依经纬度分割为二十几幅，现只有两幅还未绘成。”

李克夫拿出他拿绘的《西康图经》三册和已经绘好的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地图，看后兴奋地说：“真是太好了，我接收了胡宗南的测量队和四川测量局的人员，正无用他之处。从今晚起，就全部拨给你使用，赶快把全图绘完，愈快愈好！”

整个谈话共两个多小时，任乃强觉得贺龙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爽朗真挚，令他十分感动。谈话结束后，贺龙仍嘱李夫克送任乃强回家，并立即安排绘图工作。

两个测量队共40多人，任乃强只留6人在他家绘制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全图的未完部分，其余的人留在皇城旧测量局内翻绘旧图。经过大约20个昼夜的辛劳，先把清末测绘的、自巴塘到拉萨和日喀则的十万分之一路线图，缩绘为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由任乃强分幅加以说明。交上去后，贺总立即付印，分发给部队了。

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全图绘成后，一野参谋处准备付印分发。然而因那图原是上海大中国地图公司董事长顾颉刚与任乃强订约，由顾颉刚出钱资助绘制的，按契约出版权属于顾颉刚。贺龙答应部队使用后即交还他。

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十八军后，贺龙又嘱咐张国华邀任乃强详谈。张国华请江参谋来邀请他共进午餐，任乃强到军部后，张国华和妻子樊近真与他谈了大半天，然后一起吃了午饭。

后来，贺龙还邀请了华西大学教授李安宅、副教授于式玉以及法尊大师谢国安等对康藏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座谈。李安宅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曾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后回国任四川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于式玉是李安宅夫人，早年求学于日本，长于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谢国安又名智慧保罗，系四川甘孜人，幼年即到西藏学习佛教经文，后曾到印度、尼泊尔研究佛教，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华西研究所从事佛教研究工作。他们和任乃强一样，都是一流的藏学家、康藏史地专家和佛学大师，他们的讲解和分析使解放军对进藏道路、西藏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及气候等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1月10日，贺龙就进藏路线、藏军力量、康藏气候以及宗教等问题写出详细报告，上报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最后在分析了达赖与班禅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后建议：对宗教问题处理得适当与否，是一个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一般的见解是“前方派赴易，后方勤务难；军事收拾易，政治收拾难”，国民党在康藏之所以失败，即由于对其内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绝非支持班禅所能造成的。英国的势力能够伸张进去，也是从宗教问题着手的[63]。

同日，尚在苏联继续访问的毛泽东收到西南局的电报后，即在莫斯科复电，就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指示：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五月中旬算起，则由一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三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64]。

五、接受重任

也就在当天，第二野战军电告第五兵团：十八军直属野司指挥，脱离五兵团建制。

张国华、谭冠三乘船由泸州到达重庆，立即受到刘伯承的接见。刘伯承询问了部队简要情况后，即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进军西藏的决策和西南局、第二野战军的决定。刘伯承强调指出，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张、谭完全明白这三个“非常”的分量，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在张、谭到达重庆三四天后，军参谋长陈明义率供给部长赣荣光，卫生部长陈致明，五十二师政委刘振国、副师长陈子植，五十三师师长金绍山，五十四师师长张忠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重庆。

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住地接见十八军军、师主要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决定。

刘伯承说：“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的。从政治上看，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但是，美、英等国都在打西藏的主意，故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是党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事业，十八军担任这一任务是极其光荣的。你们都很年轻，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多靠政治。”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这些思想，后来西南局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65]。

张国华和谭冠三在刘、邓首长下达进军西藏任务之后，立即代表全军将士坚决愉快地接受下来。当刘邓询问他们进军西藏有何困难时，张国华说，全军最担心的是粮弹接济，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均有信心克服。

刘伯承表示：“西南局、二野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运输补给。但在领导思想上，要有饿肚子的准备，一个军在高原上前出几千里，要保证不饿肚子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1月18日，邓小平起草了关于进军西藏部署并成立中共西藏党的领导机构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们近日召集十八军师以上干部来重庆，讲清入藏任务并商谈具体准备，大家对此光荣任务的接受，尚称愉快。我们大体上确定于二月底完成准备，三月初出动，三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四月底集结德格地区，五月间占领昌都，昌都为藏军主力（三分之一）所在，距拉萨约一千六百到两千里，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内部分化。……再者关于西藏党的组织，我们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同华（军长）、谭冠三（军政委）、王其梅（军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政协代表）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66]不久，又向中央建议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军，以分散西藏噶厦政府抵御力量和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从而保障西南进军顺利进展。

中共中央于1月24日复电同意。并就由新疆、云南进军西藏问题进行了部署：从新疆向西藏进军由王震立即调查并提出意见；从云南进军察隅由刘邓在陈赓占领云南后，令其计划布置。

十多天后，十八军官兵的猜测就得到了确认：十八军担负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

部队将要进藏的消息一经证实，反应十分强烈。弯子实在转得太急，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比如干部的家庭、婚姻等方面就有不少实际问题。过去连年征战，根本无暇考虑，无法解决，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眼看一些问题有希望解决了，要进军西藏，又全都顾不上了。不说别的，连通封家信也不容易。只有少数个人问题较少的青年官兵对新任务很是激动：西藏是个鲜为人知的神秘地方，革命军人骑马挎枪走天下，能到世界屋脊去也是一件浪漫的事情。但无论是谁，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进军西藏虽然没有大仗硬仗可打，却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进军”。

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回忆说：“思想工作任务实在艰巨。过去进军大别山，条件那样艰苦，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师领导班子成员对进藏也没有思想准备，也有个人问题和个人想法。”[67]

为了提高全师官兵的思想认识，五十二师于2月5日至10日在师部驻地乐山竹根滩召开了全师排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进藏动员大会。由于师政委刘振国已调任军政治部主任，大会由吴忠主持。

吴忠是四川苍溪人，不满13岁参加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排长、副连长，晋西独立支队第二团连长、副营长，教导第三旅八团营长，鲁西军区第八军分区地区支队支队长，第五团副团长。他勇谋兼具，在景阳冈战斗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崭露头角。抗战胜利后，吴忠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旅五十八团团长，率部在吕庄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一八一旅旅部，毙俘敌1500余人。接着他又参加了1946年10月章缝集大战的攻坚任务，亲自冲锋，颈部受伤后，仍率领突入敌阵的180名勇士，在四面受敌的险恶环境中，孤军奋战，坚守13小时，打退了火力绝对优势、兵力几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整编第十一师20多次进攻，创造出了令人震惊的战绩，轰动了整个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全军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伯承、邓小平为此特地签发通令，嘉奖以吴忠为首的章缝集战斗的180名勇士，赞扬他们“表现了超人的英勇和顽强”，“不愧为人民的英雄和模范”，并号召全军将士向他们学习。吴忠一战扬名，成了闻名全军的英雄团长，此后任副旅长、旅长，第二野战军五十二师师长。毛泽东盛赞“吴忠有忠”，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他33岁，是最年轻的开国少将。进军西藏时，他28岁。

军长张国华赶来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讲了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和风俗民情。针对一些同志认为进军西藏没有大仗硬仗可打因而“不光彩”的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这次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我们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解放全西藏的人民，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西藏过去没有党的组织，现在由我们去那里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张国华的讲话有的放矢，会上情绪活跃，会下感到顺气。一些人原来紧绷着的脸舒展了。

随后，上级为十八军充实了兵员。以五十二师为例，人数达到了11600多人，一个步兵连达到了150多人。对一些病弱官兵则调出另行安排，还更新、补充了武器装备，增编了骡马，配发了个人和集体使用的高原生活用品，部队真正实现了齐装满员、兵强马壮、装备精良。

六、川南安家梦难成

和平年代终于来了，前往川南安家，是南征北战的十八军将士最大的心愿。有家的希望被战火分隔的家庭尽快团聚，没家的想着能尽快成家。战士们想着能一养常年征战的疲惫，有些老兵已十多年没有回家探望过父母亲人……然而随着进军西藏命令的下达，这一切都只能放下，这其中包括张国华、谭冠三等军领导的妻子。

张国华的爱人樊近真是西藏现代金融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成都战役之后，张国华写信给在长沙工作的樊近真说，他将任川南行署主任，而她也将到中国人民银行川南分行工作。得到了总行要她去川南工作的消息，樊近真十分高兴。两人历经南征北战，现在终于迎来和平，可以有个家了。但十八军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后，她暂被安排在川西分行任业务科长。不久，她接到西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刘岱峰的来电，要她速到重庆领受任务。她乘飞机赶到后，刘岱峰给她下达的任务是随十八军进藏，筹建银行。

樊近真1936年参加革命，大部分时间是在做经济和金融工作。自1945年起，她先后担任过濮阳银行行长、济宁银行业务部长、开封银行行长等职，有着丰富的经验，她自己对金融工作也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欣然受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樊近真等人组成了一个由12人参加的“随军银行”，其中6位是女同志。离开“天府之国”，进军到世界屋脊，大家难免有不少想法，但没有一人不服从组织安排。大家的想法是，按当时的规定，进藏官兵三年轮换，一咬牙就挺过去了。

1950年3月4日，天气晴朗，春日和煦，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在场的官兵都看到了主席台上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儿，她就是军长张国华的女儿难难。父亲在台上讲话，她举起幼稚的小手，对着全体官兵敬了一个军礼，还咿咿呀呀唱了一首军歌。全军将士都明白，军长带着爱女到动员大会会场，就是要表明他带女出征，坚决进藏的决心。

张国华带着大军打淮海、过长江，一路向西，女儿一直跟着母亲。直到樊近真从长沙赶到乐山后，他才见到女儿，才听到女儿喊他爸爸，父女相见才数十天时间。

但大军将行，张国华十分繁忙，享受这种天伦之乐的时间并不多。出发前的一天，他正在开会，难难高烧不退，警卫员来叫他去看看。正主持会议的张国华抽不出身。会议结束，工作忙完，他赶紧赶往医院，但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

谁也没有想到，难难会是十八军进藏牺牲的第一个生命。得知这个消息，全军将士都异常难过。

樊近真失去爱女的伤痛，直到数十年后也未平复。她的女儿张小康在《为了永久的纪念》[68]这篇文章中写道：

2001年，82岁的母亲病重，我一直守护在她身边。母亲在弥留之际，眼睛一直看着天花板，神志已经有些恍惚，口中断断续续地喊着“小难，小难，我的孩子……”那一刻，守在病床旁的人都痛哭失声。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以为那段痛苦的经历已经从妈妈的记忆中抹去。可是当妈妈用生命的最后一息呼唤着自己早逝的女儿小难的名字时，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多少年哪，父母亲把那种痛彻心扉的情感、那种难以割舍的亲情都一直深深埋在了心底。那不仅仅是妈妈对孩子的呼唤，那是整个进藏大军、整个一代人用理想、信念和生命对“爱”的铭记。

樊近真生前也曾回忆说：

刘少奇同志讲过，进藏是第二次长征。可见进藏之艰难。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但战争年代也经历了诸多磨难，对我打击最大的还是使我失去了女儿难难。难难是我所生几个孩子中，遭受磨难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因而也是最使我牵肠挂肚的一个，难难是我和国华同志结婚后的第一个孩子。怀孕时，经常行军打仗，每天行军三四十里，有时五六十里以上，同敌人周旋，敌人从村的东门进，我们从村的西门出，是常有的事；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我还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开封做情报工作。刚刚同敌人进行完拉锯式的战斗，就在兵荒马乱的黄泛区的路上生了难难，天寒地冻，产后7个小时又继续行军。此后，她跟随我长途跋涉，先后辗转大江南北的河南、江苏、上海、江西、湖南、贵州、重庆、四川8个省市的千山万水，吃了很多苦。由于她跟随部队生活，长得活泼可爱，大家都很喜欢她。就在乐山召开的十八军进藏誓师大会上，她还在主席台上给大家敬了个礼，战地记者把这一镜头拍了下来，成了永久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了，她本来可以过上安定的日子，可是却病死在新津，那时，她才两岁半。我的女儿，由于她来得很艰难，而起名叫难难，也由于她走得太快、太突然，所以对我思想上的打击、感情上的创伤特别大。国华同志忍着悲痛劝我，要禁得住打击，为了完成肩上的艰巨任务，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要想开些。就这样，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踏上了进藏的征程[69]。

对于这样的伤心往事，樊近真只写了这么多。她的女儿张小康在长达50万字的《雪域长歌——西藏1949—1960》这部书中，也没有提及。她把篇幅留给了她笔下的其他人物，只在书前的序言《为了永久的纪念》中，小心地提及了她的姐姐，似乎是至今仍然害怕说得太多会触及父母内心深处的伤痛。她写道：

……姐姐出生在战争年代，妈妈临产时，村庄被敌人包围，她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她在日记中记述道：“瞎灯灭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我疼痛欲绝的呻吟声，真是难哪！”

樊近真于1951年4月1日调离川西银行，带着一岁多的儿子，怀着女儿，于4月10日提前到达甘孜。到达甘孜后，她即将分娩，但仍坚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藏钞及西藏的金融情况，学习藏语，并做好入藏准备工作。5月份，她的女儿张小康降生在甘孜一座简陋的藏式土楼里，是十八军进藏路上降生的第一个小生命。生下孩子才3个月，樊近真就不得不把她和不满两岁的儿子托付给别人照管，踏上了进军西藏的征程。当时，她的大女儿离世才一年，作为母亲，难以想象她心中对儿子和女儿的担忧，难以想象那种母子别离时的痛苦。但作为军长的妻子，她必须做出表率。

谭冠三的爱人李光明是四川省通江县华家坪人，1933年初夏参加红军时才12岁，她参加过红四方面军一年零四个月的长征。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因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拒绝北上，其所率左路军在甘孜、阿坝一代转战，三过草地。其间李光明曾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总医院任卫生员，参加救死扶伤和行军战斗。由于战斗不断，救护伤病员的任务十分繁重，像她那样年纪小、体力差的红军女战士，要8个人分两组轮流抬一副担架和伤病员，一起翻越梦笔山、夹金山、大雪山、党岭山，过数百公里的松潘草地。一路上不断有人倒下、牺牲，但她坚持走到了会宁，编入张秋勤任团长的妇女独立团。西渡黄河后，由于渡口被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她们被冲散。后来李光明寻找到了一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到达陕西云崖镇，进入云崖妇女学校进行整训和学习，结业后到了延安，分配到延安留守兵团后方政治部剧社当社员，从事宣传工作。经刘忠、伍兰英夫妇介绍与谭冠三相识，两人于1937年8月结婚。

1947年7月中旬，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的谭冠三，在西柏坡参加完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后，主动向中央北方局请求到长江以南敌占区去开辟工作。得到批准后，谭立即启程南下，李光明带着3个孩子随他同行。走到邯郸，李光明因身怀六甲行动不便，谭冠三将她和孩子安排在冀中深县王村他抗战时期的老警卫班长赵金标家里。李光明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谭戎丰。1949年3月，解放军进驻北平后，李光明把1岁的女儿谭齐峪和刚满7天的婴儿谭戎丰分别寄养在当地两户农民家里，把8岁的大儿子谭戎生和4岁的二儿子谭延丰送到北平华北军区荣臻学校。然后她被派往石家庄河北省委党校学习。当年12月，成都战役结束后，李光明接到总政治部的电报，要她即刻到北京集中，前往重庆二野报到。

李光明和孩子们已9个月没见，她把老大、老二接到招待所。老大已读二年级，已懂点事了，老二则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当晚睡觉时也紧紧抱着她，生怕他睡着了母亲把他丢下。四五岁的孩子是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李光明心如刀割，偷偷落泪。第二天，她哄孩子说，妈妈哪里也不去，会一直陪着你。然后趁孩子熟睡之际，一遍遍亲着孩子的脸蛋，然后泪流满面离开孩子。孩子醒后找不到母亲，大哭大闹，情绪受到很大打击，很久才平静下来。而寄养在农村的两个孩子，她连探望的时间都没有，直到9年以后才把他们接到北京读书。

她从北京启程乘火车到武汉后，改乘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到达重庆。在招待所遇到十八军后勤部长扶廷修在二野开会，从他那里她才知道了谭冠三的情况。原来，她和谭冠三深县一别后，谭冠三到了豫皖苏区，当时刘邓大军胜利挺进大别山，中央中原局要创建新的根据地，需要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做地方工作，谭冠三被派到汝南工委任书记。成立豫皖苏八地委时，他任地委书记兼八分区政委，参加并支援淮海战役。1949年2月，成立十八军，谭冠三被调任军政委，率部参加渡江战役，一路南下作战，历时十月，纵横八省，作战数十次。成都战役后，他又接受了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重任。

李光明听后，为自己能参加进军西藏、参加第二次长征而高兴。

李光明搭乘扶廷修的汽车到达乐山十八军军部。虽然到达乐山已经很晚，但谭冠三还在部队忙碌，未回宿舍。拖着一身疲惫回来，看到李光明坐在屋里，吃了一惊。他们快三年没见面了！

两人说了很多话。但都避免提孩子，都怕对方难过。这是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两人都很挂念，谭冠三更是，戎马生涯，征战不止，没有定所，他们没法通信。他还不知道第四个孩子是儿是女，但他不敢问。

还是李光明先说了，告诉他几个孩子的情况，告诉他老四是个女儿。由于李光明刚到部队，对全局情况还不甚了解，就问谭冠三，老三老四那么小，又寄养在农村，可不可以先把他们接到四川安顿？

谭冠三沉默了好久，他作为军政治委员，对全军将士表示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他这次进军西藏，如果在路上牺牲了，也要把骨灰送到西藏，埋在西藏的土地上。等西藏解放了，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全家再在世界屋脊相聚。

为了减轻作战部队负担，军部决定把所有随军家属留在成都、乐山，组成妇女大队，进行文化学习和劳动生产。屠庆元任大队长兼政委，刘也风任副大队长。李光明被分配到第三中队任中队长，陈竞波的爱人孙立英任指导员。妇女大队实行军事化管理，除了文化学习，还要开荒生产，同时做进军西藏的各种准备。

十八军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结束后，各个部队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在出征前体检时，医生发现李光明已有身孕，动员她暂缓进藏，留在后方。李光明说：“既然冠三同志已向全军将士表示了我们共同进藏的决心，那我就要坚决向前，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也要实现自己的诺言，决不能失信于众。”[70]

苏音是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校长林亮的妻子。她1921年冬生于上海，15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1月12日，她随上海地下党党员吴竞离开上海，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把她们安排到山西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学兵队学习。因为当时中央北方局就在驻晋办事处，所以北方局领导刘少奇[71]、杨尚昆、彭雪枫都亲自给他们授过课。

1938年临汾告急，学兵队结业，北方局从学兵队党员骨干中抽调20人，参加北方局党校学习，苏音是其中一员。他们随北方局机关离开临汾，越过吕梁山，于4月底渡过黄河，到达延安。当年12月底，她奔赴华东抗日前线，八年抗战期间，一直战斗在环境艰苦的淮北皖东北根据地，1944年夏她与林亮结婚。

渡江战役胜利，南京解放。1949年4月下旬，苏音参加宋任穷率领的金陵支队进入南京。不久，林亮率领的十八军随营学校也进驻南京，夫妻不期而遇，很是惊喜。当时，苏音怀着孩子，即将分娩。她希望林亮能在身边，希望他能看到马上就要出生的孩子。

7月21日中午时分，苏音临产，急需送进医院，不想林亮得到命令，率随营学校全体人员必须于当天午后2时出发，向西南进军。军令如山，他来不及向妻子告别，就踏上了西进的征途。苏音生下孩子后，留在南京西南服务团留守处工作。成都战役结束后，她得到了“十八军进驻川南，林亮到泸州工作”的消息，想到烽火硝烟的岁月即将结束，可以在天府之国安家，真是喜出望外。

1950年1月，苏音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与五十四师师长张忠的妻子和儿女同行，从南京乘船沿长江直上，计划直达四川泸州。行至三峡，他们正欣赏两岸壮丽秀美的峡谷风光，忽然传来十八军要进军西藏的消息，船上顿时一片哗然。苏音和很多人一样，当时都愣住了。

苏音到达川南时，十八军军部和随营学校已迁至乐山。苏音赶到后，被暂时安排在乐山地委组织部工作，等候进藏。

作为一位从战火中走出的女军人，苏音明白，接受进藏任务是义不容辞的。只是令她焦急的是，怎么安置年幼的孩子？当时她大儿子4岁出头，二儿子才1岁多，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

当时随营学校已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林亮任校长并率部进至大邑县安仁镇待命。苏音因临近产期，只能和孩子仍留在乐山。因为进藏的道路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可以通行，她务必于5月上旬赶往成都。3月中旬，预产期已过，孩子还未出生，苏音心急如焚，就服用了催生药，3月25日，女儿小佳被催生出来了。女儿出生后，因幽门有毛病，喂奶后反流，造成营养不良，非常瘦弱，能否存活还是问题。进藏任务迫在眉睫，苏音只好忍痛决定把小儿子托付给保姆，又临时找了个奶妈喂养刚出生的女儿，自己带4岁的大儿子进藏。为此，她为大儿子缝制了羊皮小大衣、毛皮小靴子、毛皮帽子和皮手套。5月上旬，产后只有40多天的苏音，带着4岁的儿子，从乐山赶到了成都。

苏音到成都后住在十八军招待所时，林亮已在甘孜向昌都进军途中。她在招待所刚好与张国华的爱人樊近真住在一起。樊近真刚失去爱女，两人相互慰勉。

不久，张国华在北京参加完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谈判返回成都，得知苏音要带4岁的儿子一起进藏，就劝说她：“进藏途中异常艰险，气候非常恶劣，绝对不能让孩子冒险入藏。”

苏音平静地说：“我是个母亲，更是个战士，我不能因为孩子就不进藏。”

“你放心，我一定在成都给孩子找个最好的托儿所。”张国华坚定地说。

苏音一听，非常感动。果然，张国华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在军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找到了川西区党委的育才托儿所，并亲自陪同苏音，乘坐吉普车把孩子送了去。他们向孩子告别时孩子显得很懂事，站在托儿所的大门口，看着他们，没有哭。但张国华却两眼潮湿，他一定是想起了他刚失去的爱女[72]。

七、三员干将

进军及经营西藏任务确定之后，配备干部、调整组织是首要的工作。西藏工委、十八军党委提出补充干部的要求，西南局、西南军区[73]都尽量予以满足。首先是配齐军领导班子：除经中央军委批准的第五十三师政委王其梅升任军副政委、第五十二师政委刘振国升任军政治部主任外，二野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李觉还主动请缨进藏，任军第二参谋长。

李觉1914年出生于山东沂水，193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在东北军当过骑兵副排长、随营学校文化教员、教导员、副旅长、师长、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他是个富有文采和浪漫情怀的指挥员，被十八军官兵的革命激情所感染，主动要求参加进军西藏。

1950年1月15日晚，他到张国华住所，谈了自己的愿望，张国华一听很高兴。随后，李觉即向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提出进藏要求，李达表示支持。

3天后，刘邓首长即批准了他的要求。李达对他说，进军西藏是十分复杂而艰苦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红军长征路经甘孜时，亲身经历过那个地区的艰苦生活。进军西藏的关键是后方保障能力，刘邓首长对此非常关心，你要与后勤部的同志全面研究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问题。

春节前，李觉去见刘伯承。刘伯承对他说，我们上上下下对西藏情况了解得都不多，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和思想方面的情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完成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这次进军，要进得去，站得住，保卫好边防。要做到这一点，搞好交通运输建设的战略意义尤其重大，因此，在进军的同时，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筑路。

刘伯承还略带忧虑地对李觉说，这次进军，思想上要有饿肚皮的准备。他伸出三根手指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军部队要精兵；二是加强部队管理教育，保障人马健康；三是要搞生产，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产，历代王朝在边疆也搞屯垦戍边，我们叫建设边疆；最后一条是西南人民和部队全力支援你们。进军西藏的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其关键在于能否实施顺畅的运输补给。为此，军区决定成立支援司令部，全面规划后勤支援工作：不惜任何代价赶修公路；抽调四五百辆汽车组成汽车部队；各军各抽1000匹骡马组成兽力队，担任甘孜以西的随军运输。

1950年春节后，张国华到重庆研究进军方案。他对李觉说，中央要求我们于4月中旬以前，争取由康定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路，准备于5月中旬开始入藏。而日前川西、西康匪患十分猖獗，严重影响进藏的准备工作。军部计划以主力投入剿匪，打开前进道路，自己动手，争取时间，做好进军准备，安定后方。同时，再组织一支强大的先遣支队，进至甘孜、巴塘及金沙江东岸沿线，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的进军部署。

农历正月初五，李觉带领30辆满载新式无后坐力炮、高平两用自冷式重机枪、各式电台等新武器装备的汽车车队，离开重庆，前往乐山十八军军部报到。

进军西藏急需大量藏族干部，但当时藏族干部数量极少。中央军委根据西南局的要求，立即在全军物色合适的人选。除选调红军长征时在四川阿坝地区参军、后在内蒙古伊克昭盟骑兵大队任政委的天宝外，又将在阿坝地区参加红军、时任安徽滁州军分区某科长的杨东生（协饶顿珠）调到西藏工委工作。随后，西南局又批准将原西康巴塘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平措旺阶调西藏工委，另从西南军区部队和地方的通信、机要、医疗、外事、公安等专业部门，对口调来一批干部，充实西藏工委和十八军的干部力量。

1949年3月，西北局通知天宝以藏族人士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离开了塞北草原，经延安到达北京。当时由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破裂，政治协商会议后推，他便留在中央统战部做临时工作。

7月8日，西藏噶厦政府制造“驱汉事件”后，天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的文章，对此予以强烈谴责。9月21日，天宝作为唯一的藏族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天在出席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宴会时，在休息大厅里见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

刘伯承是天宝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领导，邓小平他也在延安见过。天宝跑过来敬礼，刘伯承很高兴，还叫着他的藏族名字说：“桑吉悦希，我们要进军大西南，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去吧！”

天宝自从1935年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后就没回过家，无时不在思念自己的故乡康藏高原，听了刘伯承的话，高兴地说：“太好啦，我赶快回西北办手续，请老首长在彭老总前给我说说，让他放我走。”

邓小平说：“天宝，彭老总已经把你给我们二野了。”

原来刘伯承等人早就看中天宝，与彭德怀说好了。

天宝说：“我明天就回去办手续，延安还有我的一些东西。”

邓小平挥了挥手，说：“你那些破破烂烂还要它做什么？你先来二野，缺啥子我给你发！介绍信嘛，打个电报就行啦。”

天宝高兴地说：“那我跟你们走。”

刘伯承说：“你给李维汉同志讲一下，我们要带你走，问他同意不同意。”

当时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等人都在休息大厅里，天宝马上去向他们汇报。李维汉说：“我们也打算让你到西南去。”

就这样，天宝随刘邓到了湖南，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进军。到达重庆后，他被安排在西南局统战部工作，重点了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情况。他接触的第一件事，便是安顿班禅办事处。

班禅办事处原本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撤退西南时跟着到了重庆。后来国民党溃逃台湾，他们没跟着去而留在了重庆。办事处负责人是桑格巴顿，下面有几个班禅堪布会议厅派来的工作人员，另外还有几个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职员。重庆解放后，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疑虑颇大，加之生活上也有不少困难，因而人心惶惶。天宝找到办事处后，向他们宣传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民族政策的部分，并通过重庆市军管会，帮助他们解决了生活困难问题，使办事处人员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1950年2月初，天宝接到通知，要他参加进军西藏，尽快赶到乐山十八军报到。他二话没说立即赶到十八军。

张国华一见他，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天宝同志，进军在即，我们非常需要你这个藏族同志来给我们做顾问！”

谭冠三笑着说：“天宝这个名字听说是毛主席为你改的，天宝天宝，你来了，天老爷都要保佑我们的，进军西藏一定旗开得胜！”

当时，西南局已任命天宝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华说：“你是西藏工委委员，但为了工作需要，你在十八军不担任什么正式职务，对外工作的身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天宝认真地说：“好，只要有利于工作就行。”

同时，张国华还建议调乐于泓进藏做外事工作，很快得到了军委的同意。

乐于泓1908年生于南京，原名陆于泓。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改名乐于泓。乐于泓出身书香门第，1925年，因成绩优异，由常熟教会学校诚一中学举荐，被半费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入校不久，五卅运动爆发，乐于泓参加罢课，抗议校方镇压学生运动，和广大师生一道拒绝返校，转学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他出自教会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懂得西方宗教音乐。1929年他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上海无线电总台职员。1932年年底，妻子丁香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后，乐于泓转移到青岛担任共青团山东省临时工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9月他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1937年9月乐于泓从南京国民党“首都反省院”出狱。抗战时期，他担任过宿东游击支队兼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豫苏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十八军宣传部部长，渡江战役后，因病没能随军挺进大西南，留在南京筹备成立总工会的工作。

1950年1月30日，乐于泓突然接到华东局转来中央军委电报，调他回十八军随军进藏。10天后，他又接到张国华、谭冠三的信，催他西行。

乐于泓小时候患过肺结核。1935年在青岛被捕入狱后，他在青州监狱遭受过酷刑拷打，身体受到摧残。在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中，他一直在战火中坚持工作，没有条件检查治疗。接到军委调令后，他到医院透视和拍X光片，才发现自己的左肺已经干瘪，右肺上部有两处钙化点。尽管如此他却认为自己的肺病早已成为历史，紧张激烈的战争年代都挺过来了，进藏又何足畏惧？所以，虽然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进藏，但他还是匆匆只身启程西行。

乐于泓4月10日抵达重庆后，因肺病问题，在山城滞留了整整一个月。西南局组织部和二野组织部、卫生部都考虑他身体不好，不宜进藏，并让他3次进医院检查，检查结果都一样：左肺萎缩，左胸肋膜肥厚，心脏向左侧移位，右肺代偿性向左扩张，并有钙化点，不适宜高原生活，不能进藏。

但乐于泓进藏决心已定，再三申述要求。后来张国华到重庆开会，二野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同张国华反复商量，又咨询了奥地利医生、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12年的傅莱，最后答应他：“可以试一试，如身体不行，即速返回。”

乐于泓的入藏愿望终于得以实现。5月20日，他随张国华乘机到达已由乐山前往到成都新津的十八军军部，担任新成立不久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