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遵命文学”让曹禺难有佳作

癫狂柳絮随风舞，

轻薄桃花逐水流。

——杜甫《绝句漫兴九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戏剧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倾向在文艺领域表现得十分鲜明和强烈，可以说自此中国戏剧的命运与中国当代政治的关系血肉相连，十分密切。在政治运动的波澜起伏中，戏剧也荣衰沉浮。

曹禺走进新社会后的戏剧创作，便是怀着极大政治热情，为政治服务的典范。这位曾以《雷雨》《日出》《原野》等经典剧作震惊戏剧舞台的剧作家，一直受到党的关注，1949年2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曹禺秘密抵达香港，后又在乔冠华具体组织下，与柳亚子、叶圣陶等爱国知识分子一起乘客轮回北平，参加拟议中的中华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曹禺当选为文代会常务委员，从此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他于1954年创作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1961年发表与于是之、梅阡合作的历史剧《胆剑篇》，反映春秋吴越之战，重在表现越王勾践知耻后勇、自强不息的精神；后又遵命创作了各民族团结的历史剧《王昭君》。

比起早期《雷雨》《日出》《原野》等作品，曹禺解放后的作品之现实主义深度和艺术感染力逊色太多了。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生于天津。其家为没落望族，其父曾任清直隶卫队的标统，后任北洋陆军中将、宣化府镇守使等职。其父颇有文才，喜吟诗作文。曹禺从小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阅读大量中外名著，进入文学世界。受继母影响，曹禺对戏剧巨大的艺术魅力情有独钟。

1922年，曹禺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毕业后又保送南开大学，并在那里参加戏剧演出活动，走向戏剧道路。1933年，曹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完成第一部剧作《雷雨》。《雷雨》通过两个家庭成员间的感情纠葛，反映了不合理的关系造成的悲剧。该剧被巴金发现，刊在《文学季刊》，大学生曹禺一举成名。

1935年，曹禺创作《日出》，翌年，《日出》连载于《文季月刊》。《日出》表现日出前各种腐朽势力在黑暗中的活动，戏剧结束时，东方已露出晨曦，丑类已濒临末日。

抗战前夕，曹禺的视野由都市转向农村，创作了《原野》，以个人复仇的方式反抗不公道的世界。作者在复仇者仇虎身上，着意表现出原始的生命力和“奇异”的复仇方式，使该剧的风格变得诡秘、奇谲、暴戾。

抗日战争爆发，曹禺与宋之的合著了《黑字二十八》，斥责民族败类，歌颂抗日英雄。后来，曹禺又写出四幕剧《蜕变》，写出医院的腐败混乱，意在表现民族在战火中“蜕”旧“变”新。这是一部优点和弱点互相交织的作品。

1941年，曹禺写了《北京人》，继《蜕变》之后再次对民族固有的坚韧、自我牺牲精神进行了探索。剧本在日常家庭生活、家务琐事的闲谈中，表现人们之间钩心斗角、唇枪舌剑的尖锐冲突，“具有一种平淡而又深刻、忧郁而又明朗的叙事风格”，以及“内在的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中华文学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禺创作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撰写了历史剧《胆剑篇》，编写了历史剧《王昭君》等。

比起老舍、赵树理等人，戏剧家曹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并没创作出什么作品。1954年，他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以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题材的话剧《明朗的天》（发表在《剧本》1954年9月、10月合刊号），但是，这部作品因急功近利的创作动机及时代的局限、明显直奔主题的理念色彩，远远不如之前的作品那般具有现实主义深度和感人的艺术魅力。善于写悲剧的曹禺，遭遇了自己创作的悲剧。

和其他作家一样，曹禺在思想改造方面花了太多的精力和心思，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宿命。天才戏剧家曹禺变成集多重身份、人格于一身的人。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解放军的胜利告终，身在上海，与方瑞同居的曹禺，接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秘密通知，他将被安排到解放区去。不久，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曹禺与方瑞秘密到达香港。早在那里秘密工作的中共香港工委，特派胡绳的夫人负责接待。后来曹禺才得知，国统区大部分文化界名人都先后被安排集中到香港，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决定，拟邀请他们去北平，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此，这些在文化界颇有声望的人氏，一到香港，便受到中共香港工委热情周到的接待，住进了豪华的酒店。

中共香港工委早就在香港秘密工作，中共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曾在这里多次发动针对国统区乃至解放区的文艺思潮的批判斗争。乔冠华等人就发表过充满“左”倾思想的文艺批评。

本书前面提到，2月28日，由乔冠华率队，柳亚子、郑振铎、叶圣陶、马寅初、王芸生、陈叔通等文艺界泰斗级人物及曹禺、方瑞等二十七人，被告知不得带片纸只字，轻装简行，登上外国豪华“华中轮”，踏浪出行。甫一出港，果然有国民党炮舰尾随，迫使“华中轮”驶向韩国，再转烟台。尽管旅途有风险，但大家精神饱满。

众人到烟台后，受到当地军民热情接待，观看了花鼓、戏剧。众人乘汽车向北而行，中途住宿莱阳。正逢三八妇女节，晚会很热闹，曹禺等个个喜笑颜开。他们由潍坊改乘火车，过济南时，战将许世友和专程从北平赶到烟台迎迓的邓颖超，设宴招待，后又陪一行人同往北平。如此高规格的待遇，让一行人激动不已，曹禺更是心情大好。这大好的心情，曹禺一直保持到1958年。他在《迎春集·后记》中说：“日子过得快极了，像坐了神仙的飞车一样。”这比柳亚子在“华中轮”上吟的诗，更有诗意。只是，当年“华中轮”上的二十七人，在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后，已有不少人岁月蹉跎。

3月18日，一行人抵京，马上被请到北京饭店下榻。

3月22日，曹禺参加了华北文委和文协的会议，这是解放区与国统区文艺家的第二次聚会，比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的第一次聚会，其规模要盛大得多，也隆重得多。就在这次大会上，已成为新中国文艺界旗手的郭沫若，提出要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倡议。

值得注意的是，逐渐政治化的文艺斗争，已经在刚解放的北平初见端倪。曹禺早已看得清楚。就在3月24日，“五四”以来党内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胡风，以文代会报告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但拒绝参与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不久，茅盾以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身份，在大会上所作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报告中，有专门一节批判胡风及相关人士的文艺思想。其中说，“我们必须警惕到……如果我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因而习惯于一套适合于旧社会关系的看法，到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这番话在当时无疑具有警示意义。

听罢茅盾批判胡风的发言，曹禺心情复杂。他心里清楚，来自国统区的自己，其实早已被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视为另类。他怎么能忘记，早在1947年2月，老朋友何其芳不念旧情，写《关于人家》一文，对自己改编的巴金的《家》进行无产阶级圣战式的批判：鉴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之必须解决已提到当前的日程上来，地主家庭子女的婚姻问题就成了枝节问题”，断定《家》的改编“重心不在新生一代的奋斗、反抗，而偏到恋爱婚姻的不幸上去了”，不具备任何社会价值或政治价值。两年前，何其芳对曹禺改编的《家》的全盘否定，一直折磨着他，如今又闻胡风挨批判，曹禺心里有了些许寒意。

两天后，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曹禺等四十二人被推举为筹委会委员。

过了几天，曹禺又得通知，拟29日去法国巴黎，出席在那里举办的巴黎世界和平大会。4月21日，由于法国政府只给八个人签证，原定由郭沫若为团长的四十人代表团的大部分人受阻，曹禺、洪深等人被迫到布拉格分会开会。世界和平大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又到苏联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等地参观访问。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各方面都有所发展，十多年前，胡适到英国开会，途经苏联，见其繁荣景象，急忙写信给国人，表达他的好感。从美国返国不久的曹禺，见到苏联的社会景象，倒没有胡适那么惊喜。但此行发生了一桩小事，值得一提。他们来到高度政治化、有根深蒂固等级观念的苏联，苏联给中国代表团团长安排了一个豪华大套间，曹禺、洪深等团员只能两人合住一小间房。已五十五岁，与欧阳予倩齐名的戏剧家洪深见状，对社会主义国家还要人分九等甚感失望。回望自己早在1922年写的“不趋时”的话剧《赵阎王》，如今面对不平，憨直而又倔强的洪老夫子发起了火，扬言要跳楼以示抗议人分九等的苏方，以及不自重的郭沫若。经人劝阻，事态没有恶化。等到代表团乘坐的火车开进中国一边，神经紧张的郭沫若才放下心来，才敢不无讥诮地冲洪老夫子说：“洪公，你现在可以跳下去了。”洪深余怒未消，带有几分挑衅地说：“老夫不想跳了，你奈我何！”

曹禺一行，于5月20日经哈尔滨返回北平，刚踏进北京饭店，方瑞即告诉他一个好消息，5月4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曹禺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委员会候补委员。稍作休息，6月15日至19日，曹禺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十天后，曹禺又出席6月30日举行的第一次文代会预备会，并当选为百人大会主席团、大会提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作为南方代表第一团的代表，曹禺与八百四十二人参加了大会，并在第一天的大会上，作了题为“我对大会的一点意见”的发言。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此文。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上刊载的曹禺此次发言时的照片，可见三十九岁的曹禺英气勃发：满头浓发，脸庞白净而英俊，绽放着微笑，眼镜后的目光炯炯。后来赵树理告诉笔者，他在文代会初见曹禺时，“他就是个白面书生嘛”。

曹禺的发言，曾让参会者印象深刻，他们参会期间，叶圣陶、巴金、郑振铎、梅兰芳、赵树理等人都发言了，只有曹禺提到“从思想上改造自己”这样新鲜的口号。知识分子的“改造”，曹禺在后来的命运中，自然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现在可知当时曹禺提出知识分子“从思想上改造自己”的真实动机。来自国统区的他，并不真正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谈思想改造，是为了让党放心，他献出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脱胎换骨跟党走。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中创造精神财富并传播文化、专司思考的最具理性的那部分人，被视为民族的道义、良知和灵魂。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由士、农、工、商“四民”演化过来的，“士”原本就是劳动者。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论述。但是，解放之后，知识分子成了改造对象，沦为与“地、富、反、坏”同类的“臭老九”，一直被改造、被整肃，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科技是生产力，知识分子与工农一样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才逃出苦海，改造知识分子的谬论也就此作古。

跨进新时代的曹禺是幸运的，他对革命的那番忠诚，赢得了党的信赖，并得到厚爱。一个并非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的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成为全国文联编辑部负责人之一。

9月，曹禺作为全国青联代表，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负责政协对外文化工作。10月，曹禺又被任命担任新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

曹禺热情高涨地投入新生活，与师生到工厂、农村去锻炼，到安徽参加土改运动，到治理淮河的工地劳动，体验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思想品德。

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多半都有一些自卑，为了自我救赎，不得不反省自我，“向真理投降”，曹禺就是最早自我批判的作家。他于1950年10月，在《文艺报》发表的《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便是例证。他在文中把自己过去的创作基本上否定了，文中说，“作为一个作家，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而多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才可以使我逐渐明了我的创作思想上的疮脓是从什么地方溃发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解释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而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作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接着，他对《雷雨》的宿命观，《日出》的没有表现人民斗争，都做了自我批判，而且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自己完全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表现生活和革命斗争，“结果必定不伦不类”，自己“便成了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作家”，出路只有“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使自己转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来”。

诸君读过曹禺这篇文章，不会说曹禺对自我的检查、忏悔和批判不真诚，不刺刀见红。其赎罪的心情、严肃的自责，甚至让人感动。但是，我们同时发现，曹禺对自己痛心疾首的批判，虽主观上表现出真诚，但缺乏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具体分析，用政治的估量取代了艺术的批评，以简单化的阶级分析代替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要求。曹禺看似在真心真意地自责和赎罪，但他对自己的创作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辩证精神。

1921年，巴黎出版了一个俄国白匪军写的恶毒攻击红军的小说集《插到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列宁写了《一本很有才气的书》一文进行文学批评。列宁说，这本书对革命怀有“切齿的仇恨”，“有的地方写得非常糟”，但“有的地方写得非常好”，“精彩到惊人的程度”，“真是妙透了”，“很有才气”。我们不指望曹禺有列宁这样辩证地看待文学的识力和气度，但起码应该对自己的作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老实说，曹禺是以自我否定，掩盖骨子里深层次的思想矛盾。曹禺是个复杂的、内心深不可测的人。

早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曹禺就写过《杂感》一文，其中即有“向真理投降”，以求新生的表达：“改正观念似乎洋车夫还可教些，因为教授的博士帽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很自以为教人者，非可随随便便为人教也。”他现在身份由学子转化成作家，由批判者转化成被批判者。

从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始，天下变了，像曹禺一样的知名学者、作家，纷纷“向真理投降”。朱光潜于1949年底，略晚于曹禺，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接着是费孝通、冯友兰等社会贤达也写文章自我否定。这种姿态，是顺应潮流，表现出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新生活的进步要求。但这些大知识分子万万没想到，这只是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的序幕。1950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来自解放区，被视为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卓有成就的作家赵树理，一样受到批评。他主编的全国发行量最高的《说说唱唱》被整编，他由主编降为副主编。

就在《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表不久，正赶上1951年，开明书店要给曹禺编辑剧作选集。得此良机，在没做充分准备、没有正确文艺思想指导的前提下，曹禺仓促上阵，改写自己的旧作。曹禺对他的成名作《雷雨》《日出》和《北京人》进行修改，用他的话说：“改得很费事，所用精神仅次另写一个剧本。”他改《雷雨》时，每个人物都有了明确的阶级身份，然后让他们都说本阶级的话和做出本阶级的举止。如鲁侍萍再度与周朴园见面，就骂周是个“杀人不偿命的强盗”，侍萍不再是忍辱负重的宿命者了，而变成一个具有斗争精神的妇女形象。又在周朴园的背后，新加了一个听命于“英国顾问”的省参议员乔松生，于是周朴园以乔松生为后台，成了集官商与买办为一身的资本家。同时，曹禺又把周萍写成一个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与蘩漪私通，继而诱骗玩弄四凤，后又要与蘩漪私奔。鲁大海变成工人运动的领袖，当场揭发周朴园的反动面目。其结尾也做了大修改。周萍没有自杀，周冲也未触电身亡，四凤没有寻短见。而是让周朴园听到“工潮扩大，开枪也弹压不下去”的报告之后，“颓然”气绝倒下。《日出》也改成以革命者大获全胜收尾。《北京人》完成了“只有劳动的人才能改造生活”的皆大欢喜的结局。这三部作品，以面目全非的模样，被开明书店收入《新文学选集》之《曹禺选集》。

曹禺在《曹禺选集·后记》中说，“这次重印，我就借机会在剧本上做了一些改动”，“要依原来的模样加以增删，使之合情合理，这都有些棘手”。结果，“可能又露出一些补缀痕迹，但比原来接近真实”。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当时的思想和艺术感受，写出的反映那个特别年代的艺术作品。《雷雨》恰恰是曹禺以其自由意识，写出的既有独特时代精神特征，又交融作者灵魂的杰作。正如周恩来在《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所说，《雷雨》等之所以“站得住脚”，就是因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也“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周恩来早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

作家修改早期作品，文学史上几乎没有成功例证。作家创作和修改，要在严格意义上坚持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既需要良好的客观条件，更需要良好的主观条件。曹禺将刚刚获得的一些尚未消化的思想和艺术观念，生硬地、概念地加入旧作之中，恰恰破坏了原作整体的艺术构思，破坏了原有的思想和艺术的和谐统一，让原生风貌的艺术魅力大打折扣。

曹禺这次孟浪修改《雷雨》之举，带有悲剧色彩。更意味深长的是，曹禺竟然按照主政文学艺术的周扬发表于1937年的《论〈雷雨〉和〈日出〉》一文的精神修改旧作。20世纪30年代末，被鲁迅斥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在文学理论方面尚未摆脱“左”倾机械论的牵制。那时他写的《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等文，认为典型即是某些阶级共性和某些性格的相加，虽注意到典型个性的独特问题，却将作家在创造典型过程最重要的独特发现和审美选择排除在外。周扬是一个半拉子的批评家。比如，他认为《雷雨》一剧，“由于这个现实主义的不彻底、不充分，所以他的宿命论的倾向没有能被击碎，如果说反封建制度是这个剧本的主题，那么宿命论就成了它的Sub-Text（潜在主题）”。他认为鲁大海写得“完全失败”，写成了“一个非真实的，僵冷的形象”，“他和周朴园的矛盾应当在社会层的冲突上去发展”，而不应“把兴味完全集中在奇妙的亲子关系上。这里应该是两种社会势力的相搏，而不是血统上的纠缠”。

周扬之论《雷雨》，原本就充斥着机械论色彩，当时受西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文学论影响，心高气盛的曹禺，大概对此只轻蔑一笑，懒得理论。此后十多年间，也未见曹禺有修改旧作的雅兴。

曹禺要修改《雷雨》等旧作，只能解释为他要让周扬们看看，自己是努力按照革命的方向前进，主动自我否定的。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文艺干部做报告，谈到作家队伍小资产阶级作家有“小集团”抬头的倾向时，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态度激愤地说：“有你小资产阶级的一把坐着，你好好坐着就是了。如果你不满意，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接着是围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开展的思想、文艺的整风，每个作家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不得不做自我批判。知识分子都已感到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裹挟的某种寒气了，但曹禺决不掉队。

仅仅过了两年，曹禺又推倒新版的《雷雨》《日出》和《北京人》，于1954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作选》，采用的是未经修改的原著。6月，曹禺任院长的北京人艺，上演的《雷雨》也是老版。《雷雨》公演五十场，场场爆满。当然，旧版能重新出笼，不是曹禺能做主的。严重违背文学自身规律的修改，反而弄巧成拙。

看上去，身兼数职，每天都生龙活虎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曹禺，心情是舒畅愉悦的，其实他一直为自己的婚姻纠结。曹禺早已与方瑞同居，他与发妻郑秀的婚姻名存实亡，迟迟没有妥善解决。

1936年暑期，父亲为南京要员的郑秀，从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到南京政府审计部当了科员。两个月后，她冲破家庭羁绊，与苦苦追求她的曹禺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上举行了订婚仪式。

那天，曹禺的母亲从天津赶来，好友巴金、靳以带着一个会说话的洋娃娃，专程乘飞机到场。田汉到场，送一幅中堂贺喜。场面热烈而隆重。1939年，李健吾在《时当二三月》一文中，风趣地写曹禺对郑秀的痴情。

二人结婚后，出于性格原因，婚姻并不和谐，蕴藏着危机。1940年，曹禺爱上演员方琯德之妹方瑞（又名邓译生），他把方瑞清秀的容貌和温厚的举止投射在《北京人》中的愫方和《家》中的瑞珏身上。不久，二人同居。

曹禺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给一直坚守婚姻的郑秀写信提出离婚，遭拒。从美国回国后，曹禺与方瑞住在南京，他又提出离婚，仍被郑秀拒绝。1950年，郑秀从福州奉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曹禺再次提出离婚。据《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一文所述，“由于郑秀要曹禺拿出五百元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一笔钱，离婚之事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帮助曹禺解决了这笔款项”，曹禺终于在1950年底与郑秀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曹禺与方瑞结婚，结束了十年的同居生活。

新婚之后的曹禺，在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成就”（1951年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十一月二十四日胡乔木所做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报告精神的指导下，再次以实际行动向党贡献灵魂和忠诚。他和方瑞到安徽参加土改后，回到北京即在1952年5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汇报土改中思想改造体会的文章《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文中还深刻地批判了半官僚军阀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曹禺在“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气候大局面中，无疑是表现最积极的一位。不仅是“稳步前进”，而是一路小跑。

曹禺的表现收获了信任。半个月后，原北京人艺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组建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业话剧院——北京人艺，曹禺被任命为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副之。

曹禺很快组织全体演艺人员分别到工厂、农村深入生活劳动锻炼，创作了一些反映工农生活的时事短剧。

到了1953年9月24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周扬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旨在适应“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曹禺却老调重弹作了《要深入生活》的检讨发言，检讨自己在土改、文艺整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的运动中，“还没有写出一点东西。应该说，我是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人”，最后归结“我的政治学习太差”，“痛切感到我还是脱离了政治”。于是他利用三个半月，在相对宽松，发展经济的政治环境中，创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话剧《明朗的天》。

《雷雨》，前后经过了五年的构思酝酿，五易其稿，艺术地再现了两个家庭三十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揭示出那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罪恶和悲剧。早年，周扬以“左”倾机械论的眼光，自然没有认识到《雷雨》的深刻。周家与鲁家的矛盾冲突，造成死的死、逃的逃，有的变成疯子的强烈的悲剧性，不仅深刻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和他们卑劣的精神面貌，在某种程度上引导观众不能不思考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雷雨》是五年磨一剑的成果。

周恩来听到曹禺要写反映新生活的话剧很高兴，因曹禺对知识分子比较熟悉，建议他不妨写知识分子的新生活。同时还谈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他们的发展道路，鼓励曹禺大胆地去写。

有周恩来的关照，北京市委为曹禺的创作，也做出了周到的安排。让他到协和医学院这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去深入生活。协和医学院是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出资创办，一直由美国人主持的学院，具有现代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医术和专家。在这样美式文化的环境中，这里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人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仍有些人思想落后。

曹禺到协和医学院蹲点，与师生打成一片，认真调查访问，光记录就记了二十多本。素材准备差不多之后，曹禺开始写作，其方式是他口授女秘书吴世良记录，每天上午9时至深夜11时，连星期天都不休息。据吴世良说，口述时，曹禺往往很激动，完全沉浸在剧中人物的感情之中。这种一人口述一人记录的创作方式已不同寻常，曹禺还一边口述，一边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曹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写作之前，他“就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在这样一个总的意图下，对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情节都加以仔细的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它们，以达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读者的目的”（蔚明《从〈雷雨〉到〈明朗的天〉》）。由此可证，《明朗的天》之题材是先定的，主题是先定的，然后根据既定的创作意图去选择相关人物，之后再去设计情节，一言以蔽之，《明朗的天》是“主题先行”的路数。

《明朗的天》中的主角凌士湘，是一个耿直，具有爱国心，对医学事业富于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因不过问政治付出沉重代价：他的科研成果不但没有造福人民，反而被“帝国主义分子”用来制造杀人的武器。残酷的事实教育下，在工人、志愿军的帮助下，凌士湘幡然醒悟。这个主题先行，编造的故事，虽然在艺术上保持了曹禺剧作个性，有鲜明的情节链、复杂纠结的戏剧冲突和“三一律”的结构形式，看似戏剧冲突既庄严、深沉又光明，但掩盖不了急功近利以及明显的理念色彩，假、大、空的致命弱点。连曹禺都不得不承认：《明朗的天》“是硬着头皮去写的，但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我那时也说不清是怎样一种味道。总之，是没有琢磨出道道来，对这个戏没有都琢磨很透”（曹禺1982年与田本相谈话记录）。

鉴于政治需要，《明朗的天》在北京人艺公演时，“天天客满，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中，还获得剧本创作奖。解放区来的众多评论家，也高度评价了《明朗的天》。张光年在《曹禺的创作生活的新进展》一文中说，“曹禺的创作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进展”，认为《明朗的天》“以喜悦的心情描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曲折的、痛苦的道路而走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剧中人物的创造，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党性和爱憎分明的精神”。他指出，“《明朗的天》的现实主义，就显然有别于批判现实主义，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畴”。吕荧在《译〈明朗的天〉》一文中，也指出“这个剧的主题思想和革命立场明确”，“力求真实地生动具体地描写人物的性格、思想、情感”，“具有现实主义素质的特色”。

请注意，两位评论家都认定《明朗的天》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可惜的是，评论家和曹禺并没有搞清现实主义的自身规律。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代替了现实主义，重视加强作品政治思想的倾向性，而忽略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对生活的诗艺发现，其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或者党的政策观念上。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作家观察生活和研究生活，却根本不能代替艺术的创造。《明朗的天》与其说是一次艺术创作，不如说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一次操练，它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一部没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1982年11月30日，曹禺与田本相谈话时，说了真话，“（《明朗的天》）我写别的知识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彻”（引自田本相《曹禺传》）。

《明朗的天》让曹禺作为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代表，风光无限地于1954年9月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次年5月，曹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宣布逮捕左联时就成名的共产党文艺理论家，后又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胡风。早在2月21日，曹禺就向胡风射出批判的箭镝《胡风在说谎》（同日《人民日报》），不断改造的曹禺又率先投入了政治战斗。时年四十五岁的曹禺有饱满的政治激情和战斗精神。

正是“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杜甫《绝句漫兴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