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有些书生气的冯雪峰

翅在云天终不远，

力微矰缴绝须防。

——杜甫《官池春雁二首》

冯雪峰，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任主席团和常务主席团成员、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27年，在李大钊被绞杀的恐怖日子里，冯雪峰毅然参加共产党。次年，由柔石把他介绍给鲁迅，他成为中共与鲁迅的联系人。1931年，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底，冯雪峰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与毛泽东过从甚密。1934年，冯雪峰参加长征，次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冯雪峰被派到上海工作。行前周恩来亲自交代去上海工作的任务，冯雪峰到上海即向鲁迅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鲁迅逝世，冯雪峰参加主持丧事。1941年，冯雪峰被捕，在上饶集中营组织战友与敌斗争，并写诗集《灵山歌》《乡风与市风》等。

冯雪峰被营救出狱，到重庆，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夸他说：好几年来，还没看到这样的好作品。

全国解放后，冯雪峰历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一届人大代表。其作品有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和《论文集》《回忆鲁迅》《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论〈野〉》《论〈保卫延安〉》等。

从左联时起，冯雪峰的文学理论切实联系实际，探索和阐述马克思文艺理论，有比较超越的持平之论，显得较为珍贵。当然，在国际上某些“左”的文学思潮影响之下，冯雪峰的文学理论，绕不过“左”的路障，理论上会有些尴尬局面，比如错误对待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但他不搞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1958年，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从此经历了艰苦的人生历程。

1979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冯雪峰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父母都是农民，自幼放牛，干各种农活。“五四”时期，冯雪峰与朱自清、叶圣陶组成文学团体“晨光社”，年仅十九岁，后又与应修人、汪静之等结成“湖畔诗社”，合出白话诗集《湖畔》《春的歌集》。1925年到北京，他一边持潘谟华旁听证听北京大学的课，一边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后从事翻译工作，译有《新俄文学曙光》，创作中篇小说《我们的一团和他》等。

1928年，革命文学大争论时，冯雪峰发表《革命与智识阶级》，回答如何确定现阶段文学的政治属性以及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对当时创造社、太阳社奉行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机械论，予以回击。其文艺批评稳健明智、政治上比较宽容，已初见马克思文艺思想“唯物辩证创作方法”之精神。当然，冯雪峰所接受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还属于比较实际的层次，对许多关涉文学内部规律的理论命题还来不及充分思索，只能比较粗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立场，尽管有反“左”的动机，却难于从理论上划“左”的界限。

1927年，冯雪峰加入共产党，次年由柔石介绍认识鲁迅。1929年至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工作，并担任党团书记，后任中共江苏省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1936年4月，以中共特派员身份到上海主管文化和文艺工作，与鲁迅建立深厚友谊，共同抵制宗派主义。1937年在上海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被国民党囚禁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创作诗集《真实之歌》。经营救出狱，到桂林，再到重庆从事统一战线与文化工作。著有《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大量批评论文和杂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艺报》总编之职，同时，从事鲁迅研究及文学评论。

1954年，冯雪峰被“胡风案”牵连，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6年逝世，1979年平反。

冯雪峰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在文艺与政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与人民群众等当时诸多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上，有其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过一些初具辩证的观点，如在《题外的话》一文中，他不完全赞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将文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割裂的观点，提出“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要求社会的政治价值”，那样会形成公式化。所谓“政治决定艺术”，这“决定”并非机械的直接的，“决定”的过程之中最主要的是作家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独特理解，“尤其经历着作者的自我斗争”。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文学观。

当然，因时代的局限，冯雪峰的文学观，有自身的不足，问题在于他的那些深刻精当的理论观点，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不仅未得到积极评价，反而受到一系列的不公正对待。这不仅是冯雪峰的不幸，更是革命文学运动的悲剧。

冯雪峰是经由上海市军政负责人陈毅亲自提名，以团长身份率南方代表第二团于1949年6月25日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

到北平后，冯雪峰早已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常务主席团成员。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是茅盾、周扬。他注意到，周扬、田汉、阳翰笙，都安排到大会主席团和常务主席团里，只有上海解放戴着红袖章随解放大军进城的夏衍没有在内。等文代会结束，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及常委委员会中，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全部当选，田汉又任全国戏协主席，阳翰笙任全国影协主席。而冯雪峰只进了全国委员会和作协常委会。

触景生情，冯雪峰回忆起上海左联时期，他站在鲁迅一边，与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发生的种种纠葛，而如今周扬执掌文艺大权，另三位也都各据一方，在文界已成掎角之势，呼风唤雨，真是感慨万千。

9月中旬，回到上海不久的冯雪峰，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代表，又乘火车赴北平参会。会上讨论并通过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经选举产生了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0月1日举行开国盛典，天安门上，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冯雪峰参与和经历了这一历史庄严时刻，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10月19日，北京召开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大会，作为鲁迅的挚友，冯雪峰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或许人们还沉浸在共和国诞生的狂欢里，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大会搞得并不隆重，1995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全记录》对此未置一字。

1936年5月，冯雪峰到大陆新村去看病中的鲁迅，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烟正吸着的鲁迅见冯雪峰来，很高兴。谈了一会儿，鲁迅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冯雪峰《回忆鲁迅》）。冯雪峰知道，这是鲁迅对红军长征到延安的一种独特的表态。冯雪峰主动买了金华火腿，连同鲁迅送给毛泽东的皮脊《海上述林》，以及送给周恩来的蓝绒面《海上述林》，由“交通”送到西安转陕北，交给了毛泽东。

10月17日夜，冯雪峰受党组织指派，要到成都同国民党一方联系一笔抗日捐款事宜，已购买了飞机票。得知鲁迅病情加重，冯雪峰便退了票，到鲁宅守候在鲁迅病榻前。尽管医生动用了氧气机，每隔两个小时给病人注射一次强心剂，但冯雪峰仍不放心，经与潘汉年研究，决定第二天去找宋庆龄请更好的医生。当夜12时，冯雪峰见鲁迅病情尚稳定，安慰许广平几句，便回家了。次日，凌晨5点，鲁迅三弟周建人打来电话，告之鲁迅病危。冯雪峰马上打电话给宋庆龄，匆匆奔赴大陆新村，但鲁迅已溘然离去。

冯雪峰与各方协商，组成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茅盾等九人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入治丧委员会，是冯雪峰提的，宋庆龄也同意。但引起了争议，一部分人怕有毛泽东挂名，会为国民党公开镇压提供借口。但冯雪峰坚持，有毛泽东这面旗帜，对于团结、号召人民参加斗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是有利的，对动员民众参加鲁迅的追悼活动是有利的。因宋庆龄的支持，冯雪峰这一有远见卓识的斗争策略被接受，鲁迅的丧仪活动举行得隆重庄严。

1949年10月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组织原定冯雪峰为华东文化部部长，一心想从事文学创作，研究整理鲁迅、瞿秋白、方志敏等先贤烈士著作的冯雪峰推掉了，只任委员一职。

在解放军开进上海，百废待兴之时，在周恩来和陈毅的授意下，冯雪峰与唐弢开始筹建鲁迅纪念馆，并对鲁迅故居做了些整理，拟择期开放。为恢复故居原貌，冯雪峰特致函周建人，还请示周恩来的批准，请已迁居北京的许广平来沪，指导恢复故居工作。至1950年秋，筹建鲁迅纪念馆已准备就绪，鲁迅故居也恢复了原貌。

1950年7月24日，在陈毅支持下，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成立了上海文联，大会选举冯雪峰为副主席，兼《华东文艺创作丛书》编委会主任，负责审阅书稿，决定是否可出版。就在这段时间，冯雪峰还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同时，他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评价《高干大》《种谷记》等文学作品。

1950年10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做出决定，在上海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由冯雪峰为社长兼总编辑。为此，由出版总署代鲁迅家属，从各私营书局收回了版权。冯雪峰要做的，就是主持编辑、注释、校订鲁迅作品工作。

其实，冯雪峰早在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就写出《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方针和计划草案》（后刊登于《文艺报》）。故鲁迅著作编刊社一建立，胸有成竹的冯雪峰就紧张地投入工作，不到一个月，他就广揽了林辰、孙用、王士菁、杨霁云等研究鲁迅和出版专家，组建工作班子，开足马力。

据王士菁后来回忆，1951年5月，《鲁迅日记》宣纸影印本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冯雪峰又请示中宣部，拟交私人出版影印几千册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清贫》，作为对革命先烈的纪念。中宣部曾考虑私营印制革命书刊是否合适。冯雪峰解释，私营上海出版公司，铸印工作有经验，口碑甚好，郑振铎甚为称道，《鲁迅日记》即由该出版公司印制。中央同意了，于是《可爱的中国》《清贫》影印三千七百册。

方志敏，红军长征前任北上抗日先遣军总司令，于1935年1月被俘。在被国民党杀害前，写了不少向共产党表衷心的文字，然后托国民党上士文书高家骏的未婚妻程昭全，把这些文稿转送到上海内山书店，再转到鲁迅手里，希望由鲁迅交给共产党中央。1936年，冯雪峰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重回上海时，鲁迅将方志敏装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的包裹亲自交给冯雪峰。也就在那时，自1934年起，鲁迅与左联领导田汉、廖沫沙之间，常常发生摩擦，他们在如左联解散等重大问题上，也不同鲁迅商量，甚至如鲁迅自己说“要将我推到‘托派’去”。鲁迅已有孤独和种种猜疑。

1951年7月，南北方都进入暑热季节。冯雪峰携妻儿乘火车北上，车厢更是酷热难耐。此行是冯雪峰接到调令，前往北京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并迁居古都。此行更是他与冤家对头再度共事。有道是“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淮南子·人间训》），但周扬已大权在握，他已输了半局，助他的鲁迅早已作古，他已笃定是“殃咎必至”，命运悲惨得很。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初由沙可夫负责，是由胡乔木提名，请上海的冯雪峰来主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该社由文化部直接领导。文化部部长茅盾只是挂个名，真正负责管事的是周扬副部长。周扬每两星期召开一次部属各单位负责人汇报会，人文社本应冯雪峰参会，但他不愿与老对手见面，总是派社经理部主任许觉民参会。而人文的“方针任务和重要决定，雪峰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和胡乔木相商而定”（许觉民《阅读冯雪峰》）。但有一次中央指示要精简机构，周扬宣布各单位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而冯雪峰正在为人文社实现规划大事而罗致人才。冯雪峰得到消息，立刻赶到会场，当着周扬声调激昂地讲了一通话，说当时人文社够格当编辑的只有一个刘辽逸，怎么弄得下去。但主管人事的干部坚持必须冻结。两方争论，冯雪峰动了火，这时周扬说话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进人问题，照雪峰同志的意见办。冯雪峰听罢，转身即去。

在当时，周扬和冯雪峰所处的位置，周扬采取的态度是明智的。人文社的事，他从不过问，人文社与文化部同在一个大院，周扬从不到人文社走动。后冯雪峰主编《文艺报》，并任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恰管文艺，但对作协和《文艺报》很少过问。然而相较之下，冯雪峰书生气太重，焦躁激动，锋芒毕露，树敌过多缺乏政治智慧。

1951年10月，冯雪峰发表《鲁迅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梗概》，为鲁迅的生平、思想勾画出一个轮廓，梳理出其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并力图证明鲁迅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鲁迅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见解，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冯雪峰关注不够；鲁迅文学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关于人性与文学关系的论述也未讲清楚；鲁迅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遗产以及如何借鉴外国文化的重要理论等，都缺乏全面阐述，离开文学谈鲁迅思想发展，岂能谈清说透？

1952年，冯雪峰又出版了《回忆鲁迅》一书，该书从小处入手，对鲁迅的生活习惯、音容笑貌、性格举止，以及他的文学成就、思想境界、人生道路、战斗精神，都有所涉猎，力图真实记述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过程。《回忆鲁迅》为研究鲁迅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当然，《回忆鲁迅》一书，太多叙述极富政治意义的事件，如革命文学的内部争论，关于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斗争，以及鲁迅在党的领导下的政治活动，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等，呈现的是一个政治的鲁迅，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鲁迅，就显得过于苍白。

冯雪峰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把扶持文学新人、奖掖优秀作品作为一个文学老兵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从走上文学之路，对文坛的同类特别是后辈，就十分关切和爱护。这里仅举杜鹏程《保卫延安》一例。

杜鹏程1938年到延安，在延安大学等校学习，参加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1947年作为解放军随军记者，转战大西北战场。后来成为新华社第一野战分社主编。几年间，用日记的方式积累关于战争的素材有一二百万字。发表几十万字表现战争生活的消息、通讯、散文、报告和剧本。

1949年底，他随军在新疆剿匪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其间几易其稿。至1953年，杜鹏程将《保卫延安》书稿交某丛书编辑部，后被无情退稿，他心有不甘，遂转投人民文学出版社。无巧不成书，是年11月下旬，当冯雪峰例行到编辑部要稿看时，编辑将《保卫延安》交给社长。于是才有了冯雪峰“扶持文学新兵，奖掖艺术杰作”的美谈。其实，早在左联时期，冯雪峰作为革命文学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在极端恶劣的历史背景下，就热心关注革命文学和文学新秀。当丁玲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后，轰动文坛，但致信给丁玲“你这个小说，是要不得的”，希望她写革命小说。不说他机械唯物论式批评的荒唐，但他关心丁玲创作的拳拳之心，令丁玲印象深刻。抗战后期他帮助诗人玉杲，将其长篇叙事长诗《大渡河支流》推荐给上海建文书店出版，并热情为之作序。

冯雪峰拿到《保卫延安》，一读即被书中人民革命战争的广阔图画吸引。他在家里秉烛夜读，在作协开会会场读，在有轨电车上读。初冬的北京，家家升起炉火，他在高烧中还在读。读到多一半了，他三天内连发两封信给杜鹏程，信中说：“你的小说，我兴奋地读着。已经读了一半以上，估计很快可以读完，我因事多，否则我一定一口气读完……”在信中，冯雪峰约杜鹏程到他家吃饭叙谈。

小雪节气已过，三十岁出头的杜鹏程在傍晚时分，敲开了崇文门苏州胡同十六号的大门，开门的正是五十岁的冯雪峰。“瘦而高，身板硬朗，面孔微黑，头发苍白，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着诚挚的光芒，你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位铁骨铮铮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杜鹏程《雪峰同志和〈保卫延安〉》）他将杜鹏程领进房间，没有寒暄客套，落座后就开门见山地问：“你觉得你写的作品怎么样？”杜鹏程先是一怔，沉思片刻说：“我的心里很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痛苦……”为了缓和年轻人的紧张，冯雪峰便问他多大年纪，然后和蔼地说道：“那还是青年。不过你这样的年纪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能写出描绘彭德怀将军形象那样的文章，真是很不容易……这是一部史诗……一部史的初稿……我和出版社同志商量，要尽快让这部作品出版。我也准备写一篇文章。”然后，他提出一些具体修改意见。冯雪峰爽直、精辟的谈话，让杜鹏程血脉偾张，浑身是汗，满脸通红。

凌晨三时，寒风中，走出冯雪峰温暖的小院，在街上灯火的照耀下，积雪闪闪发光，杜鹏程一路疾行，高声自语，冯雪峰和蔼坚毅的面容一直浮现在眼前。后来，听冯雪峰夫人说，一次冯雪峰在灯下看《保卫延安》，炉火熄灭，浑然不知，冻成感冒，全身高烧，还搓着手，来回在屋里走，问夫人：“作者在哪里住？我很想跟他谈谈。”夫人告诉他现已深夜四点，你看病要紧。

第二天，冯雪峰电话告诉杜鹏程，说昨天的谈话意犹未尽，约他今晚再谈。傍晚，杜鹏程又到苏州胡同十六号。冯雪峰告诉他，他已向《人民文学》推荐《保卫延安》，建议选发一部分，也和人文社几位负责人商妥，希望杜鹏程用两周时间，修改好书稿，争取3月就付梓，与读者见面。而且冯雪峰告诉他，这部《保卫延安》也激发了他自己的创作冲动，打算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写自己亲历的关于长征的，一部是关于太平天国的。

杜鹏程烤着身边的炉火，望着冯雪峰那张刚毅兴奋的脸，以及他手指夹着的纸烟冒出的那股白色的袅袅轻烟，听得入了神。后来，又扯到《保卫延安》上，杜鹏程因书稿修改工作繁重，但要延误些时间，冯雪峰忙说：“别把这些事放在心里，一个作家就得这样。果戈理初稿很粗糙，也是经过多次修改，一次比一次更好——这从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来。”

两人谈兴正浓，老诗人柯仲平来了，紧紧抱住杜鹏程，说道：“好兄弟，祝贺你。昨天我在作协开会和雪峰坐在一起，他把你作品的情况仔细地向我讲了。”接下来，柯仲平朗诵了一首新诗，想听听雪峰的意见。老诗人挥动手臂激情澎湃，声震屋瓦地将诗歌朗诵完，已是满头大汗。冯雪峰听罢，肯定这首诗充满热情，但对艺术上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老诗人听着，有几次要跳起来与冯雪峰争辩，同坐在沙发上的冯雪峰，用手抚着老诗人的腿，继续批评。最后，柯仲平放声大笑，猛击茶几道：“诤言难得，雪峰就是雪峰！”这场景令杜鹏程印象深刻：“我想，战士的真诚，心地的坦率，正直而深沉的性格，多么令人神往啊！”

杜鹏程第三次走进苏州胡同十六号，也是夜间。冯雪峰正伏案疾书，见杜鹏程进屋，以手示意让他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夫人劝他吃饭，他把夫人打发走，把一摞手稿推给杜鹏程说：“这是我写的文章，你看看。”杜鹏程看到，这是《论〈保卫延安〉》。他一口气读完两万多字的长篇评论，激动得两眼模糊，热泪盈眶。评论写得高屋建瓴，见地卓越，眼光犀利。他忙对冯雪峰说：“作品是我写的，但是读了你的文章，我仿佛对它看得更清楚了。你指的东西，有些我写作时并没有意识到。”

正像冯雪峰所说“文艺评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指出形象显示出来而作家本人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因那时的文学评论，还是更多地指向作品的政治性、思想性，冯雪峰的文学观算是较为开放的，同样未能免俗，但他站在阶级斗争立场的总体评价指出，《保卫延安》“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是中肯的评价。

小说以周大勇及其连队活动为全书的结构中心，着力刻画了从普通战士到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英雄群像，笔墨朴实遒劲地呈现了人民解放军顽强不屈、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但是，过于政治化、被“净化”的结果，让小说里的人物留下了某些粗疏单一（平面化）或缺乏思想深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作家把审美的目光投向“工农兵”，就文学特质或健康的文学功利而言，其本身并无过错，但当时的文学长期无视生存在现实中的人的本相，长期徘徊在一种“净化”倾向泥淖，把本应是复杂的人的性格塑造及精神刻画简单化了、模式化了，不仅写不出新的人物形象，而且现实感被淡化，“时代精神”因脱离现实而被模糊。这是冯雪峰的评论局限、杜鹏程的小说局限，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1954年夏，杜鹏程要离开北京，向冯雪峰告别。到秋天，杜鹏程回到北京，冯雪峰在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中，因“压制新生力量”，不仅做过检查，还被撤去了《文艺报》主编职务。

接下来，在冯雪峰的命运前面，是一条充满艰险苦难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