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亚当·斯密的思想遗产永不枯竭

关于亚当·斯密的传记和思想研究有很多。所以，杰西·诺曼在今天仍敢于撰写亚当·斯密的传记，本身就需要勇气，还需要更独特和更深刻的发现作为基础。他这部《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确实做到了。诺曼在21世纪的读者面前展现的亚当·斯密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伦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说明了为什么在过去200年，亚当·斯密的思想超越了经济学领域，进入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包括“伯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帕森斯、罗尔斯、哈贝马斯以及阿马蒂亚·森”都带有他的思想印记。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独特的亚当·斯密现象还会继续下去。这是因为，亚当·斯密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是永不枯竭的。

一

亚当·斯密的一生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他的个人信息极为有限和模糊。但是，其人生中的五个重要节点却是清晰的，这使他最终成为亚当·斯密。

第一，格拉斯哥大学。这一部分的大背景是18世纪的苏格兰，亚当·斯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铭于斯”，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苏格兰，则很难理解亚当·斯密是如何成为亚当·斯密的。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柯科迪，这里距离爱丁堡仅十多英里。本书中写道：那时的柯科迪规模不大，却是精彩和多元化的，柯科迪的市场就开在亚当·斯密的家门口。柯科迪还是一个活跃的国际港口，聚集各种贸易信息，对法夫郡经济影响很大。柯科迪盛行走私，还有其附近的制钉厂，很可能启发了亚当·斯密后来关于走私成因和劳动分工论的思考。1737年，亚当·斯密像“命中注定”一样，来到格拉斯哥上大学。当时的格拉斯哥和格拉斯哥大学恰恰都处于快速变化中。1707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与英格兰联合建立大不列颠王国的《联合法案》，苏格兰受益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单一经济实体，以及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这扭转了苏格兰在17、18世纪之交在经济、金融、政治和民生方面都苦苦挣扎的局面。对此，亚当·斯密持有相当肯定的态度。格拉斯哥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精美的城市，格拉斯哥大学也向现代大学演变，形成了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在内的专业体系。入校时只有14岁的亚当·斯密在这里学习了道德哲学、逻辑学和物理学。

第二，牛津大学。1739年，16岁的亚当·斯密获得前往牛津大学读书的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前后停留了6年时间。在此期间，亚当·斯密首先突破了作为苏格兰人的口音局限，更重要的是，他在牛津学习了英国文学、法语和意大利语、人文历史和众多思想家的著作，至少包括马基雅维利、帕斯卡、笛卡儿、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还有拉辛和拉罗什富科的经典著作，为“他后来成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包括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正是在1740年，休谟出版了《人性论》，亚当·斯密在当时很可能阅读了此书，只是当他们得以见面，已经是1750年，亚当·斯密和休谟“在智识上的沟通给斯密带来了受用终生的启发和激励”。

第三，爱丁堡。1746年，亚当·斯密离开牛津，回到了苏格兰老家，之后在爱丁堡度过了相当长的岁月。这个时候的苏格兰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1745年，政治、宗教和阶级矛盾交织和积聚，导致苏格兰发生了内乱，社会震荡。爱丁堡局势更为糟糕。但是，正如书中描述的，爱丁堡的“文化氛围宽容而文雅，容许不同流派的公民团体、学术团体、专业团体、政治团体、商业团体共存”，尤其是对宗教差异保持温和态度。“从精神层面说，爱丁堡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城市，城里遍布咖啡馆和交谈辩论的人群”。读到这些，不禁令人心向往之。自1748年起，亚当·斯密与爱丁堡有了交集。这一年，应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邀请，亚当·斯密来到爱丁堡举办公开讲座，主题是修辞学和纯文学，听众主体是法学和神学学生，这有助于亚当·斯密获得公众关注。这些讲座的听众就是《道德情操论》中所述的“最初的‘公正的旁观者’”。1756年，亚当·斯密在《爱丁堡评论》第二期刊登了一封信，通过阐述卢梭关于“不平等”的思想起源，触及了“人如何成为人”这样深刻的话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很多言论很像卢梭，例如谴责人们对物质和社会地位的过度在意。此外，这个时期的亚当·斯密还在专心写关于天文学史的文章，触及所谓的“自然法则”。亚当·斯密认为，科学发现依赖想象力，他力求证明唯有想象力可以解决如何在混乱中找到秩序的问题，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都是如此。

第四，图卢兹和巴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亚当·斯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后来的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曾德邀请亚当·斯密担任年轻的巴克卢公爵的欧洲伴游，报酬优厚。亚当·斯密接受了这份工作，辞去教授职务，并于1764年抵达巴黎。这是亚当·斯密第一次来到海外。此时此刻的法国，距离法国大革命还有1/4世纪，但是，在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已经可以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冥冥之中，法国的财政困难和图卢兹宗教冲突的暗流都对斯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有这样的推测，“也许正是图卢兹的无聊生活催生了斯密的《国富论》”。之后，亚当·斯密终于结束了在图卢兹的贫乏生活，于1765年圣诞节来到巴黎，并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其间，亚当·斯密在巴黎的沙龙中结识了一些在当时最伟大的法国人，包括政治家、经济学家杜尔哥，金融家内克尔，社会哲学家和著名的无神论者爱尔维修，数学家达朗伯，最重要的是皇家医生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重农主义学派代表弗朗索瓦·魁奈和他的追随者。当时，魁奈的著作《经济表》刚出版了几年时间。如书中所述，“这是一段非凡的思想酝酿期，至少重农主义者对斯密形成了艰巨的挑战，这帮助他进一步试炼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在这个时期，亚当·斯密错过了与卢梭见面的机会，却得以与伏尔泰见面交谈。1766年冬天，亚当·斯密自巴黎回到伦敦，此后再未出国。

第五，伦敦和爱丁堡。1773年5月，亚当·斯密来到伦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并发表《国富论》。亚当·斯密在伦敦的生活充实，很快加入了具有声望的“皇家学会”，也卷入了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几乎在同时，英国与美洲殖民地正在加速滑向战争，同一年12月发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1774年9月，费城举行了模拟国家议会的代表大会，1775年4月，莱克星顿的枪声引爆了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7月，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在这一期间，亚当·斯密持续研究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1776年3月，《国富论》在伦敦出版。之后，亚当·斯密亲自做过多次修订。斯密生命的最后12年主要是在爱丁堡度过的，他显然很享受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783年11月，伯克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任期两年，在此期间，伯克和亚当·斯密一直有交往和交流，如诺曼所述。其历史意义是震撼的：“伯克是讨论现代政党和代议制政府的第一位伟大理论家。斯密是第一个把市场概念置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中心，并将规范的概念置于社会学中心的思想家。伯克是我们通向政治现代性的枢纽，斯密则是我们通向经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枢纽”。亚当·斯密是幸运的，他几乎认识那个时代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于爱丁堡去世，享年67岁。亚当·斯密生前看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也一定清楚得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进展。但是，生命没有留给他时间对1790年瓦特发明蒸汽机的过程，以及由此发轫的工业革命做出观察和思考。现在，在爱丁堡老城圣吉尔斯大教堂外矗立一座亚当·斯密的塑像，“他的身后是一把旧式犁，身旁是一个蜂巢，象征着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他的左手捏着长袍，暗示他投入大部分时间的学术生活。他的右手……搁在一个地球仪上，委婉地提示着观众他作为思想家的野心和世界性的声誉”。这很有可能就是亚当·斯密希望留给后世的形象。

二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体系。这本书对梳理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做出了有意义的努力。

第一，亚当·斯密建立“人的科学”的目标。如果最大限度地分析和诠释亚当·斯密存留下来的文献，就不得不承认，他用了近40年的时间，希望建立他自己的“人的科学”，通过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基本独立于宗教之外的理论，“对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包括道德、社会、艺术、政治和商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叙述”。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在历史上，做过同样努力的是弗朗西斯·培根。但是，与培根相较，斯密继承了休谟的思想，他追寻休谟的因果论观点，承认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作为自然规律的那些“看不见的链条”，“将人类的想象力和假设置于一系列渐进的尝试的中心，将秩序引入这混乱的杂糅的不和谐的表象之中”，其理论是动态的。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以《天文学史》作为《道德情操论》的基础，而后者又是《国富论》的基础。同样，在斯密未完成的作品中，“‘关于文学、哲学、诗歌、修辞学不同分支的哲学史’和‘关于法律和政府的历史与理论’也将呈现一致的脉络”。这是否在效仿亚里士多德以其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著作《工具论》为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呢？我们不得而知。

讨论亚当·斯密的“人的科学”，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他对牛顿式科学程序的推崇。因为“斯密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一种牛顿式的科学程序”，并且这成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基础。但是，“斯密的牛顿主义并不天真，他并不主张可以像预测无生命的原子、行星或台球的运动轨迹一样，通过科学规律完全预测人的行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因此，他的研究主题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 ‘人的科学’ 并不是教科书上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或技术”。

本书还提出，亚当·斯密追求的“人的科学”，属于对人类进步原因进行考察的一种原生理论，该理论是以变化为前提的。所以这一理论“归属于进化论”。《道德情操论》是对人类社会和道德规范的进化论式的阐述，《国富论》则在封建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渡中解释人类市场交换；斯密的法学理论促进了苏格兰法律体系中以判例为基础的普通法传统的形成，这也符合进化论。本书甚至猜测，斯密最终决定毁掉他尚未完成的作品的深层原因，也许是无论那些作品的思想多么丰富，都未能成功纳入一套统一的进化理论之中。如作者所述，斯密的“人的科学”并不仅限于进化论的范畴，不过几乎可以肯定它是进化论的核心部分。我们有切实的理由可以推断，斯密的著作对达尔文产生了强烈的间接影响。

第二，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我们讨论亚当·斯密和《国富论》，就要面对如何解读他的市场理论的问题。这本书的作者明确了这样几个前提性事实：（1）方法论上，从斯密对魁奈和重农主义者的批判中可以看到，他反对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高度理想化的和人为的假设。（2）斯密对市场交换的分析在知识结构上是处于中心位置的，但不是理想化的。市场概念从属于他想讨论的更广泛的内容。斯密明显在国际贸易中注意到了更广泛的非实体市场的概念，但是他倾向于将市场看成是具体的经营场所。（3）斯密从来没有把市场机制偶像化，也没有把市场交换看作解决经济弊端的灵丹妙药。他知道，许多经济活动根本不是通过市场来运作的。（4）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总结部分，即“导言和工作计划”一文中，没有一处提到市场或价格，其关注点是更具体、更历史化、更贴近数据、更注重政策导向的实证性研究。（5）市场不仅是靠收益或损失的激励来维持的，还需要靠法律、制度、规范和身份来维持。离开了这些非经济因素，就无法充分理解市场。

以亚当·斯密对待奴隶贸易的立场为例。针对有人以斯密提出的“自然自由体系”作为支持奴隶贸易的根据，斯密在表明鄙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态度同时，通过论证说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并非源于自然自由，重商主义和垄断才是其始作俑者。斯密主要在《法理学讲义》中讨论奴隶制问题，他的重点是权利和法律；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用“轻浮、残暴、卑鄙”描述主张奴隶贸易的人；在《国富论》中也讨论了重商主义和殖民问题。

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不是单一的，其要点包括：（1）人们并不因为参与经济交易而不再是社会人。任何对个人行为或市场运作的纯经济分析都是不完整的。同样，市场的运作并非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而是嵌入人类社会之中的。它们不是数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具有特定历史、规范和价值取向的由人建构的机制。（2）人为扭曲的高利润会带来经济和道德危险。市场可能被贪婪和暴政支配，并与公共利益相背离，甚至发生直接对抗。（3）市场构建的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秩序，而是一种被创造和建构的秩序，一种能影响和塑造其参与者的秩序。如果市场是一种被建构的秩序，经济学永远无法达到精确科学的客观性。所以，所谓的“自然自由体制”并不是让人们为所欲为。（4）市场并不总是处在自由、平稳、竞争的状态，价格和工资亦然。所以，市场的价格未必总是正确的，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难以成立。市场可能会表现不佳，市场会发生失败，导致经济不景气。这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和逻辑是近似的。

总之，基于亚当·斯密的著作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

第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亚当·斯密生前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他身后，影响力最大的竟然是他“看不见的手”的隐喻，现代人几乎到了将“看不见的手”和他本人画等号的地步，并因此形成不同的思想阵营。

其实，在斯密的全部著作中，并未对“看不见的手”进行泛化的理论处理，他仅三次提到“看不见的手”的隐喻，分别出现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和《天文学史》中。其中，《天文学史》是完全不同的语境，可以忽略。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语境是这样的：富人出于天生的自私和贪婪，通过提供投资和就业使穷人受益。“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同等分配了生活必需品，这将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同等地享用地球的一部分，从而在不经意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并为物种的繁殖提供了方法”。在《国富论》中的有关文字是：“当人们选择支持国内工业而不是国外工业，他们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促进工业向最有价值的方向发展，他们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形，与许多其他情况一样，个人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牵着鼻子走，无形中推动了一个与自己的目的无关的目标的达成”。除了这三处之外，在斯密的著作中再没有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说法。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并非占有后来人们以为的地位，绝非是《国富论》的核心。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是在常识性、狭义的角度，从不需要资本管制的意义上使用“看不见的手”的提法。《国富论》第四卷中的延伸篇“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详细探讨了市场的运作，却没有出现“看不见的手”这样的词汇。

亚当·斯密作为“第一个把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换视为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思想家”，意识到通过公开竞争和自愿交换达成的市场可以发挥类似自然选择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方得以成立。深入了解亚当·斯密就会发现他从未相信凭借一只无形的手可以维系市场的平等竞争，事实上，市场中的参与者之间可能存在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商人不仅可以轻易地蒙蔽政治，甚至会走向“反对公众的阴谋，或某种提高价格的阴谋”。所以，现代人如果没有对亚当·斯密理论进行系统学习，很可能会偏离和误读他原本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

第四，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如作者提到的，亚当·斯密从来没有把政治学和经济学分割开来，也反对将经济活动从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学、伦理学中分割出来。“在斯密看来，没有纯粹的政治政府，也没有纯粹的经济市场。”根据亚当·斯密的思想，市场没有可能形成一种自我调节系统而不再需要政府的干预。

亚当·斯密真正的理论范围涉及历史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他通过《国富论》“推动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包括几个强烈特征：（1）并不存在设定其中的反政府立场和倾向。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市场，以及整个社会，一般是靠信任和信用来维持的，而这和某些事务的存在依赖于政府。对亚当·斯密来说，“财产的状态必须随着政府的形式而变化”是毋庸置疑的。（2）平等主义价值观。亚当·斯密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在《道德情操论》中，他鄙夷人类崇拜富人和权贵而轻视穷人的本能。“当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的本能和理论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穷人一边”。“如同他在《法理学讲义》中表达的，斯密对允许合并财产的制度，如继承法、长子继承制和田产制等用来捆绑几代人的土地制度，提出了极端的批评”。（3）重视利益集团和寻租现象。亚当·斯密睿智地识别和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寻租、勾结、游说等相互关联的问题及其影响，揭示了重商主义和殖民化之间广泛的联系。（4）国家利益和目标。用亚当·斯密的来说：“每个国家政治经济的最大目标都是增加该国的财富和力量”。（5）法律、机构和制度为其主要组成部分。

亚当·斯密主张政治和经济不可被机械性分割，或者说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与道德评价分离，这在他的时代，以及其后数十年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学变得狭隘化，其专业的自信与知识和实践的局限性之间形成反差，其取得的成就牺牲了公众的尊重。现代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世界，其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非常有选择地借鉴了斯密的理论。现代经济学对斯密的思想进行挖掘，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而且出于适应其专业和意识形态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斯密世界观的核心特征——将市场活动嵌入规范的道德和社会框架内”。

第五，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穷尽亚当·斯密的著作，“资本主义”一词从未出现。“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开放市场和作为独立机构运作并控制自主资本池的工业公司的结合，那么资本主义直到19世纪下半叶，即《国富论》出版约80年后才出现”。所以，亚当·斯密探讨最多的是商业社会，他不仅从经济学角度，还从法学、社会学乃至道德哲学的角度对商业社会进行分析，相关思想极为丰富：（1）商业社会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四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即经过狩猎、畜牧业、农业社会之后，伴随市场和贸易的扩散，产权的扩大，人类进入商业社会。或者说，商业社会是“作为一个制度、法律、礼仪协同演化的系统出现的”。（2）在商业社会，正如亚当·斯密本人所说：“每个人因此都靠交换生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商人。”也就是说，人们自主创造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义务。（3）在商业社会体系中，包括了城市、贸易、制造业、商业合同、银行和金融机构、法律机构。（4）商业社会发展，使集体对社会秩序的需求变得十分重要，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不断发展的法律和宪法秩序，这种秩序保护财产权，抑制暴力，抑制国家进行掠夺性的干预。（5）在商业社会，社会的税收体系可以支撑法院和法官的费用。刑事司法的性质转变为关注犯罪对社会的影响，国家日益垄断判决权和执行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高。（6）商业社会是一个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一个讲究辞令、谈判、交易和讨价还价的社会。（7）商业社会有助于国际自由贸易。贸易的扩张增加了经济自由，鼓励创新和专业化。

但是，亚当·斯密对商业社会的问题从来都是清醒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业社会的弱点，对商业社会坚持了批判精神：（1）商业社会在“重商制度”和“排他性企业精神”面前的脆弱性。垄断、奖励金、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构成对经济的负面影响。（2）商业社会的“商人群体”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从来就不完全相同，他们一般都有欺骗甚至压迫公众的动机，因此，在许多场合，他们既欺骗了公众，又压迫了公众”。作者提到，“公司一旦成立，其利益就是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要抑制或阻止竞争，并阻碍新的参与者进入市场。这与以确保自由竞争和开放进入为目标的公共利益直接相悖。更严重的是，商人群体具有政治影响力”。所以，亚当·斯密从来没有放弃抨击商人的“卑鄙无耻”和“垄断精神”，他曾对东印度公司做过系统批评。（3）商业社会产生腐败。（4）商业社会倾向于压制一般人的教育、精神力量和理解力，商业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构成威胁。

尽管如此，不容置疑的是“亚当·斯密是他那个时代新兴的商业社会的伟大捍卫者之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亚当·斯密认为，虽然他分析的商业社会与他推崇的“自然自由体系”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商业社会是封建主义的奴性和个体依赖性的解毒剂，能够改善社会的道德和礼仪，能够创造“普遍的富裕”，即普遍的财富和繁荣。

如果将亚当·斯密的新兴商业社会理论和他身后的工业革命历史结合来看，很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种历史逻辑：新兴商业社会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制度前提，包括产权、契约和法律制度，之后的工业革命最终将新兴商业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没有亚当·斯密所解析的18世纪的新兴商业社会，不可能催生出工业革命，而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基于大工业的资本主义。

三

本书“引言”开宗明义地写道：“今天我们提到亚当·斯密，常常会引起人们完全对立的反应。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当·斯密一直是关于经济学、市场和社会的不同观点的竞争焦点和意识形态战场的中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一个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代，亚当·斯密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是这样？

第一，亚当·斯密的思想遗产是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亚当·斯密的著作，从早期的论文和修辞学著作，到《道德情操论》和从未发表的、鲜为人知但至关重要的《法理学讲义》，再到《国富论》，是一个被忽视的充满洞察力和智慧的宝库，丰富、多面、耐人寻味。“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继续研究艺术创作和政治活动。这一切都蕴含着一种动态的、面向未来的、不断展现的人类的可能性”。

当后人思考和研究亚当·斯密，在他的学说和文字的背后，确实能够感受到：他的学术研究中蕴含着惊人的雄心，或者说，在早期阶段，他就已经设置了宏大目标，形成了核心思想，并逐渐将其完善，形成了从修辞学、文学、思想起源、科学探究，到道德心理学、司法行政，最后是劳动分工、市场交换、财富创造和公共收入，以及与美国竞争相关的思考。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亚当·斯密终其一生，以他特有的敏感维持其思想的先进地位。亚当·斯密在1789年11月完成的《国富论》文本中，最大的变化是插入了全新的第六部分“论美德的品质”，探讨社会交往和法律如何塑造道德品格，以及个人对家庭、国家和整个世界的义务的性质。“这本书带有一种明显的哲学家接近生命末期的感觉，他希望分享自己的智慧”。

亚当·斯密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家，他本人很在意他人对此的认同。在亚当·斯密的人生中，休谟对他有过重大影响，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个人情谊。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人的科学”，非常近似当今的社会科学。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更倾向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风格。在构建知识体系方面，亚当·斯密超越了休谟。例如，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指出，达成社会共识并不需要社会契约，这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无论是小规模还是大规模的合作，都不需要任何具体的决定或设计。亚当·斯密超越休谟之处是，他解释了这种规范如何能够自然产生，而且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道德力量。此外，在概括休谟的提示和他自己关于语言交流的研究的基础上，斯密提炼出了“社会的语法”（the grammar of society）的概念和思想。

亚当·斯密和伯克有过交往，与伯克相比他更偏重理论，更相信天意的运作、和谐和秩序。斯密和伯克，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他们一起勾勒出了一种人道的、温和的保守主义。

第二，亚当·斯密的理论存在局限性，这包括在他的时代被他忽略的领域。例如，像作者提到的，亚当·斯密基本忽略了工业化和技术变革的重要性。“他对货币起源的推测很有意思，但也是错误的。他关于价值的论述令人困惑，他的生产成本理论和劳动价值论，被大多数19世纪的理论家证明是一个死胡同，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外，今天几乎没有什么人认同这些理论。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些核心领域，例如需求、边际效用、货币政策、大规模失业、商业周期等，《国富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讨论。”1911年，作为斯密的崇拜者，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对《国富论》的分析思想、原则、方法，给予批判性评价，但同时，他肯定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他的“诉求是对思想不究来源的整理、发展和综合”。尽管《国富论》是在前工业时代末期的著作，尽管亚当·斯密去世已经两个多世纪，他今天仍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分析体系仍然是主流经济学的绝对基础。我们难以抗拒作者的总结，“微观经济学家仍然在斯密建立的对市场动态的分析框架中运作，而宏观经济学家则在他的利润、储蓄和投资理论中运作”。“从实践上讲，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包括马克思和凯恩斯”。

但是，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和理论遗产过于丰富和宏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导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围绕着亚当·斯密，一代又一代学者、经济学家、政治家、意识形态评论者、经济学爱好者，不断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和立场解读他的思想，甚至不惜对亚当·斯密实行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曲解。如同作者提到的，一些学者基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衍生出了“两个斯密”的迷思，即《道德情操论》所代表的秉持利他主义和人类善良的亚当·斯密，以及《国富论》所代表的倾向自私和贪婪的亚当·斯密。更有甚者，有人将亚当·斯密的形象附会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开山鼻祖。

第三，亚当·斯密的现实意义。对我们来说，亚当·斯密的现实意义就是如何秉持真正的斯密精神进行社会革新。本书中提到，“革新必须从知识和思想开始。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意味着要提高对经济学本质和局限性的认识，经济学从业者要更加谦逊，并停止夸大科学客观性的主张。特别是理性主义者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无关价值的学科的想法是徒劳的，把经济学从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的工程即使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成功”。

此外，“必须进行政治革新”。亚当·斯密“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很可能是一个温和的保守党同情者”。亚当·斯密相信，人类社会才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根本源泉，他强调的是沟通和共同体，他“对左派和右派的极端分子都提出了挑战: 放弃极端的愿望，重新建立政治的中间地带，再次参与到改革资本主义，维护和发展商业社会利益的现实的、复杂的、混乱的问题中去”。亚当·斯密主张的从实际案例而非基本原则出发进行推理，是“缓慢而渐进”的变革。亚当·斯密从来都肯定国家的重要性和弱点：“没有一个政府是十全十美的，但忍受它带来的一些不便，总比反对它要好。”如作者所述，在当代，市场的作用和影响几乎超出经济范围，因此，市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商品和服务分配手段，所以现代国家不仅有能力破坏市场，在某些情况下也有能力通过谨慎的干预来改善市场的运作。

四

亚当·斯密和他的思想都是不朽的，甚至是鲜活的。可以预见，对亚当·斯密思想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亚当·斯密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在中国，严复在1896年10月到1901年1月，完成了对《国富论》的中文翻译，取名《原富》，共8册。^[1]该书1901年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至今整整120年。在这120年间，亚当·斯密的影响不仅从未低落，而是高潮迭起。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界将亚当·斯密视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象征，这对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严重误导。

在世界范围内，未来对亚当·斯密的研究仍然充满挑战。正如诺曼所说，“不同学科可能都对斯密的研究有所贡献，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但每一个学科所能提供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具有片面性。所以，必须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才能给出一个统一的图景。毕竟，归根结底，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世界”。

还是以阿格里科拉的《亚当·斯密死后》（1790年）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后来死神和赫尔墨斯在极乐世界互相吹牛，要把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带到这里比一比，赫尔墨斯从斯密书架上偷了《国富论》，而死神赢了这场比试——他带来了斯密本人。

朱嘉明
经济学教授
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2020年12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