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儿时韶光 SUNSHINE

今天是5月31日，也是我两个生日中的一个（最后一章会解释两个生日的由来）。我于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拉多姆。当看着我美丽的妻儿为我庆生时，我思绪万千。从13到19岁，我经历了漫漫无望的六年欧洲集中营生活，人生骤变，无数次幸运地从死神的魔掌中逃脱。

自1939年起，我生活在纳粹阴影笼罩之下的拉多姆犹太人区，全靠上帝垂怜以及我兄弟斯坦利的帮助我才有幸活了下来，为各位述说我的故事。

在我拆了礼物盒，切了生日蛋糕，妻儿给我送上了祝福的话语，到了孩子们（安妮塔、盖里、朱莉）就寝的时间，这三个小家伙不情不愿地给了我晚安吻。不一会儿，喧闹被黑暗的寂静取代，往日的回忆再次缠扰在我心头。独坐桌边，孤月半墙，桂影斑驳，思绪回到我的童年和那时的家。

在家中我排行老大，斯坦利出生于1927年，排第二，而老三雅各出生于1934年。我们的母亲是在生下雅各后去世的。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家里悲伤的气氛和唯一给予我慰藉的斯坦利。但我拒绝自己在痛苦中不可自拔。我告诉自己，要坚强。

同样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有生命诞生的奇迹。虽然那时我还太小，懂得太少。它仍然给予我无尽的遐想。

有天晚上，在我本该睡觉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父母的对话。“哈依姆，你打算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呢？”母亲笑着问爸爸。“一个宝宝！”我心中吃了一惊，想着自己终于能有个弟弟或者妹妹来疼爱，可以和他一起坐在桌上分享吃的，一起玩耍，这让我激动不已。我邻居的孩子就有个妹妹，这让我很是嫉妒了老长一段时间，并且希望自己也能有个妹妹。也许这个愿望此刻就会实现了。我很想下床和爸妈一起谈论这大喜事，但我清楚这么做只会让父亲给训一顿，说我不按时睡觉明天上学就没精神了。我决心明天一早就问我父亲宝宝的事，想着想着就进了梦乡，连梦里都梦见了我的小妹妹。

次日我向父亲坦白了昨晚偷听他们谈论宝宝的事，父亲显得特别宽容，还带着骄傲的微笑告诉我，母亲还没想好宝宝的名字。“你知道的，孟德尔，按我们犹太人的习俗里，婴儿的名字应承袭家里某位过世成员的名字。我们以这一习俗为荣，并且也会这么给宝宝取名字”。父亲这么说道。

“就快了么？”我问道。“是的，咱们家很快就会添个新成员了。”父亲回答道。于是我满怀欢喜和期待地上学去了。

我们家里就餐的主厅挺大的，家里人的日常起居以及父亲的裁缝活儿都是在这儿进行的。主厅还连着一个卧室和厨房，我们一家人都睡在一个房间，我还清晰地记得房间对面那两张大床。

雅各出生那晚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晚我睡前完成了作业，喝了杯热牛奶，但才睡了一两个小时，我就被家里的一阵骚动惊醒。有人用绳子将毛毯横在墙之间，将房间隔开成两边，因而我无法看到父母那边是什么情况。

躺在床上，听见母亲痛苦哀吟，我感到迷惘，也有些害怕。过了几分钟（也可能是几小时），我透过毯子的缝隙看到了母亲那边，一群妇女在一起，有我的外婆、姑妈、表妹以及一些来帮忙的邻居。我意识到有什么事发生了。

不知何时，母亲的哀吟转为惨叫。“怎么了！”“该不该到她身边陪她？”“妈妈需要我吗？”当时我想着这些，但却吓得动不了。我望了眼斯坦利，他坐在角落，紧紧裹着他的毯子，样子看上去很害怕。于是我走到他身边，环抱着他，“没事的，有我陪着你。”

我俩就这么依偎在一起，望着雾气所模糊的窗户，过了好久，依旧是不言一语。

不知何时，邻居古德曼太太叫喊着给她再拿些热水来。“蕾切尔手脚麻利点，她平日里可最喜欢你这表妹了！”

“还得要多久啊？”蕾切尔急问，“我估计要不了多久了，这是个男孩，他哭喊得可真厉害！小家伙肯定嗓门大。”古德曼太太回道。

我听见外婆说了句“Mazel Tov”（希伯来语），意思是“祈求好运”，接着她又说了句“老天保佑这孩子能顺利在这犹太家庭中诞生”。

夜过半时，我才躺回床上，心里想着母亲所受的痛苦，那深邃的寂静，还有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喊。对生命，对家庭，还有父亲，我都在思考其中意义。

“该睡了，咱们明早就能看到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新兄弟。”我在斯坦利耳边低语道。屋里安静得不同寻常，让我无法入睡，心里感到很是不安。用来遮挡的毛毯给撤走了，但在那边却看不到妈妈的身影，我开始害怕了，父亲母亲，还有我新生的弟弟都去哪了？我冲出了房门，撞见了一位隔壁的太太。“我妈妈在哪里！”我哭着问她，在这世上，我最离不开的就是母亲了。

那位好心的太太安慰着我，说我母亲生完宝宝后身子有些虚弱所以要在医院待一会儿，她向我保证母亲要不了两三天就能回家，还说我是个好孩子，一定能够与家人团聚的。

然后她又跟我解释说宝宝得交由外婆照顾，直到母亲身体好转。“等你从学校回来，你爸爸就会在这里迎接你了。”她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安下了心，高兴地去上学了，全然不觉噩耗将临。

上课时我完全集中不了精力，满脑子想得都是新生的弟弟，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到他的相貌。我猜想也许他长得跟妈妈很像。

突然地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幻想，老师去走廊跟来者交谈了一会儿，回来时脸上带着一种莫名的神色。他走到我桌前，温和地让我收拾下自己的书包。

老师告诉我今天我不必上课了，让我跟邻居回去。那时我以为是家里人要我回去参加庆祝，或是去照看宝宝。一回到家里，我发现屋里的镜子都遮起来了，这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们只有家里谁去世时才这样。六岁大的斯坦利坐在地板中间独自玩耍。一切似乎都正常，但我的心却越发躁动。

这时父亲走到我面前，两眼泪水流到了面颊，“孩子，你妈妈，不在了……”

我们一家人抱成一团大哭起来，以后的日子里，有好几次这样的场面。

父亲牵着我到卧室。她躺在床上，盖着一条被子，双脚朝着门这边，烛光照亮着她的面容，母亲她无比安详，一如沉睡。我的母亲啊……

我在母亲旁边站了片刻，忽的大哭起来，向父亲跑去。父亲他双臂抱着我，安慰着我，直到我哭得没力气了，昏睡过去。

次日母亲遗体入土，那时还没有用棺材的习惯，而是在地上建个木质容器代替，母亲的遗体安置在里面，封了顶，再用泥土掩盖。那一刻，所有人都悲痛不已。

从那一晚到整整一年的日日夜夜，我们都在念“卡迪什”（Kaddish，系犹太教祈祷文），那是为亡者的祷告。

由于母亲已不在，父亲让我帮忙决定三弟的名字，我们俩一番讨论，终于给他起名为雅各。没有母亲的那一年过得很是艰难。外婆带着雅各，而父亲终日在外讨生活。斯坦利和我都十分想念母亲，想念她的温存、她的关怀。好心的邻居们偶尔会给我和斯坦利带来派和蛋糕。但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

某天，弟弟穿好了衣服准备去上学，我来到厨房时，发觉有位陌生女士在给我们做早饭。她向我微微一笑，说：“早安，孟德尔，我是你的新妈妈。”

她这话让我一时哑然。

“你和爸爸结婚了？”

“对的，就在昨晚结的婚。现在咱们可以把雅各从外婆那带回来了，以后我会负责照顾你们兄弟仨。”一想到雅各能和我们团聚，我很是开心。现在看来她是将来照顾我们的人，我立刻跑过去给了她个大大的拥抱。

“你高兴吗？”她问我，我点头回应。忽然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不知是该问问她的名字还是直接叫他妈妈。

这位母亲和我从前那所知所爱的母亲有所不同，我的妈妈长得很美，有一双乌黑明亮、会说话的眼睛，身材娇小苗条。喜欢穿漂亮衣服，爱干净，我很喜欢闻她身上的味道。妈妈是家中的独生女，所以外公外婆很宠她，总是给她买些父亲负担不起的东西。但是爸爸深爱着妈妈，在保证她日常生活的同时还总会有些结余。

我的新妈妈则不同，她身材宽大，脸也很大。不过如今雅各能与我们在一起生活，我想家里的日子一定也会像以往那般快乐。

在开始的几天，父亲都是不安地观察我们对新妈妈的接纳程度。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点，父亲跟我们解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他都是按照犹太教习俗为母亲守丧，而后他说他需要找个人来照顾我们三个。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是真的深爱彼此，但这一安排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斯坦利一开始就接受了新妈妈，甚至直接叫她“妈妈”，而我则是过了几周才适应了这一现实。雅各的在场让我好过了不少。他似乎是个很聪明的宝宝，而作为兄长的我花了很多时间照顾他。在他哭闹时，我会给他奶瓶，摇晃他的摇篮。我愿尽我所能照看他。

回想母亲死后一家人的经历，我如今认为那是一种恩惠。母亲在雅各让人从自己怀里被抱走的痛苦我无法想象，同样的，我也无法想象继母在纳粹恶魔的虐待践踏下所承受的侮辱。

我的继母无法有自己的孩子，我不觉得她完全明白嫁给父亲后所需要付的巨大责任。经过几年之后也证实了要挑起这现成的四口之家，负担实在沉重。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好母亲，待我们都好，我们也渐渐喜爱上了她，尽管更多的是出于对她的感激之情。

这位母亲她把仪表看得很重，只次于信仰。还记得每天早上上学前她都要检查我们的双手耳朵是否干净，头发是否理顺，仪表是否整洁。

在学校的时光，从八点到十二点我在公共学校上课，而两点到四点则是去一家希伯来语学校。斯坦利则在一所教区学校上小学，这是由于他们对每个年级里所收学生人数是有限制的。走着上学带给我很多乐趣。我生来就对一切都有着好奇心，不时地我会完全被好奇心占据，某天周二，那天也是赶集日，我跷了课好去镇上玩玩。

源源不断的波兰和德国务农人带着各自的商品来这里交易，黄油、奶酪还有牲畜等种类繁多。这些人有着独特的黄油和奶酪制作秘方，这让他们声名远扬。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发现他们的语言和犹太语挺像的。我还和那些帮父母摆摊的小孩子们交谈，跟他们中的许多人交了朋友，他们还要去我家里玩。多么热心肠的人民啊！怎么后来就成了我们的死敌了呢？

我们住的楼房有四层楼，在拉多姆那算是高楼了。我们和另外两家人住在顶层，三楼、二楼是公寓，底层是一家饭店和酿酒厂。

共有十一户人家住在这里，与我们悲喜与共，宛如一个大家庭。

楼底的饭店装修精致，经由房主家几代人共同苦心经营，受到当地小康民众的喜爱。店主晚年生了个儿子，名叫伊兹洛克，全家人对他关怀备至。伊兹洛克是他家人的心肝宝贝、开心果，也是我从记事起的挚友。现在想起来，确实有那么些时候我嫉妒他所得到的关注，还有他的那些玩具和新衣。不过他总能逗我开心，我很确定我俩的友谊从未改变。

我和伊兹洛克曾多次一起去寺庙，在周五安息日晚上和各自的家人一起参加晚祷。我们看着蜡烛燃起火光，继母捂住脸静静祷告。我们猜她是为能怀上宝宝而祷告，但无从知晓。

在一个安息日周六的早晨，伊兹洛克和我身穿显眼的水手装、漆皮革鞋还有犹太教堂上的雷贝帽。之所以这么穿是因为家人要我们这样，但我们觉得这模样傻透了。

安息日是让一家人休息的日子，在那天我们也要向上帝祷告。那天继母是不会下厨的，但我至今还是清楚记得那些周六晚上桌上的饭菜有哪些，内容一直没变过——是在附近面包店做的美味肉蔬炖汤，这锅汤从周五晚上到周六白天都是用小火慢熬；母亲在那里为家里人准备了很大一份的量。

吃完饭后，父亲总会问我们学习如何，而我们总是回答“一切都好，爸爸”，从来都没说过“很糟糕，爸爸”。而下午剩余的时间我们就去走亲访友。

父亲对我们三兄弟的将来有很多打算，他希望能让我们尽可能多的接受教育，并精通一技之长。但那些年波兰政府对于犹太人的职业有着限定，像教授、医生、工程师以及科学家等职业的培训是不会对我们开放的。不过还有一种半专业的职位——牙科技工，这就是父亲打算让我从事的工作。他跟我谈到这事时眼睛老是闪烁着光彩。让儿子当一名技师确实是个很实在的愿望。

有时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往往会落空，因为孩子也会有自己的理想与热情。当然我不知道这点是不是也适用在我们家的情况，又有谁能想到将来发生的事呢。

在我还在长身体那段时间，拉多姆是个有约75000人口的城市，其中犹太人占四成，其余六成是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德国人。我们这个城市的人们勤劳肯干，生产各类皮革制品，尤其是鞋子。香烟雪茄也在我们这儿生产，同时枪支军火也产出不菲。

拉多姆也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的城市。时不时地有许多波兰贵族家庭搬迁此处安居。破阵歼敌的战役也铭记于史料之中。美丽的公园、雕塑、博物馆还有宽敞的林荫大道，拉多姆是个好地方，我们为自己的小镇感到自豪。

我早时的记忆中，那些穿着长裙戴着围巾的波兰妇女坐在公园的入口，篮子里装着要卖的鲜花。我时常注意到在严冬的时候，那些妇女的双手总是冻得通红裂口，但她们还是吆喝着“给姑娘买朵花吧”。我很想帮助她们。

在我和弟弟以及其他小伙子一起去公园玩耍的时候，我会在边上看着这些贫苦的妇女，看着她们为了不让家人饿着拼命挣那几个少得可怜的铜板。我意识到这世上有人真的过得贫困潦倒。

父亲有在我们公寓的主厅有着自己的裁缝生意，生意不好不坏，有时还会雇五个伙计来轮班协助他。

到我八九岁的时候，我和斯坦利都开始在放学后打些零工来补贴家用，这让我感觉很好，自己终于能为父亲减轻些负担了。

斯坦利一直都是个有野心的小伙子，他喜欢自己挣点钱去看画展，买些书、糖果，或是给朋友或家人买些礼物。他不是在街角卖百吉饼，就是在火车站给旅客拿行李，给马匹喂水，片刻都不消停。

有一次一个大户觉得让他拿这么重的行李很是过意不去，就奖励了他一大笔钱。他回来时给家人买了百吉饼还有礼物。他就是这么个慷慨善良的小伙。

而我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楼下的饭店。我很喜欢在那里干活，虽然我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厨房里。有时我会去餐厅收拾干净的盘子，清理用过的陶瓷碗，或是换下桌布。那段时间我了解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贵妇们身着华丽晚礼服，是那么的漂亮；烛光的柔和让礼服上的亮片映衬到了墙上；管弦乐队弹奏起优美曲调，还有那鲜花、佳酿、美食的芳香无处不有。

我那时想等自己长大了也要去上好的餐厅，跳舞，行乐。我要努力工作，当个好孩子按时上学，然后由我来照顾父母。

我们家虽不是很充裕，但父亲每晚都会给我们买些大大的巧克力或是鲜美的橘子。放下这些吃的他就去跟朋友待在一起，确保没有吵醒我们。他也的确没吵醒过我们。他知道发育期的男孩需要充足的睡眠，所以他会把包好的糖和水果放到我们枕头边。每当我刚睁开眼就能看见这顿美味。有时候巧克力放久了有些融化了，但我们从没有提起这事。收到吃的后我们会以拥抱和亲吻来感谢父亲对我们的好。这些小礼物会一次一次地提醒我们父亲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世上最好的父亲。

我们那时过着幸福的生活。朋友就在我们身边，凛冬时家里衣食无忧，也有足够的钱买煤炭暖和屋子。家里人身体健康，有着各自的工作，孩子有学上，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帝的信仰。

随着我和斯坦利慢慢长大，兄弟间的纽带也日益牢固。我俩年龄相仿，爱好相近，也参加相同的活动。不过在另一方面来讲，我和他长得差距很大。我有着棕色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橄榄色的皮肤，但斯坦利皮肤白嫩，有着淡褐色的皮肤和一头靓丽的头发。后来的牢狱生活证明这种差别是老天的祝福，因为我俩的差别是如此明显，在那时才让我们捡了条命。

我们所在的区域里住的全是犹太人。这里有些由裁缝、皮毛商、酒贩子经营的小店铺，日常杂货也是在这些地方出售。有不少其他地方的基督徒来到这里拿定制的衣服和鞋子。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我和斯坦利从没有听说或经历这回事。不过我们确实是生活在犹太人区，以在外界的偏见中求得庇护。

几个月过后，我们的处境明显在变化，一股威胁我们安危的暗流悄然涌动。我们听说有波兰人小孩偷偷跟着犹太人老者，拉扯他们的胡子，朝女人和孩子扔石头。满城的商铺和墙壁上被涂上了“犹太猪”字样。这疯狂的举动愈演愈烈，风暴将至。

我不明白为何他们要用“犹太猪”这词骂我们，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

该来的终究要来。那天斯坦利哭着回到了家中，记得父亲起先完全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孩子，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天啊，你不说出来我又怎么能帮助你呢？”

“爸爸这事我没法告诉你，我只知道我再也不能去学校了。”

“马上就说，相信我，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父亲语气坚定。

纵然如此，斯坦利依旧不言一语，父亲觉得该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弟弟他是和基督徒的孩子一起在上学的，到目前为止那所学校还没发生什么能引起差别对待人的宗教、种族或是教义的事件。孩子们都相处无恙。斯坦利也很喜爱自己的老师、同学和学校。直到这天冰冷的现实徒然来临，像剑刃一般刺伤了他的心灵。

“爸爸，bastard（杂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昨天有个男孩休息的时候说我是犹太bastard，我知道这不是个好词，因为其他同学都在嘲笑我。他这话惹火了我，我便在他脸上揍了一拳。我只用几分钟就打趴下了他。我很抱歉爸爸，你会生我的气吗？”

听了这些，父亲两眼湿润了，他的表情悲恐交加。

“咱们校长还给了我一个纸条要我妈妈去学校谈谈我的事情，我不敢把这交给你。”

“孩子，永远也不要害怕自己的父母。你妈妈会陪你去学校的，我们也会一起解决这困境。”

“但是，他们不想看到我在学校！我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感觉了。”

接下来，斯坦利又讲了基督教小孩是如何不时地欺负犹太人的孩子。斯坦利一直都是个有礼貌的好学生，每次他遇到校长时他都会爽朗地说“早安，校长先生”，而校长会微笑着回道“早上好，孩子”，但当校长有次听到有学生叫斯坦利的姓（斯坦伯格）后，他就再也不理睬斯坦利的敬语了。尽管斯坦利依旧会向校长问好，但校长对此无动于衷。从那以后，斯坦利不想再被无视，就开始回避这个高个校长。毫无疑问，他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直到打架事件我们才知晓了谜底。

第二天母亲带着斯坦利去了学校。在和校长面谈时，斯坦利不敢跟母亲提起那个脏词，太难以启齿了。校长则板着个脸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斯坦利请求学校开除了自己。父母决定让他去公共学校，以为那里的情况能有所改观。

但事实上每天他依旧受到各种侮辱，好在我和他能在一起了。自那天起我们的处境每况愈下。我一直想弄明白其他人那带着歧视的残忍和辱骂是为了什么。在困境中，我祈祷着，沉思着，但却想不出答案。因而我去向父亲询问。在父亲正思考着怎么告诉我的时候，我细心留意到了他的神色。他好像不知道是该直接告诉我实情还是尽可能不将这即将毁掉我无辜童年的现实告诉我的好。

父亲他叹了口气，将手放到我的肩膀上，一脸紧张的样子。解释说：“孩子，我觉得是时候让你明白我们民族的处境了。这会让你理解为面对即将来到的灾难我们所需要做的准备。现在有一股反对我们犹太人的浪潮，而且根据最近的新闻来看，噩梦正在德国蔓延。那里有个满心仇恨的家伙大权在握，他宣布了将我们灭族的计划。孟德尔，你知道灭族意味着什么吧。”

听到这话，我点了点头，浑身发凉，双膝打战，胃里一阵翻滚，完全不知所措。“为什么啊！我们做错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想杀掉我们？杀掉妈妈、斯坦利、雅各还有伊兹洛克他们！”

“因为仇恨和嫉妒，孩子。但这是个美好的世界，在那些不明所以的人陷得太深之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当天夜里，我在床上思索着为什么有人想要杀我。我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信仰上帝，祷告也从来没忘记过。

得知自己的家人、朋友可能很快就会被杀死，这成了让我夜不能眠的噩梦。有些夜里，我会哭泣，有时也会愤怒不已。可无论我的心情如何，这噩梦日日夜夜挥之不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大家伙脸上都挂着悲伤和担忧，欢笑仿佛不复存在。世界的萧条和躁动给每个人都刻下了印痕，无论贫富。在拉多姆做生意越来越困难，记得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也是一落千丈。家里钱不够用了，食物也所剩无几，父母告诫我们该省点钱出来。

每天都会有商铺挂起“不再营业”的牌子，父亲也不得不一个个地解雇工人，这让他心痛不已。他的裁缝生意很不景气，因为根本接不到单。那时候人们没钱买或定制衣服，裁缝生意因而很不好做。就连来修补衣服和改尺寸的人都没几个。

每天放学过后，我和斯坦利都会换上旧衣服，让好衣服能多用些时日。家里的饭菜也换成了廉价食物，营养的缺乏让我们晚上不时会饿醒。在安息日也吃不到那炖汤了，我们付不起那钱。虽然我们尽量保持乐观的心态，但这大难临头的感觉已然包围了我们。

要是哪天早上父亲接到了些工作可做，家里便又有了维持生计的希望，晚饭时我们也能有热的饭菜吃了。在那困顿的日子里，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越发虔诚，也越发团结。大萧条的危害不减反增，但我想起继母在家里揭不开锅的晚上会在一两个锅里煮水，为的是以免有邻居路过时，让人知道家里的困难。她倔强地想保住家人的面子。

我打工的那家餐馆生意也不行了，客人损失大半，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对伊兹洛克，我感到很是同情，他曾经有那么多好东西，现在也只能忍痛割爱了。大萧条对谁都是不留情面。

也正是因此，我对人性有了更多的理解。在我们的小镇上，猜忌、嫉妒、懦弱粉墨登场，人人都只想着保住自己的小命。

镇上的犹太人为失业人员提供了救济。他们省吃俭用地去帮助他人，但如果那些人觉得自己领到的救济少了，或者比别人的少，他们会暴动起来。求生欲和绝望感充斥着我同胞们的内心。

作为长子，我的责任就是去排队领分配给我家的汤。我父亲可是好说歹说才让继母同意去领救济的。

对我而言这活也不轻松，因为冬天真的很冷。我领到汤后会做个游戏，那就是在汤没冷掉前尽可能快地跑回家，只是从来都没做到。

不过大萧条那段日子也并非就没有好事。尽管处境不佳，但我们有时还是可以自得其乐。家里人总是聚在一起，分担了各自的负担，还有次愉快的经历是在某个冬天的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玩耍。那些年我也有过几次快乐的时光，尽管十分短暂。

黑暗越发的深沉，很快我也即将成人。那段时期我还算愉快的回忆之一便是和朋友在一起的冬日夜晚。

父亲不知想了什么办法让家里的煤炭供给得到保证，让我们免受寒苦之灾。房子的其他人家就没这么幸运，但我们的家门随时为那些需要温暖的人们开放，不管我们自己的食物有多少，我们还是会和他们一起分享。

那时我们会在炉子边取暖，炉子开了个口，那是为了能烤食物，虽然也只有土豆可吃。妈妈会把土豆扔进碳里，大人们烤东西时我们兄弟会一起唱歌，大人们讲故事时，我们便倾听。

与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日子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

总会有人要父亲讲故事。父亲他会给我们讲他在一战时在波兰军队的经历还有在1920年革命时他是如何的爱国。从父亲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里，我们了解了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对接纳我们的国家和它的人民很是感激。

年轻时的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有段时间他将阿根廷当成自己的家乡。他很爱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像一千零一夜里的传说般精彩。我们了解到他是在拉多姆旅行时邂逅了母亲，回到南美洲后两人依旧保持书信上的往来。有好几次父亲都试图说服母亲到他这儿来，跟他一样在阿根廷落根。

但那时母亲还很年轻，没法离开父母去那么远的国家。不过现在这年头倒是有不少年轻人搬到别的国家，和父母不再相见。父亲最后没了法子就又回到了拉多姆，和母亲成婚生子。谁也没料到父亲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在短短几年后就彻底变样了。

命运确实会捉弄人。当初父亲要是再多劝母亲几句，或许她就会跟父亲去阿根廷生活，而我就会有不同的人生了。但人生没有“如果”。命运如同破碎的拼图，慢慢地终有一天会显露它的全貌。父母教导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应该因肤色和信仰而受到歧视。看一个人应看他的品格而非肤色。父亲他是个好人，一生都遵循此道。

我们家没办法旅行，所以也就很少有机会认识或是遇到其他民族的人。

父亲给我们讲了一位住在南美的黑人的故事，也讲了在他旅游时在船上遇到的乘客，他们在港口朝海里扔硬币。而那个黑人会跳下海去用嘴把硬币捡回来。这些事对我来说太神奇了，我是到11岁以后才第一次见到黑人。

有一天在我们街道的尽头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对着一个踩高跷的男人大笑，我跑到街上和伊兹洛克汇合，他张大了嘴巴看着那黑人踩着高跷避开了他放的罐头，身体高度都达到了二楼的窗户。小雅各也足够大，能自己下楼看发生了什么。当他看到那黑巨人俯视着他时，他居然吓哭了。

记得中国人也来过我们镇上。他们在街边挂起漂亮的地毯贩卖，这些人身穿色彩多样的丝绸。我虽然很想和他们的小孩交流，但那时我太害羞了。

从我记事起就喜爱音乐。在炎热夏天的晚上，镇上的消防队员会举行音乐会，我很珍惜那段回忆。在我记忆里我们镇子没发生过几场火灾，所以那些消防员才有空闲来玩音乐。我们一家人很是享受他们的音乐会。他们总会在去往市政厅的路上沿着我们街道游行，而音乐会就是在市政厅举行。他们的乐器在暮色中闪闪发亮，穿着精心熨烫上浆过的制服。

当这些乐手经过的时候，小孩子们会跟在他们后面，还有一群各种各样的狗儿和孩子们并排着奔跑吠叫着。

我们家在商业区，也是我们的游乐场，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斯坦利和我会好几个小时站在橱窗外看着那些华丽的商品。每天都能在某家店铺发现新的商品，这是我们快乐的源泉，也让我们大开眼界。

在离我们住处不远，也就相隔两条街的距离，有家小型咖啡厅，在那里我们能看到雅士进餐、跳舞。还有从富人区来的妇人们，身边有保镖护着。这个咖啡店是个文人和社会精英的聚集之地。我和斯坦利，还有在我肩上的小雅各会静静地看着这些人愉悦的样子。在窗外我们能欣赏到吉卜赛乐曲，演奏乐曲的也是吉普赛人，他们身着鲜艳服装，戴着很长的耳环。我对小提琴调子记忆犹新。起先曲风低沉悲凉，转而又热情喧嚣。

时至今日每当我听到小提琴乐曲的时候，我都会回忆起那时的美好时光，生活仿佛是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之旅。

暑假的时候，父亲会带着我们去美丽的村庄远足。在那我们会一起吃午饭，然后找个阴凉地野营。有时当地的农民会给我们刚挤下来的温热牛奶喝，那味道我现在还记得。那里的德国和波兰农民是我们的好朋友。

当我渐渐长大，我明白了世间的许多道理。从我四年级老师身上我领会到了他人的不幸和烦恼，我从没忘记过他。那老师长得又高又廋，透过他的衬衣你都可以数清楚他有几根肋骨了。他有着双大耳朵，还带着老厚的眼镜，总是反复强调他的讲评，摇晃着脑袋，耳朵也在跟着前后扑打。他这副稻草人形象没少招来学生的嘲弄取笑，但他是个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好老师，也想将这一信念传递给他的学生。

我们称呼老师的方式是在他们的姓氏后面加上老师这个词，所以我们就叫他“威戈斯基老师”。上学的时候能留在教室打扫卫生在那时也是件荣耀的事。每次轮到我值日的时候我都充满了自豪感。我要抄黑板，清理黑板檫，把脏水倒掉，拖地板。我很享受防尘土特制油和地板上木屑混合出的香味。我会把油往地上洒个两三次。有天我一个人和老师在一起，我便问他：“威戈斯基老师，您为何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呢？是因为学生嘲笑您还是您有病在身？”

正面朝黑板写明天课程安排的老师转过身来看向我，他冲我微微一笑，眼神显得很和蔼。“不是这样的，孟德尔，我没有生病，但我母亲确实是有病在身，这才是我忧心的。”他回答道。

“那您怎么不给她找个医生或者带她去医院呢？”我追问。

他忽然两眼泛着泪光，说：“她已经时日不多了，我送她去过医院，但医院又把她送回来等死，已经是回天乏术了。医生没法治好她。而且她的床位还得留给那些有救治希望的病人。”

我心里涌动着对他满满的同情：“您有妻子陪伴您吗？威戈斯基老师。”

“没有，我没有，孩子。我母亲长时间都状况不佳，我不愿让哪个姑娘和我受这份罪，再说我也一大把年纪了。要是我爸爸还活着，我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他在我幼时就离开了人世，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照顾母亲。”

他似乎很希望和人聊聊，于是我问他。“你家住哪啊？”

“我们住在拉多姆郊区的公寓里。”

这说明他家离学校很远，而且我也没看到他骑马或是骑车，我便问他：“那你是怎么来的呢？”

“我每天清晨走三英里路到学校，放学后又原路返回。”

我想每天这样来回他一定很辛苦，而且等他终于到家的时候，只有奄奄一息的老母亲迎接他。我努力不让自己流眼泪。对他的遭遇很是同情。于是乎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帮助他，让他上课不那么遭罪，要告诉其他同学他的事情，让他们保证以后上课表现得听话些、规矩些，并给老师更多的尊敬。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想着老师的困境，把它和我所享受的生活比较起来，我是多么的幸运，我有父母兄弟，衣食无忧，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玩意儿。那天以后，我不再把这些当成我理所应得的。我对自己的生活充满感激，也感谢上帝对我家的庇护。

我和斯坦利都不是什么模范少年，而父亲又深信“不打不成器”这句老话，所以他时常会惩罚我们，但我记得只有一次是真动手打我们。

小孩子总是会惹些麻烦，即便我已长大懂事，但和我往后的经历相比，那也不过是年少轻狂惹来的小麻烦。

我们会在按响别人家的门铃后马上躲到一边去，观察主人家的反应。那些人出门四处张望的样子总是逗我们发笑，要是他们走下楼梯上下观望就更好笑了。等他们挠着头回屋里，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似的时，我们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我还记得我的好邻居古德曼夫妇。古德曼太太是母亲生雅各时的产婆，在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星期里对我们也很是照顾。他们住在三楼的房间里，我还记得古德曼先生，这个59岁的男人每晚下班回家时的情景。

古德曼先生，每次回家后总会先坐下休息个几分钟，接着他太太就会扯着嗓子吼道：“迈耶你个老鬼！我嫁给你后，你每晚都是这样，你到底不爽些什么！我认识的每个男人都勤于养家，没一个是你这副德行。”

“对对对，老太婆。所有的男人都该去工作，就我所知，我连想死都没有时间。”他回敬道。

等他说完这话，两人就回到卧室，不理对方。古德曼夫妇的女儿莎拉就要搬出去和一个年轻人结婚了。但那小伙没有稳定的工作，所以他们倒是更有可能搬到父母家里住，至少要等到这对年轻夫妻能自己经济独立后才离开他们。毕竟，年轻的小两口在无法维持生计的情况搬去和父母同住也是个惯例了。

只不过他们有个麻烦。他们已经给另外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出过钱了，他们拿不出必要的嫁妆了。他们不得不砸锅卖铁地凑钱给女儿们办婚事，谁让这还是犹太人的传统呢。我希望他们有天能稍稍享受享受下生活，也祝愿古德曼先生日子好过些。此外，我还暗下决心，等我长大结婚后一定只要男孩，不要女儿！

我们家没钱买收音机，但我们的一个邻居有一个。很长段时间里我都是他们家的常客。我很喜欢听匈牙利、罗马尼亚还有祖国波兰的管弦乐曲。那些日子我老是飞快赶完作业，然后整晚沉醉在音乐之中。有时母亲会给我些派还有曲奇，或者几片蛋糕去答谢朋友们给我分享的欢乐。

几年过后我们适应了家里的情况，生意也有了些起色，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钱来买食物和日常所需。

我父亲脸上的愁云也消散了，因为他看开了，自己除了努力工作给家人好的生活外，别的都无能为力。母亲死后，他每周总是至少为母亲祈祷一次。父亲常对我们讲：“要是我出了什么意外，你们三兄弟可要替我为你们妈妈祈祷啊。”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许父亲还能存些钱以防不测。也许父母现在可以再次为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了。

那时生活总是美好的，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总有家人陪在身边。我族的危机仿佛无处不在。现在我不仅担心自己的家人，还对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感到担忧。当纳粹阴影蔓延到镇上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灾难来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