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病，中国病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当口——2007年的9—10月间，我到美国走了一圈。就像有人说，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大的时候，10个经济学家会有11种预测一样，在危机开始的时候，每个去美国的人也都会得出不尽相似的结论。这很正常，因为去美国的每个人接触的人不同，观察的行业或地点不同，再加上每个人的专业背景，甚至风险偏好不同，会得出差距较大的结论。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危机“病因”的分析上达成共识。这无论对研判危机的走势，以实施针对性较强的对策，还是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形成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后发优势，都是有益的。

一、什么是“美国病”

这场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病”，不仅是一场“大病”，而且是典型的“综合征”。从实体经济看，生产、消费等环节都出了问题；从市场体系看，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都出了问题；从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看，其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也都出了问题。更加根本的问题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助纣为虐”，“使得美国在过去25年能够不断扩大经常账户赤字”（索罗斯语），成为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源头。这也是“美国病”殃及全球的源头所在。

“美国病”是“富贵病”。长期的高消费，就是其“富贵病”的一个征候。简单地将美国的高消费归咎于美国人及时行乐的文化，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所谓美国的高消费，就是其消费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高消费是建立在人均占有资源水平较高、长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基础上的。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收入分配差距调控得比较好，也是保证其高消费的一个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使美国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增长，由此，一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效应，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和泡沫。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美国人高消费的消费文化。

“美国病”的另一个征候是“发高烧”。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引发的新经济，使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都热昏了头，进而为所欲为，酿成大祸。美国研究宏观经济的著名学者多恩布什曾在20世纪90年代说，经济周期可能不存在了。如果此话成真，那就意味着经济会持续增长，不会出现衰退，更不会出现危机。美联储和格林斯潘对金融市场不加监管的理由是，金融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它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参与者，通过充分竞争实现资源配置，从而进行自我校正和自我管理。研究金融市场的诺奖得主们也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上升不是泡沫，而是效率的体现。如此看来，美国人在21世纪初叶再次上演了一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闹剧，只是其包装得更加具有欺骗性，最终把他们自己也给骗了。

二、什么是“中国病”

“中国病”的表征，在于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要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改称“经济发展方式”）。它也是“综合征”，其征候就是中国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中国的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和发展制造业，快速成长的生产能力，势必导致大量出口，造成国际贸易的长期不平衡。这是“中国病”的一个症结。与这一产业结构相适应，供应结构的状况是，工业制成品及其生产能力供大于求，有些甚至还很严重；能源、原材料供不应求，靠大量进口补充；服务供不应求，可由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得到部分说明。分配结构在近几年中趋于恶化，初次分配后的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和税收收入，后两者的占比上升，前者的占比下降，消费率之所以下降，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解释。这样的分配结构就决定了支出结构，即消费支出水平不断走低，投资需求占比居高不下。就像现在要刺激内需，仅靠刺激消费需求肯定不行，必须主要靠刺激投资需求，只是希望新的投资项目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而不要再增加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此外，还有投入结构的问题，即比较粗放的投入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以能源结构为例，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天然气消费比例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费的比例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例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病”是“贫困病”。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民的消费水平较低，是“贫困病”最直接、最具体的征候。在经济学看来，消费是收入（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唯有收入较快增长，消费才可能相应增长；唯有消费持续增长，才能表明老百姓福利的提高。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要构建和谐社会，都必须以老百姓福利的提高为基础和目的。然而，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差距不小。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消费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国际平均消费率高位稳定并趋于微升的趋势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仅在1978—1981年有一定幅度上升，即从62.1%上升到67.5%，居民消费率从48.8%升至53.1%；此后长期趋于下降，1997年最终消费率降至58.2%，居民消费率降至46.5%；2003年和2004年最终消费率又进一步降至55.4%和53.6%，同期居民消费率则降至43.3%和41.9%。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却从2000年的77.2%上升到2003年的79.0%。与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消费率65.0%相比，我国目前消费率还低了12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为77.0%，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0%。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消费率的低下和投资率的高企。总体上看，世界各国消费的增长与GDP同步或略高于GDP的增长，平均消费率稳中趋升。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率通常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后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国际的消费率比较，我国的消费率显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明显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因此，积极扩大消费需求，逐步提高消费率，是治疗“中国病”的“良方”。

三、“美国病”和“中国病”的比较及思考

“美国病”的根源，从美国本土来看，是金融监管的缺失，也就是政策和制度设计的缺失，而这一缺失又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那么，“中国病”的根源何在呢？显然，既在于发展阶段，又在于现行体制。发展阶段是一个不可以更改的事实，因此，后发国家要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都必须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个逐渐优化的制度安排，与现实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瓶颈达到某种均衡，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获得追赶效应。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获得这一效应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中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应当说获得了这一效应，但还存在制度安排滞后，即改革滞后的问题，这些滞后构成“中国病”的根源。

“美国病”和“中国病”不仅“病因”不同，而且，“身体”的“底子”也不同。美国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拥有财富都大大高于中国，且其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高科技、人力资本、行业标准和品牌等的“溢出”，因此，两国的“抗病”能力是有差异的。现在中国经济的确有较大的成长性和调整空间，在发生危机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虽然当前大国间格局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中国的强大还需要时间。因此，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和美国的“底子”不同还表现在，美国处于产业的高端、市场的高端，其“病灶”主要在虚拟经济，而中国处于产业的低端、市场的低端，其“病灶”主要在实体经济。这就决定了各自要用不同的“药方”来“治病”。美国要加强对虚拟经济即金融市场的监管，譬如，金融机构要将资本充足率的底线与其承担的资产风险挂钩，并对债务杠杆率设置上限。中国则要从全面深化改革入手，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解决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服务业、农业“短板”问题。

区分中国和美国的这些不同，还告诉我们，尽管市场制度会发生失灵，就像这场金融危机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政府干预不可能替代市场制度。而且，从酿成这场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政策失灵才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真正元凶。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在这场金融危机的背后，有着人类目前对金融发展不能认知的问题。而对中国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发育不足，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制度，然后才是市场失灵的监管问题。这里的“然后”，不是具体时间的先后，而是问题的逻辑顺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监管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唯一“药方”，更不是最好的“药方”；政府监管与政府失灵相伴而生，因此，对于转型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更加坚定地推进市场化，审慎地选择监管和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者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常态时，此话无大错。在非常时期，这种互补就成为互斥了。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对非均衡条件下的全球化，要有更加完备的前瞻性制度设计，新兴经济国家对此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由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一定要随着这场危机的结束而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病”和“中国病”是全球经济长期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因此，如果全球化的机制对这一不均衡熟视无睹，那么，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原载于《国际市场》，2010年第6期）